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到越秀山散步。沿途有刚刚重修的广州明代城墙为伴，感觉颇好。期待修补的部分尽快变旧，与原有部分融为一体，这样感觉会更好。重修城墙的事肯定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重修的部分就是假古董，有人认为对已然破旧的建筑进行修补很正常也有必要；有人欣赏完整的事物，有人欣赏残缺之美；有人认为修旧如旧的整饰是对古建筑的保护，有人认为保护好现状是对历史的尊重。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凡事不应绝对。每种观点都可以找出许多依据，争论会很激烈。关键是要就事论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且争论中不应错误想象只有自己才最爱这座城市、这个建筑或这个古迹，不同意见者则肯定是别有用心；也不要习惯性沿袭一种谬误，即认为唯有自己最懂这座城市、这个建筑或这个古迹。这样争论才会理性有效，得出真知。
此刻，凝望这静静的越秀山明城墙，在山间的风和茂密的林中边走边回顾城市的历史。我想，这不是很好吗？尽管这城墙修补得仍有缺憾，在建筑美感上与个人审美要求也有距离。但这不是在整个城市恢复旧城墙，而是在越秀山范围的部分修复，作为局部修复未尝不可。而且，修补也是古建筑保护的方法之一，以这一方法用于越秀山旧
城墙的保护是可取的。
部分专家及舆论总是一概反对古建筑的重修，更反对重建，认为重修或重建之后的古建筑就是假古董。他们担心古建筑一旦经过重修或重建就会失去真实性和历史价值。我认为这是绝对化的观点。就一般来说我也认为最好是不加变动地保持原建筑本身，主张顺其自然地保持建筑在漫长岁月侵蚀中所呈现的面貌。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选择。为什么不可以重修或重建呢？一些重要的建筑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残旧了破损了，甚至严重损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后人在某个时候加以重修甚至重建，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普遍有之。真正的完全未经重修或重建的古建筑只是所有古建筑当中的一个部分。若按假古董说法推论，许多古迹都是假古董了。著名的罗马万
神殿是毁于公元80年一场火灾之后重建的，更在公元120年作了部分改建，这是假古董；始建于9世纪的法国伟大的哥特式建筑沙特尔大教堂则是经历了1020年和1194年两次火灾之后两度重建的，同样是假古董；最早完成于秦代的中国万里长城也经历多个朝代的建筑重修，其中著名的北京八达岭段就是明长城，并且经历多个朝代的修复，也是假古董；建于公元537年的广州六榕花塔北宋初年毁于火后于
宋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年重建，同样是假古董……显而易见，这些判断是荒谬的。从客观现实情况看，简单地绝对地反对重修或重建古建筑的看法是片面的和站不住脚的。
什么是古建筑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呢？建筑一旦被建造出来，连同此后的所有变动，都是真实的存在。古建筑的真实性就是其在历史上存在、变化以及被使用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被准确地认识。建筑包含的以往生活的信息就是其历史价值所在。具有越久远的存在，其变化越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则越具有历史价值。由此而言，一座
历史上曾经被重修或重建过的古建筑，它向我们呈现它存在与变化的过程并由此向我们呈现一段历史生活，这样它就具有毋容置疑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历史是时间的概念，时间是过去向现在及未来的绵延。2000年前重建过的罗马万神殿依然是罗马万神殿，近现代修复过的中国长城依然是中国长城。而我们今天重修的越秀山旧城墙，它依然是越秀山旧城墙。古建筑不因曾经重修或重建过而改变性质，也不因曾经重修或重建过而失去历史价值。
对于保护古建筑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绝对化，除了知识方面的原因，还因为思维上的僵化。我们的文化有一种很严重的惰性，那就是：绝不容易接受改变，绝不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一旦在付出足够代价之后终于接受了，也通常会是这样的结果，即变化了的事物从此成为新的定式不得越雷池半步，开始新一轮的漫长的僵化。
我们敢在北京紫禁城内加建一个“金字塔”从而赋予紫禁城以新的生命吗？我们敢在传统城区的四合院当中加建一个“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从而把最前卫的建筑融注于京城最古老的社区吗？肯定不敢。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会觉得就是想一想也是犯罪。我们只会在欣赏和描述贝聿铭的罗浮宫金字塔时极尽赞美之能事，只会在眺望和指点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时赞叹它如何大胆而优美地划破巴黎的旧城天际线，似乎我们真的那么一贯具有创新精神和欣赏新事物的能力。其实我们不过是叶公好龙和事后诸葛亮罢了。

广州 越秀山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