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除了宋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统治者推行积极宽松的外贸政策等因素外，还与这一时期广州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与前代主要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而繁荣起来显著不同的是，宋元时期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与岭南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1.宋元时期广州与内地的商贸活动
从宋代开始，从广州通往岭南腹地和中原内地的交通更加畅顺，除了沿海的海路运输外，梅岭古道重加修筑，西江、北江的水路也日益繁忙，广州与内地的商贸活动日益兴盛。特别是各种舶来品在内地大受欢迎，经营者中常有人轻易致富。
在广州销往内地的货物中，有许多是岭南特产，比如葵扇等。古代缺乏保鲜手段，荔枝、龙眼等热带水果难以运销内地，但从宋代开始，广府人将这些水果制成荔枝干、桂圆干、香蕉片等，就可以向内地发售，又如陈皮梅、嘉应子、甘草榄等各类果脯，无不被制作售卖。
许多海产品也同样被制作成干货，像墨鱼干、江瑶柱、鱼肚等干海鲜，宋代时中原内地的老饕食客就已有机会品尝。特别是用鲨鱼的鱼皮或鱼唇做成的美食，宋人趋之若鹜。鲨鱼皮加工后切成细丝，烹制成“鱼皮脍”，味美异常。北宋诗人梅尧臣曾以“海鱼沙玉皮，翦脍金齑酽”的诗句赞美鱼皮脍制作精细、滋味浓郁。此外，岭南所特产的蔗糖(糖霜)，以及珍珠、珊瑚等海上珍宝，同样在广货之列。
相传南宋时有一个名叫方滋德的广东官员，为了拍宰相秦桧的马屁，用配有进口香料的原料制成蜡烛，送到宰相府，并买通了相府的主管。有一天，秦桧大宴宾客，主管乘机声称家中蜡烛用完了，但有一箱广东方某送来的蜡烛，未敢开启。秦桧命其开箱启用，蜡烛一点
燃，满室异香，举座赞叹，方滋德拍马屁之举大获成功。在今天看来，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宋代时，广东人就已经使用进口原料加工产品了。除了有加香料的蜡烛，更重要的还有沉香制品等。
沉香又叫“沉水香”，可以做中药，点燃熏蒸，香气典雅，宋人十分喜爱，尤其认为登流眉国(位于今马来半岛)所出沉香“气味馨郁，胜于诸蕃”，在国内十分畅销。沉香运至广州，常被加工成熏香，或者雕刻成佛像、念珠等佛具，然后再销售到内地。此外，海南等地也生长着沉香木，岭南人开始采集沉香，据说其中的上品与登流眉国的沉香不相上下。
在今天的北京路步行街中段、宋代拱北楼遗址之上，有一个古代“铜壶滴漏”的仿制品。在游览北京路时，如果多花几分钟时间在这里逗留一下，很快就可以弄明白古人是怎样计时的。“铜壶滴漏”就是古代的钟表，它利用水滴匀速流淌的原理来计时。宋代时的拱北楼上，就有一个铜壶滴漏为市民报时。宋元时广东冶炼业发达，在阳山有铜坑铜场、连州(今连县)有同官银场、乐昌有黄坑银场、兴宁有石坑铅场等。广州一带的金属铸造技术也达到较高水平，其中铜器铸造工艺尤其发达。如广州所铸的铜壶滴漏，计时准确，而铜钟等产品则制作精良，还有许多用铜为原料铸造或打制的锅、盆、碗等生活用品，都远销内地各省。今天在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还能发现宋代广州铸造的铜钟。
广州还是米和盐的重要集散地。宋元时珠三角一带虽然人口大增，但平均人口密度仍然远低于江南等地，而由于粮食产量增加，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广州还设有用于平抑米价的“常平仓”。每到收获季节，粮商们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将粮食从珠三角和珠江上游各地运送到广州，集中在现在五仙观以北一带，形成一个米市，后人就将这一带称为米市路。如今的米市路，商家们主要是出售电子元件，而在宋代，街道两边全是大大小小的米铺，除了供应广州本地消费外，还装载在海船上，运销福建、浙江以及越南等地。
宋、元两代，食盐都是专卖商品，盐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宋代在现广州的旧仓巷和仓边路附近设有盐仓，专门收储东莞、新会所生产的食盐，并向岭南及内地发售。除了由政府掌握的食盐运输、销售外，宋代还形成了“盐引”制度。盐引也称“盐钞”,
是指商人通过将政府所需的粮食或其他物品运送到指定地点，来换取政府发给的购盐凭证。当时的仓边路一带，每天都聚集着来自邻近各省的商人，以盐引购买食盐，然后转销各地。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广州作为外贸和商业中心的辐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在宋代，广州附近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繁荣的墟市，就是在功能上服务于广州的卫星集镇。当时的扶胥、大通、瑞石、平石、猎德、大水、石门和白田等镇，被称为“八大镇”。从八大镇的
分布来看，都位于广州去往周边地方的交通要道上。比如扶胥在南海神庙附近，是当时外港的所在地;猎德则位于广州正东的珠江航道北岸上;白田在现在的丛桂路一带，位于广州正西;石门则位于广州西北。八大镇各自扼守一条进出广州的通道，为进出广州的人员、物资提供必要的服务。仰赖于广州的繁华，八大镇在宋元也曾热闹一时。
到了元代，广州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更加强大，表现为以广州为中心的“长河渡”和“横水渡”十分密集。所谓“长河渡”，是指有固定的码头作为起止地点，也有固定航班往来的长途客货运输船。据记载，元代从广州出发前往周边各州县的长河渡共有近 50 条航线，比如从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出发，可以驶往新会、肇庆、四会、龙江(今顺德市龙江镇)等地;从番禺出发，可以驶往东莞、惠州、佛山等地。陆路交通遇到河流，每每就会中断。元代时，在周边各地通往广州的陆路上，凡是河流截断之处，就会有船家摆渡，称为“横水渡”。据地方志的记载，元代时仅南海就有 46 处横水渡，番禺也有33 处。这些星罗棋布的长河渡和横水渡，将广州与周边州县紧密地联系起来。
2.宋元时期的广州外贸
北宋初灭南汉国，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为促进外贸，北宋初年，太宗遣使前往东南亚一带“勾招进奉”，也就是邀请他国前来贸易。神宗时又颁布《广州市舶条》，以加强商船出入港的管理。元代时蒙古军声威远播欧亚大陆，中国的外贸伙伴也大大增加。在宋元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元时从广州输入的进口商品，除了珠贝、珊瑚、象牙、犀角等传统珍玩、奢侈品外，一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品也日渐重要。比如来自海外的药材，有海桐皮(海桐即刺桐，是一种热带乔木)、没药(一种主产于非洲地区的橄榄科植物树脂)、芦荟等。在五代时就有医
学家李珣编写了一本《海药本草》，据说收录了 120多种由番舶运送而来的药材。宋代时，这些进口药材被称为“海药”或“广药”，在中医药里被广泛使用。
此外，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宫室建筑长年兴盛，对于产自南亚、东南亚的楠木、檀木、乌木等贵重木材的需求量也很大，这些木材大多是从广州运往内地的。宋代时铸币业和各类铜制品的生产十分兴旺，国内铜矿开采不足，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当时的精铜矿被称为“鍮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政府专买的商品。
宋代时的香料进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有研究者推算，常年贸易的香料价值超过进口商品总值的 1/3，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广州进口的。香料品种繁多，主要如丁香、肉豆蔻、降真香、沉香和各类乳香等，由于大多数香料均可入药，所以又被称为“香药”，而市舶贸易因此又被称为“香药贸易”。宋代同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乳香等香料实施专卖，在太府寺(相当于现在的国库)下面设“香药库”，专门收储香料，再通过榷易局(相当于现在的专卖机构)向老百姓出售。政府通过香料专卖而获得的“香钱”，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在商品出口方面，除了丝织品外，瓷器作为大宗出口商品的地位得以确立，金属制品的地位也日益提升。这些商品在岭南，特别是珠三角一带都有大量生产，如在东南亚各地，都曾出土宋代产自广东的瓷器。当然，从广州出口的商品并不一定是由广州或岭南地区生产西村窑出土的青花点彩小盏的，比如说景德镇所出产的瓷器，因为武夷山的阻隔而不便于运送到福建、浙江的沿海口岸，就需要南运至广州出口。
宋代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主要如大食、登流眉、蒲巴(位于今缅甸中部)、单马锡(今新加坡)、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开辟了一条从广州港出海，向东转向南，通往菲律宾群岛的航线。此后渤泥(位于现马来西亚婆罗洲)、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驶向广州的船舶也都沿菲律宾群岛北上，再横穿南海东北部驶人珠江口，比传统沿中南半岛行驶的航线大大缩短。
与宋代相比，元代广州在全国外贸口岸中的地位要稍逊于泉州。然而当时广州的通商范围比宋代更加扩大，远及北非、欧洲一些地区。
宋元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虽然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为政府，甚至是为贵族官僚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一些专卖制度等。对民间外贸也加以限制，然而对外贸易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商品经济的自然规律，它仍然不受控制地主动发挥作用。宋元时期的外贸商品，不再局限于珠宝赏玩或海外奇珍，只是为官僚、富豪提供奢侈品消费，许多商品如香料、药材等，已经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此外，对外贸易还拉动了一些生产行业的发展，比如广州地区的香料、玉器和象牙加工业，以及显然以贸易出口为目的的陶瓷业等。这一时期的广州外贸，实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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