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闽西华侨就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的爱国活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三省，永定华侨胡文虎首捐大洋2.5万元救济东北三省难民。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亚吡叻等地闽西华侨罗振当等参加“华侨义勇军”回国抗战。此时，胡文虎打电报给国民党十九路军将士以表慰问，电汇1万元并运送医药品给抗战救护队，另捐1万元作香港红十字会赴沪救伤兵购置用具、衣服之用。期间，胡文虎还呼吁侨胞筹款救国，请星州的“新世界”戏院举行义演3天，并捐1千元。“七·七”事变前夕，胡又拨8千元购买大批纱布运上海，由宋庆龄转交何香凝的救护队使用 [卓南生：《从星洲日报看星洲五十年》，星洲日报出版，1979版，新加坡。]。
抗战期间，闽西华侨在舆论、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抗日，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闽西华侨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制造舆论，激发广大侨胞的抗日救国热情。胡文虎创办的《星州日报》、《星岛日报》、《星光日报》，曾道修创办的《新闻报》、《南洋生活周报》，陈兰生主编的《仰光日报》，卢心远主编的《南洋商报》以及黄微主编的《华侨民报》等都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陈兰生在仰光开设的书店和上杭华侨的“星洲书屋”大量发行抗日救亡读物，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同时，闽西华侨还组织抗战宣传队，利用壁报、白话文告和漫画等多种文艺形式，由城市转到偏僻山区进行巡回宣传，以激发海内外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
其次，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筹款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抗战爆发后，不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都热情捐输。胡文虎先后认购救国公债260万元，连同捐献救灾济难款40万元共计300万元，此外，他还赠送4辆救护车，数万件纱布，7千余磅药棉，8大捆绒布，共计74件，另还捐虎标药品上百万包；旅居马来西亚华侨吡叻客属公会负责人曾昭周除在国外带头捐献巨款外，还在国内以其胞兄曾昭源名义捐献抗日救国款1500元大洋；旅居马来西亚华侨积莪客属分会负责人胡曰皆也首捐巨款；上杭华侨在以游杏南为会长的新加坡南洋上杭同乡会组织下，慷慨解囊；槟城龙岩会馆组织“筹赈祖国抗战伤兵难民委员会”，1939年筹款8千元（咖币），为槟城各社团之冠；缅甸闽西华侨妇女成立“妇女募寒衣队”等。在胡文虎领导下的客属公会和南洋总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南洋各地仅新加坡、槟城等12个城市的华侨，从“七·七事变”至次年底共认购公债近1300万元，义捐款近2000万元，两项合计法币（国币）近3300万元[关楚璞：《星洲十年》，新加坡，1940年版。]，足见华侨抗日救国热情之高。同时，闽西华侨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的经济力量，从而牵制了它的军事侵略力量。
第三，闽西华侨青年回国奔赴抗战前线。岩侨黄复康，1938年回到家乡后，参加湖邦区抗敌后援支会工作，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同年，胡守愚和黄薇参加范长江等组织的“战地记者访问团”，回国奔赴延安，为海外侨胞如实报导所见所闻；侨居菲律宾的岩侨张旭高组织“文化教育界救亡协会”，曾联合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战地考察团，亲自带队回国考察、了解战况，如实报导所见所闻；永定华侨曾昭生、曾巨浪、曾艾荻、曾瑞练等前往延安，投身抗日前线；缅甸永定华侨陈康容、周剑鸣、张慕云、刘文英等回国到闽粤边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胡健生等一批归侨还参加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胡文虎的星系报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报馆通过胡氏的支助，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转回内地奔赴抗日前线，仅香港大学生就有百余人。在回国的闽西侨胞青年中，不少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康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38年春，她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任中共永定岐岭支部宣传委员，1940年秋被捕，受尽毒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就义时，年仅25岁。
第四，闽西华侨与侨居地人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1941年2月28日，日本侵略者对英国宣战，轰炸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抗战事发后，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他们的旗帜缀有3颗金星，代表马来族、华族、印度族3个民族的团结战斗。当时，永定华侨曾昭泰、胡极芳、胡凤娣、罗根贤、胡思仁等14人踊跃参加“抗日军”，曾昭泰、胡极芳任队长，胡月英任妇女部长，他们在3年多的时间里，同日寇进行了340多次的大小战斗，胡思仁3兄弟和胡凤娣、罗根贤、曾昭泰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41年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成立，永定华侨胡知芳、胡耀才等多人参加，胡知芳担任义勇军的副总指挥，协助义勇军司令达利（英国人）上校指挥战斗，他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沙巴地区，以华侨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44年。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包括闽西华侨在内的千百万爱国华侨，在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为祖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闽西华侨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的伟大壮举，光照人间，彪炳史册。

胡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