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随后派遣 50 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君”，把东南沿海纳人王朝统治，版图南拓到今天越南的北部。但是，残暴的秦朝不久就被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军冲击得七零八落，原来闽越、南越、瓯越、骆越等百越地区处于割据独立状态。秦将赵佗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以番禺为国都，立国 90余年，汉朝初年达到鼎盛，势力范围东到福建，西抵云贵，南至越南中部，与北方的匈奴号称“强胡劲越”。赵佗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按照秦汉制度在岭南推动封建化进程，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并且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与南海贸易。
番禺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中国最大的边缘海—南海，地处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自然天成的优越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考古发现显示，南越国时期岭南与南海地区已经有经济交往，南海丝路接驳至波斯湾地区，番禺是岭南与东南亚贸易的中心。
南越国时期番禺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这是南海丝路逐步兴起的重要条件。1975、1994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掘秦汉造船工场船台遗址，说明南越国时期，番禺已经是能够成批制造内河与沿海航行的船只的造船基地。①
1982年，南越国第二代皇帝 (文帝) 赵昧的陵墓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岭南最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不少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大大丰富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关系的篇章。据报道，南越文帝陵出土的镂空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都与海外贸易有关。
陵墓主棺椁“足厢”的银盒最引人注目，其造型与纹饰风格与波斯帝国 (前 550一前 330) 有些金银器类似，是一件来自海外的舶来品。金珠泡饰，其焊接工艺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接法相同。据国外学者 H.Margon 研究，这种焊珠工艺在公元前 4000 年两河流域乌尔 (Ur) 第一王朝已经出现，随后流行于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后流传到印度、巴基斯坦。在陵墓西耳室还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 5 支，属非洲象象牙，应该是海外贩运而来。②
来自非洲、中东地区的物品如此之多在广州发现，证明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丝路，已经贯通，也可能是转辗接驳，“重译而至”。航行其间的，可能有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当然还可能有中国商人。广州汉墓出土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往的见证。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种类繁多的丝织品，墓中出土的“超细绢”为目前所见汉代绢中经纬密度最高的织物。该墓还发现两件青铜印花凸版，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板，在科学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① 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翩翩，南越国以及内地丝绸，是否也通过海路销往印度、中亚和欧洲呢?答案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上，中国的木构与西亚的石构各成特点，是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分野。近年来，广州南越国时期考古发现有多处大型石构建筑遗址，在中国秦汉考古是前所未见的。结合南越文帝陵出土的其他具有西亚特色的器物，这些石构建筑或许说明，南越时期前后的番禺与扶南的澳佑一样，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有某种联系，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课题。②
元鼎六年 (前 111)，汉平南越，汉朝开始拥有直接通往南海诸国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此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汉朝使团“赍黄金、杂缯而往”，交易海外珍异，这是中国丝绸输往南海的最早记录。二是隶属于黄门的译长在海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创了朝廷委派宦官管理海外贸易、贸易收入纳入皇室宫廷财政的制度先例。
毫无疑问，到了汉代，中国船队已经穿越南海，在印度洋航行，并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外国商使也沿着上述航线，往来交趾等沿海地区，或进入内地。汉桓帝时 (166)，大秦王安敦(马尔库斯·奥勒略·安东尼努斯皇帝) 派使团由海路来到日南，进入汉朝，献象牙、犀角、玳瑁。英国汉学家裕尔(H.Yule) 怀疑这个使团不是马尔库斯·奥勒略·安东尼努斯皇帝派出的，而是由某一个叙利亚商人率领的。但是，东西方由海路通道已经开辟，则是毫无疑问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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