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

岭南,即岭表、岭外,五岭以南地区五岭为大庚岭、骑田岭、萌诸岭、都庞岭、越城岭,在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五岭之北为今湖南、江西两省,之南为广东、广西两省区,习惯上称这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地区为岭南。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活、繁衍,是古越人的发源地之一在商周时期,这里的越人部落,就已经与中原王朝有联系,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自秦始皇公元前214 年统一了岭南之后,岭南和中原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逐步形成了汉越民族相互杂居的局面,从而进人了两个地区间的大联合、大融合的新时期、新阶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往来和人民间互通婚姻的血缘交汇岭南地区接受中原王朝的历史文明和先进的文化、技术,取长补短,从而为其迅速跨人封建社会的门槛,并主要融人汉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同时,岭南地区越人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益的生产经验等,也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
岭南地区的越人不仅仅是同中原王朝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交流,他们也同周邻的其他民族、地区往来,例如和云贵高原的各个民族,和楚国及长江流域的吴越人相互往来。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即地处出海口,积极地进行海上开拓,与东南亚沿海各国往来,使岭南地区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地区。如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广西的合浦今广东海康县城、徐闻一说今广西北海市北面等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港口城市,特别是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州,到秦汉时期已成为经济贸易的中心城市因此,这里说的与外界交往,不仅仅指的是对海外的一种交流、往来的关系,从岭南地区来看,与外界交往应含有两层意思一层含义是,由于秦汉以前,它与中原地区、楚国、长江流域等地相比,无论是在政治或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差距,故而岭南地区必须要向先进的中原、楚国等地学习,进行各个方面的往来,同时也和周邻的其他民族友好往来,保持稳定。因而这一层含义指的是对先进的中原地区,对楚国、长江流域,甚至是对其它的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往来的关系,是一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的关系 另一层含义是相对于中原地区、楚国,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岭南地区位于中国南部,地处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中,渐渐熟悉了解周围的自然环境,练就了与水打交道、深谙水性的本领,善驾舟船、出外捕捞打鱼,练就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本领因而岭南地区的越人最早开发了我国南海的海上交通,最早与东南亚沿海各国进行文化、贸易的往来,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航海家这种对海外的关系到秦汉时期以后,更有了新的发展,为日后岭南地区,特别是广州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坚实之基础。

战国末期,秦楚之间的剧烈斗争,终以秦统一六国,逐步取得统治地位而告结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接着继续对百越地区用兵,派屠唯率领50 万大军分5路向岭南进军,《淮南子•人间训》云“乃使尉屠唯发率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覃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弩……以与越人战。”由于战争,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开创了汉越人民相互杂居的新局面,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虽然它是以武力征服岭南地区的,政治制度的推行也以强大的军事作后盾,故汉越间的相互渗透因战争自然是一种很痛苦的经历,但应看到战争所带来的先进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先进的经济技术力量。
秦统一岭南地区之前,虽然中原、楚国等与岭南地区间有过相当长的往来历史,但双方间的交往由于自然环境等原因的阻隔,并不是很广泛。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是封建社会,而岭南地区还处在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秦始皇进军岭南时,开凿了“灵渠” ,修筑了“新道” ,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相联,沟贯了两广与中原水路的交通,对岭南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秦的暴政,使得它很快走向灭亡,各地诸侯王纷纷出兵倒秦,在这种情况下,南海郡尉任嚣召赵佗前来密谈,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秦亡,赵佗“即击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统辖了岭南三郡,把西瓯、骆越地纳人自己的统治范围,从而避免卷人一场战争,使岭南处于一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这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
从赵佗称南越武王开始,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平定建德、吕嘉叛乱,南越国除,历世 93年。在这一段时间内,赵氏政权大力推广汉文化,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很快地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从而在根本上巩固了民族间的团结。特别是赵氏政权实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完全符合汉、越人的根本利益,因而巩固了南越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史载岭南地区“天下诛秦,南海尉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但赖其力”同时,赵氏政权还认真地帮助越族人民提高文化,推行所谓“以诗书而化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的措施,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使越族人民能够“知书识礼”而致“渐见礼化”。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是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建国以来考古文物工作的辉煌成就,使我们得以凭借丰富的考古材料来了解、考察岭南汉越民族在文化、生产、生活、葬俗等方面发生交流与融合的情况秦汉时期的文物在两广地区发现的非常多,从出土文物看,虽然还保留了一些战国遗风,但汉式陶器却迅速发展为主要器物,汉文化的影响通过考古文物表现出来。
在劳动工具与生产技术上,由于两广本身就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岭南越人和中原汉人一样是农业民族,从事着农作物耕种,故汉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铁器、牛耕,适宜于岭南的农业生产,为越人喜用。秦以前,岭南地区的铁器很少,只有广东出了铁口锄、斧二件铁器。秦以后,岭南所发现的铁器激增,据统计,仅广东地区与秦以前相比,则“增加150 倍以上,种类增加到22 种”。在两广秦汉墓葬中发现的铁制生产工具及其他用具主要有桦、插、锄、镰、斧、凿、镑、炉、剑、戈、矛、匕、削、刀、族、带钩、剪刀等,这些器物的型式多与中原地区相同,且当时岭南似未有冶铸业,故应是从中原输人的。
在房屋建筑上,先秦以来,岭南越人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是干栏建筑,中原汉人的房屋建筑则多是平地而起的,汉越杂居后,汉式风格的建筑必然对岭南越人产生影响西汉时期,岭南汉墓出土的随葬陶建筑模型,较多干栏式建构,而到了东汉以后,干栏式陶屋很少见,流行的是曲尺式陶屋和三合院式陶屋,楼阁建筑模型已开始出现、增多反映出不少岭南越人已逐渐放弃传统的居住形式,而采用汉式风格。这无疑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表现。
在语言与文字上,由于诸多的原因,岭南越人语言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所以历史上早就有“重译乃通”的说法。但是大量汉越人相互杂居,共同的经济生活导致相互信息的交流,其结果必将是汉人习越语、越人习汉语,大大消除了汉越文化交流的障碍。考古中已发现不少文字材料,除简、犊、印章外,这些文字或刻镂、或拍印、或烙印于陶、铜、漆、木器物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文字材料尤为丰富广州南越文王墓发现有刻于铜器、陶器上的文字,其中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常御”、“居室”、“食官第一”等字。另外,南越墓葬中曾发现许多印玺,仅南越文王墓就出土了“文帝行玺”等金、玉印19 枚此外还发现了“李嘉”玉印、“臣望之” “赵望之”两面方形铜印、“郑未”、“孙恐”玉印、“家音夫印” “左夫人”等封泥或印章,上述均出自南越王墓或贵族墓中,说明汉字在越人的上层社会中是相当流行的。
当然秦汉时期,岭南与中原的关系并不仅止于上述所说的那几个方面,越人与中原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见之于文献,有的见于考古文物,而更多的是不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中,但仅从文物考古发掘中就可窥见一斑。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早期大型壁画墓—南越王国第二代国主文王赵昧之墓,以它丰富多彩的文物,构思奇特和严密的墓室结构,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可以说南越文王墓是秦汉之际,汉越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一个产物,是汉越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南越文王墓建在象岗石山的腹心深处,墓室全长10.85 米,室内高2.1一 2.3米,分为前后两部分共7室,全部用琢磨平整的红矿岩砌筑石墙,各室砌有深厚的石墙间隔,并有门道互通墓顶均用重数吨的大石板平铺作盖。墓道内四周填了许多巨石。经分析鉴定,墓室的大石,并不产于广州市区,是由外地运来。迄今为止它是岭南地区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汉墓,又是岭南地区唯一的石室壁画汉墓,同时也是目前已发掘的中国最早的一座带彩绘装饰的汉代石室墓。
南越王墓出土了异常丰富的文物,令人眼花缭乱,按其质地可分为金银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象牙器、漆木器、竹器、丝织衣物、药石等10 多类,数量达到数千件,其中还有不少是以前汉墓中从未出土的器物,堪称国宝。如玉衣,和汉制有所区别,不用银缕,而用丝缕,是仿汉天子之制而做。玉舞人、虎头金钩扣玉龙、青白玉剑琏、兽首衔玉壁、透雕龙凤玉饰、玉盒、圆雕角形玉杯、 “文帝行玺”金印、“文帝九年”句耀、漆木屏风盘龙托座、夔金铜壶等。
从南越王出土的随葬品中,可以看出有几种风格的器物,一种是器物的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表明其是秦军统一岭南时由中原带来的,有些则是南越国与中原地区交换换来的。一种是具有本地特色的器物,如青铜器中的编钟、句耀、越式铜鼎、铜提雨、鉴、舫、错、烤炉、瑟钠和大型屏风的铜构件、金银制品等。再一种是具有楚风格和其他民族风格的器物,如楚式铜鼎、漆绘人物铜钝、饰有牛头纹饰、熊首纹饰的铜泡钉和铜节约、四连体铜熏炉等,一看便知这些东西不是南越或中原的东西,而是楚风或其他民族风格的甚至西亚的,暗示着南越王国与海外通商贸易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往来。
南越王国出土的丰富多彩的文物,可以说是几种文化、风格的汇合,中原的、本地的、楚地风格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乃至海外舶来品,都在此得到展现,应该说这是政治、经济、文化互相交流的影响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岭南地区的北部为云贵高原,在这一大片区域内,我们看到珠江、红河水系贯穿其中,将云、贵、两广及越南北部连接在一起。而在古代交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河流、海洋、草原都是人们相互间进行交往的最佳途径,当然也是进行文化传播、贸易往来的最佳途径也就是说岭南地区越人和云贵高原的各族会顺着珠江、红河水系上下往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国曾以财物役使夜郎, “西至同师” 据考证同师即今云南保山。,正在滇越附近,或当时就属滇越管辖。汉武帝时派唐蒙使南越,在南越地吃到来自四川的特产药酱,才知道南越地区,包括西瓯、骆越与云贵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即可以溯珠江水系的西江而上进人云贵高原直至到达四川盆地。西江,又称洋柯江,发源于云贵高原东部,贯穿了两广。岭南地区与云贵高原的来往就是利用珠江—红河水系而进行的实际上这种交往自很早以来就开始了。
到了公元前1000年以后,云贵高原上兴起了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发达的青铜文化—晋宁石寨山文化,与两广地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青铜器有不少共同之处。比较突出的首先是靴形绒,这种铜诚的刃部不对称,外形很像一只靴子,极富地方特色目前仅在广西的恭城、平乐银山岭、广东的德庆、广宁、云南江川李家山出过云贵高原还有一种刃部呈半圆形的绒,在广西恭城、田东、广东清远等地有出土。另外一种具有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是羊角钮铜铃,这种器物上小中大、中空,外形是一种圆锥体,这类器物也只在云南、广西、广东发现,具体的出土地点有云南楚雄万家坝、晋宁石寨山、广西西林普驮屯、浦北大岭脚、容县龙井讹、贵县罗泊湾、广东广州等地。
羊角铜铃的年代与靴形绒一样,也正好是从战国时期到西汉,不过靴形钱在广东西南和广西东北部出土的年代要早些,相当于战国早期,而云贵高原所出的要稍晚一些,相当于西汉早期。羊角铜铃年代最早的发现于云南楚雄万家坝,相当于战国早期,而在两广发现的年代都比之晚,所以应该说不是岭南地区本地的产物,而是云贵高原的东西。
另一个最具特色的当属铜鼓。考古发现证实的铜鼓的主要分布有云贵、贵州、广西南部、广东西南、川南、湘西以及越南北部等地。而云贵高原的楚雄万家坝的铜鼓,是年代最早、制作最为原始的,目前众所公认铜鼓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滇中地区。铜鼓产生以后,便随着岭南地区与云贵高原之间的往来,经由珠江—红河水系传播开来。
南越王墓出土了两种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即铜车马饰—铜泡钉、铜节约。铜泡钉式,其中4件上均铸有牛头形纹饰,牛大睁双眼,额头正中有一尖锥形,有三道凹凸横纹,鼻孔上翻,双耳后面有长而后弯的牛角。另一种是节约,共有64 个,节约为半球形,球面铸一熊,突出了熊首及四爪的轮廓,似棒一物,作咬啮状。这两种东西看起来只不过铜车马上小小的构件、饰物而已,好像没什么,但其上的纹饰却让人感到十分有趣。我们在中原的同类器物上几乎没有见到在铜泡钉、节约上铸有牛、熊纹的。带牛、熊纹的铜泡钉、节约带有很浓厚的云贵高原风格特点。在楚雄万家坝则出土两件动物圆牌饰,一件浮雕有四肢伸展的蟾蛛,另一件在牌饰的边上圆雕有两只相对而立的熊。在晋宁石寨山、江川的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等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动物纹牌和圆雕造型中,以牛的形象最多。除了整体的造型外,还有不少铜牛头,有的还经过夔金。在晋宁石寨山出江川M3:64 屋宇铜饰和M6:22“干栏”模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屋檐的下面都挂有牛头,这使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如壮傣语族、苗瑶语族的一些民族中,都曾有过把牛头挂在房屋的墙壁上,以显示其富有的习俗。虽然不能由此断定,南越国时期也曾有以牛头显示其富有的习俗,但应该可以说它们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
南越政权在积极地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同云贵高原发生联系,互相来往。牛头纹的铜泡钉、熊纹的节约出现在南越文王墓中,说明了南越国的上层社会并没有排斥其他民族,而是尽可能地将于己有利的东西融收进来,变为自己的东西。所以从岭南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了解到岭南越人、云贵高原的各族利用珠江—红河水系相互传播、交流、融合。由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岭南越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他各族文化,如云贵高原的滇文化、夜郎国等相互交流传播的结果,是汇合了多种文化因素的一种文化,从而也最终为它能够在西汉后期,迅速地融人汉民族中,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于岭南地区负山临海,水陆交通便利,岭南越人最早开发了我国南海海上交通业和造船业。自秦以后由于大力推行先进的生产技术,岭南的农业生产有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门类很多,尤以青铜器制造、漆器、玉器和造船业比较突出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铜器多达200 件,其中一件重30750 克大铜鼓,鼓面和鼓身有衔鱼的翔鹭纹、羽人舞蹈纹、羽人划船纹等装饰,如此体型大、精致的装饰,如果不具备高度的冶铸技术是不可能铸出来的。造船业也是如此,1974 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大院,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有3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显示了秦汉时期越人造船的高度技术水平。
秦汉以后,进人南北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新阶段,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给岭南地区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前面提到的象岗南越文王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也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内河航运,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使南越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们不仅积极地吸取中原文化之精髓,吸取其他民族之长处,同时他们还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海外进行文化贸易的往来。解放以来,在广州出土的南越国时期的文物中有不少关于海外舶来品的证据。
象牙 南越文王墓的东侧室出土一枚“赵蓝”覆斗纽象牙印西耳室出一件金银线扣刻画填彩象牙厄原支大象牙5枚,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现生非洲象接近,而与现生亚洲象的纤细型区别较明显,经研究确认应是辗转输人的海外舶来品。
熏炉 燃熏香料用的熏炉,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不少,陶制的、铜制的都有,盖面镂空的气孔都是几何图形或蕾花形,与中原等地汉墓所出连峰形盖博山炉有别。在南越文王墓中还出有4个方形炉体连在一起的四连体熏炉说明南越贵族中燃熏香料已蔚然成风.燃熏香用料主要产于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史记》和《汉书》所记载在番禺集散的“果布”。据中外学者考证,即马来语龙脑香的音译“果布”。所以南越国贵族燃熏的香料应是从海外输来的。
银盒 南越文王墓出土一个扁球形银盒,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272.6克。盖腹各有一排椎镍成交错突瓣形式的主纹带。两主纹带间的盖腹相合处,各饰一条穗花窄纹带,表面夔金较薄,不同于汉代铜器上奕金较厚的造法。此器与中国传统器物迥异,而与伊朗古苏撤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刻有波斯薛西斯王名字。公元前486一前463年的金银器类同这件银盒可以认定是来自海外舶来品。
虽然上述海外舶来品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仍足以说明和海外有互相的往来。这种相互往来的基础就是南越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中原文化对之影响的愈加广泛。

以上略谈了岭南越人对外交往的情况,由此了解到岭南越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善于积极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政治制度、文化、生产技术,丰富、发展、提高自己。到了秦汉,特别是南越王国的建立,使汉越民族的交流愈益频繁,岭南社会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岭南地区越人文化,固然是在本地区发展起来的,但却不是单一孤立、固步自封的发展,而是一种全方位式的开放发展。与北方,通过楚国作为媒体接受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逐渐地将越人文化纳人中原文化的轨道 与西部、西南部的各族,如云贵高原的各族、长江流域与南越人相互交往,互通有无对海外进行开拓,和东南亚各国等沿海国家往来。所以岭南越人的对外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南北文化的交流,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这种文化是这三种文化交流的结果没有这三种交流就不会有南越文王墓中多种多样、风格各异的美妙绝伦的艺术作品,就不会有日后岭南地区的迅速发展。这也说明任何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只有积极地同先进地区、民族相互往来,取长补短,才能由落后变先进。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宝贵经验。正是有了秦汉时期汉越民族的大融合,有了南越王国93 年的发展,使得岭南地区,在西汉以后成为一个经济又化都相当发达的地区,也为古番禺—今广州成为大都会、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更进一步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探讨岭南越人的对外关系,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文献资料来源:1994年   出自《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作者: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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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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