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后在东南亚声名显赫、风云一时的华侨钜子、爱国侨领胡文虎先生是客家人。他一八八二年侨生于缅甸仰光，一八九二年十岁时由父亲携带回原籍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中川乡（今永定下洋镇中川村）读书，一八九六年十四岁重返仰光习商学医，后继承父业经营永安堂国药行获得巨大成功。他发迹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热心于抗日救亡，一时间成为华侨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于胡文虎一生的成败得失、功过是非，世人颇多争议。笔者亦不揣浅陋，拟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从客家人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一）
作为工商企业家，胡文虎无疑是成功的。他从父母手里继承过来的仰光永安堂国药行的资本不过二千余元，然而不出二十年，胡文虎不仅使药业飞黄腾达，还把星系报业办得欣欣向荣，成了富甲东南亚的亿万富翁。
为什么胡文虎能如此迅速地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胡文虎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人们往往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胡文虎勇于开拓，勤于进取，善于经营。这当然毋庸置疑。胡文虎处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炮舰业已打开东方各封建帝国的大门，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方各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在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和殖民主义的奴役而顽强地兴起和艰难地发展的时代，在他的身上，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朝气蓬勃的冒险精神和讲求实际的创造精神得到完美的结合，从而具备了逆境中奋发有为的创业者的基本素质。但是，光看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光看到胡文虎身上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还不能完满地解释胡文虎在工商业活动方面的巨大成功。这是因为，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虽然贯穿于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始终，十四世纪以来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就是依靠这种精神聚敛财富、发展壮大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创业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的编年史的”，[[[] 马克思《所谓原始狈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他们不仅在国内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使千百万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沦为雇佣资本的奴隶，而且用火炮打开殖民地的大门，对殖民地人民进行血腥的征服和掠夺。和欧洲资产阶级有所不同，胡文虎处于被掠夺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他没有也不可能用强权和火炮掠夺财富，没有也不可能用血和火的文字写下胡氏家族的发家史。胡文虎和旧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气喘吁吁，步履蹒珊，艰难地创业，而不像早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那样踌躇满志，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战斗性。因而，胡文虎的巨大成功，似乎有着比早期欧洲资产阶级的成功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原因。纵观胡文虎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上，有着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所没有的东西。首先，不容忽视的是，胡文虎是个中国人，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胡文虎是个客家人。由于战乱等历史原因，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地区辗转南迁，已相对稳定地聚居于中国南方的穷乡僻壤。但是，许多研究资料表明，客家人至今仍然顽强地继承着华夏中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而且热衷于寻根溯源，把族谱修到北方中原的某府某郡。长期以来，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绝对地位的文化是传统的儒道佛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有如“学而优则仕”等颇具竞争意识的观念和发愤图强、克勤克俭等发家信念，更是被客家人视为崇高的美德和永恒的信条。因此，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百折不挠、顽强创业，成了客家人所为人称道的优良本色，成了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即使像成功发达之后的胡文虎那样拥有巨大财富的富豪，也仍然满足于极其简朴的生活，也仍然热衷于积攒金钱，扩充资本，也仍然念念不忘所谓“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客家谚语。可见，东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心理驱力，客家先民身处逆境不屈不挠的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是胡文虎发迹、崛起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本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也就是说，一种社会文化所产生的精神追求，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解释胡文虎之所以成功的问题。
于是，对于胡文虎何以能在三座大山重压之下取得巨大成功的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隐藏在他的事业背后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诱发了胡文虎以及像他一样处在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驱力，诱发了传统儒家文化积淀于他们的意识中的竞争观念和节俭精神，从而不容否认地促进了生产的长足发展和创业的巨大成功。
胡文虎虽然侨生缅甸，但他童年时代回故乡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作为客家人的父辈对他所进行的家庭教育，对他一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他宣称“天下客属本一家”，要求家人说家乡客话；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他乐善好施，博爱为怀，兴建医院，创办学校；他祟拜民族英雄，捐资抗日救国；甚至办英文《虎报》，也念念不忘炫耀故国文明，希望通过该报让洋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从中教育他们”，[[[] 《我所知道的胡文虎生平点滴》，《龙岩师专学报》（增刊）《胡文虎研究》第二辑。]]这一切足以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对胡文虎影响是异常巨大的。
尽管作为精明的工商企业家，胡文虎似乎也笃信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和“金钱具有孽生繁衍性”等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甚至精通诸如讲究广告艺术、掌握消费者心理、实行薄利多销等现代经营手段，使资本迅速地增殖，表现出连欧美大企业家都为之惊叹的杰出才华。但值得注意的是，胡文虎更为注意如何用钱，他念念不忘炎黄子孙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本色，虔信“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家风度，主张“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 《胡文虎在重庆》，《胡文虎文抄》等文章，《龙岩师专学报》增刊《胡文虎研究》第二辑。]]因此，他的事业越兴旺发达，钱赚得越多，他捐助祖国抗战事业、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的钱也就越多。抗战胜利后，他一再呼吁振兴家乡经济，复兴建设事业，以实现“吾之子孙，与八闽子弟，无须求糊口于西方，远离乡井于重洋之外”[[[] 《胡文虎在重庆》《胡文虎文抄》等文章，《龙岩师专学报》增刊《胡文虎研究》第二辑。]]的宏愿。这种念念不忘“故乡兴革”，竭诚谋虑“有惠乡梓”的拳拳赤子之心，正是中华民族历代英才以民之忧乐而忧乐的传统美德的体现，同时也是客家人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寻根念祖、饮水思源观念的体现。

（二）
作为在艰难时世陡然崛起，取得举世嘱目的成就的企业家，特别是在面临民族危亡、海外游子没有富强的祖国作为后盾的时代惨淡经营的华侨企业家，胡文虎的才智和胆识是令人惊叹的，他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奇迹。他的虎标良药誉满全球，星系报纸蜚声国际。同时，胡文虎以其赫赫声名和亿万财富，雄踞东南，长期居于华侨领袖地位，致使蒋家王朝和日本侵略者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国民参议会有他的席位，蒋介石、林森等国府首脑的官邸他得以傲然进出；于是，中国共产党赞赏他的爱国行动，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要人他也有幸晤谈；甚至他还敢于飞往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胡文虎以商人的精明狠狠地赚钱，又以慈善家的气概慷慨地捐钱。......凡此种种，构成了胡文虎这个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进步，有人说他反动；有人说他爱国，又有人说他叛国。蔡廷锴将军曾赞他“热心救国，仁术济人”；一九四一年《新华日报》曾说他“宅心仁慈，广济博施，……二十年来，慷慨输将……盛誉中南……”；[[[]同上。
]]他曾被许多人奉为英雄、救世主，又曾被某些人贬为汉奸、卖国贼。几十年风云变幻，胡文虎几度沉浮。功耶？过耶？是耶？非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弄清梦胡文虎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似乎还要从多种角度下一番深入探究精细分析的功夫。
胡文虎真是一个亦风亦雨、可褒可贬、神秘莫测的人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从传统的文化心理角度去探究这个复杂的人物，我们就会发现，在他身上，有着一条贯彻始终的本质的红线，在制约着他的一言一行，那就是儒家文化的长期薰陶而形成的民族心态——积淀着以爱国、爱民、忠君、仁孝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心态。由于这种心态，胡文虎一贯坚持“忠于国家为先”、“爱国不敢后人”的原则。日寇进攻上海，他立即意识到“强邻压境，国势险危，毁家纾难，此其时矣”。[[[] 《胡文虎在重庆》《胡文虎文抄》等文章，《龙岩师专学报》增刊《胡文虎研究》第二辑。]]于是，他慷慨输将，慰劳抗战将士，救济流离灾民；由于这种心态，胡文虎晋见蒋介石，献飞机，捐巨款，寄救国救民之希望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由于这种心态，胡文虎亲赴东京，据理力争，希望强盗也像自己一样，能以慈悲为怀，救民于水火；由于这种心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胡文虎立即发动侨胞集资回国，开发福建实业，力图振兴家乡经济；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胡文虎就再三“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表示愿继续捐献祖国公益事业和拥护新中国之人民政府”，[[[] 同上。]]并通知国内公司购买公债券，希望中华巨龙腾飞。在胡文虎心目中，中华就是祖国，爱国就要拥护国家元首，并不问她的政权是姓蒋还是姓共，也不问国家元首是“蒋委员长”、“李代总统”还是其他神圣。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忠君意识，在胡文虎身上鲜明地显现，并常常表现为自觉的行动。
在胡文虎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胡文虎深深懂得，在战乱中要使虎标成药在国内市场畅销无阻，必须寻求最大的保护伞，于是，他和蒋介石合影留着“吓鬼”；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扩大销售，他懂得巧妙地利用广告战术，薄利多销，甚至懂得利用堂而皇之的救国捐赠，以扩大虎标良药的影响，打开商品的销路。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为客家人的胡文虎在商业活动中的精明。“官商一家”、“无商不奸”（这里的“奸”，应理解为精明强干）等为客家人所信奉的传统信条，深深地融入胡文虎的思想意识中。

（三）
胡文虎以客家人所固有的刻苦、俭朴、坚韧、顽强的创业精神和机敏聪慧、精明强干的经营手段，一生奋斗拼搏，终于获得奇迹般的成功。尽管费尽心机，历尽艰辛，但对于一个人短暂的人生旅程来说，这样的成功无疑是令人叹羡的喜剧。但是，笔者却充满悲戚地以为，胡文虎发迹之后，更多的是饱含辛酸的悲剧。理由有二，首先是他孜孜以求的报国宏愿终于破灭。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虽然侨居海外，但他却认为“国家兴亡，人各在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纤难，亦份所宜”，[[[] 《胡文虎大事记》，《胡文虎研究》第二辑。]]在大笔大笔地捐款支援抗战的同时，他还大笔大笔地捐款兴建医院、创办学校。日本侵略者终于被伟大的中国人民赶出了国门，但他想马上振兴教育，复兴经济，医治创伤，富国强兵的愿望却付之东流。蒋介石倒行逆施，重新燃起内战之火，民不聊生，国力日衰，物价飞涨，胡文虎倾尽私囊捐献给蒋政权的三千万元办学办医经费一夜间化为废纸。胡文虎徒呼奈何，只能发脾气说：“蒋介石骗了我的钱！”[[[] 同上。]]岂不可悲！其次，胡文虎爱国爱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常常不被人们所理解，这又是一大可悲。在香港沦陷期间，他身陷囹圄，目睹香港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寇的威胁利诱，他置自身安危于度外，毅然亲赴东京，虽未能卖国求荣，却落下个“汉奸”的臭名；新中国成立之后，胡文虎爱国爱民之心未减，振兴中华、复兴家乡经济之愿更烈，买公债、纳税款、通电致函拥护新政府。但是，由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策极左，也由于胡文虎先前没有分清楚西安还是延安，在解放战争时期仍然继续捐款献机给蒋介石政权，这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行，因而被认为“反动”，他的“亲善”之举，理所当然地被拒绝；红色的新中国土地，理所当然不容许这个“反动资本家”的足迹所站污。于是，他终于抱憾终生、客死异乡；而他的虎标良药，也理所当然地终于在祖国大地销声匿迹。这对于一贯爱国爱乡，像历史上许许多多著名的客家人那样，念念不忘桑梓故里，热切希望青史留名的胡文虎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悲剧。
一代经济巨人胡文虎何以会遭此报国无门、身名日衰、遗恨绵绵、有家难归的厄运？这当然有异常复杂的历史原因，本文不想深入探讨。笔者要说明的是，传统文化心理在激励胡文虎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带给胡文虎的失误似乎也是毋庸置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精明强干、才智过人的胡文虎来说，审时度势是他立身处世的法宝，因而他既能够乘风破浪，又能够逆水行舟。他大力支持抗日救亡，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飞赴东京，他及时致函新中国政府要求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出一份力，等等。除了他一贯的爱国之心外，应该说是他正确地把握时局，坚信自己的行动既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又于自己无害而作出的正确抉择。胡文虎的失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去探究，也许就在于，他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许许多多杰出人物一样，愚顽地把爱国与忠君连在一起，把中华民国和蒋委员长视为同一。岳飞就因为愚忠而酿成悲剧。胡文虎也因此而铸成了支持蒋介石的不可饶恕的大错。此外，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以来经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政权下解放过来的人民大众同仇敌忾，党的政策也过“左”，因而不能宽恕甚至未能正确认识胡文虎的失误。于是，他只能抱恨终生了。还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由于胡文虎愚顽的忠君意识，使他错误地信任蒋介石，把大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的经费也交给了国民党政权，结果未见成效，付之东流。而不是像陈嘉庚先生那祥，在捐资抗日救国的同时，也集资在家乡亲自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等教育及慈善机构，造福后人，千古流芳。
如今，中华大地龙腾虎跃，客家故里勃勃生机。可以告慰胡文虎先生于九泉、胡氏后人也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爱国不分先后的一贯方针，在历史是非、华侨政策等方面已彻底拨乱反正。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认定文虎先生的爱国侨领地位，并宣布归还胡氏在国内被没收的财产。对于像文虎先生那样执着地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志于振兴桑梓经济的广大海外侨胞，现在应该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灿烂的大好时光。
（原载李逢蕊主编《胡文虎研究专辑》，1992年7月）

胡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