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回族发源地
“蕃坊”是古代外国商人聚居广州的地方。中国自古对涉外的国家、事物均冠以“蕃”称，在广州话中对此称谓保持至今。这个概念，原出于《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那就是说，当时除了冀、豫、雍、扬、兖、幽、并、青、荆等州之外，均以“蕃“称。所以在外籍商人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林斯聚居的街巷，就称之为“蕃坊”。
广州蕃坊，其遗址至今尚在，并且继续是广州回族的聚居点。“蕃坊”还相当地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原貌，只是其周围环境已成沧海桑田了。
广州蕃坊位于广州子城之南，呈长方形，以怀圣寺所在的光塔路为中心，南临珠江之滨的大食街（后改名为大市街，现在名为惠福西路），东至朝天路、米市路，西达太平路（今人民路），北抵惠爱西路（今中山六路）。蕃坊占有马路、街、巷、里等十二三条，还有清真寺名曰怀圣寺，有塔名曰光塔，有渡口名曰坡山古渡，是一个面积不少的蕃坊。《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说：“相传唐代广州‘蕃坊’在最盛时有外商13万人之多。”这相传不实，据元大德《南海志》残本记录，唐代广州总人口为221500人，领县13，哪里有外侨10多万。梁启超1921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提出：广州经过唐末黄巢之乱，“被杀之外国人多至12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这与“相传”雷同。蕃坊内居住几万人以上的应在宋代或元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广州蕃坊内居住的人口历代为数不少，坊内熙攘，繁盛之势可想而知。
公元10世纪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这段译文还有译者的一个注释：“在广州，外国商人居住在一个专门地区，以河流为界，和中国人的城市分开。这个区域叫蕃坊，由一个番长来领导。番长是中国政府任命的，负责处理外国人之间的争端。根据唐朝法典，外国人犯罪应受到他自己国家法律的制裁，相反，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的争端则要按中国的法律判决。到了元朝，伊本•巴图塔认为，广州的伊斯兰区颇为发达，有清真寺、清真旅馆和集市，都归于一个类似伊斯兰教长的人或一个伊斯兰教法官的人管辖。”
宋朝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谒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又“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余思佛书所谓真言者，殊不可晓，意其传讹，喜得为证，因令诵之。”其次，是《伊本•白图泰游记》，它记述元朝时广州蕃坊的情况：“广州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即阿訇，一个地方的总教长），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其实，伊本•白图泰还不了解蕃坊内的事务，历来伊斯兰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情况，是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的教权组织制度的一致性。
蕃坊的主持是“都蕃长”，《唐会要》卷一百：“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河粟为宁远将军。”宋时正式名称为“统察蕃长司公事”。但是，后来全称只在文字上见，简称“蕃长”。在中世纪，蕃长由穆斯林公众选出后，要经政府审批和任命。蕃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一直沿袭至今，成为穆斯林聚居中的一个习惯。蕃长的职责主要是管理蕃坊内部的一切事务，为中国政府招邀外商来华贸易。这方面《宋史》卷四百九十有这样的记载：“大食舶主臣蒲希密上言。……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如果穆斯林之间发生纠纷，由蕃长在自己的办公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不予干涉。蕃长解决穆斯林之间纠纷时，是依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法。每逢伊斯兰教的节日，也由蕃长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礼拜、讲教义、念经等活动。这样看来，蕃坊的蕃长，他不但是蕃坊的政治领袖，而且是蕃坊中的宗教法官和宗教教长。而蕃坊本身对外又担负两个任务：一是接待来华的使者和商人，一是担负与当地政府接洽、商榷、交涉中外有关事宜，相当于现在领使馆的性质了。
蕃坊地处广州南陲，南接珠江，东北紧靠广州繁华之城，广州水陆交通多经此处，明末的顾炎武说：“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城，以长子孙。”（《天下郡国利病书》），当时水上交通为最佳方式之一，所以蕃坊的选择，取其接待和交往的方便为佳。这里应该提及一下蕃坊内有一坡山码头，又叫光塔码头（今称“坡山古码头”、“坡山古渡”）。蕃舶可以直达坡山码头，装卸货物。唐、宋年间，这里也是人们上落最多的地方。早在晋代这坡山下已是一个渡口，此事在《大清一统志》中有记述。可见当年这个渡口是广州最大渡口之列。因此，蕃坊与外界交往，有了“地利”条件。所以，蕃坊内的生活习惯，日常活动极自然地慢慢渗入广州土著居民的生活里。并且以它的宗教——伊斯兰教为纽带，使蕃坊与广州土著居民得到潜移默化的结合。广州蕃坊的存在，形成了广州回族的发源地。
广州回族的形成
阿拉伯人、波斯人到广州来的主要目的是经商，英国史学家威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景教徒到唐太宗朝廷之前五年，即公元628年，有一群值得注意之使者，由阿拉伯麦地那之扬布埠，乘商船越海至广州，奉穆罕默德所遣，持书往见唐太宗，书信内容同致拜古占廷皇帝希拉克利及忒息丰喀瓦氏书相同，太宗既不象希拉克利那样置之不理，亦不象喀瓦氏之侮辱来使，皆待之以礼。对于使者关于其神学之见解，颇加赞许，遂助之建一清真寺于广州，以备阿拉伯商人之使用，至今犹存，此寺盖世界最古清真寺之一也。”这里除了说明唐代的开放政策外，还说明了广州清真寺即怀圣寺的最初建寺的意图。
广州怀圣寺，又名怀圣光塔寺，俗称光塔寺。也称狮子寺，是东南三大寺之一。（其二是麒麟寺，即清教寺，其三是凤凰寺，即真教寺）白寿彝在《跋<重建怀圣寺记>》中写道：“僧家讷元卿显为一信奉伊斯兰者。‘僧家讷’与《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之‘僧伽罗’声近。‘僧伽罗’意译为狮子国，乃锡兰岛古名之音译。元卿或系锡兰岛人；而怀圣寺之所以称狮子寺，其亦以重建之人为狮子国人乎？”但是，这个称谓在广州绝少听到的。此寺是伊斯兰教圣迹之一，是广州蕃坊内最古的名胜。1948年《越华周报》的《广州各寺教务概况》有这样一段报告：“怀圣寺，位于广州光塔街，建于唐贞元年（627），历史悠久，为天方先贤万葛士（即苏哈吧•艾伦•宛葛素）东来传教时所建。寺内并建有光塔一座，建于隋唐之间，距今已有1310余年之历史。塔高160尺。”但是，最早记载怀圣光塔寺的，是岳珂的《程史》：“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曰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层楼杰观，晃荡绵亘，……有堂焉，以祀名，……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向之。……”白寿彝先生认为“此蒲姓所居亦必非私人之家宅，而为公共礼拜之所，殆亦即后之怀圣寺也。《桯史》所记，为绍熙壬子之情形，约当西历1192年。”这就是说，这记载是宋朝绍熙三年，这样看来，怀圣寺的最初出现，无论是威尔斯说或岳珂说都是为了经商和交往的，至于成为专供穆斯林礼拜用的寺宇，那是日后之事了。
座落在怀圣寺内的光塔是伊斯兰教极负盛名的古迹。宋朝的岳珂在《桯史》也对光塔作了详尽而较早的记载。宋朝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编者按：据李景新《广东之国际交通史》：“六百十五丈盖百六十五尺之误”）。清朝的仇池石辑《羊城古钞》卷七：“光塔，在怀圣寺，唐时番人所建。……明洪武间，金鸡为风所堕，乃易以风磨铜蒲芦。上有榕树一株，白鹤栖之。成化四年，都御史韩雍重修。”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认为光塔主要是为传呼礼拜者而设的“叫礼楼”，然而，细观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叫礼楼，无此形式的楼塔，尤其是上冠以金鸡一只，以为观测风向之用的。但日本人小林元的《回回•光塔之缘起》说光塔的形制“实自伊拉克所传入。”现在笔者缺乏伊拉克建筑风格资料，姑置勿论。但是，外国史学家对我国历史尚不甚了解，此塔原来是什么的，就很少人再去探究它的根源了。清朝光绪年间，约在十九世纪末由两广学务处审批印行的《广东乡土史教科书》中“回教入粤”一课写道：“唐初，海舶大通，摩哈麦又遣其母舅苏哈白赛来中国贸易，遂建会堂于广州（即城内光塔街怀圣寺），工成，苏哈白赛寻殁，遂葬于此，光塔即其坟也。”《广州府志》记载：“西域回教默德那国王默罕蓦德，遣其母舅苏哈白赛，来中土，建光塔及怀圣寺。寺塔告成，寻殁，遂葬于此。”如此说，此塔初型，应是坟塔，体积应比现在小，用以纪念先人，后因其位置处江滨，由玛哈珠、玛哈嗼二人“倡筑羊城光塔”（《蒲氏族谱》），以为灯塔之用，指导珠江河上船舶之往来，可能有过一短时期是灯塔与叫礼楼并用，再后来珠江河道淤塞，积沙成地，河道推至离塔一公里多远，到这时，光塔才完全作为叫礼楼使用，即岳氏所记的“窣堵坡”（梵语：佛塔），窣堵坡是安放佛物或经文，或埋藏僧人的骨、牙、发等物的佛塔，岳氏用此用记述，可证苏哈白赛之墓存焉。
蕃坊与回回之异闻种种
番商到广州经商往往获重利而致富的不少。宋朝苏辙《龙川略志》：“番商辛押陁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纟昏。。”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宋时（蕃）商户巨贾，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蕃商在广州经商有利可图，这是促使他们定居广州的主导思想。所以，蕃商送子弟到华人学校学习，就成了他们在广州的先决条件。南宋龚明之的《中吴纪闻•卷三•学海类编》：“程师孟知广州，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蹱。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南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州请建番学。”
其次，是婚嫁。《新唐书•卢钧传》：“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挺为乱。”《唐会要》卷一百：“贞观二年（628）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宋朝朱彧《萍洲可谈》：“元祐间（1086——1094），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宋会要•绍兴七年》：“大商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婚，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海獠多蒲及海姓，渐与华人结姻，或取科第。”此外，“宋时市舶之利甚溥，为当时收入之一大宗。广州、泉州尤盛。汉回通婚之事亦恒见。……五代时国主喜纳波斯女，而宋时宦族亦爱嫁大食人。辽时大食国王请婚，亦曾以公主嫁之。阿萨兰回鹘亦曾娶辽公主。均见《辽史》。可见五代辽宋时与回回通婚一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历代这些重要的记述，都说明了阿拉伯、波斯等商人在广州的延续，他们通过婚姻与广州土著居民结合，从而产生了他们混合的第二代，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土生蕃客”。易卜拉欣•冯今源的《伊斯兰教历史百问》中指出：“他们有的住唐五年、十年，有的一直住到宋代，长达数十年。由于宋王朝的重视和积极鼓励，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华贸易的势头如钱江潮涌，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与年俱增。他们有的带来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在中国娶汉女为妻。他们在华所生的子女，叫作‘土生蕃客’。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已出现许多在华居住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为此，宋政府还特意颁发一个‘蕃商五世遗产法’，以解决他们在华的遗产分配问题。”这些土生蕃客在广州，就成了广州回族的原始成体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掺杂了当时非中原人的其他地区的商人后代。尤其是在历史上被称为回回或河西回纥（后称回鹘，即今之维吾尔族）。考回族，曾称为回回族。查我国新疆历史，在公元840年左右，因畜牧经济社会解体，内乱迭起，被黠戛斯乘机攻击，回纥从鄂尔浑河流域分三支向西南方向迁徙，其中一支南下到河西走廊，历史上把这支称为“河西回鹘”。“回纥人在唐朝时信奉摩尼教（又叫明教），西迁后改信佛教，最后才改信伊斯兰教。”（《中国古代史常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河西走廊还杂居了“河西回回”。《文宗纪》：“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可见当时关中是杂族而居的。陈汉章《中国回教史》：“所谓关中者，统西域而言。西北诸国，事天最敬，故君长谓之天可汗，山谓之天山，而神谓之袄神。（《说文》“关中谓天为袄”）……今所建回回堂，谓之礼拜寺，又谓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所有这些人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又经过世代繁衍和同化异教的方式，这过程应该经历约五个世纪以上。到了元帝国的建立，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回族的形成，以及广州回族的形成都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外国商人中的穆斯林改变了“住唐”的状况，他们已经不像在唐宋时期那样只有侨居的性质。这些人虽然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具有不同的阶级利益，亦原来分属不同的种族，但他们都是同一地成为蒙古贵族的战利品和随从，并且他们都因为同样是国破家亡，断绝了返回故国的希望，所以只有以移民的身份，在中国定居。自此，他们已没有以客人自居，相反，他们却是以主人翁的积极态度，和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结合，将自己的力量、智慧、生命都献 给这新的“祖国”。这些人除一部分早已是来华贸易的商人外，另一部分却是回回军士、炮手、工匠、贫苦百姓和已经归附蒙古贵族的回回达官贵人和学术之士。查《元史》，我们知道，这些人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蒙古贵族统一全中国的战争，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驻防和屯戍，因此，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元大德南海志残本》云：“广（州）为岭南巨镇，……自唐、宋以来，并设屯戍。天兵收附，威武如神。”这里说的“天兵”就有回回军士、炮手在内。在元朝，以回回人为主要成份的色目人，（包括我国西北各族和来到中国的中亚、东欧人）其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指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女真、契丹、渤海、高丽人，以及四川地区的汉人）和南人（指原属南宋地区的汉族和各族人氏）。广州的怀圣寺也在这个时候（至正十年即公元1350年）由僧家纳元卿负责重修。
其次，舍吉堂《回教民族说》一文指出：“回族者，回教教义所支配而构成之民族也。”从历史上看，构成一个民族是有着诸多因素的，回族也一样，有些人甚至从生理生态上去研究识别一个民族，因而，市俗流传所谓“南人不相天庭，回回不相鼻子“之说，俗谓大鼻子者即为回回人。这样单一的认可，未免牵强附会。众所周知，孙中山认为构成一个民族必须具备五个要素：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而回族的形成除具备这些要素外，其中宗教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国回族的形成以及广州回族的形成，伊斯兰教起着纽带的作用。所以，回族人信奉《古兰经》，并以它的教义解释客观世界的一切。其实，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是回族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但信奉伊斯兰教的不一定是回族人。所谓穆斯林，都是顺从真主的人。
广州的穆斯林在脱离“土生蕃客”之后，是为第二个时期的发展。大约在元朝至正年间以前，这个群体已经具有共同血统、共同信仰、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共同的习俗生活的共同体了。这就是说，这个群体已具备了传统性的习惯和愿望，这就是民族。至于以“回回”之称，目前虽然没有历史文献为根据，但考元朝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回回人在中国境内的势力和遍布，以及回回人在社会的地位，这个穆斯林的共同体名之为“回回”，应该是在这段历史期间出现的。

蕃坊 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