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福西路与海珠中路交界处的海珠中路123号,是一座3层楼房,大门有古朴的趟栊和坚固的石基,虽也是旧式骑楼,风格却与周围房屋显出差异;门侧汉、满文字合璧的牌匾告诉游人,这里是“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门额则为“妙吉祥室”。对此不了解者,或许会按捺不住好奇心,向正在附近大榕树下休憩的老伯问个究竟。如果问着的不是满族同胞,你有可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即便如此,被问者也会很肯定地告诉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观音楼”!
观音楼,妙吉祥室,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这3个名称,浓缩了广州满族同胞的数百年悠悠岁月。
清初攻陷及驻守广州的清兵其实都是汉人,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廷才从北京调来满洲八旗兵携眷驻广州,他们就是今天广州大多数满族同胞的先人。据广州满族父老相传,该部奉旨南来时,为表示对他们千里迢迢艰辛防务的关心和慰劳,乾隆皇帝亲赐西藏贡献的木雕鎏金观音坐像一尊。当时在西濠街(今海珠中路)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交界处,有一座跨街的木阁楼,建于明末,据说有一个叫“王献夫”的学者(可能是因为时间久远,在流传中将明代著名学者方献夫讹称)曾在此读书。满洲八旗官兵到广州后,把这个观音像供奉在木阁楼中,观音楼由此得名。另有一说,则谓此像是清初盘踞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入粤所载南来四尊像之一。
“观音楼”只是约定俗成之名,正式名称初时叫“万善宫”,因坐落在正红旗地段,就交由该旗佐领管理,咸丰年间曾改称“万善禅院”。开始由满族旗军管理时相安无事,到光绪年间观音楼日趋零落,先后雇请贞海、作禅和尚住持负责庙务。那时的观音楼香火旺盛,虽然楼梯狭窄,但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前来参拜。二楼是佛堂,另辟一角,请中医师坐堂免费义诊。地下是放生池,常养着乌龟、鲤鱼之类生物。门口左边骑楼一带有卖香烛及解签、占卦等档口,亦有一些讨钱乞丐,好不热闹。入民国后,1924年,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大铲地皮,要把所有庙宇作为公产,先行没收然后再招投,但原使用人有优先承投的权利。满族上层人士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承投观音楼,先由作禅和尚和满族人佟广安出面向外借款,借款以后募捐归还。遂由作禅出面,以借到的白银1406.37元承投公产,优先领回,并将“投回执照”交债权人抵按。同时,由满族人和附近坊众推举10人负责募捐。
岂知当局食髓知味,欲壑难填,到1925年再次“清理庙宇”,竹竿重敲。作禅乘机上下其手,瞒着满族人士私自向债权人索回“投回执照”,用“张贞海(即贞海)卖与梁作(即作禅)”的名义进行登记,办了产业转移手续,把观音楼产权窃为己有。此恶行激起公愤,满族上层人士舒淡庵、傅星垣、张灵川3人作为原告,于1929年向“广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经历年余,三审定谳,指证了“贞海、作禅师徒串同,擅将领契伪作买卖,冒换新契,取得土地局第1186号登记完毕证”的犯罪事实,判了作禅徒刑,并判决由原告再办投承手续。1932年4月,舒淡庵、傅星垣、张灵川3人作为万善宫代表重新办税契,并组建了万善讲经堂。
当初为投回观音楼发起捐款时,傅星垣出资万余元,社会人士“随缘乐助”,1932年收回产权后尚有余款;适値西濠街改建马路,遂把原砖木结构的跨街木楼改建为有满族文化特色的混凝土楼房,1935年落成后改名为“妙吉祥室”,并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成员除满族发起人外,还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
“妙吉祥”本是指中国佛教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之首的文殊菩萨。文殊是梵文“文殊师利”(又作“曼殊师利”)的简称,曼殊是妙之意,师利是吉祥之意。满族的祖先,是女真人的一支。后金(清朝的前身)天聪九年(1635),太宗皇太极将后金的女真人族名改作“满珠”,后又改作“满洲”。清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觐见皇帝,所献丹书中,有意把“曼殊”(又作“曼珠”)比附为音近的“满珠”,也就是把清朝皇帝比附为文殊菩萨。顺治皇帝对这样的尊崇自然很乐于接受。乾隆皇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就说:“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曼珠,华言妙吉祥也。”有典故为据,“妙吉祥”也就可以借用作满族的别称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满族人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淡化民族习惯与特点,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前任会长汪宗猷(已故)就曾指出,定名“妙吉祥室”,目的正是用“妙吉祥”代指满族,来避免国民党政权的民族歧视。
重建后的观音楼,正面是石脚水磨青砖,配杂木大门一对,门顶上镶有晚清举人吴道镕题写的“妙吉祥室”石刻匾额。门内装有镂金“挡中”一个,四边镶以各式玻璃,中书篆字“妙吉祥室”。楼内屏风及窗门均装有各种颜色和图形的玻璃片。首层有一个小小的放生池,浅水中趴着一只大乌龟,还放养了鲤鱼。二楼顶藻井图案绚丽:中厅边雕虬龙两条,中为如意形状花纹,有“如意吉祥”四字;东、西厅边围分别雕有蝙蝠,中为雅淡花纹。二楼北边是观音菩萨神座,南面墙壁上镶嵌《重修观音古楼敬建妙吉祥室记》碑,记述了观音楼的历史与重建经过,以及出钱出力者的芳名。二楼顶上是平天台,建有一座绿釉瓦盖顶的八角亭,正对下面二楼的神座。
《重修观音古楼敬建妙吉祥室记》文曰:
窃维善恶之机,动于一念;善念偶动,机斯应之;若善机相应,则佛天护佑,机缘巧合,有不期而然者。本室原名万善宫,所供观世音菩萨法像,乃有清尚藩入粤所载南来四像之一。建立斯宫,坐南隅,二百年来,瑞应昭著,莫能殚述。最灵显者,同治甲戌(1874年),火不成灾;民国乙卯(1915年),魇不为厉;盖以此区士庶,信佛最笃,以此善根,灵感默应者欤?辛亥以后,象教凌夷,四大丛林,鞠为茂草,独此危楼一角,巍然犹在。中经寺僧,奸生肘腋,伪造卖契,化公为私。幸而佛诱其衷,自书真相,据以定谳,璧返珠还。同人等三载经营,以善相劝,不假缘助,轮奂一新。易以今名妙吉祥室者,预祝佛教同兴,吉祥光放也。当时张灵川、赵凯臣两君首倡重修,舒淡庵君则力御外侮,傅星垣君则终任其成;而傅启隆、关凤臣、傅觉民、何芝生诸君,尤能不惮艰险,奔走襄赞;其余政、法、商三界,若许崇清、陈宝尊、张百川、何时杰、文铁琴、卢宝永、黄少棠、钟慈普、梁立榘,唐雨三、杜之杕、吴英华、杜琛英、陈舜臣诸君;佛子,若谛闲、宝静、广修三法师;女界,若梁定慧(按:邹鲁妻)、傅道清两居士;类皆因时应变,化险为夷。其中种种机缘,诚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谓非诸君子善念坚定,仰邀慈眷,乌能默相厥称若此哉!同人等弗敢贪天功以为己力,谨摄录事实,泐石以重不朽者,亦见人定自可胜天,善恶之念,不容一息稍忽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次乙亥年十二月佛腊日,淡庵舒谦如恭撰,星垣傅祥聚敬书。
“妙吉祥室”董事会管理时期的观音楼,加入了“广州市善堂联合管理委员会”,成为对全社会开放的普通庙宇。开始时主要负责人是傅星垣,1938年傅星垣去世,由张灵川顶上;到1945年张灵川去世,就由舒淡庵主持了。其经济收入有以下来源:
1.香佣:凡来参神者不得自带香烛,必须在观音楼售香处购买。售香处由生隆泰香店承包,观音楼收取佣金。
2.香油钱:参神者在“神前灯”添油时放钱入箱;观音楼逢初二、十六开箱。
3.卖签纸:印着“签语”的色纸每张5分。
4.租签筒:求签者不能自带签筒而必须租,每次1角。
5.租珓杯:珓杯是卜吉凶用的两块小木板,租金每次1角。
此处还有“渡亡”(盂兰节设神位超度亡人)、赞星(代人转运)等收费服务。观音楼既收入可观,财政盈余,曾定每月向50名鳏寡孤独者散发补助;又聘了两个中医师分上下午在观音楼赠医施药。每期观音楼向药店结算时,经办人亦少不了会分得佣金。
说到这一时期的观音楼,还可以说一下曾与它结下不解之缘的广州市文史馆馆员杨吉兴。杨吉兴(1878-1960),别名杨庚山、杨庚三,满洲镶红旗人,曾为该旗宗祠管理人之一;为人忠厚勤学,光绪年间考取满文秀才,任驻粤八旗将军府七品“笔帖式”。“笔帖式”是满语,意为熟悉事务的人,清代作为掌管文案者的官称;由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担任,掌翻译、起草或办理满、汉奏章文书,是国家正式官员,一般为七、八、九品。笔帖式升迁较为容易快捷,被称为“八旗出身之路”。辛亥革命后,这条“出身之路”断了,为谋生计,杨吉兴只好放下架子,到观音楼内摆摊代人写信。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满族热心教育人士商议开办学校,推选汪玉麟为董事长,批准汪宗猷为校长,杨吉兴亦予支持。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广州市民政局推荐杨吉兴到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任馆员。他不顾中老体弱,挖掘、翻译和整理了不少满族文史资料。
1952年,广州满族代表在广东省第一届民族工作会议上,要求收回“妙吉祥室”董事会管理下的观音楼,恢复原来的性质和面貌,停止对外开放。1954年4约26日,经广州市委、市民政局批准,由满族群众正式接管观音楼。移交人舒谦如(舒淡庵),接管人关培、关婉云、万振英;旋即成立“广州市满族人民观音楼管理委员会”,关凤臣为主任委员,关兴、关婉云为副主任委员。按照上级指示,观音楼仍需要继续开放,管理委员会派出常委关向欣、李国驻观音楼,及后并派出唐梦湘常驻,负责管理监督工作。1959年12月,观音楼停止对外开放,改为“广州市少数民族第二俱乐部”,成为满族居民学习与活动的场所;“广州市满族人民观音楼管理委员会”同时结束。1965年3月31日,编成“广州市少数民族第二俱乐部财产清册”,计有家具113件,器皿398件,图书刊物319本,杂物81件。
“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市少数民族第二俱乐部”停止活动。1966年6月起,观音楼多次被广州市第九中学红卫兵“抄家”,正面“挡中”、二楼藻井全部雕刻,连同观音像、八角亭均被毁,全部家具损失殆尽,幸《重修观音古楼敬建妙吉祥室记》石碑尚存。观音楼随后被“广州市回满族五金零件厂”借用。
1979年6约,在广州市统战办公室指示下,由汪宗猷、朗秀萍、余秀贞负责收回广州市回满族五金零件厂借用的观音楼。经多次协商,由该厂负责修葺,并补回600元,又送来鉄架长木椅4张。市委统战部亦将代管银行存款9800多元交还,其后又收回广州市民族工厂开办时所借款项1万元。1980年4月21日,“广州市满族文化室”成立,设于观音楼,主任汪宗猷,副主任朗秀萍、余秀贞。满族同胞的文化联谊社团自此起一直兴盛至今,实质始终如一,组织一脉相承,具体名称则随形势发展而有所不同。1984年9月18日成立“广州市满族联谊会”,仍悬牌于观音楼,广州市满族文化室随之结束;而今天取而代之的牌匾则是“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了。除了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之外,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还组织满族同胞联络感情,开展敬老、奖励学生等活动。如每个月的18日,都有满族老人在观音楼聚会,读报、讲话,吃传统的满族小吃和水果,悠闲自得,谈笑风生。他们的灿烂笑容分明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广州满族共同的一个家。
和1935年重建后的“妙吉祥室”相比较,今天的观音楼有两个较大的变化:一是1985年9月,广州市满族联谊会自筹资金3万元,以简易钢架结构,在观音楼加建三楼,面积82平方米;二楼则改铺花阶砖。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满族同胞亲自送来一尊高90厘米,底座45厘米,像后还有一个光环的铜质观音像一座,安放在原神座上,观音楼重又名副其实,但原来的木雕鎏金观音坐像已不可复见了。
观音楼,妙吉祥室,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这3个名称,浓缩了广州满族同胞的数百年悠悠岁月。
清初攻陷及驻守广州的清兵其实都是汉人,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廷才从北京调来满洲八旗兵携眷驻广州,他们就是今天广州大多数满族同胞的先人。据广州满族父老相传,该部奉旨南来时,为表示对他们千里迢迢艰辛防务的关心和慰劳,乾隆皇帝亲赐西藏贡献的木雕鎏金观音坐像一尊。当时在西濠街(今海珠中路)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交界处,有一座跨街的木阁楼,建于明末,据说有一个叫“王献夫”的学者(可能是因为时间久远,在流传中将明代著名学者方献夫讹称)曾在此读书。满洲八旗官兵到广州后,把这个观音像供奉在木阁楼中,观音楼由此得名。另有一说,则谓此像是清初盘踞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入粤所载南来四尊像之一。
“观音楼”只是约定俗成之名,正式名称初时叫“万善宫”,因坐落在正红旗地段,就交由该旗佐领管理,咸丰年间曾改称“万善禅院”。开始由满族旗军管理时相安无事,到光绪年间观音楼日趋零落,先后雇请贞海、作禅和尚住持负责庙务。那时的观音楼香火旺盛,虽然楼梯狭窄,但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前来参拜。二楼是佛堂,另辟一角,请中医师坐堂免费义诊。地下是放生池,常养着乌龟、鲤鱼之类生物。门口左边骑楼一带有卖香烛及解签、占卦等档口,亦有一些讨钱乞丐,好不热闹。入民国后,1924年,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大铲地皮,要把所有庙宇作为公产,先行没收然后再招投,但原使用人有优先承投的权利。满族上层人士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承投观音楼,先由作禅和尚和满族人佟广安出面向外借款,借款以后募捐归还。遂由作禅出面,以借到的白银1406.37元承投公产,优先领回,并将“投回执照”交债权人抵按。同时,由满族人和附近坊众推举10人负责募捐。
岂知当局食髓知味,欲壑难填,到1925年再次“清理庙宇”,竹竿重敲。作禅乘机上下其手,瞒着满族人士私自向债权人索回“投回执照”,用“张贞海(即贞海)卖与梁作(即作禅)”的名义进行登记,办了产业转移手续,把观音楼产权窃为己有。此恶行激起公愤,满族上层人士舒淡庵、傅星垣、张灵川3人作为原告,于1929年向“广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经历年余,三审定谳,指证了“贞海、作禅师徒串同,擅将领契伪作买卖,冒换新契,取得土地局第1186号登记完毕证”的犯罪事实,判了作禅徒刑,并判决由原告再办投承手续。1932年4月,舒淡庵、傅星垣、张灵川3人作为万善宫代表重新办税契,并组建了万善讲经堂。
当初为投回观音楼发起捐款时,傅星垣出资万余元,社会人士“随缘乐助”,1932年收回产权后尚有余款;适値西濠街改建马路,遂把原砖木结构的跨街木楼改建为有满族文化特色的混凝土楼房,1935年落成后改名为“妙吉祥室”,并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成员除满族发起人外,还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
“妙吉祥”本是指中国佛教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之首的文殊菩萨。文殊是梵文“文殊师利”(又作“曼殊师利”)的简称,曼殊是妙之意,师利是吉祥之意。满族的祖先,是女真人的一支。后金(清朝的前身)天聪九年(1635),太宗皇太极将后金的女真人族名改作“满珠”,后又改作“满洲”。清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觐见皇帝,所献丹书中,有意把“曼殊”(又作“曼珠”)比附为音近的“满珠”,也就是把清朝皇帝比附为文殊菩萨。顺治皇帝对这样的尊崇自然很乐于接受。乾隆皇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就说:“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曼珠,华言妙吉祥也。”有典故为据,“妙吉祥”也就可以借用作满族的别称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满族人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淡化民族习惯与特点,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前任会长汪宗猷(已故)就曾指出,定名“妙吉祥室”,目的正是用“妙吉祥”代指满族,来避免国民党政权的民族歧视。
重建后的观音楼,正面是石脚水磨青砖,配杂木大门一对,门顶上镶有晚清举人吴道镕题写的“妙吉祥室”石刻匾额。门内装有镂金“挡中”一个,四边镶以各式玻璃,中书篆字“妙吉祥室”。楼内屏风及窗门均装有各种颜色和图形的玻璃片。首层有一个小小的放生池,浅水中趴着一只大乌龟,还放养了鲤鱼。二楼顶藻井图案绚丽:中厅边雕虬龙两条,中为如意形状花纹,有“如意吉祥”四字;东、西厅边围分别雕有蝙蝠,中为雅淡花纹。二楼北边是观音菩萨神座,南面墙壁上镶嵌《重修观音古楼敬建妙吉祥室记》碑,记述了观音楼的历史与重建经过,以及出钱出力者的芳名。二楼顶上是平天台,建有一座绿釉瓦盖顶的八角亭,正对下面二楼的神座。
《重修观音古楼敬建妙吉祥室记》文曰:
窃维善恶之机,动于一念;善念偶动,机斯应之;若善机相应,则佛天护佑,机缘巧合,有不期而然者。本室原名万善宫,所供观世音菩萨法像,乃有清尚藩入粤所载南来四像之一。建立斯宫,坐南隅,二百年来,瑞应昭著,莫能殚述。最灵显者,同治甲戌(1874年),火不成灾;民国乙卯(1915年),魇不为厉;盖以此区士庶,信佛最笃,以此善根,灵感默应者欤?辛亥以后,象教凌夷,四大丛林,鞠为茂草,独此危楼一角,巍然犹在。中经寺僧,奸生肘腋,伪造卖契,化公为私。幸而佛诱其衷,自书真相,据以定谳,璧返珠还。同人等三载经营,以善相劝,不假缘助,轮奂一新。易以今名妙吉祥室者,预祝佛教同兴,吉祥光放也。当时张灵川、赵凯臣两君首倡重修,舒淡庵君则力御外侮,傅星垣君则终任其成;而傅启隆、关凤臣、傅觉民、何芝生诸君,尤能不惮艰险,奔走襄赞;其余政、法、商三界,若许崇清、陈宝尊、张百川、何时杰、文铁琴、卢宝永、黄少棠、钟慈普、梁立榘,唐雨三、杜之杕、吴英华、杜琛英、陈舜臣诸君;佛子,若谛闲、宝静、广修三法师;女界,若梁定慧(按:邹鲁妻)、傅道清两居士;类皆因时应变,化险为夷。其中种种机缘,诚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谓非诸君子善念坚定,仰邀慈眷,乌能默相厥称若此哉!同人等弗敢贪天功以为己力,谨摄录事实,泐石以重不朽者,亦见人定自可胜天,善恶之念,不容一息稍忽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次乙亥年十二月佛腊日,淡庵舒谦如恭撰,星垣傅祥聚敬书。
“妙吉祥室”董事会管理时期的观音楼,加入了“广州市善堂联合管理委员会”,成为对全社会开放的普通庙宇。开始时主要负责人是傅星垣,1938年傅星垣去世,由张灵川顶上;到1945年张灵川去世,就由舒淡庵主持了。其经济收入有以下来源:
1.香佣:凡来参神者不得自带香烛,必须在观音楼售香处购买。售香处由生隆泰香店承包,观音楼收取佣金。
2.香油钱:参神者在“神前灯”添油时放钱入箱;观音楼逢初二、十六开箱。
3.卖签纸:印着“签语”的色纸每张5分。
4.租签筒:求签者不能自带签筒而必须租,每次1角。
5.租珓杯:珓杯是卜吉凶用的两块小木板,租金每次1角。
此处还有“渡亡”(盂兰节设神位超度亡人)、赞星(代人转运)等收费服务。观音楼既收入可观,财政盈余,曾定每月向50名鳏寡孤独者散发补助;又聘了两个中医师分上下午在观音楼赠医施药。每期观音楼向药店结算时,经办人亦少不了会分得佣金。
说到这一时期的观音楼,还可以说一下曾与它结下不解之缘的广州市文史馆馆员杨吉兴。杨吉兴(1878-1960),别名杨庚山、杨庚三,满洲镶红旗人,曾为该旗宗祠管理人之一;为人忠厚勤学,光绪年间考取满文秀才,任驻粤八旗将军府七品“笔帖式”。“笔帖式”是满语,意为熟悉事务的人,清代作为掌管文案者的官称;由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担任,掌翻译、起草或办理满、汉奏章文书,是国家正式官员,一般为七、八、九品。笔帖式升迁较为容易快捷,被称为“八旗出身之路”。辛亥革命后,这条“出身之路”断了,为谋生计,杨吉兴只好放下架子,到观音楼内摆摊代人写信。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满族热心教育人士商议开办学校,推选汪玉麟为董事长,批准汪宗猷为校长,杨吉兴亦予支持。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广州市民政局推荐杨吉兴到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任馆员。他不顾中老体弱,挖掘、翻译和整理了不少满族文史资料。
1952年,广州满族代表在广东省第一届民族工作会议上,要求收回“妙吉祥室”董事会管理下的观音楼,恢复原来的性质和面貌,停止对外开放。1954年4约26日,经广州市委、市民政局批准,由满族群众正式接管观音楼。移交人舒谦如(舒淡庵),接管人关培、关婉云、万振英;旋即成立“广州市满族人民观音楼管理委员会”,关凤臣为主任委员,关兴、关婉云为副主任委员。按照上级指示,观音楼仍需要继续开放,管理委员会派出常委关向欣、李国驻观音楼,及后并派出唐梦湘常驻,负责管理监督工作。1959年12月,观音楼停止对外开放,改为“广州市少数民族第二俱乐部”,成为满族居民学习与活动的场所;“广州市满族人民观音楼管理委员会”同时结束。1965年3月31日,编成“广州市少数民族第二俱乐部财产清册”,计有家具113件,器皿398件,图书刊物319本,杂物81件。
“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市少数民族第二俱乐部”停止活动。1966年6月起,观音楼多次被广州市第九中学红卫兵“抄家”,正面“挡中”、二楼藻井全部雕刻,连同观音像、八角亭均被毁,全部家具损失殆尽,幸《重修观音古楼敬建妙吉祥室记》石碑尚存。观音楼随后被“广州市回满族五金零件厂”借用。
1979年6约,在广州市统战办公室指示下,由汪宗猷、朗秀萍、余秀贞负责收回广州市回满族五金零件厂借用的观音楼。经多次协商,由该厂负责修葺,并补回600元,又送来鉄架长木椅4张。市委统战部亦将代管银行存款9800多元交还,其后又收回广州市民族工厂开办时所借款项1万元。1980年4月21日,“广州市满族文化室”成立,设于观音楼,主任汪宗猷,副主任朗秀萍、余秀贞。满族同胞的文化联谊社团自此起一直兴盛至今,实质始终如一,组织一脉相承,具体名称则随形势发展而有所不同。1984年9月18日成立“广州市满族联谊会”,仍悬牌于观音楼,广州市满族文化室随之结束;而今天取而代之的牌匾则是“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了。除了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之外,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还组织满族同胞联络感情,开展敬老、奖励学生等活动。如每个月的18日,都有满族老人在观音楼聚会,读报、讲话,吃传统的满族小吃和水果,悠闲自得,谈笑风生。他们的灿烂笑容分明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广州满族共同的一个家。
和1935年重建后的“妙吉祥室”相比较,今天的观音楼有两个较大的变化:一是1985年9月,广州市满族联谊会自筹资金3万元,以简易钢架结构,在观音楼加建三楼,面积82平方米;二楼则改铺花阶砖。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满族同胞亲自送来一尊高90厘米,底座45厘米,像后还有一个光环的铜质观音像一座,安放在原神座上,观音楼重又名副其实,但原来的木雕鎏金观音坐像已不可复见了。
文献资料来源:2011年6月   摘自《诗书福地》
作者:赵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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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校对:范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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