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从其传入伊始就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交流、融合而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里程碑则是禅宗的形成。
禅宗形成的标志，则是《六祖坛经》的问世。《六祖坛经》的出现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胡气”十足的佛教变成了中国风味浓郁的禅宗。禅宗一经问世便很快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风靡朝野。它不仅使神秀北宗的后继者“普寂之门盈而虚”。而且形成了“致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的昌盛局面。
“会昌法难”之后，天台、慈恩、密等诸宗衰绝零落，唯独禅宗一花五叶，烂漫盛开于山野林下，繁衍不绝。直到今天，若问起汉地佛教寺院僧尼的法脉，十之八九，大抵皆属禅宗。
禅宗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融汇了中、印两种古老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生活情趣。
作为禅宗宗经的《六祖坛经》，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恒的文化魅力。
首先，《坛经》高扬“人性”的旗帜，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体现了中华文化人本主义的传统特色。
其次，从注重现实人生、主张积极入世的文化传统出发，在修道实践上，大力倡导佛教的入世精神，否定传统佛教出世色彩浓厚的“头陀行”的修道方式。
在“入世”、“出世”这一点上，《坛经》大力倡导入世的修道方法：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慧能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佛法”就在“世间”，觉悟也在世间，离开世间寻觅菩提之智，解脱之道无异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观点对于正统佛教来说无异是一场革命，把“出世”的佛教重新拉回人间，让它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把佛教活动的根基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因此，在修道是否一定要出家的问题上，慧能明确表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并认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居士佛学古己有之，但象慧能这样大力提倡的，还是首次。正因为倡导“入世”的修道方式，强调行、走、坐、卧皆是道场，慧能对那种远离生活、隐迹山林、潜心坐禅、起心看净的修道方式持否定态度。“又见有人教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即有数百般如此教导者，故知大错。”
之所以勿需隐迹静修，坐禅看净，是因为生而为人，本来具有足般若之智、清净佛性，只要让这种清净佛性自然流露出来，便可证入佛境。这种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正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和逻辑。
第三，宗教实践上“见性成佛”的顿悟方式，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整体把握、直观顿悟的思维特征。
第四，《坛经》从中华文化的“性善论”的传统出发，大力倡导解脱论上的佛性说。
《坛经》是古今中外佛弟子的论著中唯一被称为“经”的著作，它一经问世就以其简捷独特的思辨风格、洞察人心的论证方法，风靡整个思想界和学术界，它以及由它而形成的禅宗，不仅成为中国佛学的精髓，而且点化、升华了整个中国文化，它将崇尚出世、缜密烦琐的印度佛教融进了智圆行方、强调入世的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使外来佛学最终完成了生命主体的更新，变成了地道的中国佛学。这是中国佛门的大智慧，也是《坛经》历久不衰的文化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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