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推行了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商品交易的政策，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国民经济在这一时期异常繁荣。在这个背景之下，岭南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宋元时岭南人口快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对岭南广大地区的开发，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封建统治者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推行宽松的社会经济政策等有很大的关系。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作物优良品种的引进、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技术提高和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等几个方面。北宋时期，筒车等灌溉工具、秧马等种植工具，以及耙、锄等各类用于精耕细作的农具，在各地得到普遍使用，早熟、抗旱、高产的占城稻(占城是宋代越南中部城市)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南宋时，修筑圩堤、开垦湖泊滩涂和河流漫滩地的“圩田”，密布南方各地。元代有郭守敬编的《授时历》，精度极高，为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证，又有王祯编写的《农书》，总结了许多作物栽培和农具使用的经验方法。同时，元统治者编成极具实用价值的《农桑辑要》，该书在全国发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宋元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明出来并得到发展的。其中指南针的发明对推动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宋代雕版印刷举世闻名，宋版书刻印精致、校勘严谨，是后世学人孜孜以求的珍宝。元代时印刷术继续发展，如王祯发明了木活字的转轮排字架。与印刷业紧密相关的造纸业，在宋元时也得到很大发展，宣州的“宣纸”已开始扬名四海。此后的明清时期，中国的纸张和刻印的书籍，都是向日本、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一带)和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的重要商品。
与宋版书同样闻名于世的还有宋瓷。宋代的制瓷技术，在瓷土选择及配比、釉料的配方、器形制作、瓷窑建筑和烧制技术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北宋时有官窑(今河南开封)、钧窑(今河南禹州)等五大名窑，所出产的瓷器各有特色，除了主要的青白瓷外，还有朱砂、胭脂等色，造型精美，釉色绚丽，许多都堪称艺术珍品。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江西新平(今江西景德镇)所建的官窑异军突起，因为贡瓷的底部都有“景德年制”四个字，后来新平就改名为“景德镇”。今天国际知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一件精美的宋瓷往往可以卖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南海一号所装载的瓷器，虽然不可能件件如此珍贵，但在数万件瓷器中，即使有一小部分用这样的市场价做一道简单的乘法，就足以使其变成令所有人怦然心动的巨大宝藏。陶瓷业在元代仍然是重要手工产业，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龙泉所产的青瓷都畅销世界各地。
在纺织业方面，除了丝织业继续占据重要地位外，棉纺织业也开始兴盛起来。南宋时期，棉纺车在我国已有应用。元代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学会了海南黎族人的棉纺织技术，以“搅车”脱棉籽，攻克了棉纺织过程中的一道难关，对纺车也有所改进。黄道婆在自己的家乡推广棉纺技术，此后渐渐在全国传播，使棉纺织业地位渐居丝织业之上。
造船技术在北宋时期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史书记载，宋神宗时有用于内河运输的船只可载米 1.2 万石，称为“万石船”。宋徽宗时建造的海船载重甚至超过2 万石，也就是1000 多吨。这种船的主桅高10 丈，有正副舵，有锚碇，有分隔舱房，是一种吃水很深的尖底船，船上水手60 多人，各有分工，根据日月星辰判断航向，并配有指南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远洋航海通商能力大大高于以往。
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金属开采和冶炼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与商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银的开采和冶炼在宋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煤和石油也在宋元时开始被开采使用。
手工业及工程技术在宋元时期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理论总结著作。比如北宋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内容就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广泛领域，而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则是对北宋以前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一次总结。随着宋元时期各项水利工程及大运河的兴修，元人王喜还编写了《治河图略》一书。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统治者的一些政策、措施对其发挥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方面，北宋时水利设施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浙江的捍海石塘在北宋时建成，此后历代不断修缮，至今发挥功用。王安石变法时，农田水利法是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元统一后，也采取了许多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的措施，如设置“劝农官”，引导各级官员重视发展农业等。由于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由江南向北方运送粮食物资成为维护政权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元统治者疏浚京杭大运河以运输“漕粮”，后来又开通海路运输线，使南
北交通更为便利。
宋代手工业作坊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有所松弛，在官营作坊里，甚至出现了计件付酬的工匠。不过到了元代，情况又有所反复，元代的“匠户”制度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十分严厉，剥削更重。除了官营手工业外，宋元时期的私营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也非常发达，环
境相对宽松。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市井繁华。有学者认为宋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堪称一场“商业革命”。由于统治者放松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全国出现了商品贸易兴盛、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局面。
宋代城市打破了唐代“坊”、“市”分离的格局，就是说，不再对住宅和经营性用房进行区分，所有住房统统都“住改商”了。城市里凡是临街便利的地方都被用来开店做生意。“夜市”在全国普及，各大城市经营商业活动的时间都没有限制。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若干天一次的“庙会”活动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农村地区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也出现集市，北方人称为“赶集”，岭南叫做“趁墟”。除了传统的铜钱、铁钱，金银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也成为流通货币，便于长途贸易活动的纸币也已出现，在北宋有“交子”，南宋有“会子”，政府为发行纸币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交子务”“会子务”。宋代的“行”、“团”或“铺”，是商人的行会组织。在宋代的城市里，还有所谓的“勾栏”，就是相当于今天 KTV或迪厅一类的娱乐场所，勾栏和酒肆、茶楼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娱乐区，称为“瓦子”。宋代城市里活跃的商业和娱乐活动，使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了异乎寻常的市民气息。
2. 宋元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宋元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因为除了同样拥有前述有利条件外，岭南地区还少受战争破坏，并且人口也有快速增长。
就农业而言，成群结队南迁的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使岭南劳动人口的数量大增。岭南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农业开发的难度较大，所以在宋代时，岭南还被称为“瘴疠之地”。所谓的“瘴疠”，其实就是热带
森林里腐朽植物散发出的气体，人类接触到这种气体容易染上急性疟疾等热带疾病，这在当时很难医治，所以古人提起“瘴疠”，畏之如虎。随着人口增加，许多山林地带被开垦出来，瘴疠之地渐渐消失，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得以逐渐扩大。同时，由于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具备
了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等兴修水利工程的各方面条件，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也能够被修建起来。珠三角的许多湖泊、沼泽地带，到宋元时已被改造为良田。因为占城稻等优良稻种的引进，岭南地区麦稻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得到推广。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岭南在宋元时粮食产量
大增，珠三角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地。
岭南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在宋元时期，除了传统的荔枝、龙眼等水果外，海外引进的芒果、橄榄等也已普遍种植。此外，茭笋等
瓜果蔬菜、茉莉等花卉也都开始商品化种植。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当属甘蔗，宋代广州地区的甘蔗种植推动了制糖业的发展，所出产的糖霜(即砂糖)成为贡品之一。
岭南的渔业分为海上捕捞和养鱼业，宋代珠三角一带的淡水鱼养殖和沿海渔业都非常发达。南海人称“以鱼为命”，可见渔业的重要性。同时，东莞及其他沿海地区的珍珠捕捞业比前代更加发达，珊瑚、珠贝等仍为达官贵人所珍视。
宋代对盐、茶、酒等商品实行专卖政策，这些都是岭南地区的重要物产。东莞和新会是当时主要的盐产地，有静康、大宁、东莞、海晏等盐场，惠州还有淡水和石桥等盐场。盐场里，有“灶户”(指旧时设灶煎盐的盐户)以海水煮盐，集中到广州后，再以各种方式销往内地。
关于“南海一号”，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她的“娘家”在哪里呢?是谁把她建造得如此美轮美奂?这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很多研究者都把目光投向广州。宋代，广州是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所建造的船只主要用于远洋航运。史料上说，在广州所建造的船只上，除了有指南针、转轴等设备外，还有密封的隔水舱，可以载乘数百人，载重量可达数百吨，这些都能在“南海一号”上找到对应或相似之处。元代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广州，所见的大海船有4层建筑，可容纳1000多人。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是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见证。
宋元时，岭南地区的制瓷业集中在珠三角一带及沿海港口城市附近。在广州的西村，考古学家曾发掘出宋代的瓷窑遗址，称为“西村窑”。在西村窑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是精美的青白瓷和影青瓷，在造型和纹饰等各方面，显然有模仿北方名窑的痕迹，但其中一些装饰褐彩花纹和几何图纹的绿釉器皿，以及一些细颈瓶，颇具岭南特色。从瓷器的种类来看，主要是一些碗、碟、壶等日用品，也有一些狗形、马形等玩具或工艺品。文物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军持(军持又名“君迟”、“净瓶”等，是一种盛水器皿，为伊斯兰教徒洗手所用）
由此可以判断西村窑的产品主要还是用于出口。
岭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对于宋元时期广州对内、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1.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封建统治者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推行宽松的社会经济政策等有很大的关系。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作物优良品种的引进、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技术提高和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等几个方面。北宋时期，筒车等灌溉工具、秧马等种植工具，以及耙、锄等各类用于精耕细作的农具，在各地得到普遍使用，早熟、抗旱、高产的占城稻(占城是宋代越南中部城市)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南宋时，修筑圩堤、开垦湖泊滩涂和河流漫滩地的“圩田”，密布南方各地。元代有郭守敬编的《授时历》，精度极高，为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证，又有王祯编写的《农书》，总结了许多作物栽培和农具使用的经验方法。同时，元统治者编成极具实用价值的《农桑辑要》，该书在全国发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宋元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明出来并得到发展的。其中指南针的发明对推动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宋代雕版印刷举世闻名，宋版书刻印精致、校勘严谨，是后世学人孜孜以求的珍宝。元代时印刷术继续发展，如王祯发明了木活字的转轮排字架。与印刷业紧密相关的造纸业，在宋元时也得到很大发展，宣州的“宣纸”已开始扬名四海。此后的明清时期，中国的纸张和刻印的书籍，都是向日本、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一带)和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的重要商品。
与宋版书同样闻名于世的还有宋瓷。宋代的制瓷技术，在瓷土选择及配比、釉料的配方、器形制作、瓷窑建筑和烧制技术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北宋时有官窑(今河南开封)、钧窑(今河南禹州)等五大名窑，所出产的瓷器各有特色，除了主要的青白瓷外，还有朱砂、胭脂等色，造型精美，釉色绚丽，许多都堪称艺术珍品。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江西新平(今江西景德镇)所建的官窑异军突起，因为贡瓷的底部都有“景德年制”四个字，后来新平就改名为“景德镇”。今天国际知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一件精美的宋瓷往往可以卖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南海一号所装载的瓷器，虽然不可能件件如此珍贵，但在数万件瓷器中，即使有一小部分用这样的市场价做一道简单的乘法，就足以使其变成令所有人怦然心动的巨大宝藏。陶瓷业在元代仍然是重要手工产业，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龙泉所产的青瓷都畅销世界各地。
在纺织业方面，除了丝织业继续占据重要地位外，棉纺织业也开始兴盛起来。南宋时期，棉纺车在我国已有应用。元代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学会了海南黎族人的棉纺织技术，以“搅车”脱棉籽，攻克了棉纺织过程中的一道难关，对纺车也有所改进。黄道婆在自己的家乡推广棉纺技术，此后渐渐在全国传播，使棉纺织业地位渐居丝织业之上。
造船技术在北宋时期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史书记载，宋神宗时有用于内河运输的船只可载米 1.2 万石，称为“万石船”。宋徽宗时建造的海船载重甚至超过2 万石，也就是1000 多吨。这种船的主桅高10 丈，有正副舵，有锚碇，有分隔舱房，是一种吃水很深的尖底船，船上水手60 多人，各有分工，根据日月星辰判断航向，并配有指南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远洋航海通商能力大大高于以往。
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金属开采和冶炼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与商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银的开采和冶炼在宋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煤和石油也在宋元时开始被开采使用。
手工业及工程技术在宋元时期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理论总结著作。比如北宋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内容就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广泛领域，而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则是对北宋以前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一次总结。随着宋元时期各项水利工程及大运河的兴修，元人王喜还编写了《治河图略》一书。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统治者的一些政策、措施对其发挥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方面，北宋时水利设施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浙江的捍海石塘在北宋时建成，此后历代不断修缮，至今发挥功用。王安石变法时，农田水利法是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元统一后，也采取了许多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的措施，如设置“劝农官”，引导各级官员重视发展农业等。由于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由江南向北方运送粮食物资成为维护政权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元统治者疏浚京杭大运河以运输“漕粮”，后来又开通海路运输线，使南
北交通更为便利。
宋代手工业作坊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有所松弛，在官营作坊里，甚至出现了计件付酬的工匠。不过到了元代，情况又有所反复，元代的“匠户”制度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十分严厉，剥削更重。除了官营手工业外，宋元时期的私营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也非常发达，环
境相对宽松。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市井繁华。有学者认为宋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堪称一场“商业革命”。由于统治者放松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全国出现了商品贸易兴盛、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局面。
宋代城市打破了唐代“坊”、“市”分离的格局，就是说，不再对住宅和经营性用房进行区分，所有住房统统都“住改商”了。城市里凡是临街便利的地方都被用来开店做生意。“夜市”在全国普及，各大城市经营商业活动的时间都没有限制。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若干天一次的“庙会”活动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农村地区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也出现集市，北方人称为“赶集”，岭南叫做“趁墟”。除了传统的铜钱、铁钱，金银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也成为流通货币，便于长途贸易活动的纸币也已出现，在北宋有“交子”，南宋有“会子”，政府为发行纸币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交子务”“会子务”。宋代的“行”、“团”或“铺”，是商人的行会组织。在宋代的城市里，还有所谓的“勾栏”，就是相当于今天 KTV或迪厅一类的娱乐场所，勾栏和酒肆、茶楼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娱乐区，称为“瓦子”。宋代城市里活跃的商业和娱乐活动，使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了异乎寻常的市民气息。
2. 宋元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宋元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因为除了同样拥有前述有利条件外，岭南地区还少受战争破坏，并且人口也有快速增长。
就农业而言，成群结队南迁的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使岭南劳动人口的数量大增。岭南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农业开发的难度较大，所以在宋代时，岭南还被称为“瘴疠之地”。所谓的“瘴疠”，其实就是热带
森林里腐朽植物散发出的气体，人类接触到这种气体容易染上急性疟疾等热带疾病，这在当时很难医治，所以古人提起“瘴疠”，畏之如虎。随着人口增加，许多山林地带被开垦出来，瘴疠之地渐渐消失，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得以逐渐扩大。同时，由于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具备
了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等兴修水利工程的各方面条件，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也能够被修建起来。珠三角的许多湖泊、沼泽地带，到宋元时已被改造为良田。因为占城稻等优良稻种的引进，岭南地区麦稻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得到推广。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岭南在宋元时粮食产量
大增，珠三角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地。
岭南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在宋元时期，除了传统的荔枝、龙眼等水果外，海外引进的芒果、橄榄等也已普遍种植。此外，茭笋等
瓜果蔬菜、茉莉等花卉也都开始商品化种植。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当属甘蔗，宋代广州地区的甘蔗种植推动了制糖业的发展，所出产的糖霜(即砂糖)成为贡品之一。
岭南的渔业分为海上捕捞和养鱼业，宋代珠三角一带的淡水鱼养殖和沿海渔业都非常发达。南海人称“以鱼为命”，可见渔业的重要性。同时，东莞及其他沿海地区的珍珠捕捞业比前代更加发达，珊瑚、珠贝等仍为达官贵人所珍视。
宋代对盐、茶、酒等商品实行专卖政策，这些都是岭南地区的重要物产。东莞和新会是当时主要的盐产地，有静康、大宁、东莞、海晏等盐场，惠州还有淡水和石桥等盐场。盐场里，有“灶户”(指旧时设灶煎盐的盐户)以海水煮盐，集中到广州后，再以各种方式销往内地。
关于“南海一号”，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她的“娘家”在哪里呢?是谁把她建造得如此美轮美奂?这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很多研究者都把目光投向广州。宋代，广州是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所建造的船只主要用于远洋航运。史料上说，在广州所建造的船只上，除了有指南针、转轴等设备外，还有密封的隔水舱，可以载乘数百人，载重量可达数百吨，这些都能在“南海一号”上找到对应或相似之处。元代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广州，所见的大海船有4层建筑，可容纳1000多人。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是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见证。
宋元时，岭南地区的制瓷业集中在珠三角一带及沿海港口城市附近。在广州的西村，考古学家曾发掘出宋代的瓷窑遗址，称为“西村窑”。在西村窑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是精美的青白瓷和影青瓷，在造型和纹饰等各方面，显然有模仿北方名窑的痕迹，但其中一些装饰褐彩花纹和几何图纹的绿釉器皿，以及一些细颈瓶，颇具岭南特色。从瓷器的种类来看，主要是一些碗、碟、壶等日用品，也有一些狗形、马形等玩具或工艺品。文物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军持(军持又名“君迟”、“净瓶”等，是一种盛水器皿，为伊斯兰教徒洗手所用）
由此可以判断西村窑的产品主要还是用于出口。
岭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对于宋元时期广州对内、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献资料来源：2011年8月 《广府商都》
作者：饶芃子
索取号：
本馆校对：
查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