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公园沙龙每期都会按时开始，参与者从别人的思想中获益，文化商人谭尧是沙龙的常客，他表示这个沙龙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直接从别人的思想汲取到养分，让他从事文化产业的思路打开了不少。而这正是创办者李蝴蝶的预期目标，他正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就是逐渐把这个沙龙做出影响力，包括将此地建设成为另一个思想阵营，就像北京的单向街或者成都的卡夫卡书店。同时这里是专属于广州的，具有广州特色的，所以他在选择主题时会偏重于广州本土的文化活动来进行讨论，主讲者也来自广州、香港或者深圳，他坚信广州一样可以建立起北京、上海那种文化沙龙，而且毫不逊色。
所有这些，成为镜子公园坚持下来的理由。通常情况下，在广州，很难有人愿意参与没有利益的艺术讨论，他们珍惜时间，会去权衡这段时间是否度过的有意义。镜子公园很难给大家提供表面的机会，因为主讲人只会向大家提出一个观点，介绍一本书，推荐一个艺术家，仅此而已，更多的机会需要参与者自己去把握，比如一些经常看到的熟悉的面孔最终成为合作者，一些人通过讨论碰撞了新的想法，甚至改变艺术观，这样的例子在镜子公园不胜枚举。
对于广州本土一些活跃的艺术人群来说，镜子公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迅速扩大是一件好事，他们把这里视做一个表达自己思想的园地，即兴讨论可以活跃人们的思维，他们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巨大的发散口、拥有诸多喇叭的组合音箱。香港杂志人赵来发表示，愿意与镜子公园建立合作关系，发表一些镜子公园的讨论，他们的杂志是《文化现场》。
镜子公园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每一次讨论都有序冷静，举办方不会故弄玄虚造出一些噱头，参与者也不会抱有太多的期待，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会造成现在的和谐气氛。
精彩演讲片段
节选自谢勇演讲的《灾难中，我们认识中国》
灾难中，各种媒体都在尽自己的责任。互联网持续不断地批评，推动着救灾的深入，凤凰卫视很快赶到现场，说一些叫人不开心的话，央视在最初的人性反映之后，又重新开始正确。感谢南方周末，是她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体会”灾难。提醒我们在文学远去的时代，文字和人们灵魂之间的相关性。
梁文道先生说，公民道德复现于赈灾重建中。我要说，这次是突破90年代以来的中国仿像社会，重估价值观的时候和机会。这个价值观我们很熟悉，不新鲜，就是人道主义，就是爱自己，爱邻人，爱人类，不因为他的观念，不因为他的国籍，不因为他的祖先，不因为他的信仰。
多难兴邦。在这里我不愿意追问数万人的死亡与一个新中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追问要么太冷漠，要么太哲学，太宗教，我只能说，在灾难中种种光明的迹象还是太微弱，多难并不必然兴邦。经过灾难，如果旧仿像的世界不能被解构，如果一种真正人性的价值观不能建设起来，某种意义上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将始终没有办法体会灾难的痛苦，而光明的迹象也最终会只是迹象。而重估价值观，恰恰是媒体人，知识分子身上的责任。
节选自吴杨波在镜子公园的演讲
舒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社会雕塑”式的问题：什么才是对生命的最好纪念？或者更深一层：当代国人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在网上，对于“骨灰花”50%的反对率和36%的支持率足以表明：这是一个开放、宽容、进步中的时代。也许这一场由大众参与的讨论将引发社会的局部进步。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并没有成型，但已然成功：这是一个典型的“观念作品”。
当代艺术在中国目前尚处在一个由小圈子化逐步走向公众认知的过程。其“挑衅从而引发争论”的模式尚未被大众理解。“打着艺术的旗号，做淫秽、暴力的勾当”是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普遍印象；“美已丧失”、“艺术不再”的真诚感叹总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但站在艺术家的角度上来看，在充斥着唯美的虚拟图像的网络时代里，一个良心未泯的艺术家不愿意用空洞的“美”去取悦观众，他们宁可选择用激进、直接的方式触摸冰冷的现实。这种方式虽然和“视觉”、“美”、“艺术”无关，但做一个有思考、有良知的公民好过拿矫揉造作的美人画来粉饰太平的画匠。
所有这些，成为镜子公园坚持下来的理由。通常情况下，在广州，很难有人愿意参与没有利益的艺术讨论，他们珍惜时间，会去权衡这段时间是否度过的有意义。镜子公园很难给大家提供表面的机会，因为主讲人只会向大家提出一个观点，介绍一本书，推荐一个艺术家，仅此而已，更多的机会需要参与者自己去把握，比如一些经常看到的熟悉的面孔最终成为合作者，一些人通过讨论碰撞了新的想法，甚至改变艺术观，这样的例子在镜子公园不胜枚举。
对于广州本土一些活跃的艺术人群来说，镜子公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迅速扩大是一件好事，他们把这里视做一个表达自己思想的园地，即兴讨论可以活跃人们的思维，他们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巨大的发散口、拥有诸多喇叭的组合音箱。香港杂志人赵来发表示，愿意与镜子公园建立合作关系，发表一些镜子公园的讨论，他们的杂志是《文化现场》。
镜子公园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每一次讨论都有序冷静，举办方不会故弄玄虚造出一些噱头，参与者也不会抱有太多的期待，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会造成现在的和谐气氛。
精彩演讲片段
节选自谢勇演讲的《灾难中，我们认识中国》
灾难中，各种媒体都在尽自己的责任。互联网持续不断地批评，推动着救灾的深入，凤凰卫视很快赶到现场，说一些叫人不开心的话，央视在最初的人性反映之后，又重新开始正确。感谢南方周末，是她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体会”灾难。提醒我们在文学远去的时代，文字和人们灵魂之间的相关性。
梁文道先生说，公民道德复现于赈灾重建中。我要说，这次是突破90年代以来的中国仿像社会，重估价值观的时候和机会。这个价值观我们很熟悉，不新鲜，就是人道主义，就是爱自己，爱邻人，爱人类，不因为他的观念，不因为他的国籍，不因为他的祖先，不因为他的信仰。
多难兴邦。在这里我不愿意追问数万人的死亡与一个新中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追问要么太冷漠，要么太哲学，太宗教，我只能说，在灾难中种种光明的迹象还是太微弱，多难并不必然兴邦。经过灾难，如果旧仿像的世界不能被解构，如果一种真正人性的价值观不能建设起来，某种意义上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将始终没有办法体会灾难的痛苦，而光明的迹象也最终会只是迹象。而重估价值观，恰恰是媒体人，知识分子身上的责任。
节选自吴杨波在镜子公园的演讲
舒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社会雕塑”式的问题：什么才是对生命的最好纪念？或者更深一层：当代国人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在网上，对于“骨灰花”50%的反对率和36%的支持率足以表明：这是一个开放、宽容、进步中的时代。也许这一场由大众参与的讨论将引发社会的局部进步。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并没有成型，但已然成功：这是一个典型的“观念作品”。
当代艺术在中国目前尚处在一个由小圈子化逐步走向公众认知的过程。其“挑衅从而引发争论”的模式尚未被大众理解。“打着艺术的旗号，做淫秽、暴力的勾当”是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普遍印象；“美已丧失”、“艺术不再”的真诚感叹总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但站在艺术家的角度上来看，在充斥着唯美的虚拟图像的网络时代里，一个良心未泯的艺术家不愿意用空洞的“美”去取悦观众，他们宁可选择用激进、直接的方式触摸冰冷的现实。这种方式虽然和“视觉”、“美”、“艺术”无关，但做一个有思考、有良知的公民好过拿矫揉造作的美人画来粉饰太平的画匠。
文献资料来源：2008-08-04 信息时报-A18
作者：卢小狼
索取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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