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进入厦门《星光日报》当记者。1938年厦门沦陷后，担任新创刊的香港《星岛日报》国内特派记者。1947年福州《星闽日报》创刊后，又应邀为该报写社论。新中国建立后，我被派到《星闽日报》（改名《新闽日报》，1950年秋季停刊）担任一段总编辑，和胡文虎先生创办的星系报纸有一定的关系。我曾在香港会见胡文虎和他的公子《星岛日报》社长胡好。
由于历史的误会，使胡文虎先生生前及其后代，40多年来和祖国有了较深的隔阂。近年来，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坚冰正在打破，误解已告消除，主持香港星岛控股有限公司的胡文虎女公子胡仙女士在与祖国大陆的合作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胡文虎在闽粤的房产也己全部交还。1992年9月16日，永定县隆重举行有来自京、沪、闽、粤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的胡文虎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对胡先生作了公正评价。国内外兴起了“胡文虎研究”热，介绍胡文虎生平的专著，有的已经出书，有的即将出版。
对胡文虎先生生平，我知之不多，仅就亲身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实，写我所认识的胡文虎。
厦门《星光日报》创刊于九一八事变后。厦门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社长胡资周担任宣传工作团团长，报社大多数编辑、记者都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星光日报》成为厦门岛上抗日宣传运动的主要阵地，几度被国民党政府警告和勒令停刊，报上的抗日言论和报道经常被新闻检查处抽掉而开“天窗"，不得不补上万金油广告以示抗议。这些都是在创办人胡文虎先生的爱国思想支持和影响下进行的。《星光日报》为了进一步报道抗日前线的情况，1938年春派我为战地特派记者，赴前线采访。《星光日报》是福建省唯一派出战地记者的报纸。
我到武汉后，住在虎标永安堂。当时京、沪相继沦陷，武汉冠盖云集，成为抗日的政治文化中心。永安堂经理胡永汤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往密切，胡文虎先生从海外汇来的抗日捐款，由他分别献给国共两方。我访问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主任，是胡永汤写了介绍信。我还代表《星光日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邵力子部长面交对厦门新闻检查处的控告信。其后，我到鲁南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役，写了长篇通讯刊登于《星光日报》。
完成采访任务后，我从武汉南下，经香港返厦门，正值日军大举进攻厦门，轮船折返香港。留港期间，在虎豹别墅会见了胡文虎先生。当时他已有50多岁，我则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记者，他平易近人，热情接待了我。我向他汇报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和采访台儿庄战役的经过，说明这是和八路军打败日军的平型关战役一样的辉煌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胡先生听了十分高兴，他说，希望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把日本侵略者驱出国境（后来他到重庆，既和蒋介石会晤，也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有过接触）。同时，他对我是国内星系报唯一赴前线采访的记者表示鼓励。胡先生谈兴很浓，说起办星系报的计划，在汕头《星华日报》，厦门《星光日报》之后，原拟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多办几家星系报，因抗战军兴，只好停顿。但在华南局势紧张，广州岌岌可危之际，他又斥巨资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广州《星粤日报》。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内战又起，胡先生没能实现全国各地办报的愿望。这次会见，给了我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当时，筹备中的香港《星岛日报》即将于7月创刊，胡先生留我在《星岛日报》工作，我一时未能决定。其后，胡好社长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再三，认为祖国抗战正殷，我又不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要求报社派我回国担任通讯记者。我的愿望得到满足，成为该报的特派记者。我归心似箭，经尚未沦陷的潮汕入闽。从创刊到日军南侵、香港被占期间，我为《星岛日报》写了大量的东战场通讯。但与胡文虎父子一直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应该说明的是，引荐我会见胡氏父子的，是原厦门《星光日报》总编辑罗铁贤（又名罗忒士）。
前几年，原《星闽日报》社长胡梦洲来闽落实在榕房产问题，我们见了面。有关方面向我了解胡氏房产情况，我曾证明大桥头的永安堂和中平路的《星闽日报》旧址，确系胡氏所有。我每次到福州，都住在永安堂，《星闽日报》则是我解放前常去、解放初期一段时间还天天前往上班的地址。我还介绍他们去向当时尚健在的《星闽日报》经理胡超良核实。现在，两处房产已交还与胡文虎的继承人胡仙女士，得到圆满解决。
历史问题终于澄清，胡家后代与祖国大陆终于恢复来往，尤其是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取得可喜成就，这正是热爱祖国、家乡的胡文虎先生生前的愿望。胡先生地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

胡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