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从集体性拥布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布尔迪厄着，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02页。]
客家人获得社会资本的制度化的空间或者说进行交往的场域很早就存在了，它是随客家人向海外迁移而产生的。以胡文虎的家乡永定县很早就开始了向外移民。方志记载，汀州府永定县的商业活动范围不仅远及中国各省，而且出入南洋各地，“商之远贩吴、楚、滇、蜀，不乏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蕃，如游门庭。”[ （道光）《永定县志·风俗》。]如18世纪的永定人马福春就开辟了槟榔屿。而在永定的向南洋移民的浪潮中，胡文虎所在的中川更是表现突出。据《中川史志》记载，中川胡氏最早出国的是在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中叶后特别多，最早的如胡兆学、胡映学兄弟等数十人前往马来亚的沙劳越、叮加罗、甲八丹、吡叻和印尼的井里汶等地；到了19世纪就有胡永春、胡永和兄弟前往印尼甲必丹，胡门林等前往井里汶；胡移玉、胡增瑞、胡武撰等前往马来亚槟榔屿；胡移林等前往马来亚吡叻。[ 《永定县志》，中国科技出版社，1994年，693页。]至20世纪20年代，中川胡氏继胡子春之后，又出现胡重益、胡曰初、胡曰皆等锡矿巨子。
这些出洋的永定人主要分布在马来亚、新加坡，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体制化场所是各种会馆和社团组织，它们对塑造客家人的创业精神有极大的作用和贡献。它们既是社交中心，又是培养友情和人际关系的场所，也创造了许多做生意的机会，同时从中产生一些具有社会威望的社会精英。1795年广汀会馆成立于槟榔屿，1840年前后，槟榔屿的永定籍客家人和大埔籍客家人结盟，成立永大会馆，1858年成立永定下洋胡氏安定堂，1864年，永定下洋籍胡氏和福建同安籍胡氏联合组成立“帝君胡公司”。随着客家人联系的日益广泛，在19世纪，客家人会馆在东南亚分布极广，遍布新马各地。[ 详见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1977年刊本；
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刊本；
颜清涅：《新马华人社会史》，新加坡1986年版。]这些社会网络为客家人发展社会资本提供了富有潜力的可能。
但介入这种社会网络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社会资本，要适应网络活动的特点，客家会馆的领袖人物往往是工商阶层中的强者，“做生意的，无论走到那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的组织，有时为谋保持旅外系众的安全与利益起见，且有类似于英雄一类的人物，发现他们于工商阶级”[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173页。]。因此只有在商业活动中拥有较好的声誉和获得雄厚的资本，也就是说只有以经济资本为后盾才能在社会网络中具备较高的权威。
1882年，胡文虎出生于缅甸仰光市广东街的华侨家庭，其父胡子钦是1862年永定中川的移民，开设“永安堂国药行”。仰光虽是缅甸华侨集中地，但华侨从事的大都是制瓦、伐木、炼铁等工作，不以商业活动为主，社会影响有限，同时胡文虎的父亲作为第一代移民，所经营的是小小的药店，经济积累极其有限，实际上到1908年胡父去世时，留下的只是萧条的药店和一部分的债务。所以胡文虎起点并不高，不具备先天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难以利用已存社会网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但胡文虎通过其高超的商业技能，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资本，并有效地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
在其父去世的第二年，胡文虎来到香港，香港是侨乡与东南亚的中接点，在与永安堂的客户清理原有账目的过程中，通过塑造自己富有诚信的商业形象，他赢得了初步信誉。正如后人所总结的，“先生初入商场，经营生理独具心思，尤重信誉。……香港药材行得见此青年笃守信用，不禁刮目相看，争与交易及予特别优待，自此之后，凡属仰光永安堂订货，无不优先付运并给特别限期。”[ 《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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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胡文虎改变了“永安堂”的业务模式，1920年永安堂根据中西医原理制成各种丹药，并使其丹药风行东南亚，远销欧美。1926年胡文虎将总行移到新加坡，当年营业总额达到了1000万元叻币。至30年代，其业务更是辉煌，其药行遍布世界各地，除了现在情况不明的西安、海口、台湾、长沙、桂林等分行及欧美、日本的代销点外，国内外分公司有16家。[ 李逢蕊主编：《胡文虎研究专辑》，龙岩师范专科学校，1992年，74-76页。]
业务的发展使他与客家社团事务有了密切联系。1921年，当胡文虎在香港设立第一家永安堂分行时，9月29日，就与赖际熙、黄茂林、李瑞文等参与香港崇正总会的建立活动。“时胡文虎先生适自星嘉坡来港创业，总会设宴欢迎，胡先生热心公益，为海内外所仰望，深以总会关系巨大，即席慨捐建筑费二万元”，作为“购地与建筑经费”。[ 乙堂：《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见《崇正总会30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7页。]由于他对崇正总会的长期支持，1928年当选为会长，继而成为该会永远名誉会长。
1923年，当胡文虎达到新加坡设立分行时，就参加了南洋客属总会的筹建，“民国十二年筹建，先生捐资独多”。[ 《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1929年8月23日，新加坡的南洋客属总会之会所正式举行开幕典礼，因胡文虎的贡献多，大家推选其为会长，并于1935年再次当选。此后，他以会长的名义独资创办“民众义学”，并历届蝉联会长，成为新马华侨社会的著名领袖。此外，自从担任客属总会会长以后，胡文虎也十分注意吸收新、马华侨各帮侨领为领导骨干，把新马侨界的优秀人才聚集在自己周围，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网络。
客属总会不仅是团结新马客属人士的核心组织，而且也是联系东南亚各地客家同乡的唯一纽带。南洋客属总会经常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属侨团保持联系，发挥沟通声气和团结互助的桥梁作用，对加强各地客属侨胞之间的联络、协作和团结、互助，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文虎更以南洋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利用自己积累已久的社会影响，推进了客家社团组织的发展，并逐步开始主导客家社团发展的方向，他的特派代表丘孑夫、范长峰两人到南洋各地宣传发动组建客属公会，“各地同侨，应起而组织客属公会，以符合先有小组织，而后有大组织，小有小团结，而后始能大团结之主旨”。[ 转见元一：《客属海外各团体之组织与发展》，见《崇正总会30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8页。]遇到筹备费用不足时，胡文虎则资助重金，因而南洋各地的客属公会纷纷成立。在短短的一年中，共有53个客属公会成立，分布在马来亚、沙捞越、印尼、缅甸等地。(参见表1)这些客属公会在组织关系上都隶属于客属总会，并直接接受总会的领导，形成了系统的客家社团联络体系。胡文虎还利用其身兼客属总会与崇正总会要职的机会，加强两会的联络与沟通,“盍星嘉坡客属总会原由胡文虎先生等所领导，而胡先生自1928年后，又常在港领导崇正总会。二总会精神相通，关系密切。”[ 乙堂：《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见《崇正总会30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11页。]总之，胡文虎在拥有了良好的商业信誉与巨大的商业资金后，慢慢使自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客家社团的领袖。尤其在其经济活动的重心迁移到新加坡——华人网络的中心地带——后，他对客家社团事务的逐步介入，终使其经济资本获得了最有效地转化，也使社会资本的功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表1
马来亚
(43) 马六甲、野新、文冬、立早、小笨珍、文律、武吉班让、岭株巴辖、居銮、令金、雪兰莪、加映、怡保、金宝、槟城、吉打玻璃市、关丹、林明、甘猛、吉灵丹、吉赖、甘马挽、而连突、淡马鲁、劳勿、新山、古来、麻坡、金马士、昔加末、罗美士、东甲、马口、丰盛港、边加兰、森美兰武来岸、土莪月、双溪古月、庇劳、哥打丁宜、居林
沙捞越（2) 古晋、亚庇
缅甸（1) 仰光
印尼（7) 井里汶、巴达维亚、石叨班让、占碑、巨港、三宝垄、若夜














除了积极参与客家社团活动，获得社会资本之外，胡文虎还通过其他策略，进一步转化其经济资本为社会资本。首先是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数十年来，先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地域无分中外，亦不限于任何宗教，凡属有益于公众福利而需要援助者，有求必应”，[ 《星岛报业同人敬辑》，《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创办、捐建了大量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赈济灾民，资助体育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比如森美兰华人接生医院落成时，院长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就有如下赞美之词：“胡文虎先生不但雄于资财，而且富于仁慈义侠之精神，故常用有形之金钱，完成无形之慈善，仁风义举，令人无限钦佩。”[ 李逢莓主编：《胡文虎研究专辑》，龙岩师范专科学校，1992年164页。]
其次是办报。其初衷就是为了获得社会资本，他曾坦言自己创办报纸与《南洋商报》之间的竞争，“陈嘉庚是一个知名人物，在南洋的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我胡文虎只不过一个仰光商人，没有许多人能认识我，但是我一来到新加坡，就敢于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扬名的好办法吗？”“十年内于海外创办报馆，所斥资金达二百余万元”，[ 《胡氏事业史略》，载：新加坡《星洲十年》，1939年。]通过媒介的传播，胡文虎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当他在1939年回顾其10年办报的经历时，他不无自豪地说：“过去十年来，海内外同胞对吾人之赞助与同情，已大增吾人之感奋。”[ 胡文虎：《十年办报之回忆》，《星洲日报》1939年1月15日。]由此看来，他对自己的作为，大致还是满意的。

胡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