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馆有着百年的历史，是广州有名的西餐馆。它先设店于广州南门外太平沙，故以太平沙地名而命名为“太平馆”。创办人叫徐老高，是广州市郊西村人。
徐老高出生在鸦片战争时代，年幼时，广州市沙面内外洋行林立。清咸丰年间，徐在沙面其昌洋行做厨杂，学会做几味拿手西菜而当了厨工，洋行的外国人讲究食用，稍不合其味便有意见。故此，洋行买办对徐时有责备。徐性戆直，久之，便与买办发生冲突，因而离开洋行做小贩，自煎牛扒肩挑随街叫卖。来光顾者，初时多是普通市民。因他的牛扒便宜，一二毫白银便可吃到。又因他所制的牛扒，选料极精，烹调得法，确实十分可口，医生、学者以至清朝一些官吏，都争相购买，便很快由肩挑小贩为固定摊档了。
徐老高的煎牛扒档，生意日见兴隆。原先，他每天早上在附近的市集买三几斤牛肉及配料便可开档营业，逐渐则需早、午、晚三市都要到集市购买原料才能适应供不应求的情况。人手不够，他叫了自己兄弟帮手，还雇请了一些临时工。后来，有些知识界和军政界的顾客向徐提议，着徐在适宜的地方找个铺位，开铺经营。徐就在更楼（现今北京南路太平沙肉菜市场附近）之下设了个固定档口。以太平沙的地名定个招牌，成为最早的太平馆。
太平馆生意兴旺。到清末，徐氏兄弟已经丁财两旺。民国成立之后，太平馆不仅煎牛扒、猪扒上市，而且首创烧乳鸽以及精制葡国鸡而名闻南粤了。随着广州拆城筑路，广州市工商业和交通各业均有进展，太平馆亦由平房改为混凝土石屎柱三层木楼的西餐馆了。徐又购置了楼房多座，给家眷居住和出租。太平馆雇用职工多人，家中蓄有奴婢。徐老高兄弟的社会地位已成为资本家了。
徐老高兄弟死后，各房分了家。有些分了屋业，有些分了浮财，徐老高的后人则获得了太平馆经营的权利。当时协议：今后太平馆的店号名字由接管的一房人专利，别房如有重新经营者，均不得沿用太平馆的名字。并且，还得到市政府主管局准予注册。
徐老高有两个儿子，徐焕及徐枝泉，自小随父经营太平馆，他们承继父业后，由于经营得宜，业务蒸蒸日上，资本积累激增，生意扩展；而分得产业的另一房，因不事经营，“坐食山空”，不到几年，已将房产卖掉过半，他们逐渐感到这样下去，终非善策，从此，盘算着太平馆的生意了。他们深知，太平馆这个老字号，经营了几十年后才闻名的，因为分家协议，不能用这招牌了。但不用这一老招牌，则难于立即招徕顾客。如果沿用旧招牌，又怕为专利者所反对，会陷于违约作为被告的地位。考虑了很久以后，卒以重金求某律师事务所出主意，该律师便做了挂“太平新馆”的主张，他们便在现今财厅前儿童公园横门之旁的一座楼房，挂起太平新馆这一招牌，开张营业。司理由这一房人的后代徐宝泉担任。当时，徐焕及徐枝泉均曾加以反对，也请律师对辩。但因徐宝泉的招牌中多了一个“新”字，尽管官司打了，实在亦奈何对方徐宝泉不得。从此，广州市就出现了第二家太平馆了，并有“老馆”、“新馆”之分。
20年代初，城中马路开拓不久，称为“城里”的财厅前的地段日见兴旺。这里的楼房已逐渐建立，太平馆的西餐生意亦做得不错。但徐宝泉是商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商团叛乱活动。在孙中山先生回师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徐宝泉逃走了。他开的太平新馆，不久也告倒闭，后来又在澳门开设了另一家太平馆，也因业务不振，不久歇业。
现今位于北京路财厅前的太平馆，其前身为国民餐店，开设在20年代初期，比“太平新馆”略早，是本市近郊人潘全筹办的。这家国民店是由许多人合股而成，各人投资白银一二百元不等，也有多至三几百元的，都在店中任事。开办之初，各人还能通力合作，加上雇了一些得力的工人，经营亦是可观的。现今已七十四岁、从事西餐工作及烹饪研究五十七年的老工人郭良，就是在该店“出身”的。他祖籍新会县河塘乡人，世居广州，入店工作是靠店主、他的长辈表亲潘全的关系。据知，店里的生意在获得发展之后，股东之间却出现了分歧。有人着意经营，力图使企业不断向前发展；也有人认为反正大家“共和”的，无心料理业务；还有人是只管坐享其成，不理店里工作，终日游手放荡。潘全与其他一些股东，感到这样不行，左思右想，决定“拆股”，在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后，便向外发出了“顶让”启事，为徐焕、徐枝泉以港币六千元的代价将其铺面及家具顶了过来。时为1926年底。经过一番装饰，便挂上“老太平馆支店”的招牌，旁加“老太平馆在太平沙”的字样，开张营业。从此，永汉南太平沙与永汉北财厅前这两家太平馆在同一主人经营之下，南北呼应，控制了永汉路一带的西餐经营，也双双成为全市西餐行业的出色店号。
这两家太平馆除装饰店面，增加新的设备如宫灯、壁板、梳化椅、地毯以及各种型号的餐台之外，其菜谱也是不断创新的改进。烧乳鸽的鸽子选择良种、出生四十天左右的才购买，购进以后又派专人、专笼给绿豆饲料进行糟养。鸽子的进食习惯很娇，它在肚饿时才啄食几粒，为了实现糟养的预期效果，就派专人用嘴含豆于唇边逐粒向鸽诱食，使糟养的乳鸽十分肥嫩。加上由跟随徐老高多年的西餐名厨张炎、王澄专职烹饪，常使食客赞不绝口。当时，太平馆的烧乳鸽售价一元，葡国鸡售价五元，焗蟹盖六毫，牛尾汤四毫（均白银计）。每人“四味”皆齐，共为七元左右。而普通市民每月伙食是四五元之间，一餐之费，抵一个半月的伙食。只有官商贵人才能常临。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售价中所含的利润之巨，是可以想见的。
来太平馆的顾客，主要是军政界人士，其次是银业界、医务界、知识界的名流以及有钱家庭的青年男女。此外，是一些外国朋友。在军政界人士中，中高级官员更常光顾。张发奎、李济棠、李汉魂、陈策、汪精卫、林森、蒋介石以及他们的部分亲属，很多人都是永汉北那家太平馆的常客，黄埔军校师生员工以其外国水兵多到永汉南这一家，因它面临珠江，乘船来回方便。
太平馆的经营除铺面生意外，还有几种外卖的形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仪式在东较场举行，与会者每人一份菜点，一包几件，共一万份左右，制作和包装都是由太平沙的太平馆承接的。这叫做美点定制。
1929年1月15日，中山纪念堂落成，举行宴会，定席份数约一千二百多人。它也是太平馆的生意，这种外卖，称为上门到会。
1928年至1935年间，陈济棠公馆设宴最多。陈济棠在平时，自到太平馆是常事，间中有同他的夫人莫秀英同往。陈的儿子也是常来的座上客，经常与一些官宦之家的公子一同到馆进食。陈家经常约太平馆在他们的公馆设宴，有时一两席，有时十多席。这亦是上门到会的一种。这种“到会”不同于一般，客人自备有高级餐具，菜色也非常讲究。这种上门设宴，通常叫做公馆到会。
1936年间，林森往罗浮山参拜，跟随前往的大小官员甚众，仅“的士”汽车就有三十辆之多。接受跟往现场烹调饮食的店号，中餐为大三元，西餐为太平馆，两间商号各备大型汽车一部，除载厨师、厨工、厨杂人员外，便是肉食、配料、餐具等。林森这次参拜活动为期三天，大耗人民的资财。他们对食谱的要求是时中时西，不断变换口味。凡西餐的餐次，统由太平馆安排。这种方式后人叫它为“远程到会”。
1936年7月，蒋介石驱逐了陈济棠后到广州，也来过太平馆吃烧乳鸽。来时带了随从，忙煞了他的特别警卫人员，全体出动，化装成各种食客，分别占据了馆内各个重要位置和埋伏在该馆对面陆园、兰园、清泉几个茶室的要津角落。门前各处便衣宪警成群，如临大敌。蒋介石当时穿着长衫马褂，慢步登楼，随同来的有国民党军中将钱大钧以及警卫唐海安。蒋来之前，早把太平馆席位全部包下，这叫提前定席。
据该馆老职工介绍，老板一方面逢迎高级官员到来光顾，另一方面总又担心侍候不周，深恐不慎出事。除吩咐全部职工想方设法逢迎他们之外，对于他们偶尔丢下的物件如公事袋、武器以及其他物品，均妥为收存。这样取得了这些“猛人”信任。生意越做越旺之余，还间接借了他们对馆信任之力更放心经营了。高级官员的到来，往往带来了一群新客。那一次蒋介石来了之后，本市所有的报纸以头条新闻报道。翌日，许多好奇的顾客就接踵而来，到馆问长问短，甚至有问及蒋介石座席的位置，争相预定包座的。
在30年代，徐焕、徐枝泉兄弟在世时，他们的子女逐渐长大。徐焕有八个子女，男女各半。依次是：老大徐耀光、老二徐汉初、老三徐然、第六是徐启初；其余四个均是女儿。徐枝泉没有孩子，由徐启初过继为子。徐启初爱好跑马活动，不过问父兄的业务；而他的三个兄长则专心致意跟父亲和叔父苦心经营太平馆，并且逐步成为店管的主力。这样，集中了两代人的业务管理能力，倾注于太平馆的经营。
馆主人徐氏一家善于逢迎顾客。他们摸清了高级官员的心理状态，既要求食品质素上乘，美味可口，又要求环境优美，人身安全。永汉北的太平馆背后现今儿童公园是当年法国驻广州领事馆，设厅于二楼、三楼后部，面对领事馆，一派园林景色。前部对面楼层可作为要员警卫的“阵地”。老板利用这个“地利”以及首创西餐馆的名牌老号的优越条件，把精心烹制的名菜的价格提得很高，葡国鸡，选的是驰名品种清远鸡项（未生蛋的母鸡），每只二斤多重，加上糟养，原料的成本不到白银一元，算上配料成本大概不超过白银二元，而售价五元。
当时的太平馆是现馆的一半地方（位于现今近南的部分），二楼前楼摆散台，后楼一个大房三个小房，每房设一张长餐台；三楼前楼时而设房、时摆散台，后楼两张长餐台，台的款式用可以拉长的那种，共一百五十个席位左右。全馆厨工和侍仔，合起来不过二十多人，从上午七时开业至深夜十二时，“一班到底”（客少时轮空休息），中间不收市。老板用“低工薪、包伙食、靠小账”这一套方法，比别店待遇略优。别店如果工薪每月十元，太平馆则多给二元左右；伙食亦如此。太平馆的职工还算相对稳定的，许多人一干就是二三十年。
30年代之后，不仅这两家太平馆同时兴旺，而且，还在十八甫现今英记茶庄左右的地方，另开辟一家太平馆，由已出阁的“四姑”（徐焕第四女儿）主持业务，只专卖馆的四种名菜（烧乳鸽、葡国鸡、焗蟹盖、牛尾汤），也能吸引很多顾客。
徐焕、徐枝泉经营太平馆发了财就购置产业。他们先后买了住宅多座，用以住眷或出租。
徐耀光兄弟、姊妹的婚嫁，都是“门当户对”的。老二徐汉初娶了一位美国华侨梁氏的闺女，得到岳丈的资助，进口了私家汽车供其使用。
徐氏兄弟都各自有妻有妾，有奴有婢。皆由经营太平馆而发家的。
此时，全市的西餐业有三十多家，各具特色，但与太平馆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到了1935年前后，徐枝泉兄弟先后逝世，太平馆的经营，进入了徐家第三代之手。主要是由徐汉初负责。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徐汉初把太平馆歇业。他当时向馆中各职工宣布：凡愿意跟随他到港者，可以赴港；如自愿自行谋生或回乡者，亦可听便，均给予若干盘资。从此，部分职工跟去香港，部分他往。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永汉路太平沙及财厅前两家太平馆都用木板把大门钉死，关闭停业。由他的四妹主持的十八甫太平馆，亦同时结束。他的一家也一齐离穗逃港。
到港不久，徐汉初便在湾仔找了三角码头东山酒店的地下和二楼阁仔，共十多个卡位及散台作为铺位重操故业，挂起“省港太平馆”的招牌。业务除由他负责外，找了在广州从国民餐店转过来的工人郭良分担部分业务。由于太平馆在粤时早已有名，在港将此招牌一挂，顾客便争相光顾，两三年之间，生意不断发展。1941年底，香港沦陷，企业陷于瘫痪。
广州这两家太平馆，在日寇入城不久便遭践踏。尤以太平沙这家最甚。南堤一带，原极兴旺，沦陷后，日伪在此地大肆烧杀抢掠，使这一带的楼宇陷入火海，居民死伤无数，现今海珠广场至天字码头一大片，当时成为废墟。太平沙的太平馆也被抢劫一空。财厅前这一家家具已荡然无存。当时，有一个曾经在太平馆做过职工的人名叫利炳的，召集一些原来工友，大家凑些钱财，重新打开太平馆的大门，开张营业，后得徐汉初经济支持，业务逐渐复苏。
到了1944年，在香港湾仔开设的“省港太平馆”的徐汉初，为了寻求营业出路，便与一向跟他做“开荒牛”的郭良商量，考虑回广州筹措复业，后来便在第十甫现今安信百货店地址开张，又挂起太平馆的牌子。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广州的永汉北以及第十甫的太平馆，相应获得发展。老太平馆经过重新修缮，逐渐恢复原貌，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又重来馆吃西餐了。银业界、医务界、教育界人士也接踵而来。
第十甫的太平馆被看做太平馆的一个分支店。该店面向中小商人和其他各界人士。由于该馆的西菜品种多，除经营烧乳鸽、葡国鸡、焗蟹盖、牛尾汤这几味名菜外，还着意精制牛扒、猪扒的一类品种，以适应在商场食客的需要，还有西式糕点，生意甚好。
抗战胜利后，太平馆的香港的店号，除湾仔继续经营外，另在弥敦道、中环先后开了两家，都是十来个卡位和散位，规模不大，同是挂起“省港太平馆”的招牌，一般也称之为广州太平馆的“分支”馆，直接由徐汉初及其兄弟经营。
1949年，广州解放了，太平馆的顾客发生了变化。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旧军政界人士，多数都走了。西餐的经营出现了一个暂时的清淡局面。从此，西餐馆的食品走上了“中西合璧”、“中西并重”的道路，即西菜制成包含有中菜成分在内，或者既营西菜，又营中菜，西菜从此加上了中菜的色彩。馆中出现清蒸皖鱼、蚝油牛肉、酸甜排骨等品种。因为营业对象大幅度变化，市内不少西餐店改业，在十八甫的太平馆也歇业。永汉北这家太平馆老号，总算仍然继续营业。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之时，太平馆把就近的西餐馆店多家合并了过来，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西菜西点逐步有所恢复。
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临广州，曾到来太平馆视察（据说20年代，周恩来同志与邓颖超同志的婚礼是在太平沙老太平馆举行茶会的）。周总理坐下不久，便问：“这里有老工友吗？”在总理身旁担任接待工作的郭良即答：“我是。”总理说：“我不来太平馆三十多年了。”他热烈地与郭良同志握手，并向其他服务员招手问好。总理又向馆的党支部书记钟宁同志指示要进一步把西食工作搞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到了1962年，总理又与几位领导同志再来馆一次，关心垂询馆的发展情况。
自从周总理1958年到馆之后，市服务局、市饮食公司以及太平馆的领导就更为重视太平馆，拨了专款增加或更新设备，并且扩展了隔邻一间铺位，座位从二百来个增加至五百余个。西食的“正统”制作逐步有了恢复，食品有进一步改善。馆里面目为之一新，为群众所称道。“文化大革命”时，传统名菜统统被砍掉。前年开始恢复圣诞节的“圣诞餐”，深得中外人士的欢迎。
香港的太平馆，由徐家开设的，就有几家，还有美国三藩市的。这些私营企业，均由徐氏第四代所操业。在美国三藩市这一家挂起了“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太平沙太平馆”的招牌，着意表明不忘祖籍、不忘老馆之意。最近，还有徐氏家族的人，从外来穗，表明自己是第四代，关切地了解国营广州太平馆的发展。郭良说，我市西餐业的老行尊、老厨师、老工人，对恢复西食的传统制作和名点十分关心，对周总理亲临太平馆视察，十分感动。有人建议：在创馆的南堤地带珠江河北的江滨，建一座由自己筹资或中外合作的太平馆，把老太平馆的传统特色继承下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26辑）

太平馆 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