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新加坡建城之初，莱佛士爵士（Thomas Stamford Bingly Raffles,1781-1826年）领导的市政委员会制定《市政发展计划》，规定建造骑楼街。1878年香港颁发《骑楼规则》进行骑楼街建设。1889年广州长堤出现带“铺廊”的建筑，1912年广东省制定了我国最早的骑楼法规--《广东省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骑楼”一词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之中。骑楼的来源，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1、“干栏起源”说
这类说法认为骑楼是越族先民 “干栏建筑”的遗韵。《博物志》里说：“南越巢居。”《南越志》说：“南越栅居。”所谓“巢居”、“栅居”，就是广州博物馆展出的“干栏”。周翠玲教授曾道：“干指上面，栏指房屋。建筑文化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广州博物馆展出的汉墓出土遗物干栏，据考证：上屋住人，下面饲养家畜和堆放杂物。这种干栏特点是干爽、通风、避暑、防潮，适合岭南的亚热带气候和地理环境。”客观分析，“干栏”只是克服在湿热气候、潮湿地基地面环境，供从事农牧业活动的居民居住需要，首层“地板”以下非人常驻停留的房间。“干栏”没有商业功能的空间需求，如傣族村寨至今依然。
单栋房屋从设“屋檐”到“挑檐”再到“檐廊”的过程完成得较早，商周时期就有大量的外部檐廊式宫室。相传神农氏时代已有了商业，二里头遗址就发现有货币。周代抑商，邸—店—铺—肆格局不明显。“檐廊”与商业活动的结合出现在隋唐时代的东、西两市。从隋唐“坊市”到宋初的“街市”，即商业建筑形态从集中式的“点”或“面”过渡到能生长、蔓延、动态发展的“线”，最多不过100年的时间。从一般的商业街到檐廊街时间也不会很长，北宋时期于首都东京“御街”就已出现了。《东京梦华录》卷二曾描写御街多用于经商，但见“彩楼相对，绣旗相招、掩翳天日”。南宋临安坊巷廊已由内向型单元转换成外向型空间，由单纯过道升华为复杂的商业空间。明代永乐年兴建“廊房”以备“招商引民”，于正阳门附近就留有“廊房胡同”遗址。北京临街的“拍子房”大多为附加平顶结构，类似南方金字屋前附加平顶骑楼。漫长的岁月衍生出各地不同特色的木制骑楼或骑楼街，这是中国的骑楼渊源。从中国的木骑楼、砖木骑楼过渡到具有西洋式立面的混凝土骑楼或骑楼街，另有中西文化发生交流、碰撞、融合的成因。如果没有“门户开放”，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重农抑商，近代骑楼街、骑楼城的出现还当假以时日。
新西兰学者黎庆文1999年到广州考察，认为广州骑楼是由古代广州铺前檐蓬演变而成。对照清代六甫水脚老字号广源酱园的前檐蓬可得到佐证。在广州泮塘五约（宋代为渔村）也有前檐廊的遗迹。这些留传下来的商铺檐廊，宽2.6-3.8米，左右相连成廊，便于种植水生作物的农户从事清洗、除皮、切片磨粉等工作，也方便村民选购货品。[1]广州西关当年与水临近，有在岸骑建水棚的传统。这类“带水性”的檐廊建筑自然成为广州“骑楼”的前身，清代西关商业街当年有19个“甫”。上九路、下九路、第十甫路原来都不叫“路”，而叫“甫”。“甫”由“浦”来，浦指水边或河涌入海之处。埠头为“水脚”连水巷。初具规模的街巷为“甫”，马路化时期才从“路”。
严格来说，店铺前人行道上，“骑”有屋檐的应叫骑屋檐街；“骑”有檐廊的应叫骑檐廊街；“骑”有与店铺独立又互联的廊，则应该叫骑廊街。只有店铺前人行道上“骑”有楼房--商铺房屋的一部分、或专门建造的平屋顶楼房，才应该叫骑楼或骑楼街。据建筑文化的地域性原理，不同地区会衍生出不同名称，如广州早期称有脚骑楼、人行路，福建称五脚基或五脚气，台湾称亭子脚，四川常把类似骑楼形态的檐廊称之为凉亭子或过街凉亭子。江南水乡还有廊道合一的白楼间、檐廊步道、河街等称谓，只因水景特色鲜明，没能突出商业骑楼的概念而已。
潘广庆先生还认为广州的骑楼虽相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形成马路沿线骑楼景观为晚，但资料显示18世纪南洋骑楼就其功能结构和使用情况来看还不能真正称作骑楼，只能称作骑廊，宽度仅5英尺，楼房总高度一般只两层，很少商业活动。广州骑楼却骑跨马路近一个厅或一个房的宽度，进深3.4-4.8米；总高度从1920年代的两三层，发展到1930年代的“八重天”（8层），如1918年的南方大厦就已是高层建筑，与南亚传统的小廊式建筑有天壤之别。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一带的骑廊小筑，平面设计竟然是广州竹筒屋形式。砖木两进加天井采光通风，功能分区为前店后宅，这在广州西关是为普遍的现象。考据证实南洋一带的房屋施工建造有大量 华人参与，其渊源乃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华洋文化交流传播的结果。后来中国骑楼风靡岭南，实乃找回传统而已。
2、“西风东渐”说
广州是近代中国较早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城市。至今粤语中的“士多”（store,普通话中的小卖铺）、“波”（ball,球）、“篮把”（number,号码）等，都几乎是英语的音译。欧风美雨对广州的影响，在建筑上体现得也很鲜明，如天主教圣心大教堂（石室）一类的宗教类建筑，广州邮务管理局大楼、粤海关大楼、市政府大楼、省财政厅大楼、省总工会大楼一类的办公性建筑，后期西关大屋、竹筒屋（入口部分）以及东山花园别墅、小洋楼一类的住宅类建筑，中山纪念堂、海员亭、先烈路一带的纪念性建筑，还有爱群大厦、南方大厦，市银行大楼、省银行大楼、新亚大酒店等商业型建筑……不论在哪个发展阶段上的近代广州建筑，几乎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有史记载，商业骑楼建筑最早见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后来才流行到欧洲，近代才传至世界各地的。2000年前中国暂时还不需要骑楼，因为统治者长期限制经商活动，没有比较发达的商业。广东自古乃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少华工出国，在南洋。欧美谋生，成为早期侨民，自觉不自觉地会参与由当地殖民者领导的骑楼建设。当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侨民回国，投资建屋，为适应商业与气候需要，广东民居吸收了各侨居国、甚至殖民者宗主国骑楼建筑的艺术，成就了中西合璧式的广东骑楼。因此达成共识：骑楼是广东人经过南洋地区的适应性体验之后，将西洋建筑带到中国，再和岭南建筑相结合的产物。最早的骑楼出现于清朝末年，广州的一德路、圣心大教堂（石室）一带，部分骑楼建筑就是利用石室教堂多余的石料建造的。骑楼引进了地中海国家的券廊结构特色，因为那里也是高温多雨、蒸晒酷热，那里的商贸活动频繁，故两地建筑均采用了宽阔的骑楼廊道。
新型建筑采莲的应用、建筑技术的引进，使广州骑楼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有了保证。20世纪20年代初陈济棠主粤期间西村办起士敏土厂，红毛泥（水泥）的大量供应与三合土技术的引进，使广州高层骑楼建筑的兴起成为可能。
当前狭义上的骑楼、骑楼街、骑楼文化，大多都是针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近代骑楼商住建筑而言的。可能因为少数国人有段时期对外来文化、西方艺术、市场意识、民主思维。普世价值过于敏感、有意回避洋式店面，对国人自己创造的传统骑楼文化艺术及其物质成果，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心态，将传统视为落后，千方百计加以诋毁，更遑论保护和传承！
无论是“干栏起源”说，还是“西风东渐”说，都符合文化发展、传播的规律。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本身也是一个消化、互融、传承的过程；继承传统本身也是一个提高优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但是真正的、本质的“源”，还是社会功能需要--“商”、只要尊重大众文化需求，自创也好、引进也好，都会成为当地人民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常言海内外凡有粤语皆吟粤剧。近现代城市建筑领域，凡有广东人开街做生意的地方往往就有骑楼。在上海、武汉、赣州等城市，凡骑楼所在之地甚至直称“广东街”。广东作为外来骑楼的一个接纳者，同时又成为骑楼在南中国的传播源。骑楼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综合而论，作为广州符号的骑楼，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商业城市的特色，也见证了近代化的历程。
两广、福建、海南、台湾等东南沿海城镇，骑楼不仅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居住文化特质，而且有更突出的商业文化实用性。如广州的上下九路、厦门的中山路、北海珠海街以及上海金陵路（早期广东人聚居区）、江西赣州均建有骑楼。相对各地骑楼，广州骑楼形式多样，规模几乎遍布全城，是粤派骑楼的代表。
广州市城市环境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余英博士指出，广州不仅是我国近代骑楼建筑的发祥地，还是我国最早制定骑楼政策和法规的城市。明清时期，它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当时十三行的商馆建筑可以说是近代骑楼建筑在大陆的雏形。民国初年，广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第一个实施大规模都市计划改造的城市。伴随着都市商业街的建设，具有岭南特色的“有脚骑楼”，逐渐登上了城市近代化运动的历史舞台。
不可否认，19世纪中叶，英法等帝国主义一次次到广州“扣关贸易”，使东南亚（南洋）英属殖民地的外廊式建筑也传入广州十三行。然而十三行一次次被大火烧毁，直到帝国主义用大炮彻底打开大清帝国的国门，骑楼艺术始在广州沙面其他类型的建筑中出现。这些外廊式建筑要素是西欧本土建筑特色与印度及东南亚殖民地热带气候相结合的产物，被学术界称为“殖民地建筑样式”。
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为解决城市居民拥挤和实行都市发展计划，广州市政府同意在人行道上加建骑楼。当时很明显参考了外廊式建筑和澳门、新加坡、香港的骑楼建筑及骑楼管理章程。1912年，广州国民政府公布了《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规定在自置私地内建骑楼，留出人行道。自此，广州大规模兴建骑楼，直到1937年受中日战争影响才停止。期间关于建设骑楼的法规也不断得到完善和细化。
十三行时期，英国对中国的影响较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大。英国本土有骑楼，但英国骑楼建筑对中国的影响通过了一个中转站——印度和南洋等英属殖民地，再传到中国。其中加入了气候元素与南亚人文元素，过滤了某些不必要的元素。类似引进某种动植物，需要一个逐渐迁移。引种、适应的过程。并非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打开了中国大门，骑楼就随之进来。其实最早的西方殖民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的地理纬度比英国低，城市更需要骑楼。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其骑楼历史就比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早。传入中国的骑楼只能说是西方建筑在南亚嬗变后的殖民地建筑样式。就是在这个殖民地建筑样式中，除了宗主国建筑的主旨，难免还有东南亚及其华侨的影响因素。
关于外来骑楼艺术的传播过程，林琳女士做过形象的分析并用海上路线图加以表示。大致有西洋、东洋两个来向，海南、广州、台北为三个转站口岸，信息量尤以广州为最。然后以广州为中心再向东、西、北三方传播。
有生命力的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广州的骑楼商业街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于是，骑楼商业街这一人民性的商业活动载体，就以广州为中心，从二三十年代起，辐射至广东省以及广西的梧州、南宁，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福州和海南的海口、文昌等地，其影响力直至贵州省的贵阳市以及云南省的昆明市，江西省的赣州市和南昌市亦有骑楼商业街。骑楼主要流行于华南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地处热带、亚热带，炎热多雨，有骑楼商业街生长的土壤和气候环境。其余各地，虽有少量骑楼商业街，但难以成为城市特色。江西的赣州、大庚、于都、谭口镇建有骑楼商业街，究其原因，多属人为因素。广东军阀余汉谋曾驻军大庚县，广东人吴铁城（1888--1953）曾做过赣州市市长，是他们在当地提倡建广州式的骑楼商业街。赣州骑楼建筑质朴无华、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独树一帜，曾有“小广州”之称。
注释：
[1]潘广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十甫路，下九路商业步行街与骑楼建筑。南方房地产，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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