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人篇(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32年前，南方报业大院的所在地，仍是杨箕村的田。
如今，南方大院侧门离杨箕村宅基地小铁门只隔着一条东兴北马路，约莫五六米宽。
天生地缘亲近，加上改革开放后媒体蓬勃发展，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大院的青年才俊越来越多，不少外地青年曾借力杨箕廉价房租和地利，闯出他们的璀璨人生。
鄢烈山半夜被查暂住证；夏逸陶曾在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做火锅款待过报社老主编关健和一帮夜班同事；谭智良曾趴在床垫上写完他30几部新闻连载；侠女张蜀梅，住在铁皮屋里跑“比救护车还快”的突发新闻，用CD机听盗版碟，用二手IBM电脑写小说；老编辑“赛芊芊”深夜三斗小偷“一负一胜一和”；而那个后来当了网站副总的陈志华，在杨箕村口的“老四川”饭馆不时和邻桌的流莺畅谈人生，最后写出了中篇小说《阿瑶》。
直到杨箕拆村之前的一两个月，南方都市报几名年轻记者仍在焦头烂额地搬家挪窝。江湖杨箕与广州其他城中村最大的差别，也许是它从未断裂的文人气质，那些曾与它朝夕相处的南方大院做梦青年，总是有意无意间，想念那时的江湖岁月。
他们曾是杨箕的匆匆过客，如今杨箕成了他们人生的过客。南方大院的杨箕部落，让曾经客居的“南方”文人叙述杨箕，各书笔法：没有岁月可回头，再见，杨箕，再见，消逝的青春。
1
潜龙里170夜
鄢烈山
“50后”，1995年10月从武汉南下广州，入住杨箕村潜龙里9号，时任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编辑。
1995年秋，我决意南下，在深圳特区报和南方周末之间选择，前者待遇高，后者更符合我的志趣，我最终选定了后者：周末扩版，要在国内报纸率先创办时事评论版，且放在第二版，那不就是仿美国大报的社论、来论版布局吗？那时候对社会发展前景过于乐观，根本不把官位当回事（据说广东一带流行观念是，父母教训子女“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有当干部了”，哪料到如今一个普通“公务员”的饭碗都那么香）。
老左告诉我，报社“办公室”（如今叫“行政中心”）已经为我在“杨基村”租了一套房子，家电家具公家都准备齐了。我说，好呀！心里想着，住在村里，鸡鸣蝉噪是免不了的，但每天从田埂上走过，不管看到的是瓜菜还是稻禾，都是赏心悦目蛮有诗意的。
我是1995年10月17日，与老婆一起到广州的，儿子还留在武汉上初一。一车把我俩接到住处，傻眼了：这就是“杨基村”？不是基础、基本的基，是扫垃圾的撮箕、扬秕糠的簸箕的箕！这个所谓“村庄”的恶形恶相完全超出我的想像力。
我租住的那一家楼房是潜龙里9号。心想，这名字真好呀！典出《易经》“潜龙勿用”，一是吉祥，他日若得志龙腾虎跃，便是天意在斯呢；二是教人坚定信念，修德隐忍，待机而动，如龙潜深渊。房子的方位在杨箕村算是相当不错：在“主干道”边，即道路是可以两人相向推自行车通过、只要一人站住不动就行的“大道”，且离村子西边的大臭水沟（广州人叫“河涌”）不远，也就是说房子不在如迷宫的小巷深处，万一发生了火灾可以更快地逃命。
从1995年10月17日入住，到1996年4月5日搬到云鹤南街去，我在杨箕村共住了170个日夜。出租屋只是我晚上栖身的地方，购物呀理发呀也都是在别处，所以与村民与别的房客基本上没有交往。回想起来，只有一个总体印象可说，一件事可记。
那时候，每天晚饭后我会到广州大道对面去散步深呼吸———对面的“珠江新城”还只是一个概念，农地早被征，到处是荒草萋萋。那时候的上海成为开发特区不久，北京也没有吸聚如今这么多的文化经济资源，也就是说广州比京沪还有相对优势，因此杨箕村和外资合办的位于村外、广州大道边的“外商活动中心”还真有不少外商“活动”，其标志就是每晚散步往返，都可以碰到成群俄罗斯美女（刻薄的人称之为yangji，发音巧合“杨箕”）。我想说的是，在同一个地块，仅一线之隔，就是两个世界，一边是花柳繁华地，流光溢彩的“现代化”，一边竟似鬼域世界，拥挤幽暗潮湿，人如蟑鼠般卑琐。是的，这就是我对杨箕村的总体印象。没有感恩之心，没有留恋之心。早该拆了！
值得记的一件事是，有一天半夜突然来了查户口的，很粗野地擂门，我急忙起床下楼去看。住一楼的本报同事张抒已在应答，我看见，来人好几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好威武。但在张抒给他们看了证件后，他们没有进屋就走了。张抒是怎么“退兵”的呢？他说没什么，手头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证，给他们看了看。那天，正有一位深圳的朋友到广州来，住在我们的出租屋里，他说再不敢到这种地方住了。
感谢住出租屋，给了我夜半被查的经历。
2
阔别十年未曾离开
夏逸陶
从没想过杨箕村会有拆迁的一天。
十年过去，生活中与杨箕早已隔膜，情感上却从未疏离。
第一次走杨箕，是原先单位的一位老大哥，面带神秘地率着我们一帮新人“探杨箕”，彼时他口中的杨箕，颇有如今“东莞，那个男人们都向往的地方”的风范。但见狭窄的街道两侧，热闹非凡，发廊，碟店（当时还主要是卖V CD ），麻辣烫，应接不暇，曲曲折折间突然就穿了出去，比寻常所走广州大道似乎短少了不止一半，好生神奇。
我无法回忆起13年前选择租住杨箕的确切理由，但是，三年租住生活留下的深刻映象（注意，不是印象），应可从旁佐证，为何我从未搬离（曾从杨箕的一屋搬到另一屋），直至享受最后一轮的福利分房。
那时候似乎也还偶有悠闲的日子，下午5点半居然可以下班。傍晚时分往租住的小屋走，一进杨箕村口，但见炊烟袅袅，主妇在巷道间大声地唤孩子回家吃饭。其时我离乡别父母已有近十年，孤身一人，忽然在这一刻寻到家的味道，自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有一段沉迷于那种感觉，总在黄昏时分在村里游荡。
住入杨箕一周之后，才勉强做到不迷路。虽说女人天生方位感差，但杨箕的奇妙在于它如此密密匝匝，楼与楼手拉手，店与店面孔相似，人与人气息接近。后来，我靠努力分辨那些方位不同的发廊，才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那是我第一次在城中村生活，却无比适应。有时候经过发廊的时候我会放缓脚步，看着那些青春的笑容，不由得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性的真实令人踏实。
发廊并不是杨箕的原生态，只是杨箕市井的元素之一。我从来不排斥广州的市井文化，杨箕是这市井图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异乡人，它显得那么可亲近。杨箕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租住，主客怡然，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广东的包容文化。我们曾津津有味地旁观过村内宗祠里的活动，也曾无数次地在杨箕酒店见识村中嫁女娶媳的热闹光景。更不用说村里的春情泛滥，连楼下叫春的猫都格外地多。
城中村最为人诟病的治安问题，在我印象中的杨箕也算说得过去。抢手机现象非杨箕独有，恶性凶杀案则似未耳闻（也许我有记忆修正？），倒是我的同事刘兵曾有一个关于杨箕的经典笑话。那时候他特立独行地选择了联通的号码，每进杨箕，即失去信息，成杨箕绝唱。
即便如此，我仍然热爱那个真实的杨箕。它是躁动而非平静的，紧密而非疏离的，潮湿而非干爽的，饱满而非清瘦的。我在村里见过程益中骑着单车直奔盗版碟店而去，我在村里的小屋里，迎来老关携一众夜班编辑享用我一手一脚准备的火锅消夜……与真实的杨箕比起来，如今，那一切反而愈来愈显得模糊。有段时间，我每次买青菜，固定帮衬杨箕菜场的某个男摊主。因为第一次撞上他的时候，问菜价，他颇不耐，依依不舍地从报纸上抬起眼来，勉强答了我。我凑近一看，原来手持的是1997年的《南方都市报》。
3
没有书桌的岁月
谭智良
从丽江回到昆明，接到约稿的信息：写写杨箕村吧。
杨箕村……
在昆明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千里之外的杨箕村何其迢遥，它溯着记忆的河流向我奔来。
1997年初，在等待南都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从下塘搬进了杨箕村。此前，我曾经住过潭村、冼村等地。对我而言，杨箕村和潭村、冼村除了名字之外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楼贴楼，一样的昏暗潮湿，一样的热闹便利。而搬家，于我亦是家常便饭，并不费什么功夫，几个纸箱搞定。
我跟南岛说过，刚到广州时，在《粤港信息报》（多让人唏嘘的一个名字，还有“现代人报”，曾记否？）的副刊上看到过一张他搬家的照片，是用卡车拉的。这让我印象深刻而且羡慕不已：他真阔啊！多年后他开着凯迪拉克奔驰在深圳街头，不知还记得那张搬家的照片吗？
当年，我和南岛们有着同一个身份，叫“流浪记者”。
进入南都后，我们才不再流浪。
记得有一年，我带儿子重游杨箕村，带他去看我住过的地方：喏，这深深巷子里那个楼上，是刚搬来时住的，没几个月就搬到前面那个路口。等到那里看时，有些迷惑：呀，是这里啊，但是那个小阁楼呢？怎么不见了？
我在杨箕村住了将近两年，其间搬过两次，也就是说，单是在该村，换了三个地方。(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那两年时间，在这个巷陌纵横、宛若迷宫的杨箕村，作为南都早期的新闻连载专栏记者，我写了30多部、数十万字的新闻连载。搬离杨箕村后，我的写作生涯也到了头———转做编辑去了。值得纪念的是，搬走之时，我的新闻连载作品集《非常新闻》也出版了。该书有幸请了敬爱的关健写序，在我写的后记里，有两段文字涉及我的杨箕村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这第一部新闻连载（《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以及后来数十万字的稿子我是趴在床垫上写的，写累了，我就把稿纸垫在一张小板凳上，或者拿本大相册垫在膝上，把稿纸铺在上面写，这让我感觉不错。当时我租住在杨箕村一间7平方米大小的出租屋里，在小巷深处，三楼，要走一段昏黑的楼梯，阳光照不进来，很潮湿。我一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不是买不起，而是漂泊惯了身外之物能少则少———我到广州4年，共搬了12次家，这可能不算一个纪录，但也够惊人了吧？
我记得有一天匆匆赶去报社交稿。巷子口那家发廊的小姐蓬头散发坐在玻璃门边，用慵懒、暧昧的声音招呼我：“靓仔，进来洗头啊。”我瞥见她大腿上摊着我们的报纸，正是登着我的新闻连载的那个版，午后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建筑散漏下来，晃动在发廊小姐的胸上和我的文章上，显得十分诡异。我落荒而逃。
现在，我的窗外，昆明那明晃晃的阳光疑幻疑真。
4
消逝的杨箕村带走青春
张蜀梅
距离单位最近一间湘菜馆名叫“湘有缘”，它的前身是“老四川”，就在杨箕村村口，外商活动中心的背后，店铺的名字换了，但是招牌菜酸菜鱼的味道没有换。“老四川”的酸菜鱼非常好吃，我几乎在那里帮衬了超过10年。虽然后来杨箕村崛起一间“阿强酸菜鱼”，但是我对“老四川”酸菜鱼的偏爱是无法取代的。
一个月前，又想和同事去吃“湘有缘”酸菜鱼，去到村口发现店已经搬走了，店门口一片狼藉。随后看见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有陆续大篇幅报道杨箕村最后的时光，看到都市报的《入夜走路需打手电杨箕成‘吉村’》的报道，心中又增加了些许的惆怅。
不仅仅是杨箕村的美味酸菜鱼的记忆不能忘却，我还有一段短暂的在杨箕村停留的历史。
1996年底南方都市报创办，我参加考试进入南方都市报，时任主编的关健先生批了一张纸条，我就从石牌村搬到了广州大道中289号，住在19楼的夜班宿舍，一个流浪记者算是有了一个组织。
在夜班宿舍住了2年多，报社发展需要清理夜班宿舍。我就只好和当时南都编辑江飞雨，电脑室的张玉涛等女孩一起去报社一街之隔的杨箕村寻找房子。杨箕村里没有中介，只能靠自己去跑小巷寻找房屋信息，谁上夜班，白天去找房子；谁上白班，晚上去找房子。很快，张玉涛找到了一条无名的小巷，这条小巷仿佛是杨箕村的一根小小毛细血管，无名，但有生命。房子在顶楼，民间称“铁皮屋”，没有阳台，冬天冷，夏天热，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将就。铁皮屋两房一厅，我一个人住一间，多付点房费，另一间住了两人，客厅住了两人。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去买煤气灶，热水器，锅碗瓢盆，生活又开张了。
我当时是南方都市报专职突发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经常从杨箕村的“铁皮屋”跑出来，站在广州大道中打的，飞奔突发新闻现场。从现场回来，直接去单位写新闻。写完新闻，就去“老四川”吃酸菜鱼，吃完酸菜鱼，就回铁皮屋，用CD机听盗版碟，用二手IBM电脑写小说。
“老四川”的酸菜鱼的味道挥之不去。除了我喜欢去，南方都市报外省籍的编辑记者都喜欢这个地方，往往在一天写完稿子后，几个或者十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去“老四川”专门点酸菜鱼，加上白米饭，到最后，几盆酸菜鱼连最后的汤都被喝得一干二净。
发廊妹也是杨箕村最大的亮点，小小杨箕村至少有几十间发廊，每一间发廊又挤着十多个发廊妹。记得有一个午后，太阳光强烈，我从发廊外面经过，发廊妹妹白晃晃的大腿灼伤了我的眼睛。
翻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面还有一章是专门写杨箕村的，它的开头是：
杨箕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在暮色中走过狭隘的街道
我看见只穿着衬衫的男人，孤独地
倚在窗口，烟斗中的烟袅袅升起
———艾略特
随着南方都市报的工资和奖金的增多，在杨箕村住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我搬到了环市东路。
一个村庄即将消逝，我20多岁的青春不复再来。
一切都已远去，唯有记忆依然清晰。
5
贼事三记
赛芊芊
杨箕村将夷为平地，前进与后退，姑且不论。我尝居该村近三年，三度与梁上君子直接PK.而今回思种种情状，心内翻腾意难平，是时候淬火而收了。因以记之。
记一
2002年1月，初入杨箕，流寓之所，一房一厅一厨一卫，逼仄潮湿但防盗门窗竟齐备。房东老太更言之在先：贼仔多，晚上要当心。
第三夜就出了问题。睡到中夜，被伴侣蹬醒，伊发现南窗窸窣有声。抬望眼，两条黑影飞速弹离防盗网，手机没了，空余我可怜的充电器挂在窗沿轻轻晃动。
杨箕一村，楼宇密实，间隔仅一握手而已，行走各楼顶如履平地，只要腿脚功能正常，人人可为飞贼。凡屋又有二种：一者，窗上防盗网为阔格；二者，窗上防盗网为细格。我居前者，下手处宽敞，贼们极易从窗外钩走财物。
这种战斗经验，非付出代价而不能取得。亡羊补牢，当晚我就把南窗扣死，玻璃上还糊满厚实的报纸。因为着实害怕并恐慌，只好以此拒绝黑夜的造访者，但也屏蔽了光天化日的太阳。
记二
东窗事发却来得不慢。
卧室两窗，南窗既已人为封杀，东窗只好独自承担流通空气和采撷光线的重任，成天都不关闭。鉴于前车之痛，我厘清了东窗附近所有物品，仅置一椅，闲时坐而观书，或者冲凉前暂放衣物。
那晚，甚疲，洗澡后很快入睡。不知何时，再度遭伊蹬醒。侧看，东窗外探入一支竹竿，正够着窗边独椅上我的裤子。我大怒，一跃而起，手出如电，毫不留情地揪住了自己的财产。窗外那厮显然熟练到炉火纯青，他从容不迫地与我周旋并成功地擒住了裤子的另一条裤管。我的伊见势不妙，立即上来助拳帮忙回抢裤子。形势逆转。那厮落脚处仅为窗下极狭窄一条水泥挡板，这十分不利他发力。未几，他放弃近在咫尺面对面的争夺，从窗外闪开并迅速不知所终。
艰难扳回一阵，我与伊弹冠相庆击掌为贺。其实那就是一条裤子，里面一文不名。我所不能弃者，一口气耳。
记三
很快到了夏天。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凉爽地计较着这一日的出入得失。月早过中天，忽然，伊暗示我观察客厅。
但见原本漆黑的该厅竟光影摇曳。我想，他们又来了。我轻轻爬起，飞奔入厅，巨喊：干什么！！！
那厮站在窗户的横档上，挥舞着手电筒，镇定如正发信号的哨兵，朝我微微一笑后，走了。
我想了想，也笑了笑。
以上三役，一负一胜一和，自此我放下了所有惊恐，与杨箕达致平衡，再未与江湖中人直接对话。
倏忽近十年过去，我倒有些想念，那些梁上的夜行客，愿你们都找到了正常的工作，朝九晚五地上班，跟村里的其他住客一样，按时等待出粮，而不必再通宵穿行于杨箕村连成片的屋顶之上。善哉。
6
“阿瑶”只是普通人
陈志华
“在我的记忆中，被深刻铭记的是气味，而不是具体的人和事物了”。
2003年发表以杨箕妓女为原型的中篇小说《阿瑶》，陈志华，这名当年的南方都市报编辑如今已是国内知名视频网站激动网副总裁，杨箕的生活早已远去，但“脏乱、粗糙、生猛”的外观长相和精神气质，却从未淡忘。
杨箕村是这名苏州青年南漂羊城时住下的第二个城中村，下雨天时总是挥之不去的潮湿发霉味；天晴时候爬上五楼屋顶俯视杨箕村铝制金属皮包裹的储水罐，炫目的白色刺眼无比，热浪扑面而来。住在泰来大街的陈志华，依然记得靠近雄镇牌坊村口的“老四川”饭店，那里曾是南都采编的流连之地。
中篇小说《阿瑶》是陈志华2003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得意之作。
陈志华眼中的杨箕妓女并无光怪陆离可言，他甚至认为那些选择从娼的女孩子“没有思想斗争，没有前因后果”，只是如你我一般，从事着一份可以获取工资的工作。
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陈志华住在杨箕村，在村里最常与“阿瑶”们发生交集的地方是那些廉价饭馆，“你坐下来吃饭，旁边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妓女”，三来两往，曾有几名“阿瑶”成了陈志华的朋友。
“每条巷子都有两三家发廊的说法并不为过，那时候，整个杨箕村起码有几十个发廊。要么是发廊，要么是档口门前只摆一个冰柜，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是（色情场所）。铺面内坐着三五个、六七个姑娘，很多时候她们在打牌聊天，毫不招摇，只是当看见有男人驻足细看，就会有人问你是否需要服务。她们当然会在附近的巷子租上几个房间来专门做这种生意”。
陈志华说，他的小说并没有很具体的原型，无论是“阿瑶”、“小群”还是“木头”，都不是具体的人事，他相熟的几名小姐也过得稀松平常，在他看来，站在道德高度去拯救她们或者蔑视她们都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这就是生活，由于种种际遇，她们有机会接触这个行业，她们最后选择从事了这个行业而已”。
离穗7载，陈志华早已与他的那些草根流莺朋友失去联系，他说，杨箕村的妓女和杨箕村的衣食住行行当一样，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凸显的“标签印象”，只是所有这些加起来，组成一个生猛的“微缩社会”而已。
32年前，南方报业大院的所在地，仍是杨箕村的田。
如今，南方大院侧门离杨箕村宅基地小铁门只隔着一条东兴北马路，约莫五六米宽。
天生地缘亲近，加上改革开放后媒体蓬勃发展，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大院的青年才俊越来越多，不少外地青年曾借力杨箕廉价房租和地利，闯出他们的璀璨人生。
鄢烈山半夜被查暂住证；夏逸陶曾在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做火锅款待过报社老主编关健和一帮夜班同事；谭智良曾趴在床垫上写完他30几部新闻连载；侠女张蜀梅，住在铁皮屋里跑“比救护车还快”的突发新闻，用CD机听盗版碟，用二手IBM电脑写小说；老编辑“赛芊芊”深夜三斗小偷“一负一胜一和”；而那个后来当了网站副总的陈志华，在杨箕村口的“老四川”饭馆不时和邻桌的流莺畅谈人生，最后写出了中篇小说《阿瑶》。
直到杨箕拆村之前的一两个月，南方都市报几名年轻记者仍在焦头烂额地搬家挪窝。江湖杨箕与广州其他城中村最大的差别，也许是它从未断裂的文人气质，那些曾与它朝夕相处的南方大院做梦青年，总是有意无意间，想念那时的江湖岁月。
他们曾是杨箕的匆匆过客，如今杨箕成了他们人生的过客。南方大院的杨箕部落，让曾经客居的“南方”文人叙述杨箕，各书笔法：没有岁月可回头，再见，杨箕，再见，消逝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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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龙里170夜
鄢烈山
“50后”，1995年10月从武汉南下广州，入住杨箕村潜龙里9号，时任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编辑。
1995年秋，我决意南下，在深圳特区报和南方周末之间选择，前者待遇高，后者更符合我的志趣，我最终选定了后者：周末扩版，要在国内报纸率先创办时事评论版，且放在第二版，那不就是仿美国大报的社论、来论版布局吗？那时候对社会发展前景过于乐观，根本不把官位当回事（据说广东一带流行观念是，父母教训子女“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有当干部了”，哪料到如今一个普通“公务员”的饭碗都那么香）。
老左告诉我，报社“办公室”（如今叫“行政中心”）已经为我在“杨基村”租了一套房子，家电家具公家都准备齐了。我说，好呀！心里想着，住在村里，鸡鸣蝉噪是免不了的，但每天从田埂上走过，不管看到的是瓜菜还是稻禾，都是赏心悦目蛮有诗意的。
我是1995年10月17日，与老婆一起到广州的，儿子还留在武汉上初一。一车把我俩接到住处，傻眼了：这就是“杨基村”？不是基础、基本的基，是扫垃圾的撮箕、扬秕糠的簸箕的箕！这个所谓“村庄”的恶形恶相完全超出我的想像力。
我租住的那一家楼房是潜龙里9号。心想，这名字真好呀！典出《易经》“潜龙勿用”，一是吉祥，他日若得志龙腾虎跃，便是天意在斯呢；二是教人坚定信念，修德隐忍，待机而动，如龙潜深渊。房子的方位在杨箕村算是相当不错：在“主干道”边，即道路是可以两人相向推自行车通过、只要一人站住不动就行的“大道”，且离村子西边的大臭水沟（广州人叫“河涌”）不远，也就是说房子不在如迷宫的小巷深处，万一发生了火灾可以更快地逃命。
从1995年10月17日入住，到1996年4月5日搬到云鹤南街去，我在杨箕村共住了170个日夜。出租屋只是我晚上栖身的地方，购物呀理发呀也都是在别处，所以与村民与别的房客基本上没有交往。回想起来，只有一个总体印象可说，一件事可记。
那时候，每天晚饭后我会到广州大道对面去散步深呼吸———对面的“珠江新城”还只是一个概念，农地早被征，到处是荒草萋萋。那时候的上海成为开发特区不久，北京也没有吸聚如今这么多的文化经济资源，也就是说广州比京沪还有相对优势，因此杨箕村和外资合办的位于村外、广州大道边的“外商活动中心”还真有不少外商“活动”，其标志就是每晚散步往返，都可以碰到成群俄罗斯美女（刻薄的人称之为yangji，发音巧合“杨箕”）。我想说的是，在同一个地块，仅一线之隔，就是两个世界，一边是花柳繁华地，流光溢彩的“现代化”，一边竟似鬼域世界，拥挤幽暗潮湿，人如蟑鼠般卑琐。是的，这就是我对杨箕村的总体印象。没有感恩之心，没有留恋之心。早该拆了！
值得记的一件事是，有一天半夜突然来了查户口的，很粗野地擂门，我急忙起床下楼去看。住一楼的本报同事张抒已在应答，我看见，来人好几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好威武。但在张抒给他们看了证件后，他们没有进屋就走了。张抒是怎么“退兵”的呢？他说没什么，手头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证，给他们看了看。那天，正有一位深圳的朋友到广州来，住在我们的出租屋里，他说再不敢到这种地方住了。
感谢住出租屋，给了我夜半被查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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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十年未曾离开
夏逸陶
从没想过杨箕村会有拆迁的一天。
十年过去，生活中与杨箕早已隔膜，情感上却从未疏离。
第一次走杨箕，是原先单位的一位老大哥，面带神秘地率着我们一帮新人“探杨箕”，彼时他口中的杨箕，颇有如今“东莞，那个男人们都向往的地方”的风范。但见狭窄的街道两侧，热闹非凡，发廊，碟店（当时还主要是卖V CD ），麻辣烫，应接不暇，曲曲折折间突然就穿了出去，比寻常所走广州大道似乎短少了不止一半，好生神奇。
我无法回忆起13年前选择租住杨箕的确切理由，但是，三年租住生活留下的深刻映象（注意，不是印象），应可从旁佐证，为何我从未搬离（曾从杨箕的一屋搬到另一屋），直至享受最后一轮的福利分房。
那时候似乎也还偶有悠闲的日子，下午5点半居然可以下班。傍晚时分往租住的小屋走，一进杨箕村口，但见炊烟袅袅，主妇在巷道间大声地唤孩子回家吃饭。其时我离乡别父母已有近十年，孤身一人，忽然在这一刻寻到家的味道，自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有一段沉迷于那种感觉，总在黄昏时分在村里游荡。
住入杨箕一周之后，才勉强做到不迷路。虽说女人天生方位感差，但杨箕的奇妙在于它如此密密匝匝，楼与楼手拉手，店与店面孔相似，人与人气息接近。后来，我靠努力分辨那些方位不同的发廊，才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那是我第一次在城中村生活，却无比适应。有时候经过发廊的时候我会放缓脚步，看着那些青春的笑容，不由得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性的真实令人踏实。
发廊并不是杨箕的原生态，只是杨箕市井的元素之一。我从来不排斥广州的市井文化，杨箕是这市井图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异乡人，它显得那么可亲近。杨箕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租住，主客怡然，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广东的包容文化。我们曾津津有味地旁观过村内宗祠里的活动，也曾无数次地在杨箕酒店见识村中嫁女娶媳的热闹光景。更不用说村里的春情泛滥，连楼下叫春的猫都格外地多。
城中村最为人诟病的治安问题，在我印象中的杨箕也算说得过去。抢手机现象非杨箕独有，恶性凶杀案则似未耳闻（也许我有记忆修正？），倒是我的同事刘兵曾有一个关于杨箕的经典笑话。那时候他特立独行地选择了联通的号码，每进杨箕，即失去信息，成杨箕绝唱。
即便如此，我仍然热爱那个真实的杨箕。它是躁动而非平静的，紧密而非疏离的，潮湿而非干爽的，饱满而非清瘦的。我在村里见过程益中骑着单车直奔盗版碟店而去，我在村里的小屋里，迎来老关携一众夜班编辑享用我一手一脚准备的火锅消夜……与真实的杨箕比起来，如今，那一切反而愈来愈显得模糊。有段时间，我每次买青菜，固定帮衬杨箕菜场的某个男摊主。因为第一次撞上他的时候，问菜价，他颇不耐，依依不舍地从报纸上抬起眼来，勉强答了我。我凑近一看，原来手持的是1997年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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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书桌的岁月
谭智良
从丽江回到昆明，接到约稿的信息：写写杨箕村吧。
杨箕村……
在昆明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千里之外的杨箕村何其迢遥，它溯着记忆的河流向我奔来。
1997年初，在等待南都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从下塘搬进了杨箕村。此前，我曾经住过潭村、冼村等地。对我而言，杨箕村和潭村、冼村除了名字之外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楼贴楼，一样的昏暗潮湿，一样的热闹便利。而搬家，于我亦是家常便饭，并不费什么功夫，几个纸箱搞定。
我跟南岛说过，刚到广州时，在《粤港信息报》（多让人唏嘘的一个名字，还有“现代人报”，曾记否？）的副刊上看到过一张他搬家的照片，是用卡车拉的。这让我印象深刻而且羡慕不已：他真阔啊！多年后他开着凯迪拉克奔驰在深圳街头，不知还记得那张搬家的照片吗？
当年，我和南岛们有着同一个身份，叫“流浪记者”。
进入南都后，我们才不再流浪。
记得有一年，我带儿子重游杨箕村，带他去看我住过的地方：喏，这深深巷子里那个楼上，是刚搬来时住的，没几个月就搬到前面那个路口。等到那里看时，有些迷惑：呀，是这里啊，但是那个小阁楼呢？怎么不见了？
我在杨箕村住了将近两年，其间搬过两次，也就是说，单是在该村，换了三个地方。(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那两年时间，在这个巷陌纵横、宛若迷宫的杨箕村，作为南都早期的新闻连载专栏记者，我写了30多部、数十万字的新闻连载。搬离杨箕村后，我的写作生涯也到了头———转做编辑去了。值得纪念的是，搬走之时，我的新闻连载作品集《非常新闻》也出版了。该书有幸请了敬爱的关健写序，在我写的后记里，有两段文字涉及我的杨箕村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这第一部新闻连载（《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以及后来数十万字的稿子我是趴在床垫上写的，写累了，我就把稿纸垫在一张小板凳上，或者拿本大相册垫在膝上，把稿纸铺在上面写，这让我感觉不错。当时我租住在杨箕村一间7平方米大小的出租屋里，在小巷深处，三楼，要走一段昏黑的楼梯，阳光照不进来，很潮湿。我一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不是买不起，而是漂泊惯了身外之物能少则少———我到广州4年，共搬了12次家，这可能不算一个纪录，但也够惊人了吧？
我记得有一天匆匆赶去报社交稿。巷子口那家发廊的小姐蓬头散发坐在玻璃门边，用慵懒、暧昧的声音招呼我：“靓仔，进来洗头啊。”我瞥见她大腿上摊着我们的报纸，正是登着我的新闻连载的那个版，午后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建筑散漏下来，晃动在发廊小姐的胸上和我的文章上，显得十分诡异。我落荒而逃。
现在，我的窗外，昆明那明晃晃的阳光疑幻疑真。
4
消逝的杨箕村带走青春
张蜀梅
距离单位最近一间湘菜馆名叫“湘有缘”，它的前身是“老四川”，就在杨箕村村口，外商活动中心的背后，店铺的名字换了，但是招牌菜酸菜鱼的味道没有换。“老四川”的酸菜鱼非常好吃，我几乎在那里帮衬了超过10年。虽然后来杨箕村崛起一间“阿强酸菜鱼”，但是我对“老四川”酸菜鱼的偏爱是无法取代的。
一个月前，又想和同事去吃“湘有缘”酸菜鱼，去到村口发现店已经搬走了，店门口一片狼藉。随后看见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有陆续大篇幅报道杨箕村最后的时光，看到都市报的《入夜走路需打手电杨箕成‘吉村’》的报道，心中又增加了些许的惆怅。
不仅仅是杨箕村的美味酸菜鱼的记忆不能忘却，我还有一段短暂的在杨箕村停留的历史。
1996年底南方都市报创办，我参加考试进入南方都市报，时任主编的关健先生批了一张纸条，我就从石牌村搬到了广州大道中289号，住在19楼的夜班宿舍，一个流浪记者算是有了一个组织。
在夜班宿舍住了2年多，报社发展需要清理夜班宿舍。我就只好和当时南都编辑江飞雨，电脑室的张玉涛等女孩一起去报社一街之隔的杨箕村寻找房子。杨箕村里没有中介，只能靠自己去跑小巷寻找房屋信息，谁上夜班，白天去找房子；谁上白班，晚上去找房子。很快，张玉涛找到了一条无名的小巷，这条小巷仿佛是杨箕村的一根小小毛细血管，无名，但有生命。房子在顶楼，民间称“铁皮屋”，没有阳台，冬天冷，夏天热，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将就。铁皮屋两房一厅，我一个人住一间，多付点房费，另一间住了两人，客厅住了两人。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去买煤气灶，热水器，锅碗瓢盆，生活又开张了。
我当时是南方都市报专职突发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经常从杨箕村的“铁皮屋”跑出来，站在广州大道中打的，飞奔突发新闻现场。从现场回来，直接去单位写新闻。写完新闻，就去“老四川”吃酸菜鱼，吃完酸菜鱼，就回铁皮屋，用CD机听盗版碟，用二手IBM电脑写小说。
“老四川”的酸菜鱼的味道挥之不去。除了我喜欢去，南方都市报外省籍的编辑记者都喜欢这个地方，往往在一天写完稿子后，几个或者十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去“老四川”专门点酸菜鱼，加上白米饭，到最后，几盆酸菜鱼连最后的汤都被喝得一干二净。
发廊妹也是杨箕村最大的亮点，小小杨箕村至少有几十间发廊，每一间发廊又挤着十多个发廊妹。记得有一个午后，太阳光强烈，我从发廊外面经过，发廊妹妹白晃晃的大腿灼伤了我的眼睛。
翻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面还有一章是专门写杨箕村的，它的开头是：
杨箕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在暮色中走过狭隘的街道
我看见只穿着衬衫的男人，孤独地
倚在窗口，烟斗中的烟袅袅升起
———艾略特
随着南方都市报的工资和奖金的增多，在杨箕村住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我搬到了环市东路。
一个村庄即将消逝，我20多岁的青春不复再来。
一切都已远去，唯有记忆依然清晰。
5
贼事三记
赛芊芊
杨箕村将夷为平地，前进与后退，姑且不论。我尝居该村近三年，三度与梁上君子直接PK.而今回思种种情状，心内翻腾意难平，是时候淬火而收了。因以记之。
记一
2002年1月，初入杨箕，流寓之所，一房一厅一厨一卫，逼仄潮湿但防盗门窗竟齐备。房东老太更言之在先：贼仔多，晚上要当心。
第三夜就出了问题。睡到中夜，被伴侣蹬醒，伊发现南窗窸窣有声。抬望眼，两条黑影飞速弹离防盗网，手机没了，空余我可怜的充电器挂在窗沿轻轻晃动。
杨箕一村，楼宇密实，间隔仅一握手而已，行走各楼顶如履平地，只要腿脚功能正常，人人可为飞贼。凡屋又有二种：一者，窗上防盗网为阔格；二者，窗上防盗网为细格。我居前者，下手处宽敞，贼们极易从窗外钩走财物。
这种战斗经验，非付出代价而不能取得。亡羊补牢，当晚我就把南窗扣死，玻璃上还糊满厚实的报纸。因为着实害怕并恐慌，只好以此拒绝黑夜的造访者，但也屏蔽了光天化日的太阳。
记二
东窗事发却来得不慢。
卧室两窗，南窗既已人为封杀，东窗只好独自承担流通空气和采撷光线的重任，成天都不关闭。鉴于前车之痛，我厘清了东窗附近所有物品，仅置一椅，闲时坐而观书，或者冲凉前暂放衣物。
那晚，甚疲，洗澡后很快入睡。不知何时，再度遭伊蹬醒。侧看，东窗外探入一支竹竿，正够着窗边独椅上我的裤子。我大怒，一跃而起，手出如电，毫不留情地揪住了自己的财产。窗外那厮显然熟练到炉火纯青，他从容不迫地与我周旋并成功地擒住了裤子的另一条裤管。我的伊见势不妙，立即上来助拳帮忙回抢裤子。形势逆转。那厮落脚处仅为窗下极狭窄一条水泥挡板，这十分不利他发力。未几，他放弃近在咫尺面对面的争夺，从窗外闪开并迅速不知所终。
艰难扳回一阵，我与伊弹冠相庆击掌为贺。其实那就是一条裤子，里面一文不名。我所不能弃者，一口气耳。
记三
很快到了夏天。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凉爽地计较着这一日的出入得失。月早过中天，忽然，伊暗示我观察客厅。
但见原本漆黑的该厅竟光影摇曳。我想，他们又来了。我轻轻爬起，飞奔入厅，巨喊：干什么！！！
那厮站在窗户的横档上，挥舞着手电筒，镇定如正发信号的哨兵，朝我微微一笑后，走了。
我想了想，也笑了笑。
以上三役，一负一胜一和，自此我放下了所有惊恐，与杨箕达致平衡，再未与江湖中人直接对话。
倏忽近十年过去，我倒有些想念，那些梁上的夜行客，愿你们都找到了正常的工作，朝九晚五地上班，跟村里的其他住客一样，按时等待出粮，而不必再通宵穿行于杨箕村连成片的屋顶之上。善哉。
6
“阿瑶”只是普通人
陈志华
“在我的记忆中，被深刻铭记的是气味，而不是具体的人和事物了”。
2003年发表以杨箕妓女为原型的中篇小说《阿瑶》，陈志华，这名当年的南方都市报编辑如今已是国内知名视频网站激动网副总裁，杨箕的生活早已远去，但“脏乱、粗糙、生猛”的外观长相和精神气质，却从未淡忘。
杨箕村是这名苏州青年南漂羊城时住下的第二个城中村，下雨天时总是挥之不去的潮湿发霉味；天晴时候爬上五楼屋顶俯视杨箕村铝制金属皮包裹的储水罐，炫目的白色刺眼无比，热浪扑面而来。住在泰来大街的陈志华，依然记得靠近雄镇牌坊村口的“老四川”饭店，那里曾是南都采编的流连之地。
中篇小说《阿瑶》是陈志华2003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得意之作。
陈志华眼中的杨箕妓女并无光怪陆离可言，他甚至认为那些选择从娼的女孩子“没有思想斗争，没有前因后果”，只是如你我一般，从事着一份可以获取工资的工作。
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陈志华住在杨箕村，在村里最常与“阿瑶”们发生交集的地方是那些廉价饭馆，“你坐下来吃饭，旁边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妓女”，三来两往，曾有几名“阿瑶”成了陈志华的朋友。
“每条巷子都有两三家发廊的说法并不为过，那时候，整个杨箕村起码有几十个发廊。要么是发廊，要么是档口门前只摆一个冰柜，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是（色情场所）。铺面内坐着三五个、六七个姑娘，很多时候她们在打牌聊天，毫不招摇，只是当看见有男人驻足细看，就会有人问你是否需要服务。她们当然会在附近的巷子租上几个房间来专门做这种生意”。
陈志华说，他的小说并没有很具体的原型，无论是“阿瑶”、“小群”还是“木头”，都不是具体的人事，他相熟的几名小姐也过得稀松平常，在他看来，站在道德高度去拯救她们或者蔑视她们都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这就是生活，由于种种际遇，她们有机会接触这个行业，她们最后选择从事了这个行业而已”。
离穗7载，陈志华早已与他的那些草根流莺朋友失去联系，他说，杨箕村的妓女和杨箕村的衣食住行行当一样，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凸显的“标签印象”，只是所有这些加起来，组成一个生猛的“微缩社会”而已。
文献资料来源：2010-07-12 南方都市报-AII06
作者：张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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