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福建的沿海地区，都与海外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对海上丝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历史上就曾与海外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的航海和海外贸易活动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 (即古代潮州府治范围) 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古代的潮州府，“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它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与福建相邻。全区约 1 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约占 1/4，其余都是山岭丘陵。西北、东北有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便;而东南濒海，海岸线长 278 公里，近海又有不少岛屿，岛岸线 124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本区居民在历史上很早便开始发展海上交通，“逐海洋之利”。
潮州地区是滨海之地，早在西汉就已经有航海的记载。“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①当时的揭阳管治范围，略大于现在的潮汕地区。
隋大业六年 (610)，陈棱“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 (琉球)”。义安郡就是潮州，当时的琉球就是今天日本的冲绳。可见隋代的潮州已经有对外交通的港口。而“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此前与琉球之间应是已存在着贸易行为。
唐、宋时期，潮州的对外海上贸易有了长足进展。从中世纪开始，海上的“陶瓷之路”取代了沙漠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精美的中国瓷器是世界很多国家人民的奢侈品和日用品。作为奢侈品，龙泉、景德等名窑名器比较昂贵，只宜用于收藏或装饰；作为日用品，由广东和福建沿海民窑烧制的瓷器，以价廉物美而满足了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正是瓷器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才直接导致了古代潮州瓷窑的崛起和潮州港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宋代以前，本区最重要的商贸港口是潮州港。《宋史·外国传·三佛齐传》记载:“太平兴国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龙眉来。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③虽然有关潮州港的文献记载比较缺乏，但是从潮州出土的瓷窑多分布在韩江出海两岸的情况就可推断，潮州港是古代瓷器出口的重要港口。如位于韩江东岸笔架山、号称“百窑村”的宋窑遗址，在宋时被誉为“广东陶瓷之都”，其产品运销国内外。1953-1986年，广东省考古队和潮州市文博部门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先后发掘了 11 座窑址。窑的形式多为龙窑或阶级窑，已清理开放的 10 号窑址长达 79.5 米(窑头尚不完整），宽约 3 米，除窑头及火膛被毁外，窑壁、窑尾、隔火墙、阶级隔梁等均保存完好，属于当时先进阶级窑烧制，工艺新颖独特，专家估计每窑每年能生产几十万件瓷器，也说明潮州古代的陶瓷生产能力相当庞大。此外在潮州古代瓷窑还出土了大量瓷器，其中有被列为一级藏品的“麻姑进酒”、有小洋人和哈叭狗等玩具，还有饰以八字胡的观音佛像。而最宝贵的是在几个释迦牟尼佛像座上刻有“治平”、“熙宁”等年号及“水东中窑甲”、“匠人周明”等匠工姓名的铭文。
专家考证，当时中国出口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而在广东窑的制品中，潮州宋窑又占了很大份额，质量也最高。根据出土的瓷器，宋代潮州窑主要生产青白瓷(影青)，其次是青瓷和白瓷等，种类包括碗、盘等日用瓷和人物、玩具等工艺瓷。一些特殊的器物，比如西洋人头像.西洋狗和军持 (伊斯兰教徒常用的净瓶) 等，说明潮州瓷是以外销为主的，而且接受了外商的特殊订货。质地精美的潮州瓷器，是外国人喜爱的日用品和收藏品。尤其是日用瓷器，由于工艺先进和价廉物美受到外国人的喜爱，很早就形成了有巨大需求量的海外市场。
当时这一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和制瓷业，造船业制造的海船可用于海外交通，制瓷业的产品是重要的外贸商品，这些都由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得到证实，如澄海县内发现古船甚多，仅据《澄海县文物志》统计就有 25 艘，其中不少与海外贸易有关。
宋元明清是潮汕地区进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阶段。宋代，由于北方的辽、金、蒙等民族的兴起，战乱频繁，由陆路通往中亚以至欧洲的贸易路线受阻，宋朝采取禁绝陆路交往的边防政策，所以对外贸易依赖海运。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外贸重心逐渐移到东南沿海。从地理自然环境来说，潮州自唐末以后，韩江三角洲中部低地平原和榕江、练江下游平原逐渐形成，人口分布也逐渐从北部山区移向沿海平原;交通从过去依赖山区小路逐渐发展水路和海运;经济上农业、渔业、盐业发展很快，特别是陶瓷产品大量出口外销。南宋淳熙年间任广东提典刑狱的诗人杨万里到达潮州，他在《揭阳道中》的一首诗中描写的潮州为:“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这是对潮州平原景物的写照，也说明南宋时潮州发展海运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宋代，潮汕地区存在相当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但是海外贸易处于政府的严密管理之下。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还有其他一些港口，是政府指定的对外贸易港，设有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中国商船必须由这些港口出发远航，外国商船只能在此停泊。没有设置市舶机构的港口，便不能对外开放。潮汕地区虽有优良的港口，却不在开放之列。潮汕的海船必须前往广州、泉州才能办理出海的手续。外来的商船也不能在这里停留，必须前往广州、泉州，才能办理进出口的手续。前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 三佛齐国商李甫海乘船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虽然因风势不便而飘船六十日至潮州，但是“其香药悉数广州”。这件事一则说明尽管潮州没有开放，但由于其处于闽粤之间的重要地理位置，仍不时有外国商舶停泊;再则说明潮州无权接受外国商船进口，只能转送广州。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潮州窑瓷器大量外销东南亚及西亚等地，促进了本区经济发展，粤东陶瓷之路也享誉中外，潮州人民与海外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建立起来。到了元朝，潮州的海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广东道肃政廉访司签事周伯琦到潮州，他形容潮州沿海是“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可见元代潮州地区海运贸易十分繁荣。
明朝建立以后不久，便实行“海禁”政策，只许官方贸易，不许民间商人出海。“官市不开，私市不止”，民间“私相交易”。实际上，除了郑和下西洋以外，其他时期的官方贸易以接待外国商船为主，而且外国商船也实行定期的办法，为数是很有限的。沿海地区的富户为了谋利，穷苦百姓为了谋生，便只好铤而走险，从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但被官府视为走私活动。一些海外贸易资本出现“亦商亦盗”的特征，“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如林国显为饶平人，攻占南澳岛建立贸易基地后，与同族人林凤、林逢阳、吴平在潮汕地区和福建经商多年。林凤于万历年间到台湾经商，后率船队进入菲律宾吕宋贸易，建立居留地。未被官方认可而开展的民间海外贸易，带有一定程度的走私性质。潮州地区的民间贸易在明清时期相当突出。明英宗正统九年 (1444),“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旁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 十二月，“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被官府生擒 30 余人。① 这是被地方官府发现的两起事例，没有被发现的一定更多。明世宗嘉靖年间，潮州府潮阳县一次违法前往琉球贸易的就达“海船二十一只，稍水一千三百名”。潮州、南澳、澄海、饶平等地，出现了以许栋为首的通倭走私集团，他们亦商亦盗，活动于海上。
潮汕地区的海外交通，到明、清两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与潮汕地区发生联系交往的，主要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以及西方殖民者。潮人足迹遍及东南亚。明代潮汕地区的商人前往爪哇、琉球等处，来到潮汕地区南澳等处港口的有日本、暹罗、葡萄牙、荷兰等过商船。明代后期以潮州人为主体组成的一些海盗商人集团，以从事走私贸易为主，也进行劫掠活动，经常出没于日本、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暹罗、安南 (今越南) 等处，有的还在那些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到了清代，潮汕地区商人已不再前往日本活动。他们的海外贸易以东南亚为主，其中与暹罗的关系特别密切。
清初，为了对付郑成功部的反抗，清政府曾在沿海地区实行海禁和迁界，使潮州地区的海外贸易濒于停顿。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海禁，允许百姓驾船出海，潮汕地区的海外贸易活动又活跃起来。乾隆以后，潮汕地区通过港口输出的物资品种趋于多样化，蔗糖、瓷器、棉布、烟丝都是在海外市场享有较高声誉的产品。这一时期瓷器仍销行于海外，本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海阳枫溪、饶平九村和大埔高陂。产品多为盘碗、杯、匙等日用陶瓷。同治三年，本区瓷器输出额有 16 多万元，批量很大。清代庵埠港便以瓷器为主要出口商品，而九村与高陂的瓷器，也是经潮州而后外运的。由于城乡手工业的兴旺，商贸活动十分活跃，众多商贸港口都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如在澄海，“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①1988 年在澄海县蓬下镇建阳村出土一批西班牙银币，共 99枚。用手工锤造制成。银币正面文字译为“西班牙与印第安国王查理二世”，正面图案为十字架与双狮双城，背面为盾形图案，纪元为公元 1691 至 1699 年，即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八年,其时樟林港正处于粤东沿海贸易恢复发展时期，这批银币应是欧洲商人来粤东进行贸易的货币。饶宗颐主纂的《潮州志》载:“乾隆前所用之银，以银锭为主要形式和外国流人的洋银。”澄海出土的西班牙银币印证了这一史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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