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闽日报》于民国36年(1947年)7月1日创刊，为侨领胡文虎创办的明星系报纸之一。发行人兼社长为当时属胡文虎经营的福州永安堂经理胡梦洲，总编辑郑书祥。每日出版对开一张半，1948年11月1日起，因纸张来源缺乏，与另两家大报(《福建时报》、《福建中央日报》)一道，每日改出一大张。馆址在牛弓街(中平路附近)，并在东街114号、大桥头1号、台北博爱路89号设办事处。该报发行数当时居本市大报之首，但解放前夕，由于物价猛涨，报业不景气，发行数已不满千份。
《星闽日报》创办的目的和宗旨，胡文虎在该报创刊时说:“福建与南洋关系最形密切，而福州为福建之省会，掌握全省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之重心。抗战胜利后，南洋侨胞激于爱国爱乡之热忱，纷纷发起建设福建新运动。当此时机，福州自不能无一家华侨所办之报纸”，要本着“无偏无倚大公无私之精神，作民众之喉舌，不畏强暴，不为利动，凡与社会有益人民有利之事，本报当尽力提倡，反之则当加以纠正。文虎办报，素不以谋利为目的，星系各报每年耗费甚巨，然为国家社会人民利益，办报之心绝不稍馁”。1949年7月1日该报社论《两周年纪念献词》说，“拥护宪法，拥护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是我们既定的原则，也是星系各报共同遵守的原则之一。同时本报是华侨创办的民营言论机关，所以我们的言论纯粹以民众为依归，即所谓‘民好好之，民恶恶之’，正因为本报是华侨的言论机关，所以在对于沟通政府与侨胞的情感上，要尽力以赴，而对于华侨投资要尽其鼓励责任”，“我们觉得新闻界拥护政府为一事，而舆论批评施政，又为一事”，“我们除希望能做到民众喉舌，……更希望政府能深切了解‘天视民视，天听民听’这两句的真谛，……成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国家”。
《星闽日报》作为侨领胡文虎创办的报纸，反映了胡文虎的有关情况和对时局的态度，反映了侨胞的利益。还随时就有关华侨问题发表特稿，如《彷徨歧路的菲侨》(1948、4、23，郑南山作)、《南洋华侨的教育问题》(1947、8、1，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作)、《印荷纷争中的华侨》(1949、1、5，道女作)、《救济马来西亚被难的回国侨胞》(1949、1、26，古一平作)。
《星闽日报》的总编辑郑书祥，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失去联系，接任该报总编辑后，虽未恢复党籍，但和中共地下党有了联系。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利用报纸的合法地位，做了有利革命的工作。当时编辑部人员情况复杂，报纸上也刊发了吹捧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消息和社论，但读者仍可以从报上看到不同调子的言论。如国民党颁布《戡乱总动员令》后，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重镇莱芜打了败仗，宣布“胜利转战”，郑书祥便写了社论《论莱芜之战》，透露此战役对今后山东和华北战场的重大影响，让读者从中了解到共产党打了胜仗。又如1948年4月间，蒋介石在“国代”上当选总统，郑书祥写的“祝贺”社论，主要笔墨却是陈述总统就任后面临的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难题，末了以“环顾时局，仔肩弥重，引颈北顾，不胜唏嘘”的灰色笔调作结。1948年8月，国民党面临经济崩溃，发行金圆券，并实行全国大限价，郑书祥在报上发表社论《论金圆券的发行》，指出金圆券发行缺乏物质基础,靠行政命令限价是不能长久奏效的。国民党福建当局大为恼怒，要以“动摇民众对金圆券信心”罪名查封《星闽日报》，逮捕郑书祥，但因社论文字上无懈可击，加上胡文虎集团出面周旋，最后以处罚该报“停刊三天”了事。
当时《星闽日报》报道有关战局、政局消息，常用本报专电挤掉中央社的一部分电讯，或直接截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驻华记者所发的专电，在报道同一事件的标题下，既登中央社的电稿，也附带登这些外电，让读者判断。1948年底，中共中央由陕北迁河北西柏坡后，新华广播电台迁至邯郸播音，郑书祥也叫电务室收听该台口语广播，然后以“外电”形式伪装后发表。因此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解放区开办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公学和南下工作团招收大批青年学生等消息，在《星闽日报》上也能见到。
《星闽日报》利用星系报纸派驻国内外的记者网，撰写各地通讯，如驻英记者萧乾、驻日记者赵浩生、驻美记者许由恩等，驻沪记者曹聚仁、驻南京记者王遂今、陈庆、陈吟，驻北平记者嘉陵、何公佩、陈新谦，驻穗记者翁秀清、谭亮晖，以及驻武汉、东北、天津、长沙、香港、台湾记者等。这些派驻各地记者撰写的通讯，特别是驻沪记者曹聚仁撰写的有关国内战场的通讯，很为读者注目。
《星闽日报》还约请一批著名教授学者撰写各种专论，如北京大学的朱光潜、赵乃搏，清华大学的朱自清、潘光旦、吴景超、冯友兰，南开大学的陈序经等，纵谈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受到读者的欢迎。
《星闽日报》的经济、文教专栏，有自己的选稿标准，如地下党员赵家鼎等编的经济专栏,侧重升斗小民关心的柴米油盐等物价问题，抨击官商奸商的囤积居奇行为，偶尔还借北货来源短缺，暗示北方大片地区已为中共解放。
《星闽日报》对有的重要社会新闻，注意通过采访，揭示事实真相。如1949年的《中央日报》(福州版)总务主任罗球突然死亡，其家属提出控告，说是被人谋杀，《中央日报》社长则力辩是“自杀”，《星闽日报》通过法庭旁听为死者家属主持正义。又如1949年福马路上发现女尸(当时报纸称“艳尸案”)，省党部门口发现人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报刊说是共产党实行恐怖手段干的，《星闽日报》也派员专访，揭示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1947年底，地下党通过郑书祥的支持，介绍黄垂庆(即黄小岑)进入报社担任外勤记者。1948年4月，黄垂庆以“楼人”的笔名，在报上发表《忧郁的闽东》一文，借“闽东来客谈”的形式，透露国民党“戡乱”军事行动中的一些暴行，黄垂庆被以“匪谍”为名遭省保安司令部逮捕，至1949年1月，始获保释出狱，回报社工作。1949年3月，福建省参议会召开,黄垂庆改名黄小芩，参加会议采访，先后写了7篇《旁听侧记》，借参议员之口，诉说“戡乱”已造成政局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国民党政府又欲将黄垂庆逮捕，黄在郑书祥的协助下离开福州，避往香港。同年5月，郑书祥的活动情况为国民党特务察觉，郑书祥被列为福州处置危险分子的第一名捕杀对象，亦被迫离榕赴港。早在1948年底，福州地下党游德馨等人就和《星闽日报》电务室的报务员郑福祥(郑书祥的堂弟)取得联系，由郑利用该报电台逐日抄收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口播新闻，供给游等编成《大众报》秘密出版。后来由于形势紧张，在该报电台抄收不便，郑福祥乃将1台12灯的美制收报两用机转移到郊区，事为省保安司令部得悉，派员进驻报社调查，被郑书祥以普通失窃案搪塞过去，事后，郑书祥亦协助郑福祥经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
《星闽日报》的经常性副刊有《星瀚》、《满天星》。前者刊载文艺作品，后者刊登综合性小品文学，1948年11月起，随着报纸每日出版从对开一张半减为一张，这两个副刊每期也从7栏减为5栏。此外该报还辟有《星闽画刊》、《学府鳞爪》、《读者之声》、《社会服务》等专刊。
《星瀚》为胡殷主编，多采用憧憬光明、憎恶黑暗的作品。王西彦的小说《进窄门的人》、郭风的童话《豌豆仙子》、孙用的翻译小说《塔木土须先生》(原作者为波兰密子吉维支)等长篇作品都曾在《星瀚》上连载。1948年3月14日《星瀚》为庆祝“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福建分会”成立，出版特刊。同年4月，发表了诗歌散文，支援当时的“教师活命运动”。
《满天星》侧重登载娱乐性生活小品文字。但1948年也曾连载岁寒居士的《海宾谈屑》笔记小品，纵谈地方掌故，具有文史价值。又1947年10月起，曾连载牛凡陀(程力夫)的诗、竹秋(林樾)木刻的《浮生相》，以民歌形式的短诗和夸张的木刻，刻画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清官、县长、酒鬼、鸨母、舞女、理发匠、破落户等等。每期写一类人物，面对现实，富有讽刺意味。
《星闽日报》增辟《星闽画刊》，每周三、日刊出，由赵肃芳主编并担任摄影记者，日常配发新闻图片。是为福建报业的创举。
《星闽日报》一直出版到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前夕。福州解放后，省军管会文教部决定让《星闽日报》改名《新闽日报》于当年9月21日出版。时因郑书祥在港未回，派赵家欣担任《新闽日报》总编辑，并先后调进了叶康参、吴修平、陈炳岑、徐千里等人，黄小岑和徐千里先后担任采通部主任,经营权仍由原社长胡梦洲执掌。1950年1月，郑书祥自港返闽，赵家欣辞去总编辑职务，由郑书祥任总编辑；其后，胡梦洲离闽，郑书祥改任社长，叶康参任总编辑。1950年10月，由于胡氏家族无力维持该报继续出版，《新闽日报》遂告停刊，编辑部人员分别安排到《福建日报》等单位工作，郑书祥则由省里安排任福建省民主青联副主席、福州大学教授兼英华中学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

胡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