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官家族 -- 按其族谱，应称为潘能敬堂，潘启官为其商名，英文作：Phuankhequa是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开始，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行号能绵延不绝，是外洋行中绝无仅有的。
潘振承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出生，于1788年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他正是我们提到过的由福建迁到广州的商人中的佼佼者。潘振承年轻时即赴菲律宾，在马尼拉从事贸易。他在马尼拉逗留的时间，现在已无从考证，据其族谱，他共三次前往。马尼拉之行，为潘振承日后参与外洋行的贸易提供了“第一桶金”。据说这位潘启官一世能操熟练的葡萄牙语，因此与外商交易时较其他行商更有利。他出洋的经历被人渲染，说他不仅到过菲律宾，而且还远渡重洋，去过瑞典，言之凿凿，在其传略中被郑重记录下来。中国商人确有随西洋商船前往欧美的，但不知道潘振承是否也在此列。有这样的传说，姑勿论其真伪，至少说明潘振承在人们心目中与西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潘振承最迟于1753年已是行商。其参与广州的外贸，更早于此。他在承充行商之前，因其通外文，又有与外商贸易的经验，因此在一个陈姓行商（英文商名为Mandarin Quiqua，其子名Chanqua）的行号里经理事务。陈姓行商于1742年病逝，未几，潘振承提出了承充行商的要求，潘家的同文行开张了。“同”取意于其故乡同安县，“文”取意于本山文圃，“示不忘本也”。选择定居广州后，潘振承到户部注册，属于“富户”。这位因经商而由闽迁粤的商人，因此成了能敬堂入粤的始祖。
西人记载，潘振承在马尼拉目睹华人被外人虐待的情形，回国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其在外洋事务上的影响力，加强对外商的限制云云。潘振承对待外商的真正态度究竟如何，大概只有他本人知道。只是以其举措看来，他作为行商最显赫的举动，就是在1770年协助英国东印度公司敦请官方取消了“公行”，使得行商在与外商讨价还价时难以集结力量。揆诸常情，潘振承大概不会这样去帮助自己不喜欢的人吧。因为他在贸易上的出色表现，到了1780年代，他已成为了中外公认的行商领袖，被称为“首名商人”。
事业取得了成功的同时，潘振承也不忘培养诗礼家风。他有七个儿子，知名的有四个。他让这几个儿子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为其家族日后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潘振承的次子叫潘有为，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顺天举人，三十七年（1772）进士及第。官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据后人考证，潘有为与其弟、后来成为行商的潘有度关系融洽，他应该是极力支持潘有度出任行商的人。他很有可能是潘氏家族定居广州后最早考取进士的人。一个商人家族出了进士，意义重大，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可以与地方士绅交往酬唱，跻身于士绅之列了。潘有为在任京官十余年后，回到广州，作了一个寓公。他的进士身份，必然使得潘同文行在与官府打交道时有了一个可以斡旋的人才。
不过，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潘有为的名气远远不如他的弟弟大，那就是后来成为潘启官二世的潘有度。潘有度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720），享年65岁。潘振承已为其子参与对外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潘有度与他父亲一样，成为了行商之首，并且他还是行商中颇有个性的一位。
也许是潘振承着力培养的缘故，他的几个儿子颇有文人之风，就算是被选定充任行商的潘有度也不例外。道光、咸丰年间在广东士人中俨然为领袖人物的张维屏就说潘有度“暇日喜观史，尤喜哦诗”。在闲暇的时候，潘有度喜欢吟哦诗句，现在还可以从他的家集中看到少量由他写出的诗句。他还是一个很有求知欲的人，喜欢和外国人讨论航海的问题。在他的洋行内，保留了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甚至有些地图是探险家刚完成，还没有在欧洲出版的。潘有度还曾和他的外国客人讨论拿破仑战争，说明他对欧洲时事略有所知。外商颇为认同他的这种个性，1819年的时候（他已经进入晚年了），美国麻省农学会（the Massachusetts Agricultural Society）还吸收他为会员[1]。这种求知的兴趣，当然不仅是有助于获取于外国人来往时的谈资，而且使得潘有度对于时势的变化有了敏锐的洞察力，商场如战场，如此便有了更大的决胜把握。
在与官方的交往中，潘有度不是一味地忍让，甚至曾经与其顶头上司 -- 海关监督佶山顶撞。1800年前后，佶山要求取消对呢绒行用的豁免，想乘机进一步盘剥行商。潘有度此时是“首名商人”，面对海关监督的无理要求，他据理力争，使佶山一时无计可施。1801年，北京永定河水灾，佶山以捐款赈灾为由，要行商捐输二十五万两，按比例，潘有度要摊分五万两，佶山却认为潘家的财富巨大，五万两的捐款太少，以抄家为要挟，强令潘有度再单独捐五十万两。潘有度多方考虑后，只肯给出十万两。佶山恼羞成怒，写奏折诬告潘有度，但其他地方大员对于佶山的做法深不以为然，佶山只好派人半途把奏折收回。这件事情最终由于新的粤海关监督上任而解决，新的监督将那十万两银子退还给了潘有度。而估山离开广州时，官员无一人前往相送。是次官、商之间的冲撞，竟以商人的“胜利”而告终，足见潘有度处事之能力。
这次的冲突，潘有度侥幸逃避了官府的盘剥，但身为商总，难免有如履薄冰的感觉，麻烦与危机，差不多就是如影随形般紧随身后，只怕幸运之神不会时时眷顾。潘有度深谙于此，他曾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说：“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之首。”因此，在他被指派为商总之后没几年，他就已经谋划着要退出对外贸易，经过常时间的准备，井且据说是花了一大笔钱以后，他终于在1808年如愿以偿了。
同文行的故事就此完结了，但是潘家的故事还要延续。1815年，广州的外洋行多半陷入了困境，在嘉庆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潘有度再度承充外洋行商人，与伍秉鉴一同负责外洋行的事务，排名在伍秉鉴之前，也就是再度成为了“商总”。由于潘有度退出洋行事务之时，是与兄弟分了家的，此番复出，他给自己的洋行取了新名字，叫“同孚行”，以区别于同文行。
虽然潘有度复出了，但他对于外洋事务的观感没有改变，他复出之时已是花甲老人，却没有考虑培养自己的儿子当接班人，想以此让自己的子孙摆脱担任行商的痛苦。但事与愿违，他去世之后，当局不希望其行号就此退出，非要潘家再选出一个人充当外洋行商人。结果，潘有度的幼子潘正炜当上了挂名的行商，洋行的业务则由潘正炜的堂兄弟潘正威经理。
因为潘正炜只是个挂名的人物，对于同孚行的经营无实质的影响，在此将其生平略过不讲。就生活之多姿多彩而言，潘氏行商的第三代人物是无法与其父祖比拟的。
潘氏家族的同文行和同孚行相继存在近百年，当别的行商纷纷倒闭之时，潘家的行号犹屹立不倒，其原因何在呢？有论者以为，首先在于潘家几代行商都讲求诚信，他们向外商提供的货物都是具有最佳的品质。在国际市场上，以同文行字样包装的茶叶被视作是最好的，因而，尽管同文行提供的茶叶价格都高于其他的行商，但仍十分畅销。其次，潘家的行商，尤其是潘有度，在经理业务的时候十分谨慎，不追求利润丰厚但风险高的投资。在潘有度担任行商的时候，有许多新兴的商人来到广州口岸，他们是美国商人和从事中国与印度之间贸易的港脚商人。与这些商人做生意，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许多行商因此倒闭。潘有度的合伙人名单上，几乎看不到这些商人的名字，他谨守其父留下的传统，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瑞典、丹麦等国的商人做生意。这种谨慎的作风不仅表现在挑选贸易对手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尽可能地躲避麻烦。潘有度的亲戚潘长耀开设了丽泉行，因为贸易不谨慎而负债累累。潘有度却拒绝了东印度公司方面的要求，不肯帮助他的这位亲戚渡过难关。也许这样做稍显冷漠，但在丽泉行破产的时候，潘家却少了不必要的赔累。这也得说是有远见之举。
潘氏家族不仅商名卓著，而且还颇有文风，广东著名的文人谭莹说过：“禺麓潘氏门，才特盛。……而舍人（潘有为）、比部（潘正亨，潘有度的长子）、观察（潘正衡）、文学（潘定桂）尤擅诗名，各各工吟，人人撰集。”能敬堂入粤不过数十年，即至少出了两个进士，其赫赫威名，不仅传播于商界，确非人人能做得到。
注释：
[1] 参见陈国栋的《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五）》，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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