广州新亚酒店开设于1927年,是以美国华侨集资为主的企业。酒店建筑宏伟,地处闹市,交通方便,是20年代广州较具规模的一间酒店。
1951年我开始在该酒店任副经理,直到1964年退休,在职共十三年。我在新亚主要负责旅业部的行政和西餐部、点心部的管理工作。在广州新亚任职之前,即1947年至1950年,我曾在上海新亚任司库。由于任职是抗战胜利以后,所以我对新亚的筹备经过,是不大清楚的,只因先父冼锡鸿是该店的发起人,又是赞助人,我从先父口述和先父朋友的交谈中,略知一些该店的情况,现分述如下。我今年已八十六周岁,年事已高,很多事情免不了遗忘,不足或错漏之处,希知情者补充更正。
筹备经过
新亚酒店是20年代初期南华置业公司投资三十多万元兴建的大楼,当时叫“南华一楼”。兴建时按照“写字楼”的需要设计,打算出租给商店行号、律师、医生做办公室地点。将建成时,南华置业公司董事会召集主要股东研究新建楼宇的使用问题,部分股东坚持按原计划出租,但很难找到一个大企业单独租用,如果分租则手续麻烦;部分股东认为当时广州经济比较繁荣,国内外客商来往频繁,而广州大中型酒店较缺,兼营中、西餐业务的酒店则更少,因而建议将楼宇开设酒店。到会的大部分赞成这个建议,决定将楼宇办酒店。决定后,南华置业公司的一位董事张新基先生提出,聘请亚洲酒店(原属西堤大新公司现为南方大厦)饮食部长钟标作为主管,以高薪及许以主管人事、业务大权当经理为聘任的条件。经钟标同意后,立即成立了新亚酒店的筹备组,推选十余人为新亚酒店征股发起人,向国内外相熟的人发出征股书。其中发起人有冯达纯(南华置业公司经理)、冯强(冯强橡胶厂经理、新加坡华侨)、冼锡鸿(培正学校司库、美国纽约归侨,除发起人外并授予赞助人名义)、张新基(南华置业公司董事)、梁基(新西兰归侨)、叶培初、邝乐生、谭希天、赵再华、陈景柱、张春荣、黄培、莫福、钟振川等等都是美国纽约市和费城市的归侨。新亚当时的开办费三十多万元(白银),美国华侨的投资额约占70%以上(单纯美国纽约、费城两地华侨,包括归侨在内占该店总投资额一半以上)。规定每股为二十元(白银),认股数目一股起,多者不限。采取保本、保息、盈利分红的办法,利息比银行略高。每年按规定发股息,剩余利润除留部分做扩大营业外,由董事会研究按股分红。内部主要人员的安排,先父冼锡鸿,是广东省鹤山县人,早年往美谋生,曾组织一间自办、自传的基督教“赖神教会”。回国后在广州东山“神学院”进修,再往纽约任牧师。回国受聘于培正中学担任学监和司库等职务。由于他在华侨中有声望,并且是新亚的发起人和赞助人,所以被选为筹备开业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位发起人,又是主要股东的冯达纯为总监督,钟标为总经理,黎成才为常务董事,贺摩杰为秘书,保贵昌、钟力行、钟祥为襄理,陈勉峰为司库。至于各部的部长、楼面负责等要职,均由跟随钟标来的原亚洲酒店及来自其他酒店,对酒菜及旅业有丰富经验的人分别担任。
在人力、财力、物力具备的条件下,广州新亚酒店于1927年隆重开幕了。门前招牌“新亚酒店”四个大字,是请当时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写的。
酒店设置
全楼的布局:全楼共八层,地下划分为大小四部分,一小部分为两座升降机上落位置,南面为南华银行办公地点,中间为出入口道及酒店服务台和会客室,其余部分为西餐厅,阁仔则为正副经理、秘书、司库及常务董事办公室。二楼到七楼为旅客住房。每层楼大约有二十二个房间,双房二十间,单房一至三间。每层楼设有服务台,并设有总服务台联系的电话分机。房内设备:双房设两张双人床,可住四人,床头柜两个、大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写字台一张、靠背椅四张,部分双房还设有室内卫生间。单房设双人床一张、床头柜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张、靠背椅二张。七楼靠东南面为套间,套间设有卫生间、浴缸、小会客室,其余设备大致与双人房类同。每层楼的阅览室都设有各项书报和圣经。八楼设有礼堂和中餐部。礼堂主要租给人们结婚在筵席前行礼使用,设有讲台和钢琴各一座和扬声设备一套。
早上茶市:有各式美点、咸甜点心,还设有星期美点,逢星期天增加几种点心。长期设有大受群众欢迎的及第粥(该粥又称为该店招牌粥),价格每碗一元(白银),用真材实料炮制,粥底用瑶柱和大地鱼来煲,生滚瘦肉、上什,每碗一只鲜鸡蛋、鲜虾仁,面上筛些虾子。很多食客都是慕名前往品尝。点心部聘请粤中著名的点心师高林、梁灼等主持。点心有蛋挞、萨其玛、蜂巢芋角、玻璃虾饺、灌汤包、鲜果布甸、黑多、粉果及各式肠粉等等。中菜部聘请潘耀、潘牛等几位名厨师。著名的菜式:有名贵的大裙翅、清燉海狗鱼、清燉乳鸽、红炆海参、红烧鲍脯、玉种蓝田(用大田鸡腿走油,每只田鸡腿插上青绿的菜远)、脆皮鸡、红炉脆皮乳猪、五味脆皮挂炉鸭、油泡虾仁、煎虾碌、炒腰花、浇油牛肉等等。西餐部聘请陈仁、陆水等名厨师。西菜有著名的什扒(即猪扒、牛扒、羊扒、鸡扒四种会合为一拼盘),还有童子鸡、红烧乳鸽、葡国鸡、松子鸡、烟仓鱼等等。为了适应顾客的需要,有一段时间将地下西餐部及阁仔同时兼营菜市及中餐,顾客称便。
经营管理
由于新亚酒店的股东和经理人员多是华侨,了解国外旅店情况,本身又不少是信奉基督教的,酒店经营的顾客对象又以国外旅客和归侨为主,所以在经营管理上标榜“宁静、舒适、安全”,还处处加上基督教的色彩,这是新亚酒店经营管理上的很大特色。
解放前国内大部分酒店,包括中小型旅馆、客栈都被作为藏垢纳污、窝娼聚赌的场所,但新亚却在全市旅业中首创“三不”制度:①不得在店内赌博(包括打麻雀牌);②不得吸鸦片烟(包括玛咖、白面、红丸等);③不得宿娼。在这方面对店员要求也非常严格,规定如有店员为住客介绍娼妓的,一经告发,查对属实立即开除。为使住客能知道店的规定,在楼下的总服务台、各层楼的服务台、图书馆和每个房间都用玻璃镜架写上“三不”制度。这些管理措施是符合宁静、安全、舒适的要求的。
为了适应基督教顾客的需要,每星期天在八楼万象厅请牧师讲一小时的圣经,逢星期三晚上组织研究圣经班,下班职工也可自由参加。同时规定一切看相算命等人严禁入店,以本其对基督教的信念。
新亚对卫生很重视,床上铺上垫布,另有一张垫布在毡下或被下的隔层用,凡住客连续住上三天的,所有垫布、隔布、枕布全部更换一次,住客住宿一天退房的,也全部更换。室外卫生工作也很注意,例如公共浴室、公共厕所、规定每天清洁三次,厕所清洁后在尿兜等处放臭丸等消毒用品,公共厕所三天喷射一些香料。
为了提高职工业务水平,加强服务质量,规定每星期两天在交接班前有一小时业务学习的时间,由每层楼的部长讲业务课,有时由经理钟标亲自主讲。
为了方便旅客,每天派大型客车到港澳船或外洋码头接客。随车派出的服务员穿统一的制服,头戴水手帽,帽和上衣都印有新亚酒店的字号,旅客入宿新亚,可以在船上把行李交给服务员,为了避免行李错乱,服务员在旅客的行李贴上有旅客姓名的标签,并发给收据。
新亚对服务员的要求:客人进店,服务员先带客人看房,满意后,代办登记,斟茶奉客,将房门一条钥匙交给住客。住客外出,即整理床上被褥,住客的衣服应挂起的代挂上衣架,应折的代为折妥。住客有皮鞋留在房内也代为擦净。住客回来主动代开房门,斟茶敬客。客人有亲友来访,妥为招待,有留字的,为之代转。住客要买车、船、飞机票的,服务员固然为之代办,甚至要买香烟或生果的琐事,服务员也一一代办。住客退房时,服务员必代拿行李送上升降机,行李多的还送到大门口,住客乘坐汽车,也代开、掩车门,凡与旅客分手时,说声再会,祝旅途平安,下次再来。这样的服务态度,当时很受旅客的欢迎。
职员的工资:①采用定级的工资制度。除了几位在职的大股东和几位高级职员的工资另外计,职工的工资都按工作能力、服务态度、对企业贡献大小而定级,服务态度主要参考顾客的意见。这就与同行中以亲定级的有所区别。②以水涨船高的方式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在确定底薪的基础上,定出每月的营业底额。如当月营业额超过底额,就将多出部分提取11%作为浮动工资分配。③下栏的分配(指香槟、芥酱、菜脚、潲水、客人打赏等的分配)。新亚采取最低半份,最高是二份半的分配方法,比之同行高低距离短很多。
房租和租房情况:新亚普通单房的租金最低的每天为二元八角,高贵的房间看设备而定。当时七楼701的套间,设有两厅、两房、两浴室、一个花园厅,每天房租为二十五港元,该房套间经常为往来沪港路经广州之外商所租用。以新亚良好的服务态度和设备,在当时说,价格是合理的,房间经常客满,每天要求加临时散铺的人也不少。
粤、港、沪三间新亚的情况
自“九一八”事件后,国内政局动荡,部门股东建议在香港设立新亚总店,以防广州不稳,可将资金调到香港。经董事会同意由广州新亚拨款在香港德辅道(永安公司对面)设立新亚总店,以新亚酒店总店名义在香港注册。香港总店面积比广州新亚少一半,共五层楼,房间六十余间,人员部分由广州调去,一切管理制度参照广州新亚。开业后营业情况很好。
上海新亚是1931年由广州新亚拨款一百万元(该款大部分是广州新亚、香港新亚盈利的积累,加上部分新增股)在上海北四川路(与天潼路交界点上海总邮局后面)租地自建的,合同为三十年,以建筑费抵租金,三十年期满后建筑物归业主所有,新亚有优先租赁权。这间分店1931年筹建,1933年建成隆重开幕。面积比广州新亚大一倍以上,有大小客房三百余间,全部房间,包括浴室均装暖气。由于设备先进,房租比广州新亚贵。普通房每天五元,最高级房间比广州新亚贵一倍。如上海新亚有一组合套间,设有两房、两浴室、两卫生间、一会客室,还有空调设备,为旅业行中之始创冷气空调客房,每天房租五十元,比广州新亚最高级的房间贵一倍。
粤、港、沪三处新亚酒店的负责人均固定以冯达纯为总监督,钟标为总经理。每年在香港总店开一次股东大会,粤、港、沪总分店,均派代表赴会,分别报告各店业务,同时公开改选来年的董事长和规定人数的董事(均可连任)。三间新亚都独立核算,股票统一计算。三间新亚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扩大会议,讨论盈利分配问题。每年盈利,原则上留取若干作扩大经营,然后按规定发放股息和提取若干作当年的分红。
广州新亚酒店经理钟标已担任总经理,其经理一职由何秉伦担任,何是总监督冯达纯的女婿(苏州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南京政府立法院委员),他对当日敌侵华消息比较灵通,在广州沦陷前半个月就停止餐室开放,旅业部又逐层收缩,并将家私、台凳、床上用品、餐厨等用具装箱在沙面储仓后,在沦陷前夕与副经理刘辉、钟祥等一齐离穗。
后期的广州新亚
广州沦陷后,新亚酒店被占为日军的招待所。日本投降后,筹备复业,但因原业的主要创办人钟标已在上海开设了荣华、富华和康乐三大酒家,大部分人员也因几年抗战星散各地,所以直到1946年才由部分原新亚人员主持恢复了营业。当时不少华侨战后回市探亲,或回国投资搞实业,新亚的营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广州解放后,新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业务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82年国家投资巨款对该店进行整改,更新了设备,面貌焕然一新。1983年该店与香港豪华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加建到十楼,全部房间有彩色电视机、电话,安装了空调设备,各层楼空间都悬挂着各式富丽堂皇的水晶灯,地面铺上各款花式的地毯。经过改建,这间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新亚酒店,就以崭新的面貌为广州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客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36辑)
1951年我开始在该酒店任副经理,直到1964年退休,在职共十三年。我在新亚主要负责旅业部的行政和西餐部、点心部的管理工作。在广州新亚任职之前,即1947年至1950年,我曾在上海新亚任司库。由于任职是抗战胜利以后,所以我对新亚的筹备经过,是不大清楚的,只因先父冼锡鸿是该店的发起人,又是赞助人,我从先父口述和先父朋友的交谈中,略知一些该店的情况,现分述如下。我今年已八十六周岁,年事已高,很多事情免不了遗忘,不足或错漏之处,希知情者补充更正。
筹备经过
新亚酒店是20年代初期南华置业公司投资三十多万元兴建的大楼,当时叫“南华一楼”。兴建时按照“写字楼”的需要设计,打算出租给商店行号、律师、医生做办公室地点。将建成时,南华置业公司董事会召集主要股东研究新建楼宇的使用问题,部分股东坚持按原计划出租,但很难找到一个大企业单独租用,如果分租则手续麻烦;部分股东认为当时广州经济比较繁荣,国内外客商来往频繁,而广州大中型酒店较缺,兼营中、西餐业务的酒店则更少,因而建议将楼宇开设酒店。到会的大部分赞成这个建议,决定将楼宇办酒店。决定后,南华置业公司的一位董事张新基先生提出,聘请亚洲酒店(原属西堤大新公司现为南方大厦)饮食部长钟标作为主管,以高薪及许以主管人事、业务大权当经理为聘任的条件。经钟标同意后,立即成立了新亚酒店的筹备组,推选十余人为新亚酒店征股发起人,向国内外相熟的人发出征股书。其中发起人有冯达纯(南华置业公司经理)、冯强(冯强橡胶厂经理、新加坡华侨)、冼锡鸿(培正学校司库、美国纽约归侨,除发起人外并授予赞助人名义)、张新基(南华置业公司董事)、梁基(新西兰归侨)、叶培初、邝乐生、谭希天、赵再华、陈景柱、张春荣、黄培、莫福、钟振川等等都是美国纽约市和费城市的归侨。新亚当时的开办费三十多万元(白银),美国华侨的投资额约占70%以上(单纯美国纽约、费城两地华侨,包括归侨在内占该店总投资额一半以上)。规定每股为二十元(白银),认股数目一股起,多者不限。采取保本、保息、盈利分红的办法,利息比银行略高。每年按规定发股息,剩余利润除留部分做扩大营业外,由董事会研究按股分红。内部主要人员的安排,先父冼锡鸿,是广东省鹤山县人,早年往美谋生,曾组织一间自办、自传的基督教“赖神教会”。回国后在广州东山“神学院”进修,再往纽约任牧师。回国受聘于培正中学担任学监和司库等职务。由于他在华侨中有声望,并且是新亚的发起人和赞助人,所以被选为筹备开业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位发起人,又是主要股东的冯达纯为总监督,钟标为总经理,黎成才为常务董事,贺摩杰为秘书,保贵昌、钟力行、钟祥为襄理,陈勉峰为司库。至于各部的部长、楼面负责等要职,均由跟随钟标来的原亚洲酒店及来自其他酒店,对酒菜及旅业有丰富经验的人分别担任。
在人力、财力、物力具备的条件下,广州新亚酒店于1927年隆重开幕了。门前招牌“新亚酒店”四个大字,是请当时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写的。
酒店设置
全楼的布局:全楼共八层,地下划分为大小四部分,一小部分为两座升降机上落位置,南面为南华银行办公地点,中间为出入口道及酒店服务台和会客室,其余部分为西餐厅,阁仔则为正副经理、秘书、司库及常务董事办公室。二楼到七楼为旅客住房。每层楼大约有二十二个房间,双房二十间,单房一至三间。每层楼设有服务台,并设有总服务台联系的电话分机。房内设备:双房设两张双人床,可住四人,床头柜两个、大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写字台一张、靠背椅四张,部分双房还设有室内卫生间。单房设双人床一张、床头柜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张、靠背椅二张。七楼靠东南面为套间,套间设有卫生间、浴缸、小会客室,其余设备大致与双人房类同。每层楼的阅览室都设有各项书报和圣经。八楼设有礼堂和中餐部。礼堂主要租给人们结婚在筵席前行礼使用,设有讲台和钢琴各一座和扬声设备一套。
早上茶市:有各式美点、咸甜点心,还设有星期美点,逢星期天增加几种点心。长期设有大受群众欢迎的及第粥(该粥又称为该店招牌粥),价格每碗一元(白银),用真材实料炮制,粥底用瑶柱和大地鱼来煲,生滚瘦肉、上什,每碗一只鲜鸡蛋、鲜虾仁,面上筛些虾子。很多食客都是慕名前往品尝。点心部聘请粤中著名的点心师高林、梁灼等主持。点心有蛋挞、萨其玛、蜂巢芋角、玻璃虾饺、灌汤包、鲜果布甸、黑多、粉果及各式肠粉等等。中菜部聘请潘耀、潘牛等几位名厨师。著名的菜式:有名贵的大裙翅、清燉海狗鱼、清燉乳鸽、红炆海参、红烧鲍脯、玉种蓝田(用大田鸡腿走油,每只田鸡腿插上青绿的菜远)、脆皮鸡、红炉脆皮乳猪、五味脆皮挂炉鸭、油泡虾仁、煎虾碌、炒腰花、浇油牛肉等等。西餐部聘请陈仁、陆水等名厨师。西菜有著名的什扒(即猪扒、牛扒、羊扒、鸡扒四种会合为一拼盘),还有童子鸡、红烧乳鸽、葡国鸡、松子鸡、烟仓鱼等等。为了适应顾客的需要,有一段时间将地下西餐部及阁仔同时兼营菜市及中餐,顾客称便。
经营管理
由于新亚酒店的股东和经理人员多是华侨,了解国外旅店情况,本身又不少是信奉基督教的,酒店经营的顾客对象又以国外旅客和归侨为主,所以在经营管理上标榜“宁静、舒适、安全”,还处处加上基督教的色彩,这是新亚酒店经营管理上的很大特色。
解放前国内大部分酒店,包括中小型旅馆、客栈都被作为藏垢纳污、窝娼聚赌的场所,但新亚却在全市旅业中首创“三不”制度:①不得在店内赌博(包括打麻雀牌);②不得吸鸦片烟(包括玛咖、白面、红丸等);③不得宿娼。在这方面对店员要求也非常严格,规定如有店员为住客介绍娼妓的,一经告发,查对属实立即开除。为使住客能知道店的规定,在楼下的总服务台、各层楼的服务台、图书馆和每个房间都用玻璃镜架写上“三不”制度。这些管理措施是符合宁静、安全、舒适的要求的。
为了适应基督教顾客的需要,每星期天在八楼万象厅请牧师讲一小时的圣经,逢星期三晚上组织研究圣经班,下班职工也可自由参加。同时规定一切看相算命等人严禁入店,以本其对基督教的信念。
新亚对卫生很重视,床上铺上垫布,另有一张垫布在毡下或被下的隔层用,凡住客连续住上三天的,所有垫布、隔布、枕布全部更换一次,住客住宿一天退房的,也全部更换。室外卫生工作也很注意,例如公共浴室、公共厕所、规定每天清洁三次,厕所清洁后在尿兜等处放臭丸等消毒用品,公共厕所三天喷射一些香料。
为了提高职工业务水平,加强服务质量,规定每星期两天在交接班前有一小时业务学习的时间,由每层楼的部长讲业务课,有时由经理钟标亲自主讲。
为了方便旅客,每天派大型客车到港澳船或外洋码头接客。随车派出的服务员穿统一的制服,头戴水手帽,帽和上衣都印有新亚酒店的字号,旅客入宿新亚,可以在船上把行李交给服务员,为了避免行李错乱,服务员在旅客的行李贴上有旅客姓名的标签,并发给收据。
新亚对服务员的要求:客人进店,服务员先带客人看房,满意后,代办登记,斟茶奉客,将房门一条钥匙交给住客。住客外出,即整理床上被褥,住客的衣服应挂起的代挂上衣架,应折的代为折妥。住客有皮鞋留在房内也代为擦净。住客回来主动代开房门,斟茶敬客。客人有亲友来访,妥为招待,有留字的,为之代转。住客要买车、船、飞机票的,服务员固然为之代办,甚至要买香烟或生果的琐事,服务员也一一代办。住客退房时,服务员必代拿行李送上升降机,行李多的还送到大门口,住客乘坐汽车,也代开、掩车门,凡与旅客分手时,说声再会,祝旅途平安,下次再来。这样的服务态度,当时很受旅客的欢迎。
职员的工资:①采用定级的工资制度。除了几位在职的大股东和几位高级职员的工资另外计,职工的工资都按工作能力、服务态度、对企业贡献大小而定级,服务态度主要参考顾客的意见。这就与同行中以亲定级的有所区别。②以水涨船高的方式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在确定底薪的基础上,定出每月的营业底额。如当月营业额超过底额,就将多出部分提取11%作为浮动工资分配。③下栏的分配(指香槟、芥酱、菜脚、潲水、客人打赏等的分配)。新亚采取最低半份,最高是二份半的分配方法,比之同行高低距离短很多。
房租和租房情况:新亚普通单房的租金最低的每天为二元八角,高贵的房间看设备而定。当时七楼701的套间,设有两厅、两房、两浴室、一个花园厅,每天房租为二十五港元,该房套间经常为往来沪港路经广州之外商所租用。以新亚良好的服务态度和设备,在当时说,价格是合理的,房间经常客满,每天要求加临时散铺的人也不少。
粤、港、沪三间新亚的情况
自“九一八”事件后,国内政局动荡,部门股东建议在香港设立新亚总店,以防广州不稳,可将资金调到香港。经董事会同意由广州新亚拨款在香港德辅道(永安公司对面)设立新亚总店,以新亚酒店总店名义在香港注册。香港总店面积比广州新亚少一半,共五层楼,房间六十余间,人员部分由广州调去,一切管理制度参照广州新亚。开业后营业情况很好。
上海新亚是1931年由广州新亚拨款一百万元(该款大部分是广州新亚、香港新亚盈利的积累,加上部分新增股)在上海北四川路(与天潼路交界点上海总邮局后面)租地自建的,合同为三十年,以建筑费抵租金,三十年期满后建筑物归业主所有,新亚有优先租赁权。这间分店1931年筹建,1933年建成隆重开幕。面积比广州新亚大一倍以上,有大小客房三百余间,全部房间,包括浴室均装暖气。由于设备先进,房租比广州新亚贵。普通房每天五元,最高级房间比广州新亚贵一倍。如上海新亚有一组合套间,设有两房、两浴室、两卫生间、一会客室,还有空调设备,为旅业行中之始创冷气空调客房,每天房租五十元,比广州新亚最高级的房间贵一倍。
粤、港、沪三处新亚酒店的负责人均固定以冯达纯为总监督,钟标为总经理。每年在香港总店开一次股东大会,粤、港、沪总分店,均派代表赴会,分别报告各店业务,同时公开改选来年的董事长和规定人数的董事(均可连任)。三间新亚都独立核算,股票统一计算。三间新亚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扩大会议,讨论盈利分配问题。每年盈利,原则上留取若干作扩大经营,然后按规定发放股息和提取若干作当年的分红。
广州新亚酒店经理钟标已担任总经理,其经理一职由何秉伦担任,何是总监督冯达纯的女婿(苏州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南京政府立法院委员),他对当日敌侵华消息比较灵通,在广州沦陷前半个月就停止餐室开放,旅业部又逐层收缩,并将家私、台凳、床上用品、餐厨等用具装箱在沙面储仓后,在沦陷前夕与副经理刘辉、钟祥等一齐离穗。
后期的广州新亚
广州沦陷后,新亚酒店被占为日军的招待所。日本投降后,筹备复业,但因原业的主要创办人钟标已在上海开设了荣华、富华和康乐三大酒家,大部分人员也因几年抗战星散各地,所以直到1946年才由部分原新亚人员主持恢复了营业。当时不少华侨战后回市探亲,或回国投资搞实业,新亚的营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广州解放后,新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业务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82年国家投资巨款对该店进行整改,更新了设备,面貌焕然一新。1983年该店与香港豪华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加建到十楼,全部房间有彩色电视机、电话,安装了空调设备,各层楼空间都悬挂着各式富丽堂皇的水晶灯,地面铺上各款花式的地毯。经过改建,这间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新亚酒店,就以崭新的面貌为广州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客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36辑)
文献资料来源:2008年12月   摘自《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3卷》
作者:冼子龙口述;谢辉鸿整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编
索取号:K296.5/144/3-2
本馆校对: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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