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经济思想建构的文化背景
孙中山曾经说过“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思想包括经济思想是博采中外、融汇古今的开放型思想体系,博大庞杂、融通创新成为其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本文试图从近代岭南文化特征的角度,考察孙中山经济思想建构的文化基础,探讨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与特点。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动荡不安的时代,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突与融汇的时代,因此,孙中山在建构他的经济思想时,不得不打下时代的烙印,孙中山的母体文化圈、他所受的教育与熏陶以及他赖以依存的文化环境,都是在近代岭南文化背景下完成的,因此,孙中山在构筑其经济思想时,便或多或少地刻下了岭南文化的痕迹。
孙中山家乡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东西接合的边际地区。对传统的相对淡薄与对西学的较早接触,构成了孙中山的母体文化圈。他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这些多种文化交汇的边缘地区里完成了西式教育,周围那些与他接触较多或影响较大的人物,几乎都是中西文化融通的边际人物。孙中山便是在中与西、旧与新文化冲突和交汇的边际文化圈里成长起来的。
显然,孙中山的思想包括经济思想,受到其所依存的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任何思想与学说的产生、形成,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深厚的文化背景之上的,而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往往影响乃至支配着一种思想与学说的性质和趋向,使这种思想与学说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那么,使孙中山经济思想打上深刻的时代与文化印记的近代岭南文化的特征又如何呢
岭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实用性与融汇性的基本特点岭南文化又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因地理、交通与经济的各方影响,很早便形成了重商、务实、自由、开放与融通的特点。
岭南文化的历史渊源、近代社会动荡剧变的时代潮流以及岭南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冲突、融汇,使得近代岭南文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开放性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中华帝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与外部世界隔绝时,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得以与外界接触,以广州为中心,广东的东、南部有很长的海岸线环绕,而海洋性的地域文化,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文化首先便在海洋国家与地区发生,岭南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成为西方文化冲击的第一个点,外部施加的压力,迫使岭南地区率先开放。
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民众心态与社会观念上的开放意识。岭南人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受外来事物,西方社会特别是港澳地区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首先在岭南找到接受媒体。这使得岭南人能灵敏地感受到外界的刺激,赶上时代的潮流,不断更新观念,丰富文化的内涵与生活的情趣,从而较少保守的思想与封闭的心态,有利于新生事物的萌生与成长。另一层次是指开放意识在理论上的升华,这表现在近代岭南思想家的学说中即呈现为一种开放型思想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而且有助于整个思想体系的不断修正、充实与丰富。康有为如此,梁启超亦如此,孙中山更是如此。孙中山曾明确提出“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 这种开放性,使得岭南文化在近代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丰富的内容与崭新的观念,从而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与开放性紧密相连,融通性成为近代岭南文化的另一特征。此一特征的产生,是与岭南文化历来重视融通的历史渊源分不开的。唐宋以来,岭南文化曾出现过几次大的融汇,先是惠能以一种直觉的方式解释禅宗教义,通过顿悟让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在冲突中找到了彼此相容的交接点,从而为佛教的中国世俗化开辟了道路韩愈、苏东坡的南滴岭南,在此兴学育才、普及教化,以及张九龄等人的北涉中原,有助于中原汉文化与岭南本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及至明朝,岭南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家陈白沙,他从理论上总结了岭南文化融通、求实、调和的特点,试图中和诸家、兼收并容,开创了后世岭南思想家的学风再到明末清初,西学开始东渐,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岭南传教,岭南文化出现了新的融通,进入近代,广东沿海地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前沿,亦成为西方文化东侵的最早据点于是,岭南文化在新的时代潮流冲击下出现新的融合。
近代岭南文化的融通性,表现在社会心理与民众习俗上,便是古与今、土与洋、中与西的“大杂烩”,特别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引进岭南,很快与当地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地的与外来的、中国的与西方的,随处可见,同时并存。这种融通性上升为思想与理论,便是一种融汇古今中外知识的思想体系。康有为的思想是“含咀于吾国数千年来之文化,以及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古哲之露言,及近代英、法、德、美先哲之精华,损益古今,斟酌至当” 而融汇构成的,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之建构,也是博采众家之长的,自称“凡一切学术,有可能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佘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
近代岭南文化继承与发展了岭南文化的功利性特征。早在古代,岭南因大山阻隔而免受北方战乱与政治风波的干扰,逐渐形成重利实惠的社会风尚,自明万历年间以来,广州因外贸的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不断明确化与强化,重商、求利的观念更明显,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贸易的进入岭南,更加强了岭南人务实、求利、重商与崇洋的意识与观念。这一特征在社会心理、民众心态与价值观念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于精明的岭南人来说,实惠与功利是居于首位的,而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就是近代岭南产生的有影响的思想家们,其思想体系均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很显然,这种文化上的功利色彩,使得岭南的思想家们较少理论思辩,亦少一种哲学高度的系统化,而显出较多的直观、浅显与实用的特色。但是,这种功利性,促使了岭南经济思想的相对发达。事实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几种有影响的经济思想皆发源于岭南,几个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也产生于岭南。从洪秀全、洪仁玕,到郑观应、何启,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孙中山,均是如此。
二、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之特点
近代岭南文化特征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建构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构成方式上。
孙中山曾说明其思想渊源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由此可见,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吸收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与经济观念,一是采撷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中、西两个方面,又包含着诸种不同的学说与理论,这使得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庞杂、零乱乃至自相矛盾。但孙中山进行融通、改造后,构筑起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体系,这正是近代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致。
渊源众多、庞杂零乱是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的最显著特点。
孙中山经济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不少。首先,民生主义与儒家养民、富民、裕民思想有相通之处,孙中山说过“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 更为明显的是儒家大同思想对孙中山经济思想中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之影响,孙中山多次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古代井田制对“平均地权”也有一定影响,孙中山指出“对于土地,宜先平均地权,此与中国古时之井田同其意,而异其法。” 其次,孙中山经济思想吸收了古代经济改革家的经济主张与经济政策。他对桑弘羊的均输、平准经济主张极为欣赏“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孙中山对王莽的五均、六莞,王安石的新法都予以较高评价。再次,孙中山借鉴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他说 “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从孙中山经济思想之中国传统思来源观察,可谓庞杂、零乱,既以先秦儒家经济思想与社会理想为“道统”,又广泛吸取了法家、墨家的经济主张与经济政策既继承了地主阶级的经济观念,也沿袭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经济纲领,既推崇远古的大同理想,也主张近代资产阶级的工商主义。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采撷于西方的经济思想与学说。一是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理论,孙中山指出 “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 并按亨利•乔治“以地租归公的办法确定土地的公有权利”之主张,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具体主张,“法之大要有二,一为照价纳税,一为照价收买。” 孙中山特别赞赏亨利•乔治通过征收地价税这一单一税即可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也希望以“平均地权”方式防止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二是穆勒的土地国有化方案。穆勒主张土地估价、原价归地主、涨价归国家,孙中山“平均地权”也认为“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提出土地增价归于国家的主张,似乎是穆勒土地国有化方案的翻版。三是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主张铁路、矿山、银行等重大企业与经济部门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孙中山都借鉴过来,丰富其“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思想,他说, “中国十年之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为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 四是马克思“资本公有”与“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因接融《资本论》而激发了他对“资本问题”的重视,这是他“节制资本”思想的最初动因孙中山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公有”的理论,他说,“麦克司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未来之资本为机器,遂有机器公有之说。” 他因此提出“机器公有”、“平均地权”的主张。孙中山把民生主义说成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他希望, “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 五是列宁“耕者有其田”主张。孙中山虽很早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真正成为他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垂要的内容,却是受了列宁与俄国土地革命的形响。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 至于新民生主义经济纲领的提出,显然与列宁的影响及共产党的推动分不开。
除上述儿种经济学说与理论外,孙中山还广泛地涉猎了西方的各种经济思想与社会思潮。他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甚为称熟他对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有所了解,他接触过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华莱士等人的著作他受过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也受过美国社会学家威廉社会史观的启发他还接受过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他甚至与社会党第二国际有过联系……。
通过对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庞杂而零乱、众多而纷陈,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性质、不同流派的经济思想、理论与经济政策、主张,孙中山毫不排斥地吸收与采撷了,统统纳入到他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去,这恰好体现了孙中山所受岭南文化开放、融通特征的深刻影响。
合理取舍、为我所用是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洲的另一特点。孙中山对来自中、西双方的经济思想与理论,并非不分主次而是合理取舍、为我所用。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征,大致有如下几点,即以养民为目的,以均富为基础,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重点,以国家干预经济、防止私人垄断经济为主要手段,以实现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之目标。民生主义正是因袭了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这些精神与原则,而舍弃了具体的经济主张与措施,按孙中山的想法,即“师其意,而“异其法”。考察西方近代经济理论与社会思潮,我们发现,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主体内容皆源于西方,这决定了其经济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但孙中山在纷繁众多的经济理论与学说中,他主要采撷的是与欧美社会改良运动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思想,或主观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及20世纪初日益盛行的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与实践,至于各种具体的经济主张与措施,都是为孙中山所孜孜论述的土地、资本与实业三大问题服务的。因此,孙中山经济思想渊源中,采撷西方的经济学说与思潮,几乎没有哪一种经济理论为孙中山所完全采纳,内容不同、性质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经济学说,都可以被孙中山揉到一个经济纲领中。
孙中山将来自中、西双方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各种成分,按自己的理解与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有机结合方式,使得孙中山在繁乱的经济思想来源中,能够按自己的意图建构起他的经济思想体系。
三、孙中山经济思想体系的特征
从近代社会剧变的时代背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以及近代岭南文化环境,来考察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建构,可以发现孙中山经济思想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庞杂融通性、革命实用性、变异更新性与空想超前性。
庞杂融通性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色。孙中山曾自言其所学庞杂,他说 “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叮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 这种博杂不纯,为孙中山建构庞大的经济思想体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各种不同性质与内容的理论与学说纷然杂陈,各种经济主张与措施模糊不清,所论述的各种经济问题似是而非,所设想的各种经济方案也前后不一。这说明孙中山经济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尚有不成熟之处,亦反映了孙中山想尽收天下文明于一炉而又无法负此重任的矛盾心态。庞杂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庞杂基础上的融通才是其经济思想的特质。在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社与资均融汇在一起,这种融通性呈现了调和的色彩,也带有避免冲突的妥协色彩,“平均地权”纲领如此,“节制资本”的纲领亦复如此。这种融通性思想的出现,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特别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即中与西、新与旧、创新与保守的冲突之后,谁也无法排斥掉对方,结果造成了事实上的同时并存、相互渗透局面。
孙中山经济思患融通中外的结合点,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富强发达而又没有弊端的新型资本主义,正如孙中山所说 “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这是其融通性的伟大之处。
革命实用性是孙中山经济思想资产阶级色彩之反映,也是岭南文化功利性的理论升华。孙中山曾有一段话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用途便是不好。” 他抽取马克思的“资本公有”部分内容,却舍弃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也不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含义他吸取了亨利•乔治“单税社会主义”与“土地公有”理论,却不接受亨利.乔治的具体措施,而代之以穆勒的“土地国有化方案”他引证中国井田制、王田制、方田均税制以及《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方案,却只“师其意”而异其法,他接受了列宁“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却不赞成其激进的方法他主张仿效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却局限于国有化程度上,他赞美古代“大同”理想,推崇太平天国的地上“天国”,但他希望建立自己的民生主义大同世界他自称民生主义既是“大同主义”,又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但他侮一次的解释都不一样,而是为我所需。这种“革命的实用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孙中山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祸害的良好愿望,孙中山明确地说 “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亦反映了革命实用的特点,他说 “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 一句话,只要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统拿来,为我所用。孙中山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这也隐隐约约看到了岭南文化功利、实惠的影子。
变异更新性是孙中山经济思想所反映的时代色彩,近代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变异与更新特质,也影响着孙中山。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变异更新性,表现在其思想的不断前进,从改良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到旧民生主义,再发展为新民生主义,充分体现了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先师井田,后效太平天国,再学亨利与俾斯麦,到后来师马克思、列宁,不断变异,也就不断前进,可以说,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体系是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孙中山在学习西方寻求真理的途径与方法上,也表现出更多的“创新”精神,他主张学习最新的思想,“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 变异更新成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特点与进步的重要内容。
空想超前性是孙中山经济思想所反映的社会特征与自身的思维特征。空想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必然性的产物,由于对近代中国与西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深刻,由于对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理解的似是而非,由于对中国传统大同空想的沿袭与对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情,也由于孙中山过分夸大人的精神作用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天真设想,孙中山经济思想具有很明显的空想色彩。这从他的民生史观以及整套经济纲领与主张的建构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理论上矛盾,实践中妥协,于是只留下幻想的蓝图。
孙中山为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要“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而这种民生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变型。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可谓宏伟的“发达国家资本”的设想,但就整体而言,物质条件限制了他理想的实现。发人深思的是,孙中山经济思想中的空想弱点,似乎为其后的人们所重蹈。
孙中山经济思想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超前性与空想性虽然都是主观上良好愿望的反映,但空想性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超前性则是对客观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超前性表现在,他曾经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蓝图,似乎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实践他提出的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追求国际经济合理化的主张,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纳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引进外资、技术与人才的主张,也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共通之处他的多元经济制度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当代经济发展的基木要求与进程,甚至对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作用,他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或者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许多战后独立的亚非不发达国家地区广泛实践。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建构,深受近代中国社会蜕变与近代岭南文化特征的影响,而孙中山思想的完成,又反过来指导着中国近代变革的时代潮流,丰富与发展了近代岭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文献来源：1991年 出自《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作者：袁立春
查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