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真挚的人而言，“爱”字总是沉重的。

　　现代人蓄意大度地挥霍着他们的自由，说婚姻是爱的坟墓，他们说激情不再，选择太多，流连辗转于正餐与甜点之间，但爱情毕竟广泛而博大的存在着。

　　中国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几千年如坟墓般的婚姻，那是在揭开红盖头之前从未谋面的男女，那是从一出生就被定了亲的孩子。1919年，鲁迅收到一个青年来信，信里有一首诗：“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的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寥寥数语，触发了鲁迅的心事。他断然称这封信“对我有意义”。他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四十》中感慨道：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而就是在这一年，他刚刚在北京购置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把周老太太和朱安女士接到北京，同居一地。

　　从26岁那年结婚到1927年在广州与许广平同居，二十二年间，鲁迅一直过着“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而朱安守活寡的岁月，则一直持续到她离开人世！

　　在《随感四十》中，鲁迅写道：“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应该看到，鲁迅不只一次地呼喊：“救救孩子！”“完全解放我们的孩子！”这表露出他将所有美好的祝福都献给青年、后来人的衷心。

　　但在对青年充满希望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希望却很淡漠。他曾说：“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扛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自己却只能葬身于黑暗的闸门之下。”很明显，鲁迅并非不知道若久居黑暗，必然葬身于此的事实，但他仍然无法摆脱黑暗，作为新旧世界的“中间物”，鲁迅身上经历着一次新旧两个道德体系交锋的过程。

　　是的，中间物，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遥想鲁迅的经历，他人格成长的阶段所接受的最传统教育，决定了他的精神基座，只是在新式学堂和日本接受了先进思想启蒙后，他的精神世界，仿佛在一棵老朽的树上长出了一棵新芽，而这新芽并非是把老朽的枝干完全替代了才能生存的。

　　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会发现他其实自认为自己属于旧世界，“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这种宿命的牺牲品心态，注定了黑暗与光明，希望与绝望，自由与禁锢在鲁迅内心的激烈搏斗。因此，“绝望中的抗挣”，成了鲁迅精神基座上的底色。

　　1923年，鲁迅认识了许广平。而无疑，许广平对鲁迅最初印象是异常美好的，许广平曾说，“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界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

　　毫无疑问，女性的第一感觉是敏锐的，她对鲁迅的第一印象，竟包含了鲁迅内心深处最大的矛盾和挣扎——那从冰冷的世界中挣扎求存的温暖，那从阴森森中的阵阵煦风，不正是鲁迅一面背负旧道德的束缚，又同时迫切向往新生命的象征吗？他的感情生活，也是由自卑与骄傲，怯懦与勇敢交缠纠结而成的矛盾体。

　　而此时，鲁迅也谈过他的婚姻：“她(朱安)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着，爱是没有的。”又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是不敢的。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不过，爱情总是让人变化的。1926至1927年间，鲁迅终于鼓起了勇气对许广平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我可以爱！”

　　许广平说：“你说你可以爱，那么你只爱我一人。”从崇拜鲁迅的学生，到心疼“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的同志和朋友，许广平在通信中，在共同工作的时候，逐渐接近鲁迅的世界。

　　而此时，坐守愁城，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向上爬”的朱安，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没有理由认为，鲁迅在婚姻问题上是一个伟人，但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却不能仅仅视为在他这个个体身上偶然发生的事。当他承担旧道德的负担，同时又追求新道德的自由和爱情，当他承担旧道德体系的责难，却又无力做到与新道德决绝，他的矛盾，其实是中国那个时代不少人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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