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一个海洋文化大省，十三行是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华彩乐章。封建末世，元、明、清各朝的“禁海”行为，扭曲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十三行不仅沿袭了唐、宋的海商法，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经济贸易特区，而且，更成为大航海时代先进科学与先进文化进入中国的可贵通道，成为中国民商的主要发源地，十三行行商，不仅为中国的外贸，更为引进先进的经济思想文化，并成为中国最早的跨国公司或财团，乃至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子银行” 。对于今天，无论于经济史、金融史、外贸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追溯广州作为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历史，我们便不难找到其作为文化名城的历史底气。那便是敢于敞开胸怀、海纳百川，始终坚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开放，是广州作为座世界文化名城之魂--这也正是它区别于过去任何一个内地城市的地方，进而言之，十三行， 又更是近代区别于中国沿海城市的所在。没有十三行，在清代便没有73年梯度开放，也没有“一口通商”85年中硕果仅存的对外联系的“气孔”，也没法奠定了日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启蒙思想的基础。至于西关的时尚，包括开设医院、开放学校、翻译书籍、编辑报纸等，已无须一一道来了。
因此，十三行，无疑是广州的文化名片，是广州作为世界文化名城的一大标志。在建筑上，它开启了广州中西合璧结构风气之先;在思想文化上，更借此传播了外来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观念。
纵观中国一部海上丝路的外贸史，开海--禁海--开海--禁海，循环往复，从“绝对的海禁时代”( 梁启超语)，到“一口通商”，再到“五口通商”，近年来，愈发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口通商”前后的“十三行”。其之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么一个独特的外贸机制，在2000年的外贸史上，占有约五分之一长的时间，即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咸丰年间近400年，而这在世界贸易史上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几乎是从葡、荷、英相继称雄海洋始，至苏伊士运河开凿的前夕。十三行在这么一个世界大背景下，几乎独占中国对外贸易约3个世纪，期间又有多少历史症结须解开，多少经验可借鉴，多少功过应评说。难怪日本学者在翻译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时称:“余欲从中国商业与中国商人之究明，而致力于解释中国得以保持四千年生命之故”，上升到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经久不衰的历史高度上来破解“十三行”商贸之谜。
毫无疑义，十三行在中国海上丝路外贸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经济、文化内容。它的发掘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而言，更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是一面非常难得的历史之镜，我们应从中汲取到厚重、丰硕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全方位展开对十三行的研究，从多角度切入，已是当务之急。十三行，是广东经济史的一大亮点，更是广东对于全国而言的一块历史文化的名牌，擦亮它、打磨它，对于广东这么一个经济强省，更上一层楼，成为文化强省，其意义非同小可。的确，十三行的价值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这么一个历史的专有名词，它蕴涵有时间、空间、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广泛的内容，横跨有从广东至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文、经济、地理、城市建设的重大节点:海上丝绸之路、官商与民商、锁国与开放、社会的转型、文化的传承与扬弃等等，须展开的研究层面非常之多。
把十三行的时间跨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上，无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其时的欧洲，刚刚走出了中世纪，由神的时代走进英雄的时代，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兴起，工业社会、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而在中国，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因改朝换代遭到了扼杀，游牧民族却视封建的农耕文明为先进楷模，从而视商贸为末流，与世界的大发展发生抵牾，却又不能不借助外贸支撑国家经济--连赔款也要让十三行支付，这种历史的错位，势必诱发社会的阵痛。
这么一个商业群体，提供了多少近现代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封建极权统治之下，十三行的存在，当为国门所开的一条缝隙，其与贡舶贸易相左的商品平等交换、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势必带来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对天朝上国的体制予以相应的冲击，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打下了基础，对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与之伴随的还有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物质文明等等。
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来的历史，无疑始终是“走出去、 引进来”的双向互动。
在康熙决定解除海禁的前几年，即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法国君主，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由于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地理并绘制航海地图，则已在酝酿如何与中国皇帝联系了，也正是康熙宣布开海贸易的同一年，即1685年，“ 太阳王”终于派出了第一个科学传教团来中国，这个使团正是由日后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神父洪若翰、白晋、张诚等组成，他们都“入乡随俗”，起了个中国名字。这一年的三月，他们带着“ 太阳王”授予的测量仪器于布雷斯特出发，两年后，他们奉康熙之命，到了北京，其中，张诚、白晋就留在了康熙身边，成了康熙的老师。
而康熙在东方，也同样具有“太阳王”的辉煌。他与路易十四一样，都是冲龄即位，而且，全凭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过人的智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国家走向了鼎盛--这边 是康熙盛世，那边，则成为欧洲的强国，欧洲的科技文化中心。
白晋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返回法国，给“太阳王”带去了康熙的礼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与科学著作(共49卷)。其中包括《诗经》、《论语》等。很快，不少著作被译成了法文，有的，成了反对神学，推动启蒙的思想武器。孔子的学说，成了他们如饥如渴学习的内容。
正如法国当代学者所说:“在18世纪，大家实际上是目击了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主要是欧洲向中国学习。”-“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写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
而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对欧洲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等大思想家，亦不无影响。
无疑，十三行300年，是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间的华彩乐段，它色彩斑斓，令人目眩，迄今仍余音绕梁。
只是，对这十三行的300年，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仅仅是行商们富可敌国的财富么?
而他们不仅毁家纾难,购买军舰、水雷与火炮，去抗击英国侵略者，他们远渡重洋，到达正处于工业革命当中的欧美，他们带来了最早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他们才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有多少人知道?
尤其是他们建立的全球性的金融网络、投资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资本支撑，他们早在16世纪初便是大帆船时代众多外国商船的大股东或实际上的管理者，他们早早对期票等今日中国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东西烂熟于心——对于刚刚开放民间金融的中国，他们几百年前的“影子银行”已先进得多了:对于这些，我们差不多是一无所知。
当我们要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时，他们已有过的奋斗与辉煌，当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怎样的鞭策?
著名学者吴晗说过，十三行，是中国从团关政策向“五口通商”转变的枢纽。
进一步，我们当可以说，十三行，正是中国从古代进入近代的入口，是从封建的朝贡贸易体制向近代的商品贸易或市场体制转变的关键。
而这一转变之艰苦，之曲折，非人们所想象。
为了揭示这一艰难的历史转折，我们才有了这部作品。
人们不难从目录中发现，这300年，前100多年选取的历史转折，仅有1557年，而后100年的历史转折，也只有1784年与1857年。
当中，不到100年，却有1685年、1717年、 1736年、1757年。
为何当中这73年，竟会有如此之多的“历史转折”?
其实，一眼可以看出，其间的反复实在是太多了，开了又禁，禁了又开，开了再限，内中的曲折，谁能说得尽?
要把握住十三行，要真切了解清朝禁海到开洋，又从开洋至限关的政策演变的大起大落，无疑须抓住这个73年，可以说，这才是整个十三行研究的枢纽，是禁--开--限演变之历史的枢纽之枢纽，解开了它，方可能解开整个清代外贸之谜、掂量出整个清代十三行的存在价值与历史含量。
之所以提炼出8个转折点，作者之苦心则在于:
无论如何，应该用历史进步的、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些曲折与反复，要有自信，几百年前，行商已经走得那么远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呢?为什么今天的民间金融开放竟不如当日，300多 年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
这不仅仅是居安思危的所谓危机意识。
抓住这8个历史转折，当照彻我们今天，令大海铺路，通向未来!
追溯广州作为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历史，我们便不难找到其作为文化名城的历史底气。那便是敢于敞开胸怀、海纳百川，始终坚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开放，是广州作为座世界文化名城之魂--这也正是它区别于过去任何一个内地城市的地方，进而言之，十三行， 又更是近代区别于中国沿海城市的所在。没有十三行，在清代便没有73年梯度开放，也没有“一口通商”85年中硕果仅存的对外联系的“气孔”，也没法奠定了日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启蒙思想的基础。至于西关的时尚，包括开设医院、开放学校、翻译书籍、编辑报纸等，已无须一一道来了。
因此，十三行，无疑是广州的文化名片，是广州作为世界文化名城的一大标志。在建筑上，它开启了广州中西合璧结构风气之先;在思想文化上，更借此传播了外来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观念。
纵观中国一部海上丝路的外贸史，开海--禁海--开海--禁海，循环往复，从“绝对的海禁时代”( 梁启超语)，到“一口通商”，再到“五口通商”，近年来，愈发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口通商”前后的“十三行”。其之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么一个独特的外贸机制，在2000年的外贸史上，占有约五分之一长的时间，即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咸丰年间近400年，而这在世界贸易史上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几乎是从葡、荷、英相继称雄海洋始，至苏伊士运河开凿的前夕。十三行在这么一个世界大背景下，几乎独占中国对外贸易约3个世纪，期间又有多少历史症结须解开，多少经验可借鉴，多少功过应评说。难怪日本学者在翻译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时称:“余欲从中国商业与中国商人之究明，而致力于解释中国得以保持四千年生命之故”，上升到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经久不衰的历史高度上来破解“十三行”商贸之谜。
毫无疑义，十三行在中国海上丝路外贸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经济、文化内容。它的发掘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而言，更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是一面非常难得的历史之镜，我们应从中汲取到厚重、丰硕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全方位展开对十三行的研究，从多角度切入，已是当务之急。十三行，是广东经济史的一大亮点，更是广东对于全国而言的一块历史文化的名牌，擦亮它、打磨它，对于广东这么一个经济强省，更上一层楼，成为文化强省，其意义非同小可。的确，十三行的价值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这么一个历史的专有名词，它蕴涵有时间、空间、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广泛的内容，横跨有从广东至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文、经济、地理、城市建设的重大节点:海上丝绸之路、官商与民商、锁国与开放、社会的转型、文化的传承与扬弃等等，须展开的研究层面非常之多。
把十三行的时间跨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上，无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其时的欧洲，刚刚走出了中世纪，由神的时代走进英雄的时代，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兴起，工业社会、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而在中国，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因改朝换代遭到了扼杀，游牧民族却视封建的农耕文明为先进楷模，从而视商贸为末流，与世界的大发展发生抵牾，却又不能不借助外贸支撑国家经济--连赔款也要让十三行支付，这种历史的错位，势必诱发社会的阵痛。
这么一个商业群体，提供了多少近现代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封建极权统治之下，十三行的存在，当为国门所开的一条缝隙，其与贡舶贸易相左的商品平等交换、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势必带来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对天朝上国的体制予以相应的冲击，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打下了基础，对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与之伴随的还有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物质文明等等。
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来的历史，无疑始终是“走出去、 引进来”的双向互动。
在康熙决定解除海禁的前几年，即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法国君主，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由于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地理并绘制航海地图，则已在酝酿如何与中国皇帝联系了，也正是康熙宣布开海贸易的同一年，即1685年，“ 太阳王”终于派出了第一个科学传教团来中国，这个使团正是由日后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神父洪若翰、白晋、张诚等组成，他们都“入乡随俗”，起了个中国名字。这一年的三月，他们带着“ 太阳王”授予的测量仪器于布雷斯特出发，两年后，他们奉康熙之命，到了北京，其中，张诚、白晋就留在了康熙身边，成了康熙的老师。
而康熙在东方，也同样具有“太阳王”的辉煌。他与路易十四一样，都是冲龄即位，而且，全凭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过人的智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国家走向了鼎盛--这边 是康熙盛世，那边，则成为欧洲的强国，欧洲的科技文化中心。
白晋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返回法国，给“太阳王”带去了康熙的礼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与科学著作(共49卷)。其中包括《诗经》、《论语》等。很快，不少著作被译成了法文，有的，成了反对神学，推动启蒙的思想武器。孔子的学说，成了他们如饥如渴学习的内容。
正如法国当代学者所说:“在18世纪，大家实际上是目击了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主要是欧洲向中国学习。”-“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写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
而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对欧洲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等大思想家，亦不无影响。
无疑，十三行300年，是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间的华彩乐段，它色彩斑斓，令人目眩，迄今仍余音绕梁。
只是，对这十三行的300年，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仅仅是行商们富可敌国的财富么?
而他们不仅毁家纾难,购买军舰、水雷与火炮，去抗击英国侵略者，他们远渡重洋，到达正处于工业革命当中的欧美，他们带来了最早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他们才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有多少人知道?
尤其是他们建立的全球性的金融网络、投资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资本支撑，他们早在16世纪初便是大帆船时代众多外国商船的大股东或实际上的管理者，他们早早对期票等今日中国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东西烂熟于心——对于刚刚开放民间金融的中国，他们几百年前的“影子银行”已先进得多了:对于这些，我们差不多是一无所知。
当我们要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时，他们已有过的奋斗与辉煌，当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怎样的鞭策?
著名学者吴晗说过，十三行，是中国从团关政策向“五口通商”转变的枢纽。
进一步，我们当可以说，十三行，正是中国从古代进入近代的入口，是从封建的朝贡贸易体制向近代的商品贸易或市场体制转变的关键。
而这一转变之艰苦，之曲折，非人们所想象。
为了揭示这一艰难的历史转折，我们才有了这部作品。
人们不难从目录中发现，这300年，前100多年选取的历史转折，仅有1557年，而后100年的历史转折，也只有1784年与1857年。
当中，不到100年，却有1685年、1717年、 1736年、1757年。
为何当中这73年，竟会有如此之多的“历史转折”?
其实，一眼可以看出，其间的反复实在是太多了，开了又禁，禁了又开，开了再限，内中的曲折，谁能说得尽?
要把握住十三行，要真切了解清朝禁海到开洋，又从开洋至限关的政策演变的大起大落，无疑须抓住这个73年，可以说，这才是整个十三行研究的枢纽，是禁--开--限演变之历史的枢纽之枢纽，解开了它，方可能解开整个清代外贸之谜、掂量出整个清代十三行的存在价值与历史含量。
之所以提炼出8个转折点，作者之苦心则在于:
无论如何，应该用历史进步的、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些曲折与反复，要有自信，几百年前，行商已经走得那么远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呢?为什么今天的民间金融开放竟不如当日，300多 年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
这不仅仅是居安思危的所谓危机意识。
抓住这8个历史转折，当照彻我们今天，令大海铺路，通向未来!
文献资料来源：2015年3月 《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的曲折外贸之路》
作者：黄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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