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团体保护岭南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拍古建、晒风景、撑粤语,令人振奋与感动。外来文化的“入侵”,令不少热爱粤文化的年轻人感到岌岌可危,对“外江佬”的到来,不自觉地生成一种抵触情绪。事实上,岭南文化本身就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的,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粤人得到的并不比外地人少。岭南文化的柔韧,从来就基于我们的淡定。我们没有弱者心态。
在“复兴岭南”的浪潮中,一些已被忽视的传统文化,重新被粤人喜爱与重视。粤剧自然成了粤文化的旗帜之一,叹盅靓茶,吃笼虾饺,听下粤曲,是原汁原味的老广影像。
殊不知,没有西皮二黄,连粤剧都没有。我们用以标榜岭南文化的粤剧,本身就是外来文化在本土生根发芽,开出瑰丽之花的最好证明。
曾经位于广州解放中路魁巷的外江梨园会馆,就是这段历史的纪念碑。
梨园会馆曾阅尽广州戏剧的繁荣
解放路、教育路、惠福路一带,人口密集,楼房不高,虽然不像西关那样有老骑楼及河涌遗迹等典型的旧城风貌,也算稍微远离高端时尚商圈的老城区了。
这里有菜价便宜品种丰富的市场,有各种五金、杂货小铺,有马路拐角的书报摊,有离远就闻到鱼汤鲜味的云吞面。
走进解放中路魁巷,欲寻外江梨园会馆的遗址,哪怕半砖半瓦。
魁巷有很多老房子,巷口的一间租给人卖性用品。再往里走,看见很多用作小仓库的民房。外地口音的工人在搬货,有运鞋的,有运牛仔裤的。他们肯定不知道梨园会馆。我看见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在大榕树下聊天,就走过去打听。
婆婆说:“梨园会馆?吃饭的?”
我说:“不是,是唱戏的。”
婆婆说:“哦,卡拉OK啊?”
还是一间一间找吧!所幸巷子不长,分叉也不多。找到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所记载的“广州解放中路魁巷23号”。此处已是老旧的宿舍楼,会馆痕迹全无。当然,就连23号这个数字本身,可能也不是从前的记号。
外江梨园会馆成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清代在广州演出的各省戏班的联合组织,相当于戏行人士的行会组织,是一个行规严明,组织健全的管理机构。
外江梨园会馆不仅是清代广州戏剧繁荣的见证,也是经济繁荣的见证。岭南文献学者冼玉清在《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一文中指出:“要不是广州的商业繁荣,吸引了那么多客商来贸迁,各省的戏班不会发展到这样盛况的。可以说广州商业促进了四省旅粤戏班的发展,而四省戏剧在粤的发展,可能比较各该省在省内发展更快一些。‘梨园会馆’的成立,是说明外江班在广东盛极一时的纪念碑。”(《冼玉清文集》)
粤人兼容并济,外江班带来新气象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描述了清代广州的繁盛。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商贸繁荣,歌舞升平。各省戏班纷纷随着各地商帮来到广州搵食,为广州带来前所未有的满园春色。
清代诗人杨懋建所著梨园掌故《梦华琐簿》记载:“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外江班皆外来妙选,声色技艺并皆佳妙,宾筵顾曲,倾耳赏心,録酒纠觞,各司其职,舞能垂手,锦每缠头。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所演故事类多不可究诘,言既无文,事尤不经……本地班非无美才,但托根非地,屈抑终身,如夷光不遇范大夫,三熏三沐,教之歌舞,则亦苎萝山下,终老浣纱,虽有东施,并乃无颦可效,不亦惜哉。”
外江戏班无疑在声色艺上都比本地的草台班子专业得多,有行规、有制度、有流派。姑苏班、安徽班、江西班、湖南班、广西班等上百个外江戏班在广州争相献艺。清代诗人、汉军副都统果勒敏曾写下一首《广州竹枝词》:“和声鸣盛理当然,菊部风光别一天。台大人多场面小,价银累百动成千。”
由于看戏的多是北方来的官员和商人,此时广东本地戏班所演出的粤剧,也以接近普通话的舞台官话来演唱,以梆黄为主要唱腔,以牌子和小曲为过场。其后,本地班取昆、弋、湘、汗剧种之长,融入木鱼、南音等广府说唱文学,以广东风物和风土人情为素材,填写2000多种曲牌,渐渐发展出粤剧的地方特色。
粤剧的发展最能代表粤人兼容并济、融会贯通的精神。除了戏曲表演的基本技艺,粤剧连语言与唱腔,也是在吸收各地传统戏曲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粤剧拥有近两百年历史,但真正使用粤语演唱,不足百年。最古老的粤剧,是用接近普通话的官话演唱的。粤剧官话俗称舞台官话,基本使用中州韵,念白则用桂林官话。粤剧与京剧相似,从历史上说都是“外来艺术”与“混搭艺术”,分别保留了它们的“原产地印记”。京剧有“苏白”和中州韵白,粤剧则有桂林官话。粤剧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由舞台官话转为白话,这是戏剧走向本土定型化的必然结果。
粤剧官话的存在,也成为粤人学习普通话的重要途径。当时北方人听粤人讲普通话,都觉得有唱戏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粤人平日畏习普通话,有志入官,始延官话师以教授之。官话师多桂林产,知粤人拙于语言一科,于是盛称桂语之纯正,且谓尝蒙高宗褒奖,以为全国第一,诏文武官吏必肆桂语,此固齐东野言,不值识者一笑。然粤东剧场说白,亦多作桂语,而学桂语者,又不能得其神似,遂皆成优伶之口吻。”
云山之下,儿女情长
富商名士,才子佳人,流连珠水花堤,必生风流。外江班的声色,为广州留下了不少氤氲旧事。
外江梨园会馆虽被拆除,梨园会馆碑却保留了下来,现藏于广州博物馆碑廊。从碑记上,可见当时外江班演出的盛况。乾隆二十七年(1762)有外江班15个,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44个。早期徽班占优势,后来慢慢减少,湘班却大幅上升。这一时期,正是湘粤贸易趋向繁荣的阶段。
湘班的衡阳戏班颇负盛名。嵇致亮《珠江观剧记》记载,嘉庆庚辰(1820),他观戏后与缪莲仙合题了一个扇面:“客邸无聊唤奈何,逢场相约听清歌。凤郎一曲移情甚,眉有春痕眼有波。”一派风流。
外江班唱腔不同,戏本各异,各有粉丝。安徽班是皮黄和昆腔共存,江西班唱弋阳腔的赣剧,姑苏班唱昆腔,甚至还有更远方的客人——来自新疆的伊州歌舞艺人。清人吴兰修有《花面伶歌》:“花面伶,年十五。回鹘装,伊州舞。一曲高歌有鬼神,声泪无人识倾吐。将军开筵征菊部,十丈毡毹奏箫鼓。”
在众多外江唱腔中,最受士大夫喜爱的还是姑苏班的昆腔,属于雅部。昆腔在明末已流传在广东的官宦人家。明末广东南海名将陈子壮之弟陈子升亦雅好昆曲,写有多首《昆腔绝句》,香艳顽丽。“含着幽兰辞未吐,不知香艳发珠江。”“千人石上听秋月,万斛愁心也早销。”
陈子升和哥哥陈子壮,以及黎遂球、彭孟阳等岭南名士,都倾慕于唱昆曲的歌妓张乔。乔美人原籍江苏,其母因避战乱流落广州。张乔生于广州,才艺双全,有诗“二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她爱岭南风物,更爱岭南才子。
张乔曾赠诗陈子壮:“绝代词人美丈夫,豪吟帘月挂珊瑚。”又赠黎遂球:“轻轻燕子能相逐,怕见西飞是伯劳。”而她最相知的是彭孟阳。彭欲为其赎身,谁知红颜薄命,张乔19岁便染疾身亡,香魂飘去。悲痛的彭孟阳将美人葬于白云山下梅花园,环墓栽种红梅、紫薇、含笑等繁花,名为百花冢。一众名士纷纷前来题诗植花,悼念青春可人。
在“复兴岭南”的浪潮中,一些已被忽视的传统文化,重新被粤人喜爱与重视。粤剧自然成了粤文化的旗帜之一,叹盅靓茶,吃笼虾饺,听下粤曲,是原汁原味的老广影像。
殊不知,没有西皮二黄,连粤剧都没有。我们用以标榜岭南文化的粤剧,本身就是外来文化在本土生根发芽,开出瑰丽之花的最好证明。
曾经位于广州解放中路魁巷的外江梨园会馆,就是这段历史的纪念碑。
梨园会馆曾阅尽广州戏剧的繁荣
解放路、教育路、惠福路一带,人口密集,楼房不高,虽然不像西关那样有老骑楼及河涌遗迹等典型的旧城风貌,也算稍微远离高端时尚商圈的老城区了。
这里有菜价便宜品种丰富的市场,有各种五金、杂货小铺,有马路拐角的书报摊,有离远就闻到鱼汤鲜味的云吞面。
走进解放中路魁巷,欲寻外江梨园会馆的遗址,哪怕半砖半瓦。
魁巷有很多老房子,巷口的一间租给人卖性用品。再往里走,看见很多用作小仓库的民房。外地口音的工人在搬货,有运鞋的,有运牛仔裤的。他们肯定不知道梨园会馆。我看见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在大榕树下聊天,就走过去打听。
婆婆说:“梨园会馆?吃饭的?”
我说:“不是,是唱戏的。”
婆婆说:“哦,卡拉OK啊?”
还是一间一间找吧!所幸巷子不长,分叉也不多。找到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所记载的“广州解放中路魁巷23号”。此处已是老旧的宿舍楼,会馆痕迹全无。当然,就连23号这个数字本身,可能也不是从前的记号。
外江梨园会馆成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清代在广州演出的各省戏班的联合组织,相当于戏行人士的行会组织,是一个行规严明,组织健全的管理机构。
外江梨园会馆不仅是清代广州戏剧繁荣的见证,也是经济繁荣的见证。岭南文献学者冼玉清在《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一文中指出:“要不是广州的商业繁荣,吸引了那么多客商来贸迁,各省的戏班不会发展到这样盛况的。可以说广州商业促进了四省旅粤戏班的发展,而四省戏剧在粤的发展,可能比较各该省在省内发展更快一些。‘梨园会馆’的成立,是说明外江班在广东盛极一时的纪念碑。”(《冼玉清文集》)
粤人兼容并济,外江班带来新气象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描述了清代广州的繁盛。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商贸繁荣,歌舞升平。各省戏班纷纷随着各地商帮来到广州搵食,为广州带来前所未有的满园春色。
清代诗人杨懋建所著梨园掌故《梦华琐簿》记载:“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外江班皆外来妙选,声色技艺并皆佳妙,宾筵顾曲,倾耳赏心,録酒纠觞,各司其职,舞能垂手,锦每缠头。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所演故事类多不可究诘,言既无文,事尤不经……本地班非无美才,但托根非地,屈抑终身,如夷光不遇范大夫,三熏三沐,教之歌舞,则亦苎萝山下,终老浣纱,虽有东施,并乃无颦可效,不亦惜哉。”
外江戏班无疑在声色艺上都比本地的草台班子专业得多,有行规、有制度、有流派。姑苏班、安徽班、江西班、湖南班、广西班等上百个外江戏班在广州争相献艺。清代诗人、汉军副都统果勒敏曾写下一首《广州竹枝词》:“和声鸣盛理当然,菊部风光别一天。台大人多场面小,价银累百动成千。”
由于看戏的多是北方来的官员和商人,此时广东本地戏班所演出的粤剧,也以接近普通话的舞台官话来演唱,以梆黄为主要唱腔,以牌子和小曲为过场。其后,本地班取昆、弋、湘、汗剧种之长,融入木鱼、南音等广府说唱文学,以广东风物和风土人情为素材,填写2000多种曲牌,渐渐发展出粤剧的地方特色。
粤剧的发展最能代表粤人兼容并济、融会贯通的精神。除了戏曲表演的基本技艺,粤剧连语言与唱腔,也是在吸收各地传统戏曲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粤剧拥有近两百年历史,但真正使用粤语演唱,不足百年。最古老的粤剧,是用接近普通话的官话演唱的。粤剧官话俗称舞台官话,基本使用中州韵,念白则用桂林官话。粤剧与京剧相似,从历史上说都是“外来艺术”与“混搭艺术”,分别保留了它们的“原产地印记”。京剧有“苏白”和中州韵白,粤剧则有桂林官话。粤剧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由舞台官话转为白话,这是戏剧走向本土定型化的必然结果。
粤剧官话的存在,也成为粤人学习普通话的重要途径。当时北方人听粤人讲普通话,都觉得有唱戏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粤人平日畏习普通话,有志入官,始延官话师以教授之。官话师多桂林产,知粤人拙于语言一科,于是盛称桂语之纯正,且谓尝蒙高宗褒奖,以为全国第一,诏文武官吏必肆桂语,此固齐东野言,不值识者一笑。然粤东剧场说白,亦多作桂语,而学桂语者,又不能得其神似,遂皆成优伶之口吻。”
云山之下,儿女情长
富商名士,才子佳人,流连珠水花堤,必生风流。外江班的声色,为广州留下了不少氤氲旧事。
外江梨园会馆虽被拆除,梨园会馆碑却保留了下来,现藏于广州博物馆碑廊。从碑记上,可见当时外江班演出的盛况。乾隆二十七年(1762)有外江班15个,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44个。早期徽班占优势,后来慢慢减少,湘班却大幅上升。这一时期,正是湘粤贸易趋向繁荣的阶段。
湘班的衡阳戏班颇负盛名。嵇致亮《珠江观剧记》记载,嘉庆庚辰(1820),他观戏后与缪莲仙合题了一个扇面:“客邸无聊唤奈何,逢场相约听清歌。凤郎一曲移情甚,眉有春痕眼有波。”一派风流。
外江班唱腔不同,戏本各异,各有粉丝。安徽班是皮黄和昆腔共存,江西班唱弋阳腔的赣剧,姑苏班唱昆腔,甚至还有更远方的客人——来自新疆的伊州歌舞艺人。清人吴兰修有《花面伶歌》:“花面伶,年十五。回鹘装,伊州舞。一曲高歌有鬼神,声泪无人识倾吐。将军开筵征菊部,十丈毡毹奏箫鼓。”
在众多外江唱腔中,最受士大夫喜爱的还是姑苏班的昆腔,属于雅部。昆腔在明末已流传在广东的官宦人家。明末广东南海名将陈子壮之弟陈子升亦雅好昆曲,写有多首《昆腔绝句》,香艳顽丽。“含着幽兰辞未吐,不知香艳发珠江。”“千人石上听秋月,万斛愁心也早销。”
陈子升和哥哥陈子壮,以及黎遂球、彭孟阳等岭南名士,都倾慕于唱昆曲的歌妓张乔。乔美人原籍江苏,其母因避战乱流落广州。张乔生于广州,才艺双全,有诗“二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她爱岭南风物,更爱岭南才子。
张乔曾赠诗陈子壮:“绝代词人美丈夫,豪吟帘月挂珊瑚。”又赠黎遂球:“轻轻燕子能相逐,怕见西飞是伯劳。”而她最相知的是彭孟阳。彭欲为其赎身,谁知红颜薄命,张乔19岁便染疾身亡,香魂飘去。悲痛的彭孟阳将美人葬于白云山下梅花园,环墓栽种红梅、紫薇、含笑等繁花,名为百花冢。一众名士纷纷前来题诗植花,悼念青春可人。
文献资料来源：2014年3月10日 新快报-B15
作者：钟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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