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说明重阳节起源于东汉的例证，也是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南北朝时期( 420-589）南朝梁代（502-557）吴均( 469-520 )《续齐谐记》所载的一个传说：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此可代也”意为“这些牲畜代你们全家受灾了”。)
后人讲重阳节，大都将这段文字作文献引用，这见于现在很多相关资料与辞典。其实，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并非史实。吴均是史学家，著有《后汉书注》、《齐春秋》等史籍，而他撰写的这部《续齐谐记》，却是一部情节离奇的民间传说故事集。所谓“《齐谐》志怪，盖庄生寓言”。(元•陆友跋)在此书之前，已有南朝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七卷问世，都是志怪之说，不过这书后来失佚了，其片段散见于后世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吴均撰神怪故事，称《续齐谐记》，可见他自己就没有把它视作史实。
《后汉书》并没有明确记载费长房是哪个时代人，西晋张华（232- 300）撰《博物志》卷五《方士》提到此人:“魏武帝(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在所记“魏王所集方士名”里就有“汝南费长房”，不过只是记了个名字而已，并没有说他有什么事迹。这么说来，费长房是与曹丕同时代的汉末魏初人，作为曹操的儿子，曹丕应该知道此人，但曹丕说九月九日风俗时，根本就没提这位术士，也没有提到上山避祸，反而说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庆祝这个节日以求长寿，而不是跑到山上躲避灾害的来临。
至于那个桓景，显然是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在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记载，包括公认收罗前代资料庞杂广博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隋唐类书中也没有提到过。倒是在东晋成帝时有个叫桓景的太守。《宋书•符瑞志中》载:“晋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见豫章望蔡，太守桓景获以献。”咸康二年即公元336年，距东汉灭亡已百余年，若把这位捕获白鹿后献上朝廷的太守桓景跟费长房扯到一起，那无异于关公战秦琼。
指称节日源于某个古老的传说，这在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说中屡见不鲜，也最易为民间所接受。费长房故事在重阳节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明证。
这个由史学家撰写的古老传说后来还演变成不同的民间传说，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桓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桓景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桓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桓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桓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桓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桓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桓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桓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桓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温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
这个民间传说至少有三四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对比《续齐谐记》，其“人民性”强多了。前者的桓景是自己一家人跑上山避祸，后者的桓景则是为民除害。前者的术士是费长房，后者却是个泛指的仙人。前者只是说饮酒，没说明什么酒；后者明确记述是菊花酒。若要以不同的民间传说来论证某个传统节日的起源，那就会各说各的故事。
若以《续齐谐记》来证明重阳节的起源，说重阳节是由费长房引发的，那明显不符合史实，因为在费长房之前，这个九月九日的习俗显然已处于萌芽期；但这个故事自有它的现实价值，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重阳节来源的探讨(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先流行于民间，吴均把它记载下来并予加工，就如同清代蒲松龄把听来的民间故事写成《聊斋志异》一样)，更反映了南朝时期的重阳节已经流行，而且民间在节日时“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的习俗已相当普遍，这跟曹丕记述的“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的重阳涵义明显不同，这反映了重阳节习俗的演变。

重阳节 登高饮菊花酒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