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古称番禺，其对外开放贸易渊远流长。2000 多年前广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起航站。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 11世纪(约周成王时期)，越裳氏(今马来亚半岛南部)已来广州朝奉。春秋战国时期，处在百越之地的广州，已有船舶出海贸易，从马来亚进口甘蔗、槟椰。又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进军岭南时，广州已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集散之地，称为“番禺之都”。
到了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 年)平定南越之后，就以广州为起点，开展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远洋航行的贸易活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次远航是从番禺 (广州) 起航，出珠江口到屯门，然后折弯沿海岸向西航行，到徐闻、合浦 (今属广西) 外港稍事停泊，补给淡水、食物和增载货物后，再航向南海，沿着中南半岛海岸而行，经暹罗湾到达都元国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巴西河附近)，往北航到达邑卢没国 (今缅浦甘城附近的翻利)，上岸步行 10 多天，到达甘都卢国 (今缅旧浦甘城即太公城附近);然后再下海西行，绕过孟加拉湾，到达黄支国(今斯里兰卡)，全程约3540~5310 海里。当时，从广州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因而得名。但这仅是亚洲范围的海上“丝绸之路”。直到永元十一年(公元 66 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前往大秦 (东罗马)后，罗马商人才于公元99年(延熹九年)来广州贸易，而最后形成从广州出发到达欧洲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据《新唐书·地理志七》记载，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其航程从广州起站，经南海、印度洋，云帆高挂，涉波狂澜，直驶巴士拉港，到达东非赤道以南海岸，全程 8750 海里。这是 16 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显示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先进地位。从此，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进行贸易。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船来”的诗句，正是当时广州珠江河面“大船参天”、“万舸争先”贸易兴旺景象的写照。据统计，从开元时期(713~741 年)，每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商达 80 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为多。于是唐朝政府就在今光塔街一带设立“广州蕃坊”，供外商贸易和居住，并建立蕃坊司和设置蕃长，对外商进行管理。同时，又在广州建立中国最早类似海关性质的市舶使，管理外贸事务，征收“舶脚”(船舶进口税)。唐朝从广州出口的商品有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纸张、金、银等，其中以丝织品为最大宗。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有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等，其中以香药为最大宗。由此可见，唐朝的广州不仅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站和第一大港，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为世人所瞩目。为了模拟和验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和纪念阿曼著名的航海家艾布·阿比达曾于当时乘帆船到达广州的业迹，于 1980 年，由阿曼苏丹国王卡布斯苏丹倡仪和资助，仿制唐朝古木双桅三帆船,并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石都苏哈尔 (Suhar)命名的“苏哈尔”号船，乘坐着航海家、海洋生物学家、潜水员、摄影师、医生等 90 多人，于 11 月23 日由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起航前来广州，船上未装备现代动力设备，全凭季风鼓帆行驶；也不配置科学仪器，全借助罗盘针、牵星术的航行工具判断方位航行。“苏哈尔”号终于战胜大海波涛，沿着当时大食国到广州的航线东来，历时216天，航程 6000 英里(9600-9800 公里)，于 1981年7月20日，胜利到达广州港的洲头咀码头，受到广东省外事办公室领导和阿曼驻中国大使卜希的热烈欢迎。1990 年 12 月，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号”广州“丝绸之路”考察船，乘坐 30多个国家的 50 多位专家，从意大利威尼斯港出发，沿着带有传奇色彩的唐朝古航道前来，历时 108 天，于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受到文化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专家们还出席了在东方宾馆举行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这两次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察和验证的成功，现实地说明了唐朝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北宋到南宋初年，封建政府总结了唐朝对外开放贸易的经验，一改过去坐等外商来广州贸易的被动局面，采取了走出去，力操南海、印度洋贸易主动权的措施，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使广州依然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地位，贸易额占据首位。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政府在广州海山楼 (今北京南路与东横街交界处) 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直至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税收仍然是占第一位的。
到了元代，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虽然为泉州港所取代而退居第二位，但仍不失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大港，依然发挥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据《大德南海志》 记载，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40 个之多。进口商品有宝物、布匹、香药、药材、木材、皮货、牛蹄角和杂物七大类共 73种；出口商品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谷类、茶叶、酒、盐、糖、丝织品、瓷器、铁锅、金银器、木梳等。
明清时期，尽管政府曾几次实行海禁，但对广州则采取特殊政策，准许外国商人前来广州经商贸易。特别是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只准粤海关的广州为对外贸易口岸之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获得空前发展。明朝，除了延伸唐、宋时期的古航线到达欧洲的里斯本外，还于明中叶开辟了广州——马尼拉——阿卡普尔科(Acapulco) 的南美洲新航线。清朝，又于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开辟了广州——纽约航线，嘉庆十年 (1805 年)开辟了广州——俄罗斯航线，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开辟了广州——澳洲航线，从而形成了以广州为出发点，通往亚、非、拉美、澳、欧五大洲全球大循环的海上“丝绸之路”。于是，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商船和商人蜂拥到广州进行贸易活动。据《粤海关》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共312艘;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 年)增加到 5072艘。进出口商品货值也大为增加，据统计，雍正七年至道光十七年 (1729~1837 年) 粤海关贸易商品总货值达到4227168950两银子。而且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出口商品中，茶叶取代了丝织品而跃居首位;进口商品就其商品量值而言，鸦片则占第一位。据统计，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 (1817~1833 年)，鸦片输入的商品量值分别占进口商品总值的 29%、33%和50%，从而改变了广州对外贸易白银内流的入超传统，出现了白银外流的被动局面。据统计，嘉庆五年至道光十四年 (1800~1834 年)，由广州外流的白银达到6亿两左右平均每年外流白银 1500 万两。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明朝政府于洪武二年 (1370 年)在宋朝海山楼处设立广州市舶提举司，管理对外贸易，并在西关十八甫蚬子步设置怀远驿供外国贡使和商人居住。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清政府改在次固镇 (今广州起义路与泰康路交界)建立具有近代海关性质的粤海关，总理广州对外贸易事务，又在今文化公园后门十三行街处设置广东十三行商馆，专营对外贸易，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获得空前的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被迫开放港口增多和上海港的迅速崛起，使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为上海所取代。但是，具有 2000多年开放贸易传统的广州，仍然是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重要港口。解放后，国家决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世界各国各地区数以万计的商人云集广州洽谈贸易，这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值得广州人民引为骄傲和自豪的!
到了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 年)平定南越之后，就以广州为起点，开展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远洋航行的贸易活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次远航是从番禺 (广州) 起航，出珠江口到屯门，然后折弯沿海岸向西航行，到徐闻、合浦 (今属广西) 外港稍事停泊，补给淡水、食物和增载货物后，再航向南海，沿着中南半岛海岸而行，经暹罗湾到达都元国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巴西河附近)，往北航到达邑卢没国 (今缅浦甘城附近的翻利)，上岸步行 10 多天，到达甘都卢国 (今缅旧浦甘城即太公城附近);然后再下海西行，绕过孟加拉湾，到达黄支国(今斯里兰卡)，全程约3540~5310 海里。当时，从广州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因而得名。但这仅是亚洲范围的海上“丝绸之路”。直到永元十一年(公元 66 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前往大秦 (东罗马)后，罗马商人才于公元99年(延熹九年)来广州贸易，而最后形成从广州出发到达欧洲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据《新唐书·地理志七》记载，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其航程从广州起站，经南海、印度洋，云帆高挂，涉波狂澜，直驶巴士拉港，到达东非赤道以南海岸，全程 8750 海里。这是 16 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显示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先进地位。从此，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进行贸易。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船来”的诗句，正是当时广州珠江河面“大船参天”、“万舸争先”贸易兴旺景象的写照。据统计，从开元时期(713~741 年)，每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商达 80 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为多。于是唐朝政府就在今光塔街一带设立“广州蕃坊”，供外商贸易和居住，并建立蕃坊司和设置蕃长，对外商进行管理。同时，又在广州建立中国最早类似海关性质的市舶使，管理外贸事务，征收“舶脚”(船舶进口税)。唐朝从广州出口的商品有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纸张、金、银等，其中以丝织品为最大宗。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有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等，其中以香药为最大宗。由此可见，唐朝的广州不仅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站和第一大港，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为世人所瞩目。为了模拟和验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和纪念阿曼著名的航海家艾布·阿比达曾于当时乘帆船到达广州的业迹，于 1980 年，由阿曼苏丹国王卡布斯苏丹倡仪和资助，仿制唐朝古木双桅三帆船,并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石都苏哈尔 (Suhar)命名的“苏哈尔”号船，乘坐着航海家、海洋生物学家、潜水员、摄影师、医生等 90 多人，于 11 月23 日由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起航前来广州，船上未装备现代动力设备，全凭季风鼓帆行驶；也不配置科学仪器，全借助罗盘针、牵星术的航行工具判断方位航行。“苏哈尔”号终于战胜大海波涛，沿着当时大食国到广州的航线东来，历时216天，航程 6000 英里(9600-9800 公里)，于 1981年7月20日，胜利到达广州港的洲头咀码头，受到广东省外事办公室领导和阿曼驻中国大使卜希的热烈欢迎。1990 年 12 月，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号”广州“丝绸之路”考察船，乘坐 30多个国家的 50 多位专家，从意大利威尼斯港出发，沿着带有传奇色彩的唐朝古航道前来，历时 108 天，于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受到文化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专家们还出席了在东方宾馆举行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这两次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察和验证的成功，现实地说明了唐朝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北宋到南宋初年，封建政府总结了唐朝对外开放贸易的经验，一改过去坐等外商来广州贸易的被动局面，采取了走出去，力操南海、印度洋贸易主动权的措施，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使广州依然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地位，贸易额占据首位。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政府在广州海山楼 (今北京南路与东横街交界处) 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直至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税收仍然是占第一位的。
到了元代，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虽然为泉州港所取代而退居第二位，但仍不失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大港，依然发挥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据《大德南海志》 记载，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40 个之多。进口商品有宝物、布匹、香药、药材、木材、皮货、牛蹄角和杂物七大类共 73种；出口商品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谷类、茶叶、酒、盐、糖、丝织品、瓷器、铁锅、金银器、木梳等。
明清时期，尽管政府曾几次实行海禁，但对广州则采取特殊政策，准许外国商人前来广州经商贸易。特别是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只准粤海关的广州为对外贸易口岸之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获得空前发展。明朝，除了延伸唐、宋时期的古航线到达欧洲的里斯本外，还于明中叶开辟了广州——马尼拉——阿卡普尔科(Acapulco) 的南美洲新航线。清朝，又于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开辟了广州——纽约航线，嘉庆十年 (1805 年)开辟了广州——俄罗斯航线，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开辟了广州——澳洲航线，从而形成了以广州为出发点，通往亚、非、拉美、澳、欧五大洲全球大循环的海上“丝绸之路”。于是，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商船和商人蜂拥到广州进行贸易活动。据《粤海关》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共312艘;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 年)增加到 5072艘。进出口商品货值也大为增加，据统计，雍正七年至道光十七年 (1729~1837 年) 粤海关贸易商品总货值达到4227168950两银子。而且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出口商品中，茶叶取代了丝织品而跃居首位;进口商品就其商品量值而言，鸦片则占第一位。据统计，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 (1817~1833 年)，鸦片输入的商品量值分别占进口商品总值的 29%、33%和50%，从而改变了广州对外贸易白银内流的入超传统，出现了白银外流的被动局面。据统计，嘉庆五年至道光十四年 (1800~1834 年)，由广州外流的白银达到6亿两左右平均每年外流白银 1500 万两。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明朝政府于洪武二年 (1370 年)在宋朝海山楼处设立广州市舶提举司，管理对外贸易，并在西关十八甫蚬子步设置怀远驿供外国贡使和商人居住。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清政府改在次固镇 (今广州起义路与泰康路交界)建立具有近代海关性质的粤海关，总理广州对外贸易事务，又在今文化公园后门十三行街处设置广东十三行商馆，专营对外贸易，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获得空前的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被迫开放港口增多和上海港的迅速崛起，使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为上海所取代。但是，具有 2000多年开放贸易传统的广州，仍然是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重要港口。解放后，国家决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世界各国各地区数以万计的商人云集广州洽谈贸易，这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值得广州人民引为骄傲和自豪的!
文献资料来源：1996年6月 《辉煌的广州》
作者：陈纪萱
索取号：
本馆校对：
查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