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香港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先生到广州，希望市政府提供适合的地皮，由他代表的“新合和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一家有1200个房间、餐厅可容3000人的高档大型酒店。我代表市政府出面接待胡应湘。胡应湘坦率告诉广州的领导，此前他去过北京，但北京市提供的地皮距离市中心很远，只好转到广州来寻求机会。
旅店房间严重匮乏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当时广州地区可供接待海外宾客的酒店只有东方宾馆、爱群大厦等寥寥数家，而且普遍设施落后，服务水准相当低。每逢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更是一房难求。外经部门的工作人员反映，他们好不容易请外商、港商到广州考察投资环境，却连像样的住房都无法安排，来宾往往叹息掉头而去。而单靠政府投入大举兴建高级酒店，显然不现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欢迎胡应湘的设想。有关部门经过研究，认为可以提供象岗山附近一片地供胡应湘选择。这片地位于繁华地段，距离火车站、机场都很近，但总面积只有1.7万平方米，用于建设大型酒店似乎太小。同时，这个地点紧邻东方宾馆，容易引发商业竞争。可是，胡应湘考察这片地之后，马上决定要下来。他代表新合和公司与广州市政府签署合同，确定新合和与广州市服务局下属的羊城服务发展公司合作，港方投资1.25亿美元，穗方出地，兴建中国大酒店。酒店利润按双方各50%的比例分配，酒店由港方全权管理，经营20年后无偿转交穗方。胡应湘说：“房地产最重要的是地点、地点、地点。只要地点好，不怕有不利因素。”为表示投资者的决心，胡应湘在新合和中股份最高，为25%。
所谓“地点、地点、地点”，即英文的“Location,location,location”，确实是成功开发房地产项目的首要前提。胡应湘果断决策，表现出他作为地产商人兼建筑设计师的过人素质。他原籍广州花都，1935年生于香港，其父胡忠是白手起家的“出租车大王”。胡应湘195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系后，成功领导家族企业向房地产转移，于1969年成立合和实业。他小时读过私塾，又在世界一流大学受过现代教育，既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国际视野。1980年4月，胡应湘、郑裕彤、李嘉诚、冯景禧、郭得胜、李兆基等香港六大财团领军人物共同组成新合成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中的“新”代表冯景禧、郭得胜、李兆基3人创办的“新鸿基”以及郑裕彤领导的“新世界”，“合”即合和，“成”代表李嘉诚，决心向祖国大陆投资，并选择高档酒店为突破口。
胡应湘等人这一决策，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势。然而有人指出，新合成六大股东中任何一家，其经济实力都是以独力投资兴建中国大酒店；之所以6家联手，是觉得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因而设法避免单独承受投资风险。他们的谨慎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当时引入外资的先例不多，党内、政府内部分负责干部的认识还未明确，对使用外资顾虑诸多。
与内陆部分地区相比较，广东的情形要好些。这一带历来是对外商埠，毗邻港澳，对外交往较多，干部群众对外向经济并不陌生。解放初期，主政广东的叶剑英等就提出保护外贸的设想。陈郁担任广东省长期间，曾率我到宝安县南头调查研究，提出恢复生产传统出口商品的主张。1966年，朱德委员长到广东视察期间，要求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商品流通与外贸工作相适应。可惜这些想法与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国民经济又经历了“两个凡是”的短暂徘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党内外有不少人都认为必须扩大与海外的经济往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逐渐成为共识。
胡应湘等向内发展的宏图，与国内政府、民间全力开展经济建设的热流汇合成一体。中国大酒店很快完成立项手续，进入设计阶段。胡应湘亲自陪同我们到新加坡、菲律宾参观，比较高档、中档两种类型的酒店，以扩展眼界。回来以后，胡应湘亲自担任建筑工程与技术总监，引进滑模施工等先进技术，保证工程进度与质量。酒店建设阶段，胡应湘先后回穗100多次。
中国大酒店施工期间，传出中方将收回香港的消息。由于对内地缺乏了解，香港部分银行、财团收缩对内地的投资，新合成个别股东曾打算撤资，胡应湘却十分坚定。他说：“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中国大酒店也要做下去。”克服多方困难之后，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如期建成开业，并全面开放欢迎市民参观，与多年来国营宾馆壁垒森严的保安措施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大酒店即将开业时，我请著名艺术家刘海粟题写了店名。酒店管理层计划找专家设计店徽，我建议他们公开征集，入围者予以奖励。第一名的奖品是一台彩色电视机，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叶算是轰动性的重奖。结果各界人士纷纷送来设计方案，我们从中选出一个红灯笼形状的“中”字图案，加以修改后定为店徽，广受好评。

中国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