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恤孤院路。阳光灿烂。
在新河浦一带,有条南北走向的小路,总长不过300多米。据说,以前附近曾有一间孤儿院,故得名“恤孤院路”。在这短短的300米的小路里隐藏着三个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址、逵园和春园。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的这一天,我来到这里,探询小路鲜为人知的故事。
新河浦路与恤孤院路,宁静悠然,侨楼典雅,引人入胜。就是这曲水流觞、绿树成荫的宁静小路,就是这寻常巷陌,有着一段看似平常的红色墙基,其背后埋藏着一段扑朔迷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党史之谜。
1923年6月,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一栋独立二层普通民居内,中共三大秘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时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中几乎集合了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们就在这样一间普通的民宅里,指点着整个中国革命的方向。极具指导意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就出自这里,并掀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如果没有偶尔擦身而过的811路和813路公共汽车,这里的一切都彷如1923年。那年6月,中共三大正是选择这块僻静之地讨论国共合作。
经历过1938年日寇炮火后,这栋独立二层普通居民仅存墙基,经过有关人士30多年的呼吁和努力,2006年7月11日,中共三大会址以博物馆的形式将83年前那一段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峥嵘岁月,在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春园、逵园、简园,三座与中共三大紧密相关的建筑物,再串上一条不长的恤孤院路,1923年发生的故事,开始在这幸存的历史背景中逐渐清晰。广州恤孤院路,一处鲜花苍榕簇拥的红色记忆,它把人们重新带回那个红棉怒放的英雄年代。
1、溯史:代表激辩国共合作
绿树掩影的新河浦河涌的岸边,两位花甲老人正在垂钓。他们身旁的红色小桶里,放着一条足有1斤重的红色鲤鱼。不一会,一条生蹦乱跳的小鲫鱼上钩了,看着这新鲜的鱼获,两位花甲老人相视微笑。
我真想上前问一问这两位悠然自在的花甲老人:你们是否知道当年孙中山乘着小船在这里上岸,到春园与共产党人商讨国事?又是否知道当年毛泽东在对面的春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昔日的广州,素有“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的说法。东山的小别墅被称为“东山花园洋房”,以东山恤孤院路、新河浦路为主要集中地段,建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河浦、龟岗一带,这些高高低低的复式小别墅就有600多栋,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层院落式传统民居群。这里曾居住过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廖仲恺等,也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事件 -- 中共三大的召开。
新河浦路绿树掩影,路旁是一碧透小河涌,河涌上有一道小石桥。河涌边一连三栋外形一模一样的西式小洋楼,即为春园。春园不但有建筑特色,还在中共党史上着有特殊的意义。
位于新河浦路22号-26号的春园,在中共党史上地位赫然,从1923年,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一直设在这里。中间一栋春园,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办公的地点,陈独秀、张大雷、瞿秋白、毛泽东,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曾在这里住过。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从事社会主义活动,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改称印尼共产党)。马林创造性地领导弱小的该联盟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庞大而松散的民族革命组织 -- 伊斯兰教联盟,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该联盟的成员很快进入了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使新生的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迅速发展壮大。
1920年6月,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当年春园前的小河涌是通往珠江的,孙中山经常直接从珠江乘船来到中共中央办公的春园,与陈独秀等人商谈两党合作。
当时春园的环境颇具有诗意,房子周围乔木高大,门前是潺潺流水,可通机动船,涌边有一个茨菇塘,不远处还有码头和广九车站,交通便利。
后来,春园转卖给里一位华侨。现在,春园22号是幼儿园,而24、26号多次被转手,成为私人住宅。从外观来看,三栋房子的外观依然相似。
这条宁静的小河涌,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隐藏着不少先为人知的故事。
1923年6月初,广州已进入盛夏。
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悄悄从上海乘船来到了广州,住进春园。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时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这是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广州。
在此前后抵达的,还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党代表和工运领导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徐梅坤等人。他们大多在半月前已接到秘密通知,是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会议的。
这时候,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这近40名与会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其中有110名党员正在狱中。
日后对寻找中共三大会址起着关键作用的徐梅坤,此时也在三大代表的行列之中。
徐梅坤是浙江萧山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2年1月,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地区第一个工人党员,并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3年6月初,徐梅坤以浙江区委书记的身份,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怡和”号前往广州。同船赴广州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邓培、孙云鹏、王峻。在前往广州途中,徐梅坤常到李大钊的舱位里与他交谈。李大钊对徐梅坤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叫我们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搞联合,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次召开党的‘三大’,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
当时的轮船不能从上海直达广州,途中要在香港停留一天。到广州后,广东党组织派人在长堤的天字码头接洽。
1923年的广州东山,还是属郊区,较为荒僻。为安全起见,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后街31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这是一幢独立的普通二层民居,楼上楼下各两间,楼上有10多位开会代表住宿,楼下南间则开会用,稍大一点的北间作饭厅。会址西边,是一大片的荒草地和鱼塘。
这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房子,坐西向东,门临大街,建筑呈正方形,长阔各20米、高6米多,每层有房子两间,靠北的一间较大。
当时的广州从大东门到西关再到人民路,是市区中心地带,东山比较荒凉偏僻。广东区委受中共的委托找了这么间不太显眼的房子,以避耳目。这里地处郊区,偏僻幽静,周围是荷塘、鱼塘、蕉林、菜地,人烟不多,有利于保密。
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借来的,十分简陋,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浴室和厕所。二楼两间是宿舍,用长木条凳支撑两块木板作床,可住10余人。间墙只有半截,顶上没有天花板,仰视就能看见瓦,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
地下的北间做饭厅和厨房,放置几张四方木饭桌、茶缸、茶杯和水缸,炉灶是临时建造的。地下的南间比北间稍大,做会议室,墙壁没有挂马克思、恩格斯画像,也没有挂党旗,楼底的中部吊了一盏煤油灯。会议室中央放了一张已褪色的长餐台。长餐台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席位。会议条件十分艰苦,会议用来记录的纸张中竟夹有一张马粪纸。开会时,代表们挤在狭窄而又没有电风扇的房子里,时值暑天,天气闷热。
就是在这闷热的狭小的空间里,共产党人正酝酿着惊天巨变!
从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尽管早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时,有关国共合作的议题就已争论不休,但在中共三大会场,两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依然引发了争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
开会期间的天气实在闷热,年轻的毛泽东经常脱了长衫,只穿白粗布短衫开会。他头发从中间分两边,较长,披在近耳朵边上,显得分外有精神。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现活跃,常和蔡和森等左派发生长时间辩论。最激烈时,毛泽东甚至要站起来讲话。
会后,毛泽东通常会散步到距会址不远的简园,探望湖南老乡谭延闿,以劝说时掌有兵权的他,实现国共合作。
中共三大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
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徐梅坤介绍了江浙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在国共合作这个问题上,徐梅坤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反对张国焘的观点。张国焘发言后,徐梅坤气愤地站起来,拍着桌子骂张国焘,说他不像共产党员。徐梅坤指出,张国焘不但反对国共合作,还搞小组织宗派活动,所以他主张开除张国焘出党。
会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还有马林等都反对张国焘的观点,张国焘见势不妙,参加几次会后,就偷偷溜走了。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徐梅坤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
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发现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完整名单,但根据大会选举时的最高得票情况来看,至少有4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6月15日,在中共三大会议期间,由瞿秋白任主编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发表了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开会时,为了保密,大家不敢在会场里唱《国际歌》。
6月20日,代表们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时,才敢轻声歌唱。当时《国际歌》刚刚传到中国,代表中就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人会唱。马林和陈独秀在会上提议代表们唱《国际歌》,但是由于当时居住在中共三大会址附近的多是华侨,代表们怕被他们听见,因此在会议结束后的黄昏时分,便由瞿秋白和张太雷拉队到僻静的黄花岗烈士墓学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唱着《国际歌》,代表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中共三大后多次党代会的闭幕式都以《国际歌》结束,这个规矩始于中共三大。《国际歌》也从中共三大传遍中国。
中共三大会议结束后,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和徐梅坤两次到附近的廖仲恺家里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共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并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2、寻踪:复活记忆艰难调查
在新建的中共三大会址停车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汉正在向保安员问路。保安员按着纸条上的电话,用自己的手机拨着号,他接连试了当年两次,都拨不通。于是,老汉背着行李,一步一步地向着中共三大会址的方向走去。
我真想上前问这老汉:你是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吗?
这让我想起了执着寻觅中共三大会址的徐梅坤。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举行的第7次代表大会,除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外,一大、五大、七大等会址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复,而三大会址却由于1938年该建筑于日军飞机轰炸,从而增加了保护和修缮的难度。
中共三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撤离广州。由于当时中共的活动多属秘密进行,史料中对中共三大会议地址的纪录,也多是以“广州东山”概括,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1938年夏天,在广州沦陷前,恤孤院路的这栋平房毁于日军炮火。事后,有人在原址上重新搭建了一处仓库库房,用来堆放建筑原料。后来这里还住过人,卖过煤和陶瓷,修过摩托车,也经营过印刷厂和书画店。
中共三大会址究竟在哪里?从1923年至1972年,整整半个世纪,这个问题一度成为中共党史的一段不解之谜。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
新中国成立后,徐梅坤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检查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徐梅坤任国务院参事。
解放前,徐梅坤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曾多次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来,1954年,他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党组织曾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徐梅坤是当时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中还健在的一位。他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以惊人的记忆力,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对自己参加中共三大及会址的情况进行回忆。
1958年,徐梅坤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调查会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函请徐梅坤提供了中共三大会址是在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史迹,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
20世纪70年代初,徐梅坤接受了广东革命历史博览馆调查小组多次访问,对中共三大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进行的情况、选举领导机构和各种决议执行情况、会址环境和会址內的陈设等问题进行了一一的回忆。
当年距中共三大召开的时间已近50年,徐梅坤也已是79岁高龄的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但他不怕辛苦,不怕麻烦,以他惊人的记忆力,一点一滴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对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名单,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每个代表的在会议上表现等,会址内的陈设小到室内墙壁挂什么东西,会议桌和凳子的形式怎样,桌上放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家具,代表们睡的床上用品是怎样的,都进行回忆。对春园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广东区委在中共三大前做了什么工作,徐梅坤也提供了很多宝贵材料。访问材料整理出来后,他还要签名核实。有时事过数月,他还亲自写信对回忆材料进行补充,反复核实。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他认真的态度,力求做到准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确实感人。
那时候,徐梅坤还没有恢复党籍,如果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对中共三大的历史回忆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党和人民有着无限的忠诚,是难以做到了。
1971年,为了弄清事实,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决定对中共三大会址进行探询。7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10月28日,广州市革委会批复同意。馆内调黎显衡、汪杰、陈为民、张继红、布惠英等人组成中共三大会址调查小组。
在“文革”前,有传说称:“‘三大’会址位于恤孤院路东山区人民法院处”。这是黎显衡等人先后访问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东山区老居民掌握的重要资料。
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于3月中旬派人前往武汉访问了三大代表罗章龙,因罗章龙身体欠佳,每天只能谈话一小时左右,先后访问了4次。
同年7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调查小组在中央档案局复印了中共三大的文件12份、共64页,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逮捕的决议》等文件。这些当年尚未公开的档案,成了研究中共三大的重要资料。
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一步是请来了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徐梅坤。中共三大前,徐梅坤曾在中共浙江区委工作,代表浙江区出席中共三大。当时正处于“文革”十年浩劫中,徐梅坤和罗章龙几位三大代表也因“有政治问题”正被审查,工作组要请这些人都必须请示。手续也比较麻烦。
人们对中共三大关注的一个焦点是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因此,不仅是政府关注,一些群众团体或个人也都自发地在找寻中共三大的会址。甚至一些人自发地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仍在世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等人,进行调查取证。但这些调查记录并没有得到徐梅坤的认可。
1972年10月13日,徐梅坤抵达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宾馆。当晚,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邓秀芳设宴接待徐梅坤。黎显衡拿出一份别人写的《访问徐梅坤记录》材料给徐梅坤过目,徐梅坤脸色凝重地说:“‘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有严重错误,会遗祸后人。”
说罢,徐梅坤将材料交回给黎显衡。黎显衡顿时感到心头为之一震:这份访问纪录毫无价值了,而且保存下来会产生严重后果!
为对历史负责,黎显衡立即在徐梅坤面前将这厚厚的一沓材料烧毁,并冲入厕所。见到黎显衡这一举动,徐梅坤脸上露出了笑容。
徐梅坤在广州呆了9天,到达次日开始调查工作。
黎显衡等调查小组的成员陪同徐梅坤在东山步行寻访了几天,走遍了可能性较大的新河浦路、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许多大街小巷,又和当地一些老居民进行过多次座谈,了解街道环境和房舍变迁情况。终于,大家认为,恤孤院路一带的旧式建筑可能性较大。
从恤孤院路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号,便是在中共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后来,徐梅坤和黎显衡等人又找到了附近培正路13号 -- 毛泽东当时经常与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工作的简园,于是,这三座相距不远的建筑便成为确定中共三会址的座标。
大家在东山区反反复复地走访,仍不能确定会址确切所在。
有一天,徐梅坤走到瓦窑街的逵园门前时,突然眼前一亮,逵园房顶上“1922”的字样又让他回忆起来,中共三大开会期间,他就住在会址的房子里,他天天都看见这个令他刻骨铭心的“1922”,他对此印象特别深刻。逵园这房子是一些华侨和青年学生居住的,中共三大会址就在逵园对面,两者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但逵园对面现今的房子,不像开会时的房子。历史非常巧合,建于1922年的逵园是一栋很突出的高层建筑,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们多来自外省,都把这个房子作为认路的标志。50多年后,徐梅坤仍然靠着记忆中的逵园找到了开会的地点。
这时,随同调查的一位老居民说,原来的房子于1938年被日寇飞机炸毁了,现今的房子是解放后才建的临时仓库。后来,调查小组从档案馆找到了1923年8月19日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标明逵园对面的房子为31号。此图是中共三大后不到两个月内测量的,较为可靠,科学地印证了徐梅坤和老居民的回忆。
会址的外形和内部结构究竟如何?调查小组找到了当年曾参与建造此房的老工人邓某,时年75岁的邓某根据回忆画了一张中共三大会址的草图。调查小组又请了退休的建筑工程师周某,依照邓某的草图,画了会址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再找人按图纸制作了中共三大会址模型,请徐梅坤审查。
接着,黎显衡等调查组成员多次到武汉、北京,访问原中共三大代表刘仁静、罗章龙,请他们对中共三大会址进行确认。
因为被访问的徐梅坤和罗章龙当时年事已高,记忆有时比较模糊,所以在当年调查过程中出现两个人回忆不一致的情况。会议是在楼上开还是举行呢?徐梅坤记得是在楼下,而罗章龙却说是在楼上开。1974年时,黎显衡再问罗章龙:“会议是不是在楼上开?”罗章龙说:“不是,是在楼下开”。这时,中共三大会议在楼上还是楼下开的问题得以最终确认。
1981年6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已88岁高龄的徐梅坤,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终于实现了毕生最大的愿望。
3、复建:长期搁置曙光再现
在逵园侧门旁边,有一对中年男女蹲在地上聊着家常,他们的身旁,放着一个电饭煲,他们像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儿。
我真想上前问问他们,你们可知道逵园的主人是谁?你们可知道那遗留着的墙根蕴含着一段风云故事?
尽管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年底,中共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见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是为恤孤院路3号。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会正式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貌,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中共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作了复原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广东省委的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广东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打了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革动乱还没结束,这份请示报告一直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这一耽搁就是整整26年。
虽然中共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共党员要求为中共三大会址建纪念馆,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因此中共三大会址复建的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99年初,广州市文化局根据广东革命历史博览馆整理出来的中共三大旧址有关资料,初步拟定了恢复中共三大旧址的方案。
2005年8月,广州市发改委向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了中共三大旧址复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广东省文化厅也同意了所报的保护规划方案和考古发掘方案,要求在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根据发掘成果尽快编制“三大”旧址的保护设计方案报省文化厅核准后实施。
2005年11月和12月,广东省政府委托广东省文化厅分别组织了两次专家论证会,对中共三大旧址保护和纪念馆建设规划方案进行论证,并按章专家论证意见对保护规划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时隔83年之后,作为广东省、广州市高度重视的“广州21个文化项目”重头戏之一的中共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重新出现在广州人的面前。
备受各方关注的中共三大会址复建搁置了26年后,终于正式开始动工了。
整个会址复建工程将包括两个方面,除了对会址复建外,还对周边的建筑进行整饰,力求恢复当时的建筑特色。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和市政局对中共三大会址周边建筑整饰工程发出了公告,房屋外墙整饰约13000平方米、外墙整饰约1900平方米,总投资约300万元。
广州有句古话叫“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中共三大会址位于广州老城区东山,以前是许多有钱人的别墅区,建筑吸收了不少西式洋楼的风格,这次整饰工程与中共三大会址复建相配合,力求恢复原貌。
在实施中共三大会址这一时间紧迫、意义重大的建设项目中,最头痛就是碰到了罕见的连月大雨,最困难是四处寻访修复文物的建筑材料。
2006年四、五月份,广州下雨特别多,施工时最头痛就是碰上了这个罕见的雨季,但是因为要赶工期,工地基本没有停工,始终保持200多人的施工队伍,即使晚上也要加班加点。这次工程建设时间非常紧迫,施工人员每天20小时都要在工地上度过,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
中共三大会议原址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机炸毁。根据考古工作组年初的发掘结果,中共三大会址还遗留有一小截红砖墙。根据设计,这一原址遗留部分参照北京路“千年古道”的保护方法,采用可透视的玻璃罩进行展示。
旧民居5号楼改造工程于3月底完成测绘工作,翻新从5月开始,和新馆同步建设。根据文化部门提出的要求,旧楼修复工程必须做到防潮、隔音、保温,必须保护好文物。旧楼历史价值更高,根据设计院提供的图纸和要求,要按原样修复,所以翻新要做到修旧如旧,更费时间,连窗户也尽量与原样保持一致,用的是樟木。找文物修复建材对施工队来说是最艰难的任务。当时最难找的是红色铝窗和门,施工队找了广州市内几大建材公司都没办法,后来在南海才找到合要求的,订货一个月才拿到。
5号楼以前是很陈旧的居民楼,已经是危房,为此,施工队度身定做了旧楼修复方案,这是“独一无二的设计方案”,通过“加固加固再加固”地一层层修补上去,宛如给房子穿上了厚实的“金刚罩”,再加上每根梁柱都用20个工字梁加固,曾经的危楼变成了“钢筋铁骨之身”。
中共三大会址采用回填覆盖性保护工程,工程队从3月16日进驻动工,到6月下旬完工,可以说是百日完成了5号楼翻新和纪念馆新建。而根据正常进度,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近5个月的时间。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这项重要工程建设,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前来视察时提出,工程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每星期都要到工地视察一到两次。
200多人的施工队伍冒雨赶工,每天工作20小时,终于在百日内完成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
为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中共三大会址上的地砖是专门从广东云浮挑选来的麻石地砖,其厚度为10厘米左右,比普通地砖厚了一倍。
这里原先镌刻大理石牌的那堵仓库旧墙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长约3 -- 4米的褚红大理石墙,上刻行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显得十分庄重。
小广场中央的一个长形凹槽吸引了我的视线,这当中数十块斑驳破旧的红砖墙基,砌成两排。因会议旧址早已毁于日军炮火,这些红色墙基,就是2006年考古部门在挖到地下第六层地层时,所找到的中共三大会址唯一的建筑遗迹。
为认定这一段墙基,2006年2月初,广州考古部门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现场发掘辨认,并结合当年“三大”代表的回忆记录与早年的广州地图最终得以敲定。
虽然仅仅是一段墙基,但它蕴涵的却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参观了中共三大旧址后,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只是发掘保护这段墙基,为什么不重建那幢意义非凡的建筑,83年前曾经改变过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
据相关专家长期调查多方求证,现在能够确定原三大会址为一幢两层两间砖木结构、人字瓦顶的普通房屋,属典型旧式广州骑楼。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有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来的,室内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当时安排楼上为代表宿舍,楼下南向的房间为会议室。
1974年,广东省革委会想国务院文化组提出,“拟按照恢复原状,以存其真原则复原当年三大原貌”;而在前几年的讨论方案中,在原址复建三大主会场旧址方案一直占主导;甚至有关部门还提出具体修复方案:主会场的复建将遵循“原尺度、原面貌”的原则,仍用砖墙土瓦的砖木结构形式,底层地面铺地砖,二楼楼面采用杉木板,走廊栏杆、楼梯、门窗均用木制作……
然而这一切在今天的实际展出中均没有看见。
在讨论中共三大会址保护方案时,有专家提出“重建”的诸多好处,20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也曾经找到一个老建筑师凭记忆画了一张三大会址的草图。但多数专家认为,时过境迁,这幢房子有多高、有几个窗户、用什么材料、建筑风格和细节如何,谁也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既然中共三大会址毁于日寇的轰炸,那我们有义务如实地纪录这段历史,如果只是为了展出的直观强行“原址重建”,则有损于这段历史的真实。
相关决策部门听取了专家意见,放弃了“原址重建”方案。
如同北京路遗址保护一样,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真实中共三大会址遗迹,就只是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那数十块红阶砖了。
中共三大会址对面的一座小洋楼,是被列为“旧民居保护文物”的逵园,整个小楼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逵园的红砖外墙,正门二楼阳台上两根欧式的装饰柱、以及铁花窗、铁花栏杆等装饰细节都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建筑风格。
“逵园”(又称“葵园”)是美国华侨马灼文1922年在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9号兴建的一座仿西洋式洋楼。这座洋楼与中共三大会址隔街相望。对于逵园,其建筑和居住者远远不如屋顶上的“1922”字样出名。在寻找中共三大会址时,“1922”四个数字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屋顶上标注年份的“9”字曾被风雨的侵袭,现为2006年7月修复。经过岁月的洗礼,这昔日的名园也历尽了沧桑!
春园的新陈设,大至床铺、书柜,小至茶杯、报纸、都具时代特色。家具多为酸枝木质地,专门设计定制,一张床价格高达2万元。每个楼层都摆放着仿真的《广州民国日报》。马林整天都要听音乐,在三楼马林的住所客厅,还摆放着一台古老的留声机。
中共三大会址保护和建设工程总投资8000万元。纪念馆展出的文物,多是第一次对外公开,极为珍贵。
复建后的中共三大会议建筑群落,被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新的羊城旅游景点区。整个工程细化为四部分:遗址保护、新建纪念馆、整修旧民居5号楼、新建广场。
纪念馆是整个工程的“重头戏”,为一栋红色外墙建筑。分地下一层和地上两层,全部用于陈列展览。地上两层是重点做与中共三大有关的文物展示、文字介绍等,包括文物实物、图片等,并复原中共三大会议会场的实景,给观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纪念馆陈列方案从2005年12月28日开始,先后组织了9次专家评审,六易其稿。广州市农讲所负责此次复原工作的历史照片、文物征集、文字整理以及旧址纪念馆展览的陈列工作。
新建展馆陈列布展内容包括:中共三大的历史背景、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等四个主题部分。展品为610件,包括文物81件,此外还有多件人物硅胶像、油画像,以及复原场景、会址沙盘和大量历史图片。
纪念馆三层展示的物品各不相同。首层一进门设置了大型浮雕,写有前言等。进入展厅后,有中共三大代表的照片名单、代表仿真蜡像场景、三大旧址沙盘及人物油画、喷画等。首层侧重对三大会场原貌的复原,给观众以直观印象。
二层主要设立了展柜,摆放收集来的文物实物。负一层则设置了投影幕、多功能演示厅等,播放历史文献电视专题片:《中共三大》。该层单独开辟了一块孙中山“非常大总统”专区,既有孙中山的画像、李大钊会见岁中山的场景画,也有相关的文字介绍、投影等。
该馆负责陈列方案设计的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馆长卜穗文介绍说:“纪念馆陈列方案从2005年12月28日开始,先后组织了9次专家评审,五易其稿。并征集到600件极富价值的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我们精心筹备是希望能够为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的每个细节作出真实的注解。”
在一处展台上,展出的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在三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历史性决议,这个决议当年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而在展厅的一角,中共三大代表在黄花岗齐唱《国际歌》的照片和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则向人们透露,当时中共三大在广州还是秘密召开的会议,出于安全考虑会场上没有唱《国际歌》,而是在大会最后一天,共产党人集中在黄花岗,由瞿秋白教唱《国际歌》……
卜穗文为布展工作费尽了心思:“展品中特别重要的‘三大’档案有28件,为中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文献仿真件,这批复制文献采用的是最先进的仿真技术,由中共中央档案馆委托专门的工厂制作而成,从外观上看与原件并无二致。均为首次对外公开。”
关于中共三大的文献原件,好友着一段故事。当年因国内保管条件有限,不少相关的文献原件被送到前苏联保存了起来,另外还有少部分被收藏在上海一秘密档案保存点里。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献原件又再由前苏联移交给中央档案馆。而这些档案一直秘不外宣,绝少公开。
耗时100多天赶工建成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在中国共产党85周年诞辰之际,作为对党的特别献礼。至此,中共三大会址总算得见天日,弥补了党史中的这一空白。
2006年7月1日。羊城,骄阳似火。广东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重头戏 -- 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竣工暨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广州恤孤院路隆重举行。上午9时整,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分别在典礼上讲话。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主持典礼。出席典礼的新党员代表面向党旗,庄严宣读入党誓言。张德江、李景田、单霁翔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一起为会址纪念碑揭幕。广州市越秀区的少先队员向纪念碑献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讲话中评介说:“中共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广东人民的骄傲。保护工程的竣工和三大会址纪念馆的落成,不仅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羊城增添了光彩,也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的先进性教育提供了宝贵基地。”
中央党史研究主任李景田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广东以及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革命遗迹,1923年6月在这里召开的党的‘三大’,在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会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共三大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对纪念馆的设计、建设和旧址的修复、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竣工与纪念馆落成,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7月1日和2日在广州隆重举行。
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主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副主任李忠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林元和,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等出席了研讨会。李忠杰、朱小丹等先后主持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文化厅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局承办。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各主办单位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和特邀嘉宾,以及广东省、广州市有关单位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等,共约260人,收到论文94篇。会后,与会论文择优汇编并公开出版。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自2006年7月1日落成并对外开放以来,每天都有大批市民前往参观,市民游客们都希望借这个机会,重温83年前历史性的一刻。
刚开幕的连续几天来,集体来的参观者和自发来参观的市民游客人数几乎一样多,每天早上纪念馆开门之前,都有至少几百个早早来到等候进去参观的市民。而由于前来参观的人数非常多,纪念馆不得不让前来参观的人员排队进场。为尽量让前来观看的市民游客不扫兴,连续几天纪念馆的开放时间都延长了两个小时。预约参观的省市单位排期排到了两个月后。
中共三大会址经过30多年的不断努力、筹划,一幢现代化的陈列馆在三大会址旁拔地而起,解密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光辉历史。中共三大会址的重建也在提醒着我们,广州有不少珍贵的党史旧址、党史资料等“红色资料”,虽然它们中间有的已经成为重要的党史宣传教育基地,但仍有一部分还没得到保护和发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借此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建成之机,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有更多的“红色资源”能得到保护和建设,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2007年6月27日下午,广州首批党员教育基地揭牌暨授牌仪式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隆重举行,黄埔军校等10个广州景点名列其中。其中,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三家单位也被列为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
仪式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泽君和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共同为广东省、广州市党员教育基地 --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揭牌,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其他党员教育基地授牌。红色的记忆,在年轻一带的心中,永远不会磨灭……
走在新河浦路和恤孤院路这条宁静的小路上,我放慢了脚步,在一点一滴中追寻历史,感受今天。我看到这里的空气像平时一样宁静、安逸,居民们在早已习惯的和平氛围中过着安定的日子。这里留下的是藏在一草一木、一石一屋中的故事,它们几乎沉淀形成了今天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底蕴。随便拉住路边的住户问一声,他们都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中共三大的会址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城市的文化、市民身边的文化,它一直存在于周围市民呼吸的空气中、生活的空间之中。
一年来,有21万人像我一样在这小路上寻寻觅觅,为的是激扬起骄傲与自豪,为这里拥有的文化而骄傲,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而自豪。
在新河浦一带,有条南北走向的小路,总长不过300多米。据说,以前附近曾有一间孤儿院,故得名“恤孤院路”。在这短短的300米的小路里隐藏着三个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址、逵园和春园。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的这一天,我来到这里,探询小路鲜为人知的故事。
新河浦路与恤孤院路,宁静悠然,侨楼典雅,引人入胜。就是这曲水流觞、绿树成荫的宁静小路,就是这寻常巷陌,有着一段看似平常的红色墙基,其背后埋藏着一段扑朔迷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党史之谜。
1923年6月,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一栋独立二层普通民居内,中共三大秘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时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中几乎集合了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们就在这样一间普通的民宅里,指点着整个中国革命的方向。极具指导意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就出自这里,并掀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如果没有偶尔擦身而过的811路和813路公共汽车,这里的一切都彷如1923年。那年6月,中共三大正是选择这块僻静之地讨论国共合作。
经历过1938年日寇炮火后,这栋独立二层普通居民仅存墙基,经过有关人士30多年的呼吁和努力,2006年7月11日,中共三大会址以博物馆的形式将83年前那一段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峥嵘岁月,在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春园、逵园、简园,三座与中共三大紧密相关的建筑物,再串上一条不长的恤孤院路,1923年发生的故事,开始在这幸存的历史背景中逐渐清晰。广州恤孤院路,一处鲜花苍榕簇拥的红色记忆,它把人们重新带回那个红棉怒放的英雄年代。
1、溯史:代表激辩国共合作
绿树掩影的新河浦河涌的岸边,两位花甲老人正在垂钓。他们身旁的红色小桶里,放着一条足有1斤重的红色鲤鱼。不一会,一条生蹦乱跳的小鲫鱼上钩了,看着这新鲜的鱼获,两位花甲老人相视微笑。
我真想上前问一问这两位悠然自在的花甲老人:你们是否知道当年孙中山乘着小船在这里上岸,到春园与共产党人商讨国事?又是否知道当年毛泽东在对面的春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昔日的广州,素有“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的说法。东山的小别墅被称为“东山花园洋房”,以东山恤孤院路、新河浦路为主要集中地段,建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河浦、龟岗一带,这些高高低低的复式小别墅就有600多栋,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层院落式传统民居群。这里曾居住过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廖仲恺等,也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事件 -- 中共三大的召开。
新河浦路绿树掩影,路旁是一碧透小河涌,河涌上有一道小石桥。河涌边一连三栋外形一模一样的西式小洋楼,即为春园。春园不但有建筑特色,还在中共党史上着有特殊的意义。
位于新河浦路22号-26号的春园,在中共党史上地位赫然,从1923年,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一直设在这里。中间一栋春园,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办公的地点,陈独秀、张大雷、瞿秋白、毛泽东,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曾在这里住过。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从事社会主义活动,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改称印尼共产党)。马林创造性地领导弱小的该联盟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庞大而松散的民族革命组织 -- 伊斯兰教联盟,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该联盟的成员很快进入了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使新生的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迅速发展壮大。
1920年6月,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当年春园前的小河涌是通往珠江的,孙中山经常直接从珠江乘船来到中共中央办公的春园,与陈独秀等人商谈两党合作。
当时春园的环境颇具有诗意,房子周围乔木高大,门前是潺潺流水,可通机动船,涌边有一个茨菇塘,不远处还有码头和广九车站,交通便利。
后来,春园转卖给里一位华侨。现在,春园22号是幼儿园,而24、26号多次被转手,成为私人住宅。从外观来看,三栋房子的外观依然相似。
这条宁静的小河涌,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隐藏着不少先为人知的故事。
1923年6月初,广州已进入盛夏。
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悄悄从上海乘船来到了广州,住进春园。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时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这是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广州。
在此前后抵达的,还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党代表和工运领导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徐梅坤等人。他们大多在半月前已接到秘密通知,是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会议的。
这时候,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这近40名与会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其中有110名党员正在狱中。
日后对寻找中共三大会址起着关键作用的徐梅坤,此时也在三大代表的行列之中。
徐梅坤是浙江萧山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2年1月,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地区第一个工人党员,并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3年6月初,徐梅坤以浙江区委书记的身份,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怡和”号前往广州。同船赴广州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邓培、孙云鹏、王峻。在前往广州途中,徐梅坤常到李大钊的舱位里与他交谈。李大钊对徐梅坤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叫我们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搞联合,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次召开党的‘三大’,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
当时的轮船不能从上海直达广州,途中要在香港停留一天。到广州后,广东党组织派人在长堤的天字码头接洽。
1923年的广州东山,还是属郊区,较为荒僻。为安全起见,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后街31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这是一幢独立的普通二层民居,楼上楼下各两间,楼上有10多位开会代表住宿,楼下南间则开会用,稍大一点的北间作饭厅。会址西边,是一大片的荒草地和鱼塘。
这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房子,坐西向东,门临大街,建筑呈正方形,长阔各20米、高6米多,每层有房子两间,靠北的一间较大。
当时的广州从大东门到西关再到人民路,是市区中心地带,东山比较荒凉偏僻。广东区委受中共的委托找了这么间不太显眼的房子,以避耳目。这里地处郊区,偏僻幽静,周围是荷塘、鱼塘、蕉林、菜地,人烟不多,有利于保密。
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借来的,十分简陋,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浴室和厕所。二楼两间是宿舍,用长木条凳支撑两块木板作床,可住10余人。间墙只有半截,顶上没有天花板,仰视就能看见瓦,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
地下的北间做饭厅和厨房,放置几张四方木饭桌、茶缸、茶杯和水缸,炉灶是临时建造的。地下的南间比北间稍大,做会议室,墙壁没有挂马克思、恩格斯画像,也没有挂党旗,楼底的中部吊了一盏煤油灯。会议室中央放了一张已褪色的长餐台。长餐台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席位。会议条件十分艰苦,会议用来记录的纸张中竟夹有一张马粪纸。开会时,代表们挤在狭窄而又没有电风扇的房子里,时值暑天,天气闷热。
就是在这闷热的狭小的空间里,共产党人正酝酿着惊天巨变!
从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尽管早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时,有关国共合作的议题就已争论不休,但在中共三大会场,两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依然引发了争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
开会期间的天气实在闷热,年轻的毛泽东经常脱了长衫,只穿白粗布短衫开会。他头发从中间分两边,较长,披在近耳朵边上,显得分外有精神。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现活跃,常和蔡和森等左派发生长时间辩论。最激烈时,毛泽东甚至要站起来讲话。
会后,毛泽东通常会散步到距会址不远的简园,探望湖南老乡谭延闿,以劝说时掌有兵权的他,实现国共合作。
中共三大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
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徐梅坤介绍了江浙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在国共合作这个问题上,徐梅坤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反对张国焘的观点。张国焘发言后,徐梅坤气愤地站起来,拍着桌子骂张国焘,说他不像共产党员。徐梅坤指出,张国焘不但反对国共合作,还搞小组织宗派活动,所以他主张开除张国焘出党。
会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还有马林等都反对张国焘的观点,张国焘见势不妙,参加几次会后,就偷偷溜走了。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徐梅坤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
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发现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完整名单,但根据大会选举时的最高得票情况来看,至少有4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6月15日,在中共三大会议期间,由瞿秋白任主编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发表了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开会时,为了保密,大家不敢在会场里唱《国际歌》。
6月20日,代表们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时,才敢轻声歌唱。当时《国际歌》刚刚传到中国,代表中就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人会唱。马林和陈独秀在会上提议代表们唱《国际歌》,但是由于当时居住在中共三大会址附近的多是华侨,代表们怕被他们听见,因此在会议结束后的黄昏时分,便由瞿秋白和张太雷拉队到僻静的黄花岗烈士墓学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唱着《国际歌》,代表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中共三大后多次党代会的闭幕式都以《国际歌》结束,这个规矩始于中共三大。《国际歌》也从中共三大传遍中国。
中共三大会议结束后,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和徐梅坤两次到附近的廖仲恺家里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共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并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2、寻踪:复活记忆艰难调查
在新建的中共三大会址停车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汉正在向保安员问路。保安员按着纸条上的电话,用自己的手机拨着号,他接连试了当年两次,都拨不通。于是,老汉背着行李,一步一步地向着中共三大会址的方向走去。
我真想上前问这老汉:你是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吗?
这让我想起了执着寻觅中共三大会址的徐梅坤。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举行的第7次代表大会,除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外,一大、五大、七大等会址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复,而三大会址却由于1938年该建筑于日军飞机轰炸,从而增加了保护和修缮的难度。
中共三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撤离广州。由于当时中共的活动多属秘密进行,史料中对中共三大会议地址的纪录,也多是以“广州东山”概括,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1938年夏天,在广州沦陷前,恤孤院路的这栋平房毁于日军炮火。事后,有人在原址上重新搭建了一处仓库库房,用来堆放建筑原料。后来这里还住过人,卖过煤和陶瓷,修过摩托车,也经营过印刷厂和书画店。
中共三大会址究竟在哪里?从1923年至1972年,整整半个世纪,这个问题一度成为中共党史的一段不解之谜。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
新中国成立后,徐梅坤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检查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徐梅坤任国务院参事。
解放前,徐梅坤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曾多次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来,1954年,他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党组织曾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徐梅坤是当时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中还健在的一位。他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以惊人的记忆力,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对自己参加中共三大及会址的情况进行回忆。
1958年,徐梅坤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调查会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函请徐梅坤提供了中共三大会址是在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史迹,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
20世纪70年代初,徐梅坤接受了广东革命历史博览馆调查小组多次访问,对中共三大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进行的情况、选举领导机构和各种决议执行情况、会址环境和会址內的陈设等问题进行了一一的回忆。
当年距中共三大召开的时间已近50年,徐梅坤也已是79岁高龄的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但他不怕辛苦,不怕麻烦,以他惊人的记忆力,一点一滴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对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名单,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每个代表的在会议上表现等,会址内的陈设小到室内墙壁挂什么东西,会议桌和凳子的形式怎样,桌上放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家具,代表们睡的床上用品是怎样的,都进行回忆。对春园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广东区委在中共三大前做了什么工作,徐梅坤也提供了很多宝贵材料。访问材料整理出来后,他还要签名核实。有时事过数月,他还亲自写信对回忆材料进行补充,反复核实。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他认真的态度,力求做到准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确实感人。
那时候,徐梅坤还没有恢复党籍,如果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对中共三大的历史回忆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党和人民有着无限的忠诚,是难以做到了。
1971年,为了弄清事实,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决定对中共三大会址进行探询。7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10月28日,广州市革委会批复同意。馆内调黎显衡、汪杰、陈为民、张继红、布惠英等人组成中共三大会址调查小组。
在“文革”前,有传说称:“‘三大’会址位于恤孤院路东山区人民法院处”。这是黎显衡等人先后访问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东山区老居民掌握的重要资料。
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于3月中旬派人前往武汉访问了三大代表罗章龙,因罗章龙身体欠佳,每天只能谈话一小时左右,先后访问了4次。
同年7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调查小组在中央档案局复印了中共三大的文件12份、共64页,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逮捕的决议》等文件。这些当年尚未公开的档案,成了研究中共三大的重要资料。
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一步是请来了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徐梅坤。中共三大前,徐梅坤曾在中共浙江区委工作,代表浙江区出席中共三大。当时正处于“文革”十年浩劫中,徐梅坤和罗章龙几位三大代表也因“有政治问题”正被审查,工作组要请这些人都必须请示。手续也比较麻烦。
人们对中共三大关注的一个焦点是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因此,不仅是政府关注,一些群众团体或个人也都自发地在找寻中共三大的会址。甚至一些人自发地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仍在世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等人,进行调查取证。但这些调查记录并没有得到徐梅坤的认可。
1972年10月13日,徐梅坤抵达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宾馆。当晚,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邓秀芳设宴接待徐梅坤。黎显衡拿出一份别人写的《访问徐梅坤记录》材料给徐梅坤过目,徐梅坤脸色凝重地说:“‘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有严重错误,会遗祸后人。”
说罢,徐梅坤将材料交回给黎显衡。黎显衡顿时感到心头为之一震:这份访问纪录毫无价值了,而且保存下来会产生严重后果!
为对历史负责,黎显衡立即在徐梅坤面前将这厚厚的一沓材料烧毁,并冲入厕所。见到黎显衡这一举动,徐梅坤脸上露出了笑容。
徐梅坤在广州呆了9天,到达次日开始调查工作。
黎显衡等调查小组的成员陪同徐梅坤在东山步行寻访了几天,走遍了可能性较大的新河浦路、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许多大街小巷,又和当地一些老居民进行过多次座谈,了解街道环境和房舍变迁情况。终于,大家认为,恤孤院路一带的旧式建筑可能性较大。
从恤孤院路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号,便是在中共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后来,徐梅坤和黎显衡等人又找到了附近培正路13号 -- 毛泽东当时经常与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工作的简园,于是,这三座相距不远的建筑便成为确定中共三会址的座标。
大家在东山区反反复复地走访,仍不能确定会址确切所在。
有一天,徐梅坤走到瓦窑街的逵园门前时,突然眼前一亮,逵园房顶上“1922”的字样又让他回忆起来,中共三大开会期间,他就住在会址的房子里,他天天都看见这个令他刻骨铭心的“1922”,他对此印象特别深刻。逵园这房子是一些华侨和青年学生居住的,中共三大会址就在逵园对面,两者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但逵园对面现今的房子,不像开会时的房子。历史非常巧合,建于1922年的逵园是一栋很突出的高层建筑,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们多来自外省,都把这个房子作为认路的标志。50多年后,徐梅坤仍然靠着记忆中的逵园找到了开会的地点。
这时,随同调查的一位老居民说,原来的房子于1938年被日寇飞机炸毁了,现今的房子是解放后才建的临时仓库。后来,调查小组从档案馆找到了1923年8月19日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标明逵园对面的房子为31号。此图是中共三大后不到两个月内测量的,较为可靠,科学地印证了徐梅坤和老居民的回忆。
会址的外形和内部结构究竟如何?调查小组找到了当年曾参与建造此房的老工人邓某,时年75岁的邓某根据回忆画了一张中共三大会址的草图。调查小组又请了退休的建筑工程师周某,依照邓某的草图,画了会址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再找人按图纸制作了中共三大会址模型,请徐梅坤审查。
接着,黎显衡等调查组成员多次到武汉、北京,访问原中共三大代表刘仁静、罗章龙,请他们对中共三大会址进行确认。
因为被访问的徐梅坤和罗章龙当时年事已高,记忆有时比较模糊,所以在当年调查过程中出现两个人回忆不一致的情况。会议是在楼上开还是举行呢?徐梅坤记得是在楼下,而罗章龙却说是在楼上开。1974年时,黎显衡再问罗章龙:“会议是不是在楼上开?”罗章龙说:“不是,是在楼下开”。这时,中共三大会议在楼上还是楼下开的问题得以最终确认。
1981年6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已88岁高龄的徐梅坤,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终于实现了毕生最大的愿望。
3、复建:长期搁置曙光再现
在逵园侧门旁边,有一对中年男女蹲在地上聊着家常,他们的身旁,放着一个电饭煲,他们像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儿。
我真想上前问问他们,你们可知道逵园的主人是谁?你们可知道那遗留着的墙根蕴含着一段风云故事?
尽管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年底,中共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见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是为恤孤院路3号。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会正式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貌,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中共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作了复原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广东省委的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广东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打了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革动乱还没结束,这份请示报告一直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这一耽搁就是整整26年。
虽然中共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共党员要求为中共三大会址建纪念馆,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因此中共三大会址复建的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99年初,广州市文化局根据广东革命历史博览馆整理出来的中共三大旧址有关资料,初步拟定了恢复中共三大旧址的方案。
2005年8月,广州市发改委向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了中共三大旧址复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广东省文化厅也同意了所报的保护规划方案和考古发掘方案,要求在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根据发掘成果尽快编制“三大”旧址的保护设计方案报省文化厅核准后实施。
2005年11月和12月,广东省政府委托广东省文化厅分别组织了两次专家论证会,对中共三大旧址保护和纪念馆建设规划方案进行论证,并按章专家论证意见对保护规划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时隔83年之后,作为广东省、广州市高度重视的“广州21个文化项目”重头戏之一的中共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重新出现在广州人的面前。
备受各方关注的中共三大会址复建搁置了26年后,终于正式开始动工了。
整个会址复建工程将包括两个方面,除了对会址复建外,还对周边的建筑进行整饰,力求恢复当时的建筑特色。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和市政局对中共三大会址周边建筑整饰工程发出了公告,房屋外墙整饰约13000平方米、外墙整饰约1900平方米,总投资约300万元。
广州有句古话叫“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中共三大会址位于广州老城区东山,以前是许多有钱人的别墅区,建筑吸收了不少西式洋楼的风格,这次整饰工程与中共三大会址复建相配合,力求恢复原貌。
在实施中共三大会址这一时间紧迫、意义重大的建设项目中,最头痛就是碰到了罕见的连月大雨,最困难是四处寻访修复文物的建筑材料。
2006年四、五月份,广州下雨特别多,施工时最头痛就是碰上了这个罕见的雨季,但是因为要赶工期,工地基本没有停工,始终保持200多人的施工队伍,即使晚上也要加班加点。这次工程建设时间非常紧迫,施工人员每天20小时都要在工地上度过,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
中共三大会议原址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机炸毁。根据考古工作组年初的发掘结果,中共三大会址还遗留有一小截红砖墙。根据设计,这一原址遗留部分参照北京路“千年古道”的保护方法,采用可透视的玻璃罩进行展示。
旧民居5号楼改造工程于3月底完成测绘工作,翻新从5月开始,和新馆同步建设。根据文化部门提出的要求,旧楼修复工程必须做到防潮、隔音、保温,必须保护好文物。旧楼历史价值更高,根据设计院提供的图纸和要求,要按原样修复,所以翻新要做到修旧如旧,更费时间,连窗户也尽量与原样保持一致,用的是樟木。找文物修复建材对施工队来说是最艰难的任务。当时最难找的是红色铝窗和门,施工队找了广州市内几大建材公司都没办法,后来在南海才找到合要求的,订货一个月才拿到。
5号楼以前是很陈旧的居民楼,已经是危房,为此,施工队度身定做了旧楼修复方案,这是“独一无二的设计方案”,通过“加固加固再加固”地一层层修补上去,宛如给房子穿上了厚实的“金刚罩”,再加上每根梁柱都用20个工字梁加固,曾经的危楼变成了“钢筋铁骨之身”。
中共三大会址采用回填覆盖性保护工程,工程队从3月16日进驻动工,到6月下旬完工,可以说是百日完成了5号楼翻新和纪念馆新建。而根据正常进度,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近5个月的时间。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这项重要工程建设,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前来视察时提出,工程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每星期都要到工地视察一到两次。
200多人的施工队伍冒雨赶工,每天工作20小时,终于在百日内完成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
为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中共三大会址上的地砖是专门从广东云浮挑选来的麻石地砖,其厚度为10厘米左右,比普通地砖厚了一倍。
这里原先镌刻大理石牌的那堵仓库旧墙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长约3 -- 4米的褚红大理石墙,上刻行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显得十分庄重。
小广场中央的一个长形凹槽吸引了我的视线,这当中数十块斑驳破旧的红砖墙基,砌成两排。因会议旧址早已毁于日军炮火,这些红色墙基,就是2006年考古部门在挖到地下第六层地层时,所找到的中共三大会址唯一的建筑遗迹。
为认定这一段墙基,2006年2月初,广州考古部门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现场发掘辨认,并结合当年“三大”代表的回忆记录与早年的广州地图最终得以敲定。
虽然仅仅是一段墙基,但它蕴涵的却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参观了中共三大旧址后,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只是发掘保护这段墙基,为什么不重建那幢意义非凡的建筑,83年前曾经改变过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
据相关专家长期调查多方求证,现在能够确定原三大会址为一幢两层两间砖木结构、人字瓦顶的普通房屋,属典型旧式广州骑楼。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有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来的,室内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当时安排楼上为代表宿舍,楼下南向的房间为会议室。
1974年,广东省革委会想国务院文化组提出,“拟按照恢复原状,以存其真原则复原当年三大原貌”;而在前几年的讨论方案中,在原址复建三大主会场旧址方案一直占主导;甚至有关部门还提出具体修复方案:主会场的复建将遵循“原尺度、原面貌”的原则,仍用砖墙土瓦的砖木结构形式,底层地面铺地砖,二楼楼面采用杉木板,走廊栏杆、楼梯、门窗均用木制作……
然而这一切在今天的实际展出中均没有看见。
在讨论中共三大会址保护方案时,有专家提出“重建”的诸多好处,20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也曾经找到一个老建筑师凭记忆画了一张三大会址的草图。但多数专家认为,时过境迁,这幢房子有多高、有几个窗户、用什么材料、建筑风格和细节如何,谁也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既然中共三大会址毁于日寇的轰炸,那我们有义务如实地纪录这段历史,如果只是为了展出的直观强行“原址重建”,则有损于这段历史的真实。
相关决策部门听取了专家意见,放弃了“原址重建”方案。
如同北京路遗址保护一样,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真实中共三大会址遗迹,就只是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那数十块红阶砖了。
中共三大会址对面的一座小洋楼,是被列为“旧民居保护文物”的逵园,整个小楼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逵园的红砖外墙,正门二楼阳台上两根欧式的装饰柱、以及铁花窗、铁花栏杆等装饰细节都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建筑风格。
“逵园”(又称“葵园”)是美国华侨马灼文1922年在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9号兴建的一座仿西洋式洋楼。这座洋楼与中共三大会址隔街相望。对于逵园,其建筑和居住者远远不如屋顶上的“1922”字样出名。在寻找中共三大会址时,“1922”四个数字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屋顶上标注年份的“9”字曾被风雨的侵袭,现为2006年7月修复。经过岁月的洗礼,这昔日的名园也历尽了沧桑!
春园的新陈设,大至床铺、书柜,小至茶杯、报纸、都具时代特色。家具多为酸枝木质地,专门设计定制,一张床价格高达2万元。每个楼层都摆放着仿真的《广州民国日报》。马林整天都要听音乐,在三楼马林的住所客厅,还摆放着一台古老的留声机。
中共三大会址保护和建设工程总投资8000万元。纪念馆展出的文物,多是第一次对外公开,极为珍贵。
复建后的中共三大会议建筑群落,被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新的羊城旅游景点区。整个工程细化为四部分:遗址保护、新建纪念馆、整修旧民居5号楼、新建广场。
纪念馆是整个工程的“重头戏”,为一栋红色外墙建筑。分地下一层和地上两层,全部用于陈列展览。地上两层是重点做与中共三大有关的文物展示、文字介绍等,包括文物实物、图片等,并复原中共三大会议会场的实景,给观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纪念馆陈列方案从2005年12月28日开始,先后组织了9次专家评审,六易其稿。广州市农讲所负责此次复原工作的历史照片、文物征集、文字整理以及旧址纪念馆展览的陈列工作。
新建展馆陈列布展内容包括:中共三大的历史背景、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等四个主题部分。展品为610件,包括文物81件,此外还有多件人物硅胶像、油画像,以及复原场景、会址沙盘和大量历史图片。
纪念馆三层展示的物品各不相同。首层一进门设置了大型浮雕,写有前言等。进入展厅后,有中共三大代表的照片名单、代表仿真蜡像场景、三大旧址沙盘及人物油画、喷画等。首层侧重对三大会场原貌的复原,给观众以直观印象。
二层主要设立了展柜,摆放收集来的文物实物。负一层则设置了投影幕、多功能演示厅等,播放历史文献电视专题片:《中共三大》。该层单独开辟了一块孙中山“非常大总统”专区,既有孙中山的画像、李大钊会见岁中山的场景画,也有相关的文字介绍、投影等。
该馆负责陈列方案设计的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馆长卜穗文介绍说:“纪念馆陈列方案从2005年12月28日开始,先后组织了9次专家评审,五易其稿。并征集到600件极富价值的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我们精心筹备是希望能够为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的每个细节作出真实的注解。”
在一处展台上,展出的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在三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历史性决议,这个决议当年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而在展厅的一角,中共三大代表在黄花岗齐唱《国际歌》的照片和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则向人们透露,当时中共三大在广州还是秘密召开的会议,出于安全考虑会场上没有唱《国际歌》,而是在大会最后一天,共产党人集中在黄花岗,由瞿秋白教唱《国际歌》……
卜穗文为布展工作费尽了心思:“展品中特别重要的‘三大’档案有28件,为中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文献仿真件,这批复制文献采用的是最先进的仿真技术,由中共中央档案馆委托专门的工厂制作而成,从外观上看与原件并无二致。均为首次对外公开。”
关于中共三大的文献原件,好友着一段故事。当年因国内保管条件有限,不少相关的文献原件被送到前苏联保存了起来,另外还有少部分被收藏在上海一秘密档案保存点里。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献原件又再由前苏联移交给中央档案馆。而这些档案一直秘不外宣,绝少公开。
耗时100多天赶工建成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在中国共产党85周年诞辰之际,作为对党的特别献礼。至此,中共三大会址总算得见天日,弥补了党史中的这一空白。
2006年7月1日。羊城,骄阳似火。广东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重头戏 -- 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竣工暨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广州恤孤院路隆重举行。上午9时整,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分别在典礼上讲话。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主持典礼。出席典礼的新党员代表面向党旗,庄严宣读入党誓言。张德江、李景田、单霁翔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一起为会址纪念碑揭幕。广州市越秀区的少先队员向纪念碑献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讲话中评介说:“中共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广东人民的骄傲。保护工程的竣工和三大会址纪念馆的落成,不仅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羊城增添了光彩,也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的先进性教育提供了宝贵基地。”
中央党史研究主任李景田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广东以及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革命遗迹,1923年6月在这里召开的党的‘三大’,在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会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共三大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对纪念馆的设计、建设和旧址的修复、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竣工与纪念馆落成,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7月1日和2日在广州隆重举行。
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主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副主任李忠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林元和,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等出席了研讨会。李忠杰、朱小丹等先后主持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文化厅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局承办。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各主办单位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和特邀嘉宾,以及广东省、广州市有关单位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等,共约260人,收到论文94篇。会后,与会论文择优汇编并公开出版。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自2006年7月1日落成并对外开放以来,每天都有大批市民前往参观,市民游客们都希望借这个机会,重温83年前历史性的一刻。
刚开幕的连续几天来,集体来的参观者和自发来参观的市民游客人数几乎一样多,每天早上纪念馆开门之前,都有至少几百个早早来到等候进去参观的市民。而由于前来参观的人数非常多,纪念馆不得不让前来参观的人员排队进场。为尽量让前来观看的市民游客不扫兴,连续几天纪念馆的开放时间都延长了两个小时。预约参观的省市单位排期排到了两个月后。
中共三大会址经过30多年的不断努力、筹划,一幢现代化的陈列馆在三大会址旁拔地而起,解密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光辉历史。中共三大会址的重建也在提醒着我们,广州有不少珍贵的党史旧址、党史资料等“红色资料”,虽然它们中间有的已经成为重要的党史宣传教育基地,但仍有一部分还没得到保护和发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借此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建成之机,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有更多的“红色资源”能得到保护和建设,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2007年6月27日下午,广州首批党员教育基地揭牌暨授牌仪式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隆重举行,黄埔军校等10个广州景点名列其中。其中,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三家单位也被列为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
仪式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泽君和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共同为广东省、广州市党员教育基地 --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揭牌,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其他党员教育基地授牌。红色的记忆,在年轻一带的心中,永远不会磨灭……
走在新河浦路和恤孤院路这条宁静的小路上,我放慢了脚步,在一点一滴中追寻历史,感受今天。我看到这里的空气像平时一样宁静、安逸,居民们在早已习惯的和平氛围中过着安定的日子。这里留下的是藏在一草一木、一石一屋中的故事,它们几乎沉淀形成了今天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底蕴。随便拉住路边的住户问一声,他们都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中共三大的会址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城市的文化、市民身边的文化,它一直存在于周围市民呼吸的空气中、生活的空间之中。
一年来,有21万人像我一样在这小路上寻寻觅觅,为的是激扬起骄傲与自豪,为这里拥有的文化而骄傲,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而自豪。
文献资料来源:2007年12月   摘自《岭南文化之 -- 世纪广州》
作者:伍福生
索取号:G127.651/23
本馆校对:范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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