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舶司管理制度的完善
宋朝是个伟大的朝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西方一些学者敏锐地感受到，由唐及宋，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有些日本学者把唐宋变革与欧洲近代化进程相比较，提出宋代“近世说”。
然而，在五代分裂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自始至终没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的威胁，很难重温像汉唐帝国那样建立南北统一、称雄东亚的强大帝国的旧梦。1276 年，蒙古人的铁骑踏平南宋的首都杭州，并在遥远的广南海边把赵宋皇室追杀殆尽。传统的历史学家把备受异族欺凌的两宋视为积贫积弱时代。
不管怎样，宋朝仍然值得重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宋朝不断颁布和修订管理措施，鼓励贸易。例如设置并逐步完善市舶司，主管各路贸易;派遣使臣招诱海外商客;处罚办事不力、影响贸易的官员;奖赏“招诱舶货”有成效的外国商客;保护外商在中国的财产、遗产等。
市舶司是海外贸易管理体系的核心。宋代曾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管理机构，而以粤、闽、浙最为紧要，合称“三路市舶”。
熙宁、元丰年间 (1068-1085)，为改变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状况，神宗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对市舶管理权力加以调整。元丰三年 (1080) 八月，颁行《广州市舶条》于广、浙、闽等路市舶，市舶司长官不再由帅臣或知州兼领，而由转运使兼任。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元丰改制在“市舶官制上划一大时期”。① 市舶司演变成中央直属的专职机构。至南宋初,市舶司上升为路级监察机构—监司。②
宋代外贸管理比唐代更完善，藤田丰八把市舶司职掌归纳为五点:(1) 入港海舶的检查抽解与抽解所得货物的保管解送;(2) 禁榷货物即专卖品及其他舶货的收买、出卖、保管与解送;(3) 海舶出港许可证 (“公凭”、“公据”) 的颁发与违禁品出港的取缔;(4) 舶货贩卖许可证的颁发;(5) 蕃国与蕃舶的招徕、迎送及蕃坊事务的处理。
元朝囊括亚欧大陆，视四海为宇内，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元世祖初定江南，即允许沿海州郡商人下海贸易，特诏行中书省索多和蒲寿庚等。“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诸番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朝除了设置市舶司管理贸易，还创立“官本船”制度，官府直接经营对外贸易。
2.古帝国的贸易伙伴
1095--1270 年长达 200 年的“十字军东征”，13 世纪大漠风暴式的蒙古人西征，东西方各国都为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结果不仅重组了亚欧大陆的国家版图，而且改变了世界各大宗教的布局。令战争各方都不会想到的是，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直接碰撞和交融。
阿拉伯海商经常以“进贡”名义来华贸易，得到宋朝许多特别的优惠。大食勿巡国海商辛押陁罗在广州居住了数十年，积累家资数百万缗;宋神宗颇为欣赏，封他为归德将军。
印度次大陆各国，即“西天诸国”，南毗 (麻离拔，今印度西南沿海)、故临 (今印度西南奎隆)、注辇 (今印度东南科摩林角东北)、胡茶辣 (今印度古吉拉特地区)、鹏茄罗 (今孟加拉) 等国与中国的联系比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商人前往大食贸易，必须在故临换乘小舟;大食商人前往中国，也在故临转换大船，因而故临大食国商客寄居者很多。
元朝中国官方文书经常提到中国商人到西天诸国贸易。13世纪马可·波罗取道南海回国时，经历了俱兰 (即故临)、下里、马里八儿等印度次大陆地区，那里的香料等产品大部分运到中国的“蛮子大洲”(中国南部) 出售。14 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提到，中国商船经常驶往俱兰、下里、梵答刺亦纳，由印度到中国，只能乘坐中国的商船。
三佛齐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占碑一带，是海上丝路由南海海域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和货物中转站，与广州往来有比较固定的航路。周去非说:“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①
宋元时期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宋代以前，人们称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为“南海诸国”或“海南诸国”，以“大食”统称阿拉伯世界，以“五天竺”统称印度次大陆。到宋代，人们经常航行阿拉伯地区，开始把“大食”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大食海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西大食海指阿拉伯半岛以西的红海。
宋代文献对南海航线所及海区提出“上岸”、“下岸”等区划。如《诸番志》把从真腊到占城划分为上岸，从大食、三佛齐、阇婆划为下岸。①《岭外代答》解释说:“阇婆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②
元代中国对海外世界的了解也有变化，表现在提出了“东洋”、“西洋”、“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概念。《岛夷志略》出现了“小东洋”、“西洋”③ 的地域名称。大德《南海志》有“小西洋”、“小东洋”、“大东洋”的记载。④ 据陈高华研究，东洋和西洋大体以龙牙门 (今马六甲海峡) 和兰无里为分界，以东的南太平洋为东洋，以西的印度洋为西洋。东洋又以渤泥为界，以东为小东洋，以西为大东洋。东西洋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海洋意识与海洋地理知识的重大进步，东西洋的概念，为后世所沿用。⑤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除了掌握海上风候，懂得利用季风航海外，有经验的舟师“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夜则观星，昼则观日”。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判断天气的变化。中国的航海家已经掌握“牵星术”，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航线所在的地理纬度，这是宋元时期天文航海技术的重大突破。
指南针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14 世纪大力推动了西方航海事业的发展。例如在世界闻名的商业帝国威尼斯，在指南针投入使用之前，威尼斯人的帆船在每年 10 月到次年 4 月之间不敢越过地中海。有了指南针的帮助，加上海图的改进，使全年出海成为可能。威尼斯人每年往返威尼斯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行次数从 1次增加到 2 次。②
3.宋代“唯广最盛”格局与“南海一号”水下考古发现
北宋时期广州是岭南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据毕衍《中书备对》记载，神宗熙宁末年至元丰年间明、杭、广三市舶司博买乳香，共 354449 斤，其中广州收到348672斤，占总数的 98%。② 广州几乎独揽当时全国海外贸易，所以朱彧说，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③
南宋广州贸易仍甚繁盛，“宝货钱物浩瀚”，“收课入倍于他路”,④ 洪适《师吴堂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⑤
宋元之际，战争对广州对外贸易破坏较大。元中期以后，广州贸易逐渐恢复。大德年间，广州与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14 世纪 20 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广州，宣称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数量极其庞大，“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舶多。”①元朝末年，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认为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②正如陈高华指出，从宋代到元代，广州港的发展虽然有过挫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持续繁荣状态
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航道，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沉船湮没在大海之中。1987 年，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和英国一家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在广东阳江附近水域调查沉船时，外发现了距今约 1000 年的中国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发现镀金腰带、锡壶和宋元时期的仿龙泉刻花碗、青白釉葫声瓶、粉盒等 200 多件瓷器等珍贵文物。
2002 年 3 月前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沉船进行了细致的探测和发掘，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 万至8 万件，产地有福建德化密、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造型独特，工艺精美，远非陆地出土的同类瓷器所能比。整艘商船约 30 米长、10 米宽，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千年古船。③
专家认为，“南海一号”最终出水，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对研究宋代海上丝路具有重大价值。目前，国家已经在阳江海陵岛建成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广东省也决定在岛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宋朝是个伟大的朝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西方一些学者敏锐地感受到，由唐及宋，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有些日本学者把唐宋变革与欧洲近代化进程相比较，提出宋代“近世说”。
然而，在五代分裂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自始至终没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的威胁，很难重温像汉唐帝国那样建立南北统一、称雄东亚的强大帝国的旧梦。1276 年，蒙古人的铁骑踏平南宋的首都杭州，并在遥远的广南海边把赵宋皇室追杀殆尽。传统的历史学家把备受异族欺凌的两宋视为积贫积弱时代。
不管怎样，宋朝仍然值得重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宋朝不断颁布和修订管理措施，鼓励贸易。例如设置并逐步完善市舶司，主管各路贸易;派遣使臣招诱海外商客;处罚办事不力、影响贸易的官员;奖赏“招诱舶货”有成效的外国商客;保护外商在中国的财产、遗产等。
市舶司是海外贸易管理体系的核心。宋代曾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管理机构，而以粤、闽、浙最为紧要，合称“三路市舶”。
熙宁、元丰年间 (1068-1085)，为改变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状况，神宗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对市舶管理权力加以调整。元丰三年 (1080) 八月，颁行《广州市舶条》于广、浙、闽等路市舶，市舶司长官不再由帅臣或知州兼领，而由转运使兼任。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元丰改制在“市舶官制上划一大时期”。① 市舶司演变成中央直属的专职机构。至南宋初,市舶司上升为路级监察机构—监司。②
宋代外贸管理比唐代更完善，藤田丰八把市舶司职掌归纳为五点:(1) 入港海舶的检查抽解与抽解所得货物的保管解送;(2) 禁榷货物即专卖品及其他舶货的收买、出卖、保管与解送;(3) 海舶出港许可证 (“公凭”、“公据”) 的颁发与违禁品出港的取缔;(4) 舶货贩卖许可证的颁发;(5) 蕃国与蕃舶的招徕、迎送及蕃坊事务的处理。
元朝囊括亚欧大陆，视四海为宇内，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元世祖初定江南，即允许沿海州郡商人下海贸易，特诏行中书省索多和蒲寿庚等。“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诸番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朝除了设置市舶司管理贸易，还创立“官本船”制度，官府直接经营对外贸易。
2.古帝国的贸易伙伴
1095--1270 年长达 200 年的“十字军东征”，13 世纪大漠风暴式的蒙古人西征，东西方各国都为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结果不仅重组了亚欧大陆的国家版图，而且改变了世界各大宗教的布局。令战争各方都不会想到的是，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直接碰撞和交融。
阿拉伯海商经常以“进贡”名义来华贸易，得到宋朝许多特别的优惠。大食勿巡国海商辛押陁罗在广州居住了数十年，积累家资数百万缗;宋神宗颇为欣赏，封他为归德将军。
印度次大陆各国，即“西天诸国”，南毗 (麻离拔，今印度西南沿海)、故临 (今印度西南奎隆)、注辇 (今印度东南科摩林角东北)、胡茶辣 (今印度古吉拉特地区)、鹏茄罗 (今孟加拉) 等国与中国的联系比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商人前往大食贸易，必须在故临换乘小舟;大食商人前往中国，也在故临转换大船，因而故临大食国商客寄居者很多。
元朝中国官方文书经常提到中国商人到西天诸国贸易。13世纪马可·波罗取道南海回国时，经历了俱兰 (即故临)、下里、马里八儿等印度次大陆地区，那里的香料等产品大部分运到中国的“蛮子大洲”(中国南部) 出售。14 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提到，中国商船经常驶往俱兰、下里、梵答刺亦纳，由印度到中国，只能乘坐中国的商船。
三佛齐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占碑一带，是海上丝路由南海海域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和货物中转站，与广州往来有比较固定的航路。周去非说:“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①
宋元时期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宋代以前，人们称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为“南海诸国”或“海南诸国”，以“大食”统称阿拉伯世界，以“五天竺”统称印度次大陆。到宋代，人们经常航行阿拉伯地区，开始把“大食”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大食海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西大食海指阿拉伯半岛以西的红海。
宋代文献对南海航线所及海区提出“上岸”、“下岸”等区划。如《诸番志》把从真腊到占城划分为上岸，从大食、三佛齐、阇婆划为下岸。①《岭外代答》解释说:“阇婆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②
元代中国对海外世界的了解也有变化，表现在提出了“东洋”、“西洋”、“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概念。《岛夷志略》出现了“小东洋”、“西洋”③ 的地域名称。大德《南海志》有“小西洋”、“小东洋”、“大东洋”的记载。④ 据陈高华研究，东洋和西洋大体以龙牙门 (今马六甲海峡) 和兰无里为分界，以东的南太平洋为东洋，以西的印度洋为西洋。东洋又以渤泥为界，以东为小东洋，以西为大东洋。东西洋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海洋意识与海洋地理知识的重大进步，东西洋的概念，为后世所沿用。⑤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除了掌握海上风候，懂得利用季风航海外，有经验的舟师“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夜则观星，昼则观日”。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判断天气的变化。中国的航海家已经掌握“牵星术”，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航线所在的地理纬度，这是宋元时期天文航海技术的重大突破。
指南针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14 世纪大力推动了西方航海事业的发展。例如在世界闻名的商业帝国威尼斯，在指南针投入使用之前，威尼斯人的帆船在每年 10 月到次年 4 月之间不敢越过地中海。有了指南针的帮助，加上海图的改进，使全年出海成为可能。威尼斯人每年往返威尼斯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行次数从 1次增加到 2 次。②
3.宋代“唯广最盛”格局与“南海一号”水下考古发现
北宋时期广州是岭南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据毕衍《中书备对》记载，神宗熙宁末年至元丰年间明、杭、广三市舶司博买乳香，共 354449 斤，其中广州收到348672斤，占总数的 98%。② 广州几乎独揽当时全国海外贸易，所以朱彧说，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③
南宋广州贸易仍甚繁盛，“宝货钱物浩瀚”，“收课入倍于他路”,④ 洪适《师吴堂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⑤
宋元之际，战争对广州对外贸易破坏较大。元中期以后，广州贸易逐渐恢复。大德年间，广州与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14 世纪 20 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广州，宣称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数量极其庞大，“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舶多。”①元朝末年，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认为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②正如陈高华指出，从宋代到元代，广州港的发展虽然有过挫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持续繁荣状态
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航道，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沉船湮没在大海之中。1987 年，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和英国一家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在广东阳江附近水域调查沉船时，外发现了距今约 1000 年的中国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发现镀金腰带、锡壶和宋元时期的仿龙泉刻花碗、青白釉葫声瓶、粉盒等 200 多件瓷器等珍贵文物。
2002 年 3 月前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沉船进行了细致的探测和发掘，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 万至8 万件，产地有福建德化密、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造型独特，工艺精美，远非陆地出土的同类瓷器所能比。整艘商船约 30 米长、10 米宽，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千年古船。③
专家认为，“南海一号”最终出水，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对研究宋代海上丝路具有重大价值。目前，国家已经在阳江海陵岛建成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广东省也决定在岛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文献资料来源：2008年5月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作者：顾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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