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虽历经数次革命起义失败，他还是“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决意推翻腐败残暴无能的清政府，铲除几千年君主专制之毒政，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当广州新军革命起义后，孙中山先生仍然信心坚定，继续联络同志，发动武装起义。他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一章中，特申说：“夫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辛亥黄花岗即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就是在这样坚定的信念下，策划发动的第十次革命武装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召集同盟会骨干成员在马来半岛槟榔屿开会时，确定广州为举行辛亥起义之地，随即在香港建立了严密的起义组织机构和统筹部，并由黄兴负责。
1．起义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结构。
由于广州地处中国南部边境地区，受外来思想影响较大，易于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而且广州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又有明显的革命倾向，近郊的会党在反清斗争中亦非常活跃。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徐维扬与莫纪彭也进入广州府花县，组织番花同盟分会，公举徐进坤为会长，徐绣文为副会长，徐植生为书记，徐满登、徐悦生、胡安、曾积、徐广详等为干事，由于积极发展革命党人，很快在广东清远、番禺等地入会者达千余人。1910年11月孙中山召集同盟会领导人及骨干成员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马来半岛槟榔屿开会确定再次起义，广州定为革命党人举行辛亥起义首选地点。1911年1月底，中国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严密领导起义的组织机构统筹部，由黄兴、赵声分别任正、副部长。实行部设在广州摆花街，负责制造炸弹及准备暗杀活动，由方声洞主持。统筹部下设总务、调查、编制、交通、调度、储备、秘书、出纳八课（科），负责人分别为：洪承点、罗炽扬、陈炯明、赵声、姚雨平、胡毅、胡汉民、李海云等，在广州共设分支机关38处，共同筹划起义。广州小东营（即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被设立为总指挥秘密机关，有大事商议时，同盟会各组负责人便会齐集到总指挥部。在人员和战役安排布置上，都有全面考虑的周密计划。孙中山先生，在起义前做了很多沟通及外交活动工作，以减少外来阻力，争取更多的帮助和大力支持。其中有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党人此次义举，倾全党之人力财力而来”。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特别提到“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起义的决心和毅力显而易见。
2．辛亥黄花岗起义前的筹款情况。
光绪二十年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再经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腹地，清廷益显屈辱投降腐朽崩溃的状态，而各帝国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中国，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境，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洲，他洞察各国形势，及时向各地华侨鼓吹宣传革命。他及时揭露帝国主义者进一步施展对中国的侵略阴谋，指出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成立谅解，互相呼应，互相勾结，纷纷订立协议。例如英俄协约、日法协约、英日同盟，甚至日俄战后，两国之间，怨隙尚存，仍订立协约，结果只会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所谓协约者，反而言之，实协同以谋中国，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更残酷的压迫与掠夺”。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从美洲取道日本，往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召集国内外同盟会骨干多人，商讨对策，发动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以挽救祖国的危亡。孙中山先生为了鼓舞士气，增强起义信心，在会议上激励革命者：“我们上几次的失败，因受了保皇党的阻力 ，虽然本党没有多大发展，但革命的风潮己漫延全国，我们只要继续拼命去干，不怕没有成功的希望；要知道这一次起义革命，是关系全国民族存亡的关头。至于起义经费方面，一定要作好充分的准备，有了资金，就可以买器械，有了器械，就好举事。一旦革命成功，我们便建立民主国家，建设新中华，我国民族，就可以和世界各强国相比，一律平等”。大家听了孙中山先生激情洋溢的讲话，都很兴奋，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和全体与会人员商定了筹款办法及其事项：先在南洋各华侨爱国志士中筹款十余万元，而美洲华侨的筹款，则由孙中山先生亲往主持。孙中山先生起义前致美洲华侨一封信中坚定而恳切地说：“……刻下己开始陆续布置，急需款矣。此次之动，乃因日俄协约，时势甚急，内地革命风潮己普及，军心民心皆同归向。加以吾党久困奇穷，不能稍待。有此之者，相迫而来，不得不发。故主动各人，决议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有十万元为事前布置固起，无之，亦必冒险而起也”。由于孙中山先生的策动与鼓励，南洋与美洲华侨，在短短时间内，筹款数己超额完成，共计187636元，并坚定了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决心。特别是加拿大域多利埠洪门致公堂。为支持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将其房屋抵押给银行，获三万元，全部捐作起义经费。1911年孙中山先生为筹措起义经费，前往美国旧金山筹款，得到洪门致公堂的鼎力支持，遂在金山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它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印制了募捐凭证-“中华民国金币”卷，承诺“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实银”。票券由孙中山先生设计，面值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现在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黄花岗之役各地华侨捐款统计表、黄兴到香港后的筹款函、辛亥年二月一日赵声、黄兴、胡汉民等收到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汇款的复信及收据、美洲维多利亚致公堂会员签字赞成变卖致公堂房产以支持中国国内革命的一份文件、辛亥年三月十五日统筹部颁发的捐款收据等文物，反映了当年海外华侨及爱国人士大力支持辛亥“三.二九”起义筹款义举。
3．辛亥黄花岗起义的武器筹备。
当确定辛亥广州起义后，海外革命党人用所筹的资金在日本购置了大量的军火武器，不过，运往国内和在广州搬动的过程非常困难，为解决此问题并掩人耳目，革命党人常用假办“喜事”等形式，将武器弹药藏入花轿、果盒、花篮、礼品盒中运入城内各秘密机关和总指挥部（即现在的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很多爱国女士及同盟会女会员都参加了这次起义，她们扮成新娘或女眷租赁房子来保护秘密机关及革命党人在广州落脚。其中同盟会制定的省城运动军事之办法十条，运送武器的器具和参加起义的女会员罗阿练、罗四妹的合影，假扮新娘的卓国兴等图片在本纪念馆己展出。
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喻培伦还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秘密研制手制炸弹。试验炸药期间，他曾不慎炸伤自己的左臂，但仍克服重重困难继续试验。1910年还撰写出《安全炸弹制造法》一书，总结试制炸药的经验。辛亥黄花岗起义前，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保秘性强，他以不屈不挠、顽强勇敢及拼命的革命精神支撑自己造出了几大筐炸弹。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运送武器过程中，都分别给家人写信，讲述起义时定会大难将发，但仍慷慨赴义，为的是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营救中华民族，嘱托并教育儿女要以大局为重，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父志。
以上这些，就是辛亥黄花岗起义前的筹备情况，也体现了孙中山领导并参加起义的人们为挽救国家命运而献身的决心及信心。

孙中山 黄花岗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