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从清末时就有，称为“普济堂”，分开男老人院、女老人院、发疯院、旧瞽目院、新瞽目院五个部门。新瞽目院创办者为总督谭宗麟，发疯院从民国起则由卫生局办。后来，五院改成三院，女老人院、男老人院、瞽目院，分设三个不同地方。
老人院创自清雍正年间。广州北面的皇华寺收容无依无靠的老妇；乾隆时国运昌盛，在东较场再开设男老人院。两处均由督粮道派员负责，每人发补贴5钱，后升为1两，3年发一次冬衣，折合1050文，凡死者拨殓葬费1两8钱8分。每月发一次粮，平时自由行乞。因名额有限，官吏也从中把持，流弊甚多。
1919年下半年，民国在广州的新督莫荣新说没钱，下令停发，直到陈炯明回广州，下令黄强接管。黄强是个将军，无暇料理，交由法国大教堂石室的魏得茂主教（法国人），每月由政府补贴3千元。经费不足，主教长期派人回法国为广州老人募捐，后来他被评为广州的“荣誉市民”。贫苦的老人在石室周围安排了住的地方，因伙食太差仍外出行乞，晚上才回石室，早出晚归后来竟形成传统。至今，仍有些当年被安排者仍住在石室周围，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差。
瞽目院其实就是盲人收容所，原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民国13年，把部分改为盲人学校，教育局主办。市长孙科同情盲人的痛苦，提出办“福瞽工读学校”，拨款2500元作开办费，以后每月补助200元。部分盲人是天主教徒，曾因反对院里的某些措施，举行暴动反对。军警来之后，还殴伤军警多名，直到公安局派员来才把场面控制住。
1926年7月，教育局办一个市立贫民教养院。局长刘懋初认为高岗的贫民生活艰苦，教养院应予收留，老者养之，幼者教之，并分文科和工科，孩子听课，学习织藤。社会反应相当不错。但因为尚有许多贫困者没法进来，到1928年，市长林云陔发出宏愿，办一个规模大的贫民教养院，尽量收容本市的贫民。计划中，第一期收乞丐，第二期收无业游民，第三期收贫民。8月成立筹委会后，主任黄焕庭提出，在蚬壳冈和马鞍选址然后建院。可是，林市长非常着急，催促他们赶快先把乞丐先收起来，以免把广州城变成“乞丐窝”，因为包括外省的乞丐都涌来广州。筹委立即改变计划，一则催工务局赶快绘图，准备施工；二则请公安局到马路上统计乞丐数字，作为将来建筑规模的参考。
林市长经考虑决定，过去办的几个机构如普济院、贫民教养院等都该合并，重新规划。如普济院改为临时收容所，收盲哑和老人两类，派了得力的人管理，气象果然一新。此外，还根据省政府“贫民教养院组织法”调整工作，如男老人院，正副院长下分设四股，老人、盲哑残废、少壮、总务，每股设主任一人，使工作明确分工。11月，贫民教养院在石牌成立，黄焕庭为正院长，院里占地3900亩，贫民宿舍32座，办公楼则是一间学校的洋楼，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
1931年，社会局长简又文前来视察，认为石牌地方太大，太涣散，对贫民照顾不周。于是，石牌教养院改为“第一救济院”，专收少壮贫民；在今东风中路的钱局前的惠老院，改为“第二救济院”，专收年老贫民；把钱路头（东风中和中山三路之间）的地方改为“第三救济院”，收盲哑残废男女贫民，三院同属社会局。
1933年，根据南京颁布“救济院条例”，广东省再作调整，把贫民救济院改为政府主办的“广州救济院”。政府每月拨16000至18000元，接收贫民近5000人，每人每月4元伙食费。至此，救济院还准备收到6000人，工作人员俸禄和办公费6000元，每月需30000元。
为减轻社会负担，救济院设了工艺场，做扫把和结纱，但规模不大，做工的只有100人，许多人还是没活干，主要没钱投资发展新项目，社会局又争取赛马会的余款4500元，成立另一些工场———撕葵扎子、把锤椰衣、织毛线，做出各式产品，除少量市场推销，其余由政府出面组织学校机关团体购买，使销路不愁。此外，还组织一个农林场，虽说近4000亩，但山冈地占八成。场内种稻米、蔬菜、水果，还有牛羊、鸡鸭鹅，派出专业工人十余人，每月工资3—6元；散工平日每天派十多人，农忙时派五六十人，每天工资1角至3角。救济院开辟这里另有深意，让贫民学会农作，将来回乡可以自食其力。安排在这里的有2000贫民，人人有活干，个个学农艺。
住如此多的人，每顿饭、每件衣服其实都要费心思，好在那时办事公正，如订做衣服,找一批服装商到救济院投标，结果“华盛号”出价最低，拿到近5000件的制衣服生意；石牌缺100张碌架床，也通过投标，让泗记号承办。但贫民被源源不断送来，经费也有限，于是发动大家想办法，如省银行副行长、烟酒印花局长等都捐来1800元。那时物价便宜，这个农艺场三十座宿舍的建设费总共才二千多元。那年5月12日、13日普降大雨，救济院在钱路头地势低洼，水浸至5尺以上，市长、社会局长和全体员工都亲临现场看护贫民转移。
石牌的2000多收容人员都是少壮派，懒散、无纪律，由陈济棠下令派5名军官团的军官来施教，操练、球类，结果“积弊肃清”，纪律大大增强，出现大家都想不到的新气象。石牌处喝水比较困难，最初的几百人全用井水，后来人多，饮水就相当困难。陈济棠知道后，让人送来一部500匹电动机抽水，加建一座水塔，终于使井水长流不断。晚上，电动机用来发电，使救济院点上电灯。贫民中相当部分是外省来的，作为非本地人，市政府没有他们的开支，决定遣回原籍。当时河南省80余人、江西20余人，还有浙江山东湘北四川共100多人，都由广东政府买好船票或车票送回去了。
陈济棠时代，建设和福利都搞得不错，老一代人中，都叨念着这种德政。
老人院创自清雍正年间。广州北面的皇华寺收容无依无靠的老妇；乾隆时国运昌盛，在东较场再开设男老人院。两处均由督粮道派员负责，每人发补贴5钱，后升为1两，3年发一次冬衣，折合1050文，凡死者拨殓葬费1两8钱8分。每月发一次粮，平时自由行乞。因名额有限，官吏也从中把持，流弊甚多。
1919年下半年，民国在广州的新督莫荣新说没钱，下令停发，直到陈炯明回广州，下令黄强接管。黄强是个将军，无暇料理，交由法国大教堂石室的魏得茂主教（法国人），每月由政府补贴3千元。经费不足，主教长期派人回法国为广州老人募捐，后来他被评为广州的“荣誉市民”。贫苦的老人在石室周围安排了住的地方，因伙食太差仍外出行乞，晚上才回石室，早出晚归后来竟形成传统。至今，仍有些当年被安排者仍住在石室周围，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差。
瞽目院其实就是盲人收容所，原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民国13年，把部分改为盲人学校，教育局主办。市长孙科同情盲人的痛苦，提出办“福瞽工读学校”，拨款2500元作开办费，以后每月补助200元。部分盲人是天主教徒，曾因反对院里的某些措施，举行暴动反对。军警来之后，还殴伤军警多名，直到公安局派员来才把场面控制住。
1926年7月，教育局办一个市立贫民教养院。局长刘懋初认为高岗的贫民生活艰苦，教养院应予收留，老者养之，幼者教之，并分文科和工科，孩子听课，学习织藤。社会反应相当不错。但因为尚有许多贫困者没法进来，到1928年，市长林云陔发出宏愿，办一个规模大的贫民教养院，尽量收容本市的贫民。计划中，第一期收乞丐，第二期收无业游民，第三期收贫民。8月成立筹委会后，主任黄焕庭提出，在蚬壳冈和马鞍选址然后建院。可是，林市长非常着急，催促他们赶快先把乞丐先收起来，以免把广州城变成“乞丐窝”，因为包括外省的乞丐都涌来广州。筹委立即改变计划，一则催工务局赶快绘图，准备施工；二则请公安局到马路上统计乞丐数字，作为将来建筑规模的参考。
林市长经考虑决定，过去办的几个机构如普济院、贫民教养院等都该合并，重新规划。如普济院改为临时收容所，收盲哑和老人两类，派了得力的人管理，气象果然一新。此外，还根据省政府“贫民教养院组织法”调整工作，如男老人院，正副院长下分设四股，老人、盲哑残废、少壮、总务，每股设主任一人，使工作明确分工。11月，贫民教养院在石牌成立，黄焕庭为正院长，院里占地3900亩，贫民宿舍32座，办公楼则是一间学校的洋楼，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
1931年，社会局长简又文前来视察，认为石牌地方太大，太涣散，对贫民照顾不周。于是，石牌教养院改为“第一救济院”，专收少壮贫民；在今东风中路的钱局前的惠老院，改为“第二救济院”，专收年老贫民；把钱路头（东风中和中山三路之间）的地方改为“第三救济院”，收盲哑残废男女贫民，三院同属社会局。
1933年，根据南京颁布“救济院条例”，广东省再作调整，把贫民救济院改为政府主办的“广州救济院”。政府每月拨16000至18000元，接收贫民近5000人，每人每月4元伙食费。至此，救济院还准备收到6000人，工作人员俸禄和办公费6000元，每月需30000元。
为减轻社会负担，救济院设了工艺场，做扫把和结纱，但规模不大，做工的只有100人，许多人还是没活干，主要没钱投资发展新项目，社会局又争取赛马会的余款4500元，成立另一些工场———撕葵扎子、把锤椰衣、织毛线，做出各式产品，除少量市场推销，其余由政府出面组织学校机关团体购买，使销路不愁。此外，还组织一个农林场，虽说近4000亩，但山冈地占八成。场内种稻米、蔬菜、水果，还有牛羊、鸡鸭鹅，派出专业工人十余人，每月工资3—6元；散工平日每天派十多人，农忙时派五六十人，每天工资1角至3角。救济院开辟这里另有深意，让贫民学会农作，将来回乡可以自食其力。安排在这里的有2000贫民，人人有活干，个个学农艺。
住如此多的人，每顿饭、每件衣服其实都要费心思，好在那时办事公正，如订做衣服,找一批服装商到救济院投标，结果“华盛号”出价最低，拿到近5000件的制衣服生意；石牌缺100张碌架床，也通过投标，让泗记号承办。但贫民被源源不断送来，经费也有限，于是发动大家想办法，如省银行副行长、烟酒印花局长等都捐来1800元。那时物价便宜，这个农艺场三十座宿舍的建设费总共才二千多元。那年5月12日、13日普降大雨，救济院在钱路头地势低洼，水浸至5尺以上，市长、社会局长和全体员工都亲临现场看护贫民转移。
石牌的2000多收容人员都是少壮派，懒散、无纪律，由陈济棠下令派5名军官团的军官来施教，操练、球类，结果“积弊肃清”，纪律大大增强，出现大家都想不到的新气象。石牌处喝水比较困难，最初的几百人全用井水，后来人多，饮水就相当困难。陈济棠知道后，让人送来一部500匹电动机抽水，加建一座水塔，终于使井水长流不断。晚上，电动机用来发电，使救济院点上电灯。贫民中相当部分是外省来的，作为非本地人，市政府没有他们的开支，决定遣回原籍。当时河南省80余人、江西20余人，还有浙江山东湘北四川共100多人，都由广东政府买好船票或车票送回去了。
陈济棠时代，建设和福利都搞得不错，老一代人中，都叨念着这种德政。
文献资料来源：2007-04-01 羊城晚报-B3
作者：李明锐
索取号：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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