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人恋旧,几近固执
富裕之地多保守,粤人在生活习性上的恋旧,几近固执。
《晚清文学丛钞》之《观戏记》记载:“广东之人爱其国风,所至莫不携之,过有广东人足迹,即有广东人戏班,海外万埠,相隔万里,亦如在广东之祖家焉……见所谓吾广东人,衣广东之衣,食广东之食,言广东之言,用广东之器具,举饮食玩好,服饰器用,无一不远来自广东;声音笑貌,性情行为,心肠见识,起居嗜好,无一不如在广东焉……何广东之流寓此地者,或数世,或数十年,或十余年,或数年,毫不为他国风潮之所变迁,政治之所沾染,文明之所吹嘘,而依然完全无缺,至死不变质广东人也?”
至死不变质的广东人就是要看粤剧,不管是身在何方。
广东戏出国门,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就有迹可循。英国人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一书提到:“1685年和1686年,路易十四派到暹罗的使节受到盛筵招待。宴后有中国人演出的戏剧,演员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福建。”这正是活跃在暹罗(今泰国)的漳州戏和广东戏。
正式的粤剧演出出洋的高峰,出现在19世纪中期。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掀起淘金热。此时正值鸦片战争后,国内民不聊生。大批契约华工背井离乡,“卖猪仔”做苦功。为解华工乡愁,雇主请廉价戏班漂洋过海来唱戏。戏班演员和劳工一起坐“猪仔船”,到埠后住在仓库、工地、橡胶园,生活艰苦。
广府木鱼书有一首《过埠歌》,讲述一名女子到南洋做女佣的血泪经历。“子母相分情极惨,泪珠为雨积成行……肚饥口渴留黄胆,水米断休七日长。”
1858年,李文茂反清起义失败,清廷禁演粤剧,艺人生计无着,纷纷到东南亚谋生。有些四处流浪作短期演出,有些在华侨聚居之地定居下来,设馆授徒。
安定下来的粤剧艺人开始培养后辈,壮大戏班。一些生于海外的华人,和非华裔的当地居民,受到熏陶感染,也开始学戏,粤剧艺术始在海外生根发芽。
一担番薯,一本木鱼,从东莞走到越南
粤剧在相邻国家的演出,亦繁荣了当地的文化,甚至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越南人至今仍爱唱木鱼歌,就是广东传过去的。
据现年70岁的东莞民俗研究者张俭东先生回忆,他小时候常看见邻居挑一担番薯,从东莞一路走路到安南(今越南)。行程一个月,一担番薯刚好吃完,就买一担火水回来卖,赚取微薄的差价。路途遥远艰辛,全靠木鱼书解闷。东莞木鱼就这样随着东莞番薯一起来到越南。越南的作者模仿广府木鱼歌的格式,以越南话写出越南木鱼歌,深受当地妇女喜爱。
越南人对广府说唱、粤剧粤曲一直是很受落的。据刘国兴《粤剧艺人在海外的生活及活动》一书介绍,清光绪年间越南的戏院派人回广州“订人”,黄沙一带有专门的戏班公司做中介。上世纪30年代,在越南还一度流行过“马师曾通帽”和“马师曾头水”(腰围巾)。越南与粤剧的这种“亲密关系”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更微妙了。40年代,二战后全球经济萧条,文化娱乐大大萎缩。50年代之后,只有香港为数不多的粤剧团体到海外演出。国内的粤剧团体,基本只能到越南和朝鲜演出。
在东南亚,粤剧市场兴旺的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早在1857年,新加坡已有粤剧“梨园堂”,类似八和会馆的功能,统筹管理粤剧行内的各种事务。这是行业发展具备一定规模的标志。1887年,清廷官员李钟钰在《新加坡风土记》中写道:“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
名伶出国登台,粤剧海外繁荣
海外粤剧的重要阵地,当然还有美加地区,欧洲和澳洲也有市场。
1852年,“鸿福堂”戏班已在美国旧金山登台演出。1867年,王韬《漫游随录》记载了第二界巴黎博览会的一些情景:“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算。”1870年,“黄龙剧团”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这些演出盛况都见诸报端。
《晚清华洋录》也提到马克·吐温1877年在旧金山看粤剧,“演戏的剧团是从广州来的,有62个团员,包括演员、乐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这次来美国,预定会到西案五个城市,演出三十场。”
至上世纪20年代,美国旧金山有大中华和大舞台两大戏院。他们并非一般的商业竞争关系,两家戏院分属革命党和保皇党,政见不同,演出的剧目也不同,戏院成为争取不同支持者的阵营。
上世纪30年代,华侨的经济、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舍得花重金请国内有名的团体来演出。千里驹、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桂名扬、白玉堂等名伶纷纷出洋演出,大大提高了美加和东南亚粤剧演出的水平。名伶出洋镀金,也能提高身价,回国后更吃得开。
虽然海外粤剧同样是“花旦小生白鼻哥,红须军师斑头婆,无一不如广东旧曲旧词调、旧弦索、旧锣鼓。”(《观戏记》),但其艺术特色与本土略有区别。
海外粤剧演出大多衣冠简朴,因循旧制,很少花巧噱头,又因条件有限,演员训练刻苦。
海外粤剧观众喜欢看排场戏,武生戏常见《六郎罪子》、《高平关取级》、小武戏有《赵子龙》、《金丝蝴蝶》,花旦戏有《三娘教子》、《黛玉归天》,小生戏有《夜偷诗稿》、《宝玉怨婚》,艳情戏有《金莲戏叔》、《贵妃醉酒》,丑生戏有《呆佬拜寿》、《偷影摹形》等。
此外,西方舞台不太接受性别反串,男花旦难有立足之地,观众更喜欢漂漂亮亮的女花旦,色艺俱佳的女伶常获金牌赏赐。金牌是美国老华侨打赏演员的一大特色,用黄金制成,镶上钻石珍珠。受金牌者要把金牌挂在胸前唱主曲,以表谢意。
海外收获掌声,本土离城市渐远
国内粤剧团体出洋演出曾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一度沉寂。1980年,红线女,陈笑风领衔赴新加坡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赴新加坡演出的粤剧团体。
此后,国内的粤剧演员在海外演出、教学的越来越多。如白驹荣的两个女儿,就分别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弘扬父业。白雪梅1992年在多伦多创办粤剧艺术学院,排演了《新编梁祝恨史》、《新编柳毅传书》等粤剧。白雪红1996年在温哥华创办了雪红艺苑,演出《白蛇传》、《再世红梅记》等经典粤剧。
有粤剧学校,就有年轻演员、年轻观众,海外粤剧依然在熨帖着一代又一代广东华侨的乡愁。
如今广东的粤剧团体赴海外演出频繁,连一些新编粤剧在东南亚、美洲、澳洲巡演时也受到华侨欢迎。
耐人寻味的是,当粤剧在海外收获鼓舞人心的掌声时,在本土却离城市越来越远。广州粤剧团曾做过统计,在广州上演一出粤剧,真正自己掏腰包买票进场的只有两三千人。珠三角地区的粤剧市场近年也有所退化。以往东莞一个春班就有上百个剧团演出。这两年情况大不如前。村干部换届,大学生村官上任,粤剧就在村文娱活动的节目表中落选了。
富裕之地多保守,粤人在生活习性上的恋旧,几近固执。
《晚清文学丛钞》之《观戏记》记载:“广东之人爱其国风,所至莫不携之,过有广东人足迹,即有广东人戏班,海外万埠,相隔万里,亦如在广东之祖家焉……见所谓吾广东人,衣广东之衣,食广东之食,言广东之言,用广东之器具,举饮食玩好,服饰器用,无一不远来自广东;声音笑貌,性情行为,心肠见识,起居嗜好,无一不如在广东焉……何广东之流寓此地者,或数世,或数十年,或十余年,或数年,毫不为他国风潮之所变迁,政治之所沾染,文明之所吹嘘,而依然完全无缺,至死不变质广东人也?”
至死不变质的广东人就是要看粤剧,不管是身在何方。
广东戏出国门,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就有迹可循。英国人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一书提到:“1685年和1686年,路易十四派到暹罗的使节受到盛筵招待。宴后有中国人演出的戏剧,演员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福建。”这正是活跃在暹罗(今泰国)的漳州戏和广东戏。
正式的粤剧演出出洋的高峰,出现在19世纪中期。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掀起淘金热。此时正值鸦片战争后,国内民不聊生。大批契约华工背井离乡,“卖猪仔”做苦功。为解华工乡愁,雇主请廉价戏班漂洋过海来唱戏。戏班演员和劳工一起坐“猪仔船”,到埠后住在仓库、工地、橡胶园,生活艰苦。
广府木鱼书有一首《过埠歌》,讲述一名女子到南洋做女佣的血泪经历。“子母相分情极惨,泪珠为雨积成行……肚饥口渴留黄胆,水米断休七日长。”
1858年,李文茂反清起义失败,清廷禁演粤剧,艺人生计无着,纷纷到东南亚谋生。有些四处流浪作短期演出,有些在华侨聚居之地定居下来,设馆授徒。
安定下来的粤剧艺人开始培养后辈,壮大戏班。一些生于海外的华人,和非华裔的当地居民,受到熏陶感染,也开始学戏,粤剧艺术始在海外生根发芽。
一担番薯,一本木鱼,从东莞走到越南
粤剧在相邻国家的演出,亦繁荣了当地的文化,甚至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越南人至今仍爱唱木鱼歌,就是广东传过去的。
据现年70岁的东莞民俗研究者张俭东先生回忆,他小时候常看见邻居挑一担番薯,从东莞一路走路到安南(今越南)。行程一个月,一担番薯刚好吃完,就买一担火水回来卖,赚取微薄的差价。路途遥远艰辛,全靠木鱼书解闷。东莞木鱼就这样随着东莞番薯一起来到越南。越南的作者模仿广府木鱼歌的格式,以越南话写出越南木鱼歌,深受当地妇女喜爱。
越南人对广府说唱、粤剧粤曲一直是很受落的。据刘国兴《粤剧艺人在海外的生活及活动》一书介绍,清光绪年间越南的戏院派人回广州“订人”,黄沙一带有专门的戏班公司做中介。上世纪30年代,在越南还一度流行过“马师曾通帽”和“马师曾头水”(腰围巾)。越南与粤剧的这种“亲密关系”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更微妙了。40年代,二战后全球经济萧条,文化娱乐大大萎缩。50年代之后,只有香港为数不多的粤剧团体到海外演出。国内的粤剧团体,基本只能到越南和朝鲜演出。
在东南亚,粤剧市场兴旺的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早在1857年,新加坡已有粤剧“梨园堂”,类似八和会馆的功能,统筹管理粤剧行内的各种事务。这是行业发展具备一定规模的标志。1887年,清廷官员李钟钰在《新加坡风土记》中写道:“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
名伶出国登台,粤剧海外繁荣
海外粤剧的重要阵地,当然还有美加地区,欧洲和澳洲也有市场。
1852年,“鸿福堂”戏班已在美国旧金山登台演出。1867年,王韬《漫游随录》记载了第二界巴黎博览会的一些情景:“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算。”1870年,“黄龙剧团”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这些演出盛况都见诸报端。
《晚清华洋录》也提到马克·吐温1877年在旧金山看粤剧,“演戏的剧团是从广州来的,有62个团员,包括演员、乐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这次来美国,预定会到西案五个城市,演出三十场。”
至上世纪20年代,美国旧金山有大中华和大舞台两大戏院。他们并非一般的商业竞争关系,两家戏院分属革命党和保皇党,政见不同,演出的剧目也不同,戏院成为争取不同支持者的阵营。
上世纪30年代,华侨的经济、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舍得花重金请国内有名的团体来演出。千里驹、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桂名扬、白玉堂等名伶纷纷出洋演出,大大提高了美加和东南亚粤剧演出的水平。名伶出洋镀金,也能提高身价,回国后更吃得开。
虽然海外粤剧同样是“花旦小生白鼻哥,红须军师斑头婆,无一不如广东旧曲旧词调、旧弦索、旧锣鼓。”(《观戏记》),但其艺术特色与本土略有区别。
海外粤剧演出大多衣冠简朴,因循旧制,很少花巧噱头,又因条件有限,演员训练刻苦。
海外粤剧观众喜欢看排场戏,武生戏常见《六郎罪子》、《高平关取级》、小武戏有《赵子龙》、《金丝蝴蝶》,花旦戏有《三娘教子》、《黛玉归天》,小生戏有《夜偷诗稿》、《宝玉怨婚》,艳情戏有《金莲戏叔》、《贵妃醉酒》,丑生戏有《呆佬拜寿》、《偷影摹形》等。
此外,西方舞台不太接受性别反串,男花旦难有立足之地,观众更喜欢漂漂亮亮的女花旦,色艺俱佳的女伶常获金牌赏赐。金牌是美国老华侨打赏演员的一大特色,用黄金制成,镶上钻石珍珠。受金牌者要把金牌挂在胸前唱主曲,以表谢意。
海外收获掌声,本土离城市渐远
国内粤剧团体出洋演出曾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一度沉寂。1980年,红线女,陈笑风领衔赴新加坡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赴新加坡演出的粤剧团体。
此后,国内的粤剧演员在海外演出、教学的越来越多。如白驹荣的两个女儿,就分别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弘扬父业。白雪梅1992年在多伦多创办粤剧艺术学院,排演了《新编梁祝恨史》、《新编柳毅传书》等粤剧。白雪红1996年在温哥华创办了雪红艺苑,演出《白蛇传》、《再世红梅记》等经典粤剧。
有粤剧学校,就有年轻演员、年轻观众,海外粤剧依然在熨帖着一代又一代广东华侨的乡愁。
如今广东的粤剧团体赴海外演出频繁,连一些新编粤剧在东南亚、美洲、澳洲巡演时也受到华侨欢迎。
耐人寻味的是,当粤剧在海外收获鼓舞人心的掌声时,在本土却离城市越来越远。广州粤剧团曾做过统计,在广州上演一出粤剧,真正自己掏腰包买票进场的只有两三千人。珠三角地区的粤剧市场近年也有所退化。以往东莞一个春班就有上百个剧团演出。这两年情况大不如前。村干部换届,大学生村官上任,粤剧就在村文娱活动的节目表中落选了。
文献资料来源:2014年4月21日   新快报-B14
作者:钟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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