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虎10岁那年,父亲胡子钦把他从仰光送回老家福建永定县中川村上学。生性好动的小文虎偷偷跑到附近的蛟潭阁汤池里游泳,几次溺水,被人抢救起来。伯父下禁令不谁他再去游泳,他却理直气壮地对伯父说:“南洋到处都是海水,我不学会游泳,长大怎能到南洋赚钱呢?”他念私塾是在一所破旧的危房里。有一天下起大雨,墙欲倒塌,先生照旧继续讲课。小文虎忽然信誓旦旦道:“等我长大赚钱,一定要盖新学堂!”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只有先生没笑,事后反倒问他:“你怎么舍得把自己的钱拿来建学堂呢?”胡文虎眨着两只浓眉大眼说:“舍得花钱才会赚钱,比如汉剧里的宋江,假如是个吝啬鬼,谁还去给他当兵?"
后来,胡文虎果然去了南洋,果然赚了大钱,也果然盖了新学堂。岂止如此,这位头戴“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两顶王冠的旷世奇商,一生的兴学义举,慈善捐款,救国筹赈,堪称“巨大的天文数字”,数不胜数。
这小子莫不是带上钱去香港寻欢作乐?
1908年,父亲胡子钦撇手人寰。
没过多久,胡文虎便将父亲留下的永安堂药铺所有的现款.约3000缅币,换成港币,随身携带,只身去了香港。
亲友熟人大惑不解:这小子莫不是父亲去世了,再没人管束他、他带上这许多钱去香港寻欢作乐哩?真是不孝之子啊!
他们门缝瞧人.把文虎看扁了。26岁的胡文虎己不是昔日的蛮玩小儿。此番他携款赴港,正是牢记父亲的遗嘱,迈开将永安堂药铺发扬光大的第一步。他没有去花天酒地,而是去了几间药材行。
原来.永安堂药铺的药材都是从香港这几间药材行批发而来,因为是老业务户,香港那边时常先发货,永安堂药铺收货后甚至卖完货再汇货款。胡子钦一死,香港药材行的老板们原以为那些货款肯定收不回来了,没想到他的儿子胡文虎竟主动上门来清还,真是意外而又高兴,难得胡文虎初出茅庐即有如此良苦用心,只此一着便赢得众老板另眼相看和对永安堂的加倍信任,大家争相发货给他。
胡文虎这一趟从香港返回仰光,带回大批药材,使永安堂药铺中的货物更加丰富完备。而此后,只要永安堂药铺的货单开到,香港药材商无不尽快发货。
在父亲身边十余年,胡文虎的确大有长进,他按照父亲规定的时间表,白天帮助料理店务,过秤草药,夜晚完成学业,研读医书。他对把脉抓药兴趣日浓,仔细观察,潜心琢磨,渐渐成了一把好手。他像父亲一样悬壶济世,善待病人,永安堂很快又像胡子钦在世时那样门庭若市。为了减轻病人负担,胡文虎还四处奔走采购便宜药材,并多次爬上阿拉干山采集草药。使永安堂的药价降至仰光最低点。
但是,永安堂的业务却仍然显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这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形势使然。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达,医药制作日趋现代化。西药的畅销使古老的中草药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发烧感冒只需服用几片阿司匹林即可康愈,何苦劳神费力买大包草药来煎汤服用呢?
永安堂面临危机。
但危机没有吓倒胡文虎。他坚信西医要完全打倒中医也是不可能的。西药服用方便,收效快捷.却多产生副作用和抗药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自有其特殊的疗效和优勢,为什么不把中药材也制成如西药那样的丹、膏、丸、散之类的成药呢?
胡文虎认定:永安堂要生存和发展,从长远来看必须自己办药厂,如果能用西药制作的科学工序,把祖传的秘方和传统药方的中药材加工为成药,就不愁没有销路。
变永安堂药铺为制药厂,这是个事关生死的重大抉择。
“垃圾堆旁撇尿”的灵感
母亲李金碧非常支持儿子的想法。
她倾尽家中的金银现款和其他私蓄,共约2000块钱交给文虎、文豹兄弟,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全部家底,我如今都交付你们,一家人的吃穿,就全靠你们了,切望你们好好做人,好好做生意!”
胡文虎感到肩头担子沉重。故乡中川那首广为流传的童谣此刻又在他耳衅回响——
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
人生就为一口气,
佛爷也争一炉香,
阿妈盼我快长大,
做个炎黄好儿郎。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振兴永安堂,发扬光大父亲开创的永安堂事业,给父母争口气.给胡氏祖宗争口气,给客家人争口气,给中国人和中国医学争口气。
接过母亲交给的钱,胡文虎将一半留给文豹继续经营永安堂药铺,自己带上另一半去香港坐庄办货,打算赚了钱购买制药设备。
在香港,胡文虎一面办货,一面了解和考察国内外药业发展情况,还抽空到泰国、日本等地熟悉药业行情,学习成药制作技术。
每到一处,他都虚心请教、留心观察。在日本,他见德国拜耳药厂生产的西药十分畅销,便特意到德国人开的西药行买了些药膏药水,只为得到其中的说明书,摸清西药的性能用途。
晚上,躺在小客店里,文虎常常彻夜难眠。故乡、祖国、东南亚各国人口稠密,生活贫困,苍蝇蚊虫很多.百姓中暑热病盛行,西药价格昂贵,这一切最终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一条清晰的思路:创制一种治暑热头痛、蚊虫叮咬、便于携带服用、价格便宜的新药。
这时,胡文虎办货顺手,获利不少,便带着一套新式制药设备和一大捆西药说明书返回仰光。弟弟文豹自小念的英文学堂,这下英文派上了用场。文豹把说明翻译为中文.兄弟俩探究西药制作的奥秘,认定中药完全可以按照西药的制作方法,生产成系列的简便成药。
他俩真枪实弹干了起来。在祖传秘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他们参照其他古方,利用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为原料,采用西药的科学制作方法,经过3个多月的辛勤研制.一种既可外抹,又可内服,能治感冒、头痛、鼻塞、晕车船的新药——“万金油”从此问世。
紧接着,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相继研制成功。
胡文虎自己设计了以老虎为图案的商标,统称这5种成药为“虎标良药”。老虎在当地民间象征着祛毒镇邪的力量,而又与虎豹兄弟的名字相关,于是,永安堂药铺易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当时全球正处在不幸之中,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到处疫病流行,医药短缺,购买力大降……这不幸恰恰为“虎标良药”提供了横空出世的天机。
不过,“虎标良药”的销售一开始并不顺利。起初,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头痛粉之类的手提箱到各家药店请人代销,费尽口舌介绍自己的药品功效如何好、替他代销又如何有利益,好说歹说人家才勉强答应下来,但只能“寄售”,等卖完了才付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轰炸,使得制药原料价格飞涨。万金油眼看要亏本。当时的同类产品.厂家为了减亏,全都暗中减少了贵重原料的份量。
胡文虎说:“这个办法使不得!”
减少原料,药品效力会降低;不减原料,又势必亏本;如果加价,顾客又不能接受。胡文虎思之再三,终于想出一招一一减量不减质。他把原来的一满瓶油只装七八分满,原料和价格照旧不变。这一招果然灵验:那些减少了原料的成药,顾客使用后效果差便不再购买,而“虎标良药”保持着原有的质量,虽没装满,顾客也不大在意,终于从众药油中脱颖而出,变得抢手起来。
胡文虎初尝了薄利多销的甜头。
“薄利多销"是春秋儒商范蠡的座右铭。文虎在老家读私塾时就能背诵范蠡的诗文,并且听先生讲起他的经商之道。范蠡“薄利多销”的经商理论,胡文虎信服并终生付诸实践。
减量不减质一招成功,使胡文虎坚定了价廉物美才能畅销的认识。他从此确立了永安堂研制中成药的方向一一瞄准便宜的普通药,而不是贵重的大补药,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和单价,他又把大瓶装改为小瓶装。
关于这件事,民间有一个俚俗的传说。有一灭,胡文虎在仰光街上忽然尿急,一时找不着地方,就在近旁的垃圾堆前小解了。
便溺冲开垃圾,露出小半截玻璃瓶,他看那瓶小巧玲珑,心里一动:要是把万金油用这种小瓶装如何?这么想着,他俯身把那小玻璃瓶抬起,用纸擦净了,回到店里,细细端详,越看越喜爱。他想,时下出售的万金油每瓶要3盾缅币,这个价格对于贫穷百姓还是要咬紧牙关才肯买的;假如改用这种小瓶,可将价格降至每瓶几毫钱,那就能适应多数顾客的购买力了。于是,很快就有了小瓶装万金油。
传说是真是假不必去管它,真正的事实不可否认:为达到薄利多销目的,胡文虎一直在做降低成本和单价的努力。起初,他把万金油大号六角玻璃瓶改为小号六角玻璃瓶,后来又改为小铁盒,大瓶卖1元,小铁盒1角,并且便于携带,很快便风行于缅甸和祖国大陆,畅销于港澳和东南亚,甚至远销欧美。
“美女伴虎”和“何拉成了乡巴佬”
“虎标良药”问世之初,新加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仁丹"药丸的张贴广告,已在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的胡文虎也仿而效之。
他在仰光印刷了一批万金油宣传广告,运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开始,胡文虎花钱请了两个人帮他张贴。可是贴的位置太低,贴上去就被撕了。胡文虎只好亲自上阵。每到夜晚,他带上雇工阿遇,发现街头有个好位置,阿遇就蹲下身子让他踩在自己双肩上,把广告贴到那显眼的高处,不出一个月,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茶楼酒店,甚至一些公共厕所,都被“虎标良药"的宣传广告占据了。
除了张贴广告,每年春节,胡文虎都派人在大街路口悬挂画有老虎图案、写有“永安堂”红字的灯笼。名义上是为佳节增添喜庆色彩,实际上是提醒人们永安堂的存在。
有一次,胡文虎逗留广州,夜晚路过一个戏院,门前花牌上写着:“方便医院演戏筹款”。他踌躇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
他走到办事台前,问道:“我想买张票,你们最贵的座位要多少钱?”
工作人员回答说:“500元。”
胡文虎掏钱买了一张名誉券.由大会主持及众人前呼后拥迎至会场前排中央位子入座。场内观众不知来了什么大人物,争相站起来观看。记者也赶来采访他。第二天,广州各家报纸上刊出新闻,介绍胡文虎其人其药。他得意地逢人便说,“我捐500元,看了戏,做了善事,还给我的虎标良药大大宣传了一番,真是很值得!”
万金油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广告的成功。在胡文虎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重视和更懂得做广告了。
20年代中期,胡文虎贴出告示:重金征集日历画稿。
告示贴出后,画稿雪片般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位羞花闭月的美女,一双玉臂环抱着老虎的脖子,嫣然巧笑。美女之靓丽,老虎之生气,相得益彰,满目瑞气吉祥。胡文虎看了十分中意,买下它印在日历封面上。
日历印制后,胡文虎广为赠送。一时间,永安堂“美女伴虎”的日历到处流行,人们竞相争睹,爱不释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把玩再三,赞不绝口:“太美了!胡文虎真是一个天才商人!”
胡文虎很早就注意到外国药商推销药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他也不惜血本做起广告来。别的公司的广告常是些枯燥的自吹自擂,他却喜欢通过讲故事来做广告,为此专门聘请了几位文人,天天好酒好菜好烟好茶招待,让他们在舒适的房子里编写广告。
一对恋人相爱接吻,男的口臭,女的不喜欢,多扫兴啊!怎么办?口含八卦丹,包你“吐气如兰”。
教员口臭,学生罢课,要求教员服用永安堂虎标八卦丹。一则则幽默小品广告,新潮有趣,令人捧腹。更有那《为什么关公刮骨疗疾不会痛?》、《为什么张飞能喝断长坂桥?》等大篇故事广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刊出后人们争相传阅,永安堂的虎标良药竟被抢购一空。
胡文虎发达之后,做广告更加轰轰烈烈。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花巨款请美国福特汽车厂特制了一辆虎头车身的轿车。1935年10月,他率马来亚华侨运动员到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当他的虎头轿车驶向上海滩,胡文虎让司机减速慢行,并不时闪动一对老虎眼睛般的前车灯,揿响老虎吼叫般的喇叭声,人们蜂拥而至,尾随围观,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哪来的怪物?谁的车子?”
“那不写着,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
胡文虎喜滋滋地坐在车里.享受着大上海人们看他的稀罕。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虎头汽车进上海,“阿拉”成了乡巴佬》,胡文虎一下子就成了大上海妇孺皆知的人物。
胡文虎曾对人说,他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别人的宣传,就要想一想这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宣传虎标良药。只要是吸引他的事情,他就联想起来,脑子不停地转呀转,坐车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饮茶、吃饭、如厕,还是在想着广告,务求使自己的产告比别人的更醒目、更吸引人。
做广告,胡文虎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他穿的衣服,胸前衣袋外面绣着虎头,系的领带上也绣着一只虎。他的挂表链上有一只金牌,金牌上也刻有一只虎。他住的虎豹别墅,门口左右两边柱子上,总是置有两尊泥塑,一只老虎,一只豹子。
胡文虎好几次参与了广告大战,对日本“仁丹”一仗就是一场硬仗。
他对日本仁丹充斥国内市场深感不满,抗战爆发后他对这来自侵略者国度的产品更视为仇敌。重庆永安堂分行经理胡万里提出组织宣传队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虎标良药的建议,胡丈虎听了,连声叫好。很快,5个宣传大队带着赶排的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和歌舞,深入到城乡山区宣传演出。宣传队员们身穿老虎图案的服装,胸前披挂着“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每到演出结束后,大家一面发广告单,一面念快板:“小日本、太凶残,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随队郎中就地为病人治病,免费发送虎标良药。很快地虎标良药迅速风行巴山蜀水,日本仁丹被挤出市场。
日本人因此对永安堂恨之入骨。1940年5月25日,日机轰炸重庆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三层楼炸毁。胡文虎得知,反而拍手称快.“值得!值得!只要把倭寇的仁丹压倒,再炸掉一个永安堂也值得!”
“龙虎斗法”和“星”光灿烂
为了拓展市场,宣传虎标良药,胡文虎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广告,每年的广告花销数额极其巨大,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要花100多万元。他不由地想:花这样多的钱在别人的报纸上登广告,倒不如自己办报纸哩。
作为商人,他办报纸最直接的想法,自然是要宣传他的产品虎标良药。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恕我说活粗鲁,客家俗语有道:裁缝师博不偷布,他的老婆无穿裤。作为虎标永安堂主之一的胡氏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言传,打开销路,借此扩大永安堂的事业及其影响。”
于是,1929年1月25日,他独资创办的《星洲日报》在新加坡公开发行。胡文虎聘请了林霭民、傅无闷等一批博学多才、笔杆子很硬的职业报人来办报如有神助,很快便在南洋华侨中掀起巨大轰动。
这使得多年来独霸南洋华侨报坛的《南洋商报》(陈嘉庚创办)遭遇劲敌,很决“龙虎斗法"就拉开了序幕。为此,他曾发表过一番奇谈怪论:
“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人们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不过是个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许多人认识我。但是,我一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吗?我为什么怕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贏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正是由于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和无所畏惧的雄心,使胡文虎得以由一个故意与陈嘉庚作对的普通老板,在若干年之后成为真正有实力与陈嘉庚两雄对峙的人物。与此同时,他对办报的兴趣日浓,后来每到某个大城市开设永安堂分行,就要在那里开办一家报馆。从1929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及国内的汕头、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独资创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报业网。
为使报纸及时传递,他不惜头飞机来空运,在东方,甚至包括日本,这都是石破天惊的举动。
当初,新加坡、马来亚逢星期天各种报纸全部实行休刊,读者这天无报纸可看。1931年胡文虎率先打破休刊惯例,《星洲日报》特别推出4大张《星期刊》。
新加坡的日报,原来是白天编印,中午前后发行。胡文虎大胆改革,让《星洲日报》改为夜间工作,早晨出版发行,不久又改为早、晚两次出版。
这些改进,对世界报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气和大方
创业的艰辛自不必说,但发达之后,胡文虎依然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平时,除了到外地各分行去视察业务,他随身带的钱总是不超过5元。在他家的饭桌上,很少见到山珍海味。他最喜欢吃的是家乡的咸菜、“蚬鬼子”(盐水浸的蚶子)和盐水螃蟹。这使朋友们诧异地问他:“你现在有的是钱,干嘛还要吃乡下那种咸菜?”胡文虎说:“我小时候在家乡,那时还很穷,总靠‘蚬鬼子’和咸菜下饭,所以养成了习惯。请你们带点来,一则是让我回味一下幼年的生活,二则是让我的子孙们也尝一尝艰苦的滋味。”
胡文虎早餐在家里吃,有时午餐或晚餐有应酬,需要去茶楼酒店,点的菜食也很俭省。原《星岛日报》编辑部主任罗铁冒一直念叨说:“记得我同他和一位国民党官员去茶楼午餐,每人只吃两小碟小菜,结帐时总共三四块钱。”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活还是简朴一点好。”这句话一生都挂在胡文虎嘴边。他虽有钱,但对一分一厘总是看得很重。有一次,他和太太到外地游览,住在一家大饭店。饭店的早餐,除了牛奶面包之外,每人的定量还有3个鸡蛋。那天太太胃口不好,一个鸡蛋没碰,胡文虎一口气竟吃下6个鸡蛋。并非他特别爱吃鸡蛋,也并非他饭量大,只是他认为,吃也要付钱,不吃也要付钱,何必造成浪费呢?
然而,胡文虎发达未敢忘忧国。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他大声疾呼:“爱国是华侨的天职”,并一直用实际行动来履行这一承诺。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将领马占山带领官兵英勇抵抗.胡文虎听到消息,立即首捐2万元和一批药品进行支援。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犯上海,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率兵抵抗,浩血奋战。胡文虎发电报慰问,汇款3万元和大量药品;并另捐1万元作为香港红十字会赴沪救伤的费用。其时,宋庆龄在上海筹建一所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胡文虎又捐助1万元,还梅上海永安堂分行所存虎标良药,全部分发给难民。何香凝组织救护队北上服务,也得到胡文虎捐助1万元和10万包虎标良药。以后几乎每年他都要捐赠大批药品转送抗战前线。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他捐献国币250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6万筒纱布、9000磅药棉、86捆绒布、5大桶金鸡纳霜、300万虎包标良药和4辆救护车,运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这次在重庆开会期间,胡文虎参加了一个伤兵之友同乐大会。他身穿皮大衣,戴着绒线帽走进会场,60多岁的人,身材健壮,红光满面,像他的名字一样虎虎有生气。他向全场500多名军人致敬后说,华侨在海外地位的提高,全赖祖国抗战的将士。由于他这次仓促从海外赶回祖国开会,没能备带礼物,便当场每人送法币5元,共发1070元。在场伤兵非常感动,选出代表将“伤兵之友"徽章戴在胡文虎的大衣上,表示要“尽最后一滴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国民政府海外部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欢迎胡文虎大会。胡文虎在热烈而隆重的气氛中讲话,捐献国币200万元,请政府以30万元救济伤残将士,30万元教养抗战将士遗孤,30万元在重庆建筑平民住宅区,免费供受难同胞住宿,10万元救济流离难民,100万元保育难童。
胡文虎说:“良以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纾难,亦份所宜。”在整个抗战期间、他捐赠的财物不可胜数,为华侨之最。英国学者为之惊叹、说胡文虎为抗日贡献的钱财“是一个天文数字”。
此外,早在1935年10月,胡文虎开着虎头轿车回上海参加全国运动大会那一次,在十里洋场,他风头十足,豪兴大发,忽然想起小时候对私塾先生信誓旦旦说过的话,便许下宏诺,愿在未来10年内资助国内创办1000所小学,并说“如果永安堂生意发达,获利增加,当将期限缩为5年”。
起初两年,胡文虎为实现这一承诺积极奔走。他首先函请福建教育厅郑贞文为之筹划,在福建各地创办小学10所。不久,他又表示,愿将在福建创建10所小学改为100所,福建省为此特别成立了由郑贞文等17人组成的“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建筑委员会”。与此同时,胡文虎派出代表分头向广东、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西等地有关方面洽谈建校事宜,并将建校巨款350万元汇存在上海、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银行,以供随时拨用。
正当千所小学的建设事宜在全国蓬勃展开之际,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全面抗战爆发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兴建小学的事自然搁置一边。
此时,国内已经建成小学300所,耗资150万元。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8年。战后胡文虎又忙于重整旗鼓恢复永安堂的生意。等到理出了头绪,一切又比较稳定下来,建千所小学这桩未竟的心愿便又涌上他心头。
然而,此时他存在国内的3000余万元国币正在天天贬值。他特派儿子胡好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要求将存款照当初存入银行的价值,尽数拨来兴建小学。蒋介石虽然大权独揽,这件事他却没法裁夺。胡文虎存在国内银行的3000万元国币,最后大贬特贬,仅值港币55元2角。气得胡文虎大骂老蒋。
胡文虎是个大富翁,更是个大慈善家。他一生的慈善公益事业何止建千所小学。他说:“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自从永安堂业务稍有寸进后,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信条。在这个信条指导下,他坚持将永安堂每年所得羸利的25%,拿出来救国救灾和干公益事业,后来递增到60%。据估计,他一生慈善公益捐款不下2000万美元。
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学院等一大批大专院校,都得到过胡文虎的赠款。
30年代,胡文虎捐建了南京中央医院、汕头医院等12所医院,其中建南京中央医院他捐资40万元,建汕头、厦门、福州医捐资60万元。九龙安老院、广东老人院、福建惠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广州圣婴医院、云南炳蔚孤儿院等许多国内慈善机构,都由他捐资创办或资助。
面对祖国民众缺乏医药的惨状.胡文虎忧心如焚。他致函国民政府,计划在全国兴建县级医院100座,并将捐款1000万元汇回国内……
胡文虎宅心仁慈,广济博施,世所罕见。
有钱使他能够行慈善,行慈善使他名扬天下,名扬天下使他能够赚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使他行更多的慈善,扬更大的名,胡文虎一生有幸处于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爱与竞争,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胡文虎堪称华侨儒商的典范。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54年9月,72岁的胡文虎因心脏病在檀香山去世。刚刚大学毕业、22岁的胡仙分得了父亲的遗产,获得了设在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晚报》的全部控制权,身不由已地被推入了另一扇命运之门。
头一天上班,胡仙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提着个文件袋,夹在上班的人流中走进了报社,走进了经理室,她向同事们点点头,同事们也向她点点头,一切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开始了。但胡仙没有坐在经理室的椅子上,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去见面,而是主动挨门挨户到各科室造访大家。她的话不多,也没有任何指示,见到各部门负责人,只问:“有哪些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和记者、编辑们见面,胡仙说,她知道大家很辛苦,工资不高,她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把报纸办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一切给报社员工留下很深印象,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觉得她很有涵养,很有城府,不像初出茅庐的22岁小姐,而像是干大事的、可以信赖的人。
胡仙果然不负众望。她改革了报社管理体制,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她像父亲一样敢于开创先河,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的7大城市创办了统一名称的《星岛日报》海外版。到80年代,胡仙的星岛报业年利润已跃至1亿港元,当初胡文虎为省下广告费而创办的一张普通报纸,在她手上成为了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自1974年起,胡仙还对地产业发生浓厚兴趣,接连开办了几家高档礼品店,并在旅游业、餐饮业方面有良好的投资,她属下及联营的机构发展到37家,遍布全球各地。据1991年统计,她的财产约在25亿港元以上,被排在香港十大女富豪前列,成为香港社会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
许多殊荣向胡仙接踵而来:
1971年,她被国际新闻协会选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主席,同时也是第一个得以登上此座的亚洲人;
1988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史克普斯新闻学院破天荒向她颁发 “卡尔·范·安达奖”;
香港政府授予她“太平绅士”你号,在香港没有第二个女人获此殊荣;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博士学位;
英国女王授予她BOE勋衔,褒奖她为“女中豪杰”……
凡是跟胡仙工作过的人,都佩服胡仙的能力.说这个斯斯文文的姑娘“比她父亲还厉害",这话一点不假。
贵为富豪的胡仙,像其先父胡文虎一样乐善好施,慷慨大度。她与母亲、嫂嫂所住香港虎豹别墅,每星期天都免费向游人开放,连小商贩都可以在里面摆摊叫卖。华东发生大水灾时,她通过报纸赈灾筹款700多万港元,全部捐给了华东灾区。1994年,胡仙用内地落实政策归还的厦门、广州、汕头的房产,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所有的收益悉数拨给基金会用于为贫困地区捐建小学。她正在逐年捐建多所小学,完成父亲生前未竟的建千所小学的遗愿。1995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她又将广州永安堂大厦产权交给广州市政府,改建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胡文虎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
后来,胡文虎果然去了南洋,果然赚了大钱,也果然盖了新学堂。岂止如此,这位头戴“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两顶王冠的旷世奇商,一生的兴学义举,慈善捐款,救国筹赈,堪称“巨大的天文数字”,数不胜数。
这小子莫不是带上钱去香港寻欢作乐?
1908年,父亲胡子钦撇手人寰。
没过多久,胡文虎便将父亲留下的永安堂药铺所有的现款.约3000缅币,换成港币,随身携带,只身去了香港。
亲友熟人大惑不解:这小子莫不是父亲去世了,再没人管束他、他带上这许多钱去香港寻欢作乐哩?真是不孝之子啊!
他们门缝瞧人.把文虎看扁了。26岁的胡文虎己不是昔日的蛮玩小儿。此番他携款赴港,正是牢记父亲的遗嘱,迈开将永安堂药铺发扬光大的第一步。他没有去花天酒地,而是去了几间药材行。
原来.永安堂药铺的药材都是从香港这几间药材行批发而来,因为是老业务户,香港那边时常先发货,永安堂药铺收货后甚至卖完货再汇货款。胡子钦一死,香港药材行的老板们原以为那些货款肯定收不回来了,没想到他的儿子胡文虎竟主动上门来清还,真是意外而又高兴,难得胡文虎初出茅庐即有如此良苦用心,只此一着便赢得众老板另眼相看和对永安堂的加倍信任,大家争相发货给他。
胡文虎这一趟从香港返回仰光,带回大批药材,使永安堂药铺中的货物更加丰富完备。而此后,只要永安堂药铺的货单开到,香港药材商无不尽快发货。
在父亲身边十余年,胡文虎的确大有长进,他按照父亲规定的时间表,白天帮助料理店务,过秤草药,夜晚完成学业,研读医书。他对把脉抓药兴趣日浓,仔细观察,潜心琢磨,渐渐成了一把好手。他像父亲一样悬壶济世,善待病人,永安堂很快又像胡子钦在世时那样门庭若市。为了减轻病人负担,胡文虎还四处奔走采购便宜药材,并多次爬上阿拉干山采集草药。使永安堂的药价降至仰光最低点。
但是,永安堂的业务却仍然显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这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形势使然。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达,医药制作日趋现代化。西药的畅销使古老的中草药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发烧感冒只需服用几片阿司匹林即可康愈,何苦劳神费力买大包草药来煎汤服用呢?
永安堂面临危机。
但危机没有吓倒胡文虎。他坚信西医要完全打倒中医也是不可能的。西药服用方便,收效快捷.却多产生副作用和抗药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自有其特殊的疗效和优勢,为什么不把中药材也制成如西药那样的丹、膏、丸、散之类的成药呢?
胡文虎认定:永安堂要生存和发展,从长远来看必须自己办药厂,如果能用西药制作的科学工序,把祖传的秘方和传统药方的中药材加工为成药,就不愁没有销路。
变永安堂药铺为制药厂,这是个事关生死的重大抉择。
“垃圾堆旁撇尿”的灵感
母亲李金碧非常支持儿子的想法。
她倾尽家中的金银现款和其他私蓄,共约2000块钱交给文虎、文豹兄弟,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全部家底,我如今都交付你们,一家人的吃穿,就全靠你们了,切望你们好好做人,好好做生意!”
胡文虎感到肩头担子沉重。故乡中川那首广为流传的童谣此刻又在他耳衅回响——
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
人生就为一口气,
佛爷也争一炉香,
阿妈盼我快长大,
做个炎黄好儿郎。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振兴永安堂,发扬光大父亲开创的永安堂事业,给父母争口气.给胡氏祖宗争口气,给客家人争口气,给中国人和中国医学争口气。
接过母亲交给的钱,胡文虎将一半留给文豹继续经营永安堂药铺,自己带上另一半去香港坐庄办货,打算赚了钱购买制药设备。
在香港,胡文虎一面办货,一面了解和考察国内外药业发展情况,还抽空到泰国、日本等地熟悉药业行情,学习成药制作技术。
每到一处,他都虚心请教、留心观察。在日本,他见德国拜耳药厂生产的西药十分畅销,便特意到德国人开的西药行买了些药膏药水,只为得到其中的说明书,摸清西药的性能用途。
晚上,躺在小客店里,文虎常常彻夜难眠。故乡、祖国、东南亚各国人口稠密,生活贫困,苍蝇蚊虫很多.百姓中暑热病盛行,西药价格昂贵,这一切最终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一条清晰的思路:创制一种治暑热头痛、蚊虫叮咬、便于携带服用、价格便宜的新药。
这时,胡文虎办货顺手,获利不少,便带着一套新式制药设备和一大捆西药说明书返回仰光。弟弟文豹自小念的英文学堂,这下英文派上了用场。文豹把说明翻译为中文.兄弟俩探究西药制作的奥秘,认定中药完全可以按照西药的制作方法,生产成系列的简便成药。
他俩真枪实弹干了起来。在祖传秘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他们参照其他古方,利用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为原料,采用西药的科学制作方法,经过3个多月的辛勤研制.一种既可外抹,又可内服,能治感冒、头痛、鼻塞、晕车船的新药——“万金油”从此问世。
紧接着,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相继研制成功。
胡文虎自己设计了以老虎为图案的商标,统称这5种成药为“虎标良药”。老虎在当地民间象征着祛毒镇邪的力量,而又与虎豹兄弟的名字相关,于是,永安堂药铺易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当时全球正处在不幸之中,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到处疫病流行,医药短缺,购买力大降……这不幸恰恰为“虎标良药”提供了横空出世的天机。
不过,“虎标良药”的销售一开始并不顺利。起初,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头痛粉之类的手提箱到各家药店请人代销,费尽口舌介绍自己的药品功效如何好、替他代销又如何有利益,好说歹说人家才勉强答应下来,但只能“寄售”,等卖完了才付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轰炸,使得制药原料价格飞涨。万金油眼看要亏本。当时的同类产品.厂家为了减亏,全都暗中减少了贵重原料的份量。
胡文虎说:“这个办法使不得!”
减少原料,药品效力会降低;不减原料,又势必亏本;如果加价,顾客又不能接受。胡文虎思之再三,终于想出一招一一减量不减质。他把原来的一满瓶油只装七八分满,原料和价格照旧不变。这一招果然灵验:那些减少了原料的成药,顾客使用后效果差便不再购买,而“虎标良药”保持着原有的质量,虽没装满,顾客也不大在意,终于从众药油中脱颖而出,变得抢手起来。
胡文虎初尝了薄利多销的甜头。
“薄利多销"是春秋儒商范蠡的座右铭。文虎在老家读私塾时就能背诵范蠡的诗文,并且听先生讲起他的经商之道。范蠡“薄利多销”的经商理论,胡文虎信服并终生付诸实践。
减量不减质一招成功,使胡文虎坚定了价廉物美才能畅销的认识。他从此确立了永安堂研制中成药的方向一一瞄准便宜的普通药,而不是贵重的大补药,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和单价,他又把大瓶装改为小瓶装。
关于这件事,民间有一个俚俗的传说。有一灭,胡文虎在仰光街上忽然尿急,一时找不着地方,就在近旁的垃圾堆前小解了。
便溺冲开垃圾,露出小半截玻璃瓶,他看那瓶小巧玲珑,心里一动:要是把万金油用这种小瓶装如何?这么想着,他俯身把那小玻璃瓶抬起,用纸擦净了,回到店里,细细端详,越看越喜爱。他想,时下出售的万金油每瓶要3盾缅币,这个价格对于贫穷百姓还是要咬紧牙关才肯买的;假如改用这种小瓶,可将价格降至每瓶几毫钱,那就能适应多数顾客的购买力了。于是,很快就有了小瓶装万金油。
传说是真是假不必去管它,真正的事实不可否认:为达到薄利多销目的,胡文虎一直在做降低成本和单价的努力。起初,他把万金油大号六角玻璃瓶改为小号六角玻璃瓶,后来又改为小铁盒,大瓶卖1元,小铁盒1角,并且便于携带,很快便风行于缅甸和祖国大陆,畅销于港澳和东南亚,甚至远销欧美。
“美女伴虎”和“何拉成了乡巴佬”
“虎标良药”问世之初,新加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仁丹"药丸的张贴广告,已在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的胡文虎也仿而效之。
他在仰光印刷了一批万金油宣传广告,运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开始,胡文虎花钱请了两个人帮他张贴。可是贴的位置太低,贴上去就被撕了。胡文虎只好亲自上阵。每到夜晚,他带上雇工阿遇,发现街头有个好位置,阿遇就蹲下身子让他踩在自己双肩上,把广告贴到那显眼的高处,不出一个月,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茶楼酒店,甚至一些公共厕所,都被“虎标良药"的宣传广告占据了。
除了张贴广告,每年春节,胡文虎都派人在大街路口悬挂画有老虎图案、写有“永安堂”红字的灯笼。名义上是为佳节增添喜庆色彩,实际上是提醒人们永安堂的存在。
有一次,胡文虎逗留广州,夜晚路过一个戏院,门前花牌上写着:“方便医院演戏筹款”。他踌躇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
他走到办事台前,问道:“我想买张票,你们最贵的座位要多少钱?”
工作人员回答说:“500元。”
胡文虎掏钱买了一张名誉券.由大会主持及众人前呼后拥迎至会场前排中央位子入座。场内观众不知来了什么大人物,争相站起来观看。记者也赶来采访他。第二天,广州各家报纸上刊出新闻,介绍胡文虎其人其药。他得意地逢人便说,“我捐500元,看了戏,做了善事,还给我的虎标良药大大宣传了一番,真是很值得!”
万金油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广告的成功。在胡文虎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重视和更懂得做广告了。
20年代中期,胡文虎贴出告示:重金征集日历画稿。
告示贴出后,画稿雪片般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位羞花闭月的美女,一双玉臂环抱着老虎的脖子,嫣然巧笑。美女之靓丽,老虎之生气,相得益彰,满目瑞气吉祥。胡文虎看了十分中意,买下它印在日历封面上。
日历印制后,胡文虎广为赠送。一时间,永安堂“美女伴虎”的日历到处流行,人们竞相争睹,爱不释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把玩再三,赞不绝口:“太美了!胡文虎真是一个天才商人!”
胡文虎很早就注意到外国药商推销药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他也不惜血本做起广告来。别的公司的广告常是些枯燥的自吹自擂,他却喜欢通过讲故事来做广告,为此专门聘请了几位文人,天天好酒好菜好烟好茶招待,让他们在舒适的房子里编写广告。
一对恋人相爱接吻,男的口臭,女的不喜欢,多扫兴啊!怎么办?口含八卦丹,包你“吐气如兰”。
教员口臭,学生罢课,要求教员服用永安堂虎标八卦丹。一则则幽默小品广告,新潮有趣,令人捧腹。更有那《为什么关公刮骨疗疾不会痛?》、《为什么张飞能喝断长坂桥?》等大篇故事广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刊出后人们争相传阅,永安堂的虎标良药竟被抢购一空。
胡文虎发达之后,做广告更加轰轰烈烈。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花巨款请美国福特汽车厂特制了一辆虎头车身的轿车。1935年10月,他率马来亚华侨运动员到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当他的虎头轿车驶向上海滩,胡文虎让司机减速慢行,并不时闪动一对老虎眼睛般的前车灯,揿响老虎吼叫般的喇叭声,人们蜂拥而至,尾随围观,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哪来的怪物?谁的车子?”
“那不写着,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
胡文虎喜滋滋地坐在车里.享受着大上海人们看他的稀罕。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虎头汽车进上海,“阿拉”成了乡巴佬》,胡文虎一下子就成了大上海妇孺皆知的人物。
胡文虎曾对人说,他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别人的宣传,就要想一想这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宣传虎标良药。只要是吸引他的事情,他就联想起来,脑子不停地转呀转,坐车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饮茶、吃饭、如厕,还是在想着广告,务求使自己的产告比别人的更醒目、更吸引人。
做广告,胡文虎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他穿的衣服,胸前衣袋外面绣着虎头,系的领带上也绣着一只虎。他的挂表链上有一只金牌,金牌上也刻有一只虎。他住的虎豹别墅,门口左右两边柱子上,总是置有两尊泥塑,一只老虎,一只豹子。
胡文虎好几次参与了广告大战,对日本“仁丹”一仗就是一场硬仗。
他对日本仁丹充斥国内市场深感不满,抗战爆发后他对这来自侵略者国度的产品更视为仇敌。重庆永安堂分行经理胡万里提出组织宣传队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虎标良药的建议,胡丈虎听了,连声叫好。很快,5个宣传大队带着赶排的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和歌舞,深入到城乡山区宣传演出。宣传队员们身穿老虎图案的服装,胸前披挂着“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每到演出结束后,大家一面发广告单,一面念快板:“小日本、太凶残,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随队郎中就地为病人治病,免费发送虎标良药。很快地虎标良药迅速风行巴山蜀水,日本仁丹被挤出市场。
日本人因此对永安堂恨之入骨。1940年5月25日,日机轰炸重庆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三层楼炸毁。胡文虎得知,反而拍手称快.“值得!值得!只要把倭寇的仁丹压倒,再炸掉一个永安堂也值得!”
“龙虎斗法”和“星”光灿烂
为了拓展市场,宣传虎标良药,胡文虎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广告,每年的广告花销数额极其巨大,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要花100多万元。他不由地想:花这样多的钱在别人的报纸上登广告,倒不如自己办报纸哩。
作为商人,他办报纸最直接的想法,自然是要宣传他的产品虎标良药。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恕我说活粗鲁,客家俗语有道:裁缝师博不偷布,他的老婆无穿裤。作为虎标永安堂主之一的胡氏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言传,打开销路,借此扩大永安堂的事业及其影响。”
于是,1929年1月25日,他独资创办的《星洲日报》在新加坡公开发行。胡文虎聘请了林霭民、傅无闷等一批博学多才、笔杆子很硬的职业报人来办报如有神助,很快便在南洋华侨中掀起巨大轰动。
这使得多年来独霸南洋华侨报坛的《南洋商报》(陈嘉庚创办)遭遇劲敌,很决“龙虎斗法"就拉开了序幕。为此,他曾发表过一番奇谈怪论:
“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人们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不过是个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许多人认识我。但是,我一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吗?我为什么怕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贏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正是由于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和无所畏惧的雄心,使胡文虎得以由一个故意与陈嘉庚作对的普通老板,在若干年之后成为真正有实力与陈嘉庚两雄对峙的人物。与此同时,他对办报的兴趣日浓,后来每到某个大城市开设永安堂分行,就要在那里开办一家报馆。从1929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及国内的汕头、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独资创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报业网。
为使报纸及时传递,他不惜头飞机来空运,在东方,甚至包括日本,这都是石破天惊的举动。
当初,新加坡、马来亚逢星期天各种报纸全部实行休刊,读者这天无报纸可看。1931年胡文虎率先打破休刊惯例,《星洲日报》特别推出4大张《星期刊》。
新加坡的日报,原来是白天编印,中午前后发行。胡文虎大胆改革,让《星洲日报》改为夜间工作,早晨出版发行,不久又改为早、晚两次出版。
这些改进,对世界报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气和大方
创业的艰辛自不必说,但发达之后,胡文虎依然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平时,除了到外地各分行去视察业务,他随身带的钱总是不超过5元。在他家的饭桌上,很少见到山珍海味。他最喜欢吃的是家乡的咸菜、“蚬鬼子”(盐水浸的蚶子)和盐水螃蟹。这使朋友们诧异地问他:“你现在有的是钱,干嘛还要吃乡下那种咸菜?”胡文虎说:“我小时候在家乡,那时还很穷,总靠‘蚬鬼子’和咸菜下饭,所以养成了习惯。请你们带点来,一则是让我回味一下幼年的生活,二则是让我的子孙们也尝一尝艰苦的滋味。”
胡文虎早餐在家里吃,有时午餐或晚餐有应酬,需要去茶楼酒店,点的菜食也很俭省。原《星岛日报》编辑部主任罗铁冒一直念叨说:“记得我同他和一位国民党官员去茶楼午餐,每人只吃两小碟小菜,结帐时总共三四块钱。”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活还是简朴一点好。”这句话一生都挂在胡文虎嘴边。他虽有钱,但对一分一厘总是看得很重。有一次,他和太太到外地游览,住在一家大饭店。饭店的早餐,除了牛奶面包之外,每人的定量还有3个鸡蛋。那天太太胃口不好,一个鸡蛋没碰,胡文虎一口气竟吃下6个鸡蛋。并非他特别爱吃鸡蛋,也并非他饭量大,只是他认为,吃也要付钱,不吃也要付钱,何必造成浪费呢?
然而,胡文虎发达未敢忘忧国。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他大声疾呼:“爱国是华侨的天职”,并一直用实际行动来履行这一承诺。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将领马占山带领官兵英勇抵抗.胡文虎听到消息,立即首捐2万元和一批药品进行支援。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犯上海,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率兵抵抗,浩血奋战。胡文虎发电报慰问,汇款3万元和大量药品;并另捐1万元作为香港红十字会赴沪救伤的费用。其时,宋庆龄在上海筹建一所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胡文虎又捐助1万元,还梅上海永安堂分行所存虎标良药,全部分发给难民。何香凝组织救护队北上服务,也得到胡文虎捐助1万元和10万包虎标良药。以后几乎每年他都要捐赠大批药品转送抗战前线。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他捐献国币250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6万筒纱布、9000磅药棉、86捆绒布、5大桶金鸡纳霜、300万虎包标良药和4辆救护车,运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这次在重庆开会期间,胡文虎参加了一个伤兵之友同乐大会。他身穿皮大衣,戴着绒线帽走进会场,60多岁的人,身材健壮,红光满面,像他的名字一样虎虎有生气。他向全场500多名军人致敬后说,华侨在海外地位的提高,全赖祖国抗战的将士。由于他这次仓促从海外赶回祖国开会,没能备带礼物,便当场每人送法币5元,共发1070元。在场伤兵非常感动,选出代表将“伤兵之友"徽章戴在胡文虎的大衣上,表示要“尽最后一滴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国民政府海外部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欢迎胡文虎大会。胡文虎在热烈而隆重的气氛中讲话,捐献国币200万元,请政府以30万元救济伤残将士,30万元教养抗战将士遗孤,30万元在重庆建筑平民住宅区,免费供受难同胞住宿,10万元救济流离难民,100万元保育难童。
胡文虎说:“良以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纾难,亦份所宜。”在整个抗战期间、他捐赠的财物不可胜数,为华侨之最。英国学者为之惊叹、说胡文虎为抗日贡献的钱财“是一个天文数字”。
此外,早在1935年10月,胡文虎开着虎头轿车回上海参加全国运动大会那一次,在十里洋场,他风头十足,豪兴大发,忽然想起小时候对私塾先生信誓旦旦说过的话,便许下宏诺,愿在未来10年内资助国内创办1000所小学,并说“如果永安堂生意发达,获利增加,当将期限缩为5年”。
起初两年,胡文虎为实现这一承诺积极奔走。他首先函请福建教育厅郑贞文为之筹划,在福建各地创办小学10所。不久,他又表示,愿将在福建创建10所小学改为100所,福建省为此特别成立了由郑贞文等17人组成的“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建筑委员会”。与此同时,胡文虎派出代表分头向广东、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西等地有关方面洽谈建校事宜,并将建校巨款350万元汇存在上海、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银行,以供随时拨用。
正当千所小学的建设事宜在全国蓬勃展开之际,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全面抗战爆发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兴建小学的事自然搁置一边。
此时,国内已经建成小学300所,耗资150万元。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8年。战后胡文虎又忙于重整旗鼓恢复永安堂的生意。等到理出了头绪,一切又比较稳定下来,建千所小学这桩未竟的心愿便又涌上他心头。
然而,此时他存在国内的3000余万元国币正在天天贬值。他特派儿子胡好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要求将存款照当初存入银行的价值,尽数拨来兴建小学。蒋介石虽然大权独揽,这件事他却没法裁夺。胡文虎存在国内银行的3000万元国币,最后大贬特贬,仅值港币55元2角。气得胡文虎大骂老蒋。
胡文虎是个大富翁,更是个大慈善家。他一生的慈善公益事业何止建千所小学。他说:“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自从永安堂业务稍有寸进后,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信条。在这个信条指导下,他坚持将永安堂每年所得羸利的25%,拿出来救国救灾和干公益事业,后来递增到60%。据估计,他一生慈善公益捐款不下2000万美元。
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学院等一大批大专院校,都得到过胡文虎的赠款。
30年代,胡文虎捐建了南京中央医院、汕头医院等12所医院,其中建南京中央医院他捐资40万元,建汕头、厦门、福州医捐资60万元。九龙安老院、广东老人院、福建惠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广州圣婴医院、云南炳蔚孤儿院等许多国内慈善机构,都由他捐资创办或资助。
面对祖国民众缺乏医药的惨状.胡文虎忧心如焚。他致函国民政府,计划在全国兴建县级医院100座,并将捐款1000万元汇回国内……
胡文虎宅心仁慈,广济博施,世所罕见。
有钱使他能够行慈善,行慈善使他名扬天下,名扬天下使他能够赚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使他行更多的慈善,扬更大的名,胡文虎一生有幸处于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爱与竞争,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胡文虎堪称华侨儒商的典范。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54年9月,72岁的胡文虎因心脏病在檀香山去世。刚刚大学毕业、22岁的胡仙分得了父亲的遗产,获得了设在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晚报》的全部控制权,身不由已地被推入了另一扇命运之门。
头一天上班,胡仙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提着个文件袋,夹在上班的人流中走进了报社,走进了经理室,她向同事们点点头,同事们也向她点点头,一切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开始了。但胡仙没有坐在经理室的椅子上,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去见面,而是主动挨门挨户到各科室造访大家。她的话不多,也没有任何指示,见到各部门负责人,只问:“有哪些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和记者、编辑们见面,胡仙说,她知道大家很辛苦,工资不高,她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把报纸办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一切给报社员工留下很深印象,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觉得她很有涵养,很有城府,不像初出茅庐的22岁小姐,而像是干大事的、可以信赖的人。
胡仙果然不负众望。她改革了报社管理体制,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她像父亲一样敢于开创先河,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的7大城市创办了统一名称的《星岛日报》海外版。到80年代,胡仙的星岛报业年利润已跃至1亿港元,当初胡文虎为省下广告费而创办的一张普通报纸,在她手上成为了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自1974年起,胡仙还对地产业发生浓厚兴趣,接连开办了几家高档礼品店,并在旅游业、餐饮业方面有良好的投资,她属下及联营的机构发展到37家,遍布全球各地。据1991年统计,她的财产约在25亿港元以上,被排在香港十大女富豪前列,成为香港社会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
许多殊荣向胡仙接踵而来:
1971年,她被国际新闻协会选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主席,同时也是第一个得以登上此座的亚洲人;
1988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史克普斯新闻学院破天荒向她颁发 “卡尔·范·安达奖”;
香港政府授予她“太平绅士”你号,在香港没有第二个女人获此殊荣;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博士学位;
英国女王授予她BOE勋衔,褒奖她为“女中豪杰”……
凡是跟胡仙工作过的人,都佩服胡仙的能力.说这个斯斯文文的姑娘“比她父亲还厉害",这话一点不假。
贵为富豪的胡仙,像其先父胡文虎一样乐善好施,慷慨大度。她与母亲、嫂嫂所住香港虎豹别墅,每星期天都免费向游人开放,连小商贩都可以在里面摆摊叫卖。华东发生大水灾时,她通过报纸赈灾筹款700多万港元,全部捐给了华东灾区。1994年,胡仙用内地落实政策归还的厦门、广州、汕头的房产,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所有的收益悉数拨给基金会用于为贫困地区捐建小学。她正在逐年捐建多所小学,完成父亲生前未竟的建千所小学的遗愿。1995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她又将广州永安堂大厦产权交给广州市政府,改建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胡文虎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
文献资料来源:1996年   《儒商时代-中国人的第五次发财机遇》
作者:贺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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