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为“广州三大考古（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发现”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秦代造船遗址”，其真实性30多年来一直受到部分专家学者的质疑。昨日来自各地的造船、建筑、考古、文物等数十位各学科专家学者齐聚广州，召开了一场公开的学术讨论，企图从考古地层学、文化类型学、环境总体关系等方面，证明其不可能是“船台”，从而解决这一所谓的“考古悬案”。
不过应邀的市文化局官员、坚持“船台说”的市考古界权威专家均无一到场，以至这场“学术辩论”最后成了“打假”学者们有点尴尬和无奈的“独角戏”。
■事件回放
遗址尚未试掘
就定性为“船台”？
34年前，即1974年年底，在中山四路原广州市文化局建筑工地内，施工人员在地表下约5米处发现了大量古代木结构遗存物。经批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考古人员麦英豪的带领下进行考古发掘，挖掘出两个类似现代铁路轨道的木结构遗址。而后一年多，这个遗址共揭露出三条东西长32米、南北宽4米的探沟（为保护文物起见，该处遗址现已全部回填）。
考古人员将遗址中的小枕木送至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行年代测量，认定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40年左右，前后不超过180年。另外，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秦汉时的钱币以及秦至西汉官用瓦当和西汉初年的陶器等，部分瓦当上还印有“万岁”字样。依据这些遗物，以麦英豪为首的部分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遗址应该是“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并将这个研究结论发表在专业杂志《文物》上。
1975年，受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筑考古学创始人、研究员杨鸿勋实地考察了发掘现场。在对“万岁”瓦当进行仔细辨认后，他断定这是西汉南越王赵佗时代的东西，是宫殿的瓦当，也就是说该遗址应该是“宫殿建筑遗存”，而非“造船工场的船台工棚之类”。
由此，“船台说”和“宫殿论”开始争论不休……
1986年，由麦英豪等考古权威坚持的“船台说”被作为定论，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一书。199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秦代造船遗址”。
虽然“船台说”已被上升到国家级政府部门层面予以“正身”，但“宫殿论”学者、专家们则认为这一定性过于“儿戏”，并披露———“对遗址的定性结论，早在遗址发现不久还未试掘就已确定，发掘当事人只是听取了广州造船厂、新中国造船厂、文冲船厂老工人意见，结合他们平常的生活常识，就把遗址性质定为‘造船台遗址’，非常不严肃……”
四大疑问
1“船台”并不具备技术条件？
目前考古学术界通认的“船台说”认为：遗址中两条平行铺放厚重大木板等出土物，分别为“秦代造船工厂”的“船台“、“下水滑道”等。
而昨日，“打假派”中的船史专家———来自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何国卫以及原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高级工程师金行德则指出：“‘船台’既没有中墩也没有铺成井字形的‘梅花墩’作边墩，极易倾倒；并且‘船台’布局不对，间隔过小，两‘船台’施工时必相互碰撞；此外没有造船的基准线———龙骨线，没有中心墩木（即龙骨墩），船台无法承起船体重量”。
“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了船，遗址上所谓的‘滑道’也无法实施船舶下水，”金行德进一步披露,“因为滑道基本没有坡度，不能满足下滑条件。再者滑道与枕木不固定，滑道之上无滑板，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它的结构不对，船下不了水。”
2
遗址并不具备地理条件？
昨天，广东科学院广州地理所研究员李平日现场展示了一系列“否定秦代造船遗址的有力证据”———由他拍摄的显微镜下的化石硅藻分析图。
据李平日介绍，他曾受“船台说”者所托，取遗址土样做化石硅藻分析。结果他共检出10种3369个化石硅藻，均为典型淡水种。而后他又将埋藏在这一带地下的木材，拿去做碳14C年代测定，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距今219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90年），即为秦汉时代。
“这说明秦汉时即2000多年前，该处遗址地段已是淡水环境，并不通珠江；当时珠江北岸早已南移至数百米外的今惠福西路一带了。现在在光明广场下发现的南越国水闸遗址，就有力证明了秦汉时期珠江北岸已南移到今惠福西路以南。因此距离珠江数百米远的中山四路这处‘造船遗址’根本就不具备造船所需的地理条件！”李平日说。
3
“船台”应是宫殿建筑基础？
“打假派”元老———华南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龙可汉、考古专家杨鸿勋等人昨天也重述了他们的“宫殿论”。他们认为结合“船台”东北约50米处的石砌方池遗迹和“大液蓬莱”遗迹以及主题景象曲溪、沙洲，可推知所谓的“船台”，实乃与上述园林景观密不可分，是一座观赏园林景象和干栏式宫殿。
“宫殿论”的依据是，从“船台”布局和尺度分析，“木墩”、“滑道”间距是整数倍，在东西方向上呈对称性。它完全符合秦汉时宫殿建筑布局规律和建筑设计的尺度规则。
还有一点“发现”，被认为是成为“宫殿论”的有力佐证，那就是“船台”与宫苑石水池方位一致，出土只有宫殿建筑才特有的瓦———“万岁”瓦当等遗物。
4
秦代地层实际并不存在？
杨鸿勋还指出，“秦代造船遗址”中的所谓“秦代地层”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被人认为强分出来的”。他的理由是，遗址所在的地层与其上的西汉时期层以及南越国时期层，发掘出的文化内涵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出土物如陶瓮、陶罐、瓦当、三棱铜箭镞等“无论器形、质地、纹饰等都一致”，并没有发现秦代独有的物品。“我们认为断为西汉南越国时期比断为秦代更符合历史实际”。
可有不同看法 须以事实为据
“船台说”首提人、考古专家麦英豪回应
可有不同看法 须以事实为据
昨天，应邀“辩方”———提出“船台说”的考古专家们也没有一个到会参与辩论。对此，市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等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此次论证会是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广东省造船工程学会、广东省收藏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并非政府部门来主持，所以不能算是正规的学术研讨会，大家都没去。
而“船台说”首提人、考古专家麦英豪则称：“对考古发现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但必须以当年的事实为据。1974年发现遗址后，我们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共经13次多学科专家的现场考察和综合论证，并有中国造船史的权威专家一起定论。一直到1996年，国家文物局经过反复论证，才最终确定为‘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打假派”心声
请国家文物局
重新予以鉴定
“为了还原考古真相，很多老专家、老学者顶着各方压力，坚持争论了30多年，有的现在已经作古了，如最早提出反‘船台说’的老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龙庆忠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壮达、曾昭璇；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黄文宽等人。像曾昭璇老教授在弥留之际还嘱托我要帮他‘完成未了心愿’。”作为此次“假船台论证会”的召集人，广州文物学、博物馆学专家罗雨林告诉记者，他们将把本次论证会的各学科专家意见集中起来，上报国家文物局。“我们将呈请国家文物局，重新组织对遗址的鉴定”。
跟考古权威“叫板”了30多年，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对此，罗雨林摇摇头，“我不知道纠错争论会争到什么时候，但我们会在有生之年一直坚持下去”。
■市文化局
不干预学术讨论
为什么应邀的省文化厅、市文化局官员没有一个出席昨日的论证会呢？
“首先我们是文化主管部门，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是不应该干预任何学术问题争论的，如果我们以文化局的身份出席，那必有以行政手段压制言论自由之嫌；其次，如果我们以个人身份出席，我们又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我们不是考古领域的专家和权威。”市文化局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是个开放的城市，历来考古学术争鸣的风气都很盛，“学术争鸣是好事，我们不会去遏制的。有了争鸣，才能促进学术发展，而且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广州的历史”。
不过应邀的市文化局官员、坚持“船台说”的市考古界权威专家均无一到场，以至这场“学术辩论”最后成了“打假”学者们有点尴尬和无奈的“独角戏”。
■事件回放
遗址尚未试掘
就定性为“船台”？
34年前，即1974年年底，在中山四路原广州市文化局建筑工地内，施工人员在地表下约5米处发现了大量古代木结构遗存物。经批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考古人员麦英豪的带领下进行考古发掘，挖掘出两个类似现代铁路轨道的木结构遗址。而后一年多，这个遗址共揭露出三条东西长32米、南北宽4米的探沟（为保护文物起见，该处遗址现已全部回填）。
考古人员将遗址中的小枕木送至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行年代测量，认定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40年左右，前后不超过180年。另外，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秦汉时的钱币以及秦至西汉官用瓦当和西汉初年的陶器等，部分瓦当上还印有“万岁”字样。依据这些遗物，以麦英豪为首的部分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遗址应该是“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并将这个研究结论发表在专业杂志《文物》上。
1975年，受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筑考古学创始人、研究员杨鸿勋实地考察了发掘现场。在对“万岁”瓦当进行仔细辨认后，他断定这是西汉南越王赵佗时代的东西，是宫殿的瓦当，也就是说该遗址应该是“宫殿建筑遗存”，而非“造船工场的船台工棚之类”。
由此，“船台说”和“宫殿论”开始争论不休……
1986年，由麦英豪等考古权威坚持的“船台说”被作为定论，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一书。199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秦代造船遗址”。
虽然“船台说”已被上升到国家级政府部门层面予以“正身”，但“宫殿论”学者、专家们则认为这一定性过于“儿戏”，并披露———“对遗址的定性结论，早在遗址发现不久还未试掘就已确定，发掘当事人只是听取了广州造船厂、新中国造船厂、文冲船厂老工人意见，结合他们平常的生活常识，就把遗址性质定为‘造船台遗址’，非常不严肃……”
四大疑问
1“船台”并不具备技术条件？
目前考古学术界通认的“船台说”认为：遗址中两条平行铺放厚重大木板等出土物，分别为“秦代造船工厂”的“船台“、“下水滑道”等。
而昨日，“打假派”中的船史专家———来自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何国卫以及原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高级工程师金行德则指出：“‘船台’既没有中墩也没有铺成井字形的‘梅花墩’作边墩，极易倾倒；并且‘船台’布局不对，间隔过小，两‘船台’施工时必相互碰撞；此外没有造船的基准线———龙骨线，没有中心墩木（即龙骨墩），船台无法承起船体重量”。
“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了船，遗址上所谓的‘滑道’也无法实施船舶下水，”金行德进一步披露,“因为滑道基本没有坡度，不能满足下滑条件。再者滑道与枕木不固定，滑道之上无滑板，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它的结构不对，船下不了水。”
2
遗址并不具备地理条件？
昨天，广东科学院广州地理所研究员李平日现场展示了一系列“否定秦代造船遗址的有力证据”———由他拍摄的显微镜下的化石硅藻分析图。
据李平日介绍，他曾受“船台说”者所托，取遗址土样做化石硅藻分析。结果他共检出10种3369个化石硅藻，均为典型淡水种。而后他又将埋藏在这一带地下的木材，拿去做碳14C年代测定，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距今219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90年），即为秦汉时代。
“这说明秦汉时即2000多年前，该处遗址地段已是淡水环境，并不通珠江；当时珠江北岸早已南移至数百米外的今惠福西路一带了。现在在光明广场下发现的南越国水闸遗址，就有力证明了秦汉时期珠江北岸已南移到今惠福西路以南。因此距离珠江数百米远的中山四路这处‘造船遗址’根本就不具备造船所需的地理条件！”李平日说。
3
“船台”应是宫殿建筑基础？
“打假派”元老———华南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龙可汉、考古专家杨鸿勋等人昨天也重述了他们的“宫殿论”。他们认为结合“船台”东北约50米处的石砌方池遗迹和“大液蓬莱”遗迹以及主题景象曲溪、沙洲，可推知所谓的“船台”，实乃与上述园林景观密不可分，是一座观赏园林景象和干栏式宫殿。
“宫殿论”的依据是，从“船台”布局和尺度分析，“木墩”、“滑道”间距是整数倍，在东西方向上呈对称性。它完全符合秦汉时宫殿建筑布局规律和建筑设计的尺度规则。
还有一点“发现”，被认为是成为“宫殿论”的有力佐证，那就是“船台”与宫苑石水池方位一致，出土只有宫殿建筑才特有的瓦———“万岁”瓦当等遗物。
4
秦代地层实际并不存在？
杨鸿勋还指出，“秦代造船遗址”中的所谓“秦代地层”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被人认为强分出来的”。他的理由是，遗址所在的地层与其上的西汉时期层以及南越国时期层，发掘出的文化内涵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出土物如陶瓮、陶罐、瓦当、三棱铜箭镞等“无论器形、质地、纹饰等都一致”，并没有发现秦代独有的物品。“我们认为断为西汉南越国时期比断为秦代更符合历史实际”。
可有不同看法 须以事实为据
“船台说”首提人、考古专家麦英豪回应
可有不同看法 须以事实为据
昨天，应邀“辩方”———提出“船台说”的考古专家们也没有一个到会参与辩论。对此，市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等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此次论证会是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广东省造船工程学会、广东省收藏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并非政府部门来主持，所以不能算是正规的学术研讨会，大家都没去。
而“船台说”首提人、考古专家麦英豪则称：“对考古发现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但必须以当年的事实为据。1974年发现遗址后，我们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共经13次多学科专家的现场考察和综合论证，并有中国造船史的权威专家一起定论。一直到1996年，国家文物局经过反复论证，才最终确定为‘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打假派”心声
请国家文物局
重新予以鉴定
“为了还原考古真相，很多老专家、老学者顶着各方压力，坚持争论了30多年，有的现在已经作古了，如最早提出反‘船台说’的老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龙庆忠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壮达、曾昭璇；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黄文宽等人。像曾昭璇老教授在弥留之际还嘱托我要帮他‘完成未了心愿’。”作为此次“假船台论证会”的召集人，广州文物学、博物馆学专家罗雨林告诉记者，他们将把本次论证会的各学科专家意见集中起来，上报国家文物局。“我们将呈请国家文物局，重新组织对遗址的鉴定”。
跟考古权威“叫板”了30多年，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对此，罗雨林摇摇头，“我不知道纠错争论会争到什么时候，但我们会在有生之年一直坚持下去”。
■市文化局
不干预学术讨论
为什么应邀的省文化厅、市文化局官员没有一个出席昨日的论证会呢？
“首先我们是文化主管部门，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是不应该干预任何学术问题争论的，如果我们以文化局的身份出席，那必有以行政手段压制言论自由之嫌；其次，如果我们以个人身份出席，我们又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我们不是考古领域的专家和权威。”市文化局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是个开放的城市，历来考古学术争鸣的风气都很盛，“学术争鸣是好事，我们不会去遏制的。有了争鸣，才能促进学术发展，而且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广州的历史”。
文献资料来源：2008-11-30 新快报-A4
作者：陈琦钿 刘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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