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年愈古稀的吴炼衡，从1952年就在广州的电影公司工作，一直做到1997年退休。他从最低的修片员做起，40多年里，做过片库、发行、宣传等各种和电影放映有关的工作。现任永汉电影院经理的李国华，从1971年开始进入广州电影院工作，将近40年来，辗转工作于各个老影院中，从广州电影院、金声电影院，到现在的永汉电影院，都有他的工作足迹。吴炼衡和李国华都亲历了广州老影院和电影事业的沉浮起跌，当那些年月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们的口述就是一份珍贵的广州影史记忆。
【一张电影票可换一台衣车】
在买块手表、买辆单车甚至买米、买肉都需要凭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影片经理公司（简称“中影”）中南区公司华南分公司工作的吴炼衡，拥有的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因在电影公司工作的便利，他能轻易拿到那年头同属稀缺品的电影票。“看电影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一票难求，一部好电影的票更是抢手，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吴老先生的回忆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全城追看《阿凡达》的盛况，但其实不是一回事。五六十年代的观影热，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总体不够多，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娱乐生活方式的单一。
当时主流电影除了国产电影外，更多是来自前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利亚、朝鲜、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底，广州12家影院参加全国57个城市同时举行的“苏联电影周”活动，期间放映了《明朗的夏天》、《难忘的1919》、《苏联大马戏团》等一大批苏联电影，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而国产片像《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等，票也非常抢手。吴炼衡当时有朋友是在二轻局的，能弄到衣车（缝纫机）票，他便会用电影票去和朋友交换，各取所需。
在物资匮乏的日子里，一张电影票能换来生活的必需品，那票价多少？“广州、新华、金声是当时广州最高级的影院，它们的票价是最贵的，分前座2毫，中后座2毫半，楼座3毫三个档次。以当时月平均工资不到40元来看，其实也不算便宜了。”这个票价是不是意味着楼座最好呢？吴炼衡却说不是，过去都是一个大厅，座位过千，其实以视觉和音响效果来说，中座的效果最好 ，但当时人们都觉得楼座显得高档。因当时几乎没什么娱乐生活，一家大小去看电影成了最流行的消遣方式。
【“招待场”与“独沽一味”的广告】
除了一票难求，五六十年代看某些好电影还是一种“特权”和“福利”，有些电影不卖票，只设“招待场”。所谓招待场，多数设在新华电影院，会以赠票的方式分发到市内一些单位。吴炼衡仍清晰地记得每个月的招待场放映之前，自己像“避难”一样逃避各方“关系”索票的情形。因票少人多，总是不能满足需求，不时有人会打电话过来问，还有没有票、能不能多给几张。有时实在无法应付，吴炼衡便会对外谎称自己出差了，不在广州。
在电影公司的放映室里，每周都会试映新片。电影公司的宣传人员会去单位“组织观众”，单位的工会包场看电影是当时一种员工福利。旁人羡慕吴炼衡能经常看电影，但当看电影成为一项工作，也会变成一种负担，他说，如果从早看到晚，就会看到打瞌睡。
广州虽然是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城市，但在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没有商业可言，更不用说商业广告，吴炼衡说，那个时候，“独沽一味”的街头广告就是电影广告。“当时的电影宣传画是是我们美工室的几个老师傅画的，他们画功了得，海报画得就像油画一样，日晒雨淋都不会褪色。在广州比较旺的地带都可以贴，比如现在新大新公司那里，会在楼上专门放铁架挂大型宣传画，还有仓边路、沿江路一带码头、一德路、中山路、旧体育馆前等地，都会挂。我曾经拍下过照片，可惜后来散失了。文革后，这样的宣传画就少多了。”和吴炼衡的回忆相互印证的是《广州电影志》的记载：1965年以前，街头的大型电影宣传牌有14处24块，分布在南至晓港，东至白云路及东山口，北至盘福路，西至下九路及第三工人文化宫等市区的主要马路和公园里。
电影预告也像今天一样，会登在报上，但广告费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吴炼衡说，“不要小看这些电影预告，它们随时会影响一份报纸的销量，因为很多人会为了看电影预告而买一份报纸。”
【从“被选片”到自行选片】
如上所说，当广州电影公司还叫“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中南区公司华南分公司”的时候，意味着那是一个高度计划统一的年代。吴炼衡说，当时广州的电影供应和放映都受到中央的垂直管理，财权、人事权等都归北京管。广州管全市包括增城、从化、花县等县和几个郊区的统一供片、统一排期，“中影”给什么片子就放什么片子。
据吴炼衡介绍，改革开放初，全国能自行买片只有三个直辖市和重庆市，重庆之所以能这样特殊，是因为它所在的四川是人口大省，电影市场庞大。广州电影公司当时的一位女经理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灵机一动，也到北京去“游说”，希望为广州也争取到这样的权力。吴炼衡说，广州一直是全国电影市场重镇之一，电影消费能力一向很强，电影收入占过全国第一，上交的利润也很高。1986年7月，经“中影”批准，广州电影公司也实行了影片供应计划单列，有了影片的自行选购和较大的调配权。后来武汉也曾想效仿，“中影”却说，广州是最后一个了。就这样，广州市电影公司获得了自行买片权。
后来，各省都可以自主买片后，“中影”每年会组织各省市的电影公司去制片厂看片，当时称“看片会”。当时主管宣传的吴炼衡经常要到全国各地的制片厂看片。看片人员看完电影后，立即就要拍板决定买还是不买，因此各地制片厂待看片人员如上宾，导演、演员也会出来推销自家的影片，只希望能多卖出几个拷贝。吴炼衡说，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行贿现象，但能吃好住好玩好倒是真的。但看片其实不是想象中的美差，最辛苦的时候，吴炼衡一天要看十几部片，每部还要做好记录以免忘记，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片，“头都看晕了”。
吴炼衡说，他会尽量选择一些观众面广的电影拿回广州，对艺术性的考量倒是其次。当时的娱乐传播不像今天这样发达，报纸的娱乐版面很少，人们对名导演、名演员的追捧也不似今天那样狂热，因为选片不会特别考虑影片以外的很多因素，而是要尽量兼顾各年龄层观众的需要，吴炼衡说，电影公司也要考虑票房，毕竟要自己养活自己。
【影院改造的“广州模式”】
和率先自行买片一样，改革开放后广州影院的改造，也走在了全国前头，体现了广州人敢喝头啖汤的大胆精神。
50~70年代，广州的电影院都只有放映电影的单一经营。虽然在1957年改建“新华”为宽银幕影院是，将其建为有音乐厅、曲艺场等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场所；也在广州、河南、美华灯影院附设过音乐厅，但在指导思想上，对影院的多种经营，长期以来一怕影响电影主业，二在方向问题上有所顾虑。永汉电影院经理李国华形容，在80年代以前，开影院可是亏本生意，而且电影放得越多亏损越多。
进入80年代后，刚从八个“样板戏”的苍白和贫乏中挣脱出来的广州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的追求随之日益增长，电视机和其他娱乐方式开始相继出现，电影此时不再是人们能选择的唯一消遣方式，如果固步自封，就不能再吸引观众走进剧院。这种危机感是当时广州的电影院改造的深层动力。
广州电影院和西濠电影院现在已不复存在，但回顾80年代的全盛时期，它们不仅仅是两家影院，更是一种全新的夜生活的象征。李国华说，两家影院所在的西濠二马路，是改革开放初广州的“不夜天”，40岁以上的广州人对那里的繁华都会有印象。短短100多米的路上，有如日中天的南方大厦，有新华酒店、爱群大厦等高档酒店和饭店，对面的码头则是各地来广州的人们的登岸处。广州人从这条路上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夜生活”。这里夜色生猛，每天都像年三十的花街一样，人流如鲫。“那时候，广州影院和西濠影院会通宵放映到天光”，李国华这样形容这条街的繁华，“在这条路上开一间卖纸皮的小士多店，都会发达”。
李国华当时供职的广州电影院，1982年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从小卖部开始尝试多种经营，后来渐渐发展到做电影的商业广告、放录像、开舞厅等。从1985年11月开始，广州电影院利用它的“舞艺沙龙”场地，与太平洋影音公司合作，每周日开办一场“音乐欣赏会”，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影院的硬件改造也迫在眉睫，吴炼衡说，当时永汉电影院软座位、高靠背等硬件改造最靓，也带动了全国影院的改造潮。
广州的种种大胆尝试，不仅重新吸引了人们观影的热情，而且引来了全国影院的效仿。李国华时任广州电影院副经理，耐心接待各地采访学习，“讲到口水都干了”。1987年3月，“中影”在广州召开全国城市电影院改造建设经验交流会，把广州市电影院的改造建设称为“广州模式”，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开花。李国华说，回顾这样的历史，是很让人自豪的。
观点
抢救“家底”要像抢救文物一样
对于近年广州老影院的纷纷停业关闭，吴炼衡和李国华都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这说明旧影院的经营模式正在衰落，改造才能求生。
但对于金声电影院所在地要建成电影博物馆的传闻，他们看法不一，吴炼衡并不认同，李国华却很支持，不过细想之下，两人说的其实有点异曲同工，即博物馆不能只是说说，要有真正的东西可看才行。
吴炼衡认为，很多老影院都停业十年八年，旧场地已没有什么遗存，如果开博物馆，要展出什么给人看呢？李国华认为，旧的电影文化应该保存下来，给后来者一种启示。关于老影院的实物和记忆，现在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些其实也是广州的“家底”。李国华认为，抢救这些旧电影文化“家底”要像抢救文物一样。早期因为没有这种意识，很多旧的实物、设备都没能保留下来，包括像金声、永汉这样的老影院，都没有什么保留，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也是接下来的文化抢救工作面临的一大问题。
80后的老影院
今夜，主角是金声电影院
据1月26日信息时报报道，市内一个艺术团体以金声影院为题，拍成怀旧电影《金声泪》，并在恩宁路至多宝路的骑楼街贴上70多张电影海报。有街坊表示，与老广州相伴了76余年的金声影院将要被重新规划，难免会激起心内的怀旧情愫。
这个活动的发起者是市内一个名为FIREXRD的艺术团队，记者在网上联系到负责人阿火并进行了采访。据他介绍，《金声泪》将以黑白电影剪接创作而成，内容围绕金声电影院的发展，以旧电影海报、黑白默剧片等金声影院最熟悉的画面、声音作“电影语言”，让金声电影院自述其感，对76年的历程作临终缅怀。参与这个活动的是包括阿火在内的四五个80后，他们对老影院都有很深的记忆和深厚的感情。
阿火介绍，在《金声泪》后，他们将会收集更多广州老影院及戏院的资料，希望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内涵与魅力，他认为“怀旧情感对一个城市而言亦是一种需求。旧影院戏院作硬件更新、修缮活化，亦能有一翻新作为”。
备忘录
广州电影的不完全记忆
1903年左右，有一华侨带着放映机和几部风景片，在长寿大街（现长寿路）高升茶楼放映。
1908年，一华裔美商在清风桥畔（新华影院旁）率先开办通灵台影院。
1931年，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雨过天晴》在中华影院上映。
1934年，金声影院用鼓风机将冰块产生的冷风，通过管道送至观众厅，成为广州第一间有“冷气设备”的影院。
1937~1938年，七七事变至广州沦陷前，广州影院业务低落，但放映抗战题材影片却大受欢迎，永汉影院放映《抗战特辑》时场场满座。
1948年，当时影院工人工资定为以大米折算，带位员每月108斤，守闸员120斤，放映员每月260~396斤。
1949年，大华影院首次放映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
1952年，中国电影经理公司（简称“中影”）中南区公司华南分公司成立。
1956年，全市14间私营影院全部改为公私合营影院，广州影院经理林艺和职工黄昌育，首创邮票式电影票，改革原来点位划票的售票方式，后得到推广。
1957年，广州市第一间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新华宽频电影院改建完成开幕。
1961年，广州第一间立体电影院——西濠宽银幕立体电影院改建完成开业。
1963年，珠影摄制的《南海潮》上集——《鱼乡儿女斗争史》上映，首映11天观众达到93万多人次，创下建国以来广州映出一部故事片的最高观众纪录。
1969年，因“文革”，全市电影一片萧条，其中“样板戏”占了很大比重。
1984年，新华影院年度总收入超过100万元，创造了广州市影院年度营业额的新纪录。是年，各影院开始扩展多种经营项目，如开办桌球室，音乐厅，餐厅和小卖部等，至1990年其利润额已占影院利润总数的90%以上。
1985年，新星影院以探索性艺术影片放映陈凯歌的《黄土地》，观众达9700人次，上座率98%。后来新星影院一直坚持此类电影的专场映出，1989年被中影公司指定为全国10家艺术影院之一。
同年，广州影院从11月起，每周日上午开一场音乐欣赏会。新华影院在附设的舞厅首创“老人舞会专场”，后被推广到不少舞厅。
（以上资料参考广州市电影公司1993年主编的《广州电影志》）
文献来源：2010-02-07 信息时报-C06
作者：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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