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唐代的市舶使虽然已经开始出现由太监担任的现象，但多数仍由广州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受广东布政司监管。有的甚至集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市舶使于一身，权重一时。权重缺乏监督，再诱以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必然滋生腐败，唐初就有在穗官员搜刮海舶、中饱私囊的记录，以至于外商愤然反抗。
光宅元年（684）农历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被外商刺杀。起因是路元睿的下属侵吞外商财物，外商跑到路元睿那里投诉，路元睿竟把告状的外商套上枷锁，准备治罪。此举激起外商们的公愤。有一个昆仑奴，衣袖里藏了把短剑，跑到都督府，把路元睿及其身边的10多人都杀了，旁人谁也不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昆仑奴坐船扬长而去。
路元睿被刺事件引起朝廷对广州吏治的重视，武则天派了口碑不错的王方庆担任广州都督。王方庆对外商秋毫不犯，对地方首领严加管教，确保了一方平安。当时，有人议论说：“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1]
王方庆的努力及其后形成的风气，促使广州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742-749），广州官场又传出丑闻，前后两任太守、五府节度刘巨鳞、彭杲皆因“坐赃钜万”而被处死。于是，朝廷又调晋陵太守卢奂为南海太守。卢奂为官清廉，到广州后，整顿吏治，革新舶务，贪官污吏有所收敛，担任市舶使得宦官也不敢干涉，外商得以安宁。当时有人说：“自开元以来40年间，广州节度使清白的有四位，即宋璟、斐伷先、李朝隐和卢奂。[2]
开元时期，中央比较重视广州地方官员的选派，使广州市舶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是，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中原再次陷入动荡。尽管战火没有蔓及广州，但长安、洛阳以及大运河沿岸的繁华城镇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原来以这些城市为主的海外消费品市场消失了，广州海外贸易受到了间接影响，外商也开始考虑寻找新的贸易据点。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一起比70多年前路元睿被刺事件要严重得多的事件发生了。当时，波斯商人与大食商人洗劫了广州城。事件的起因还是地方官吏纵容部属敲诈勒索。波斯、大食两帮商人忍无可忍，置自己的生命、财产及未来的财路而不顾，铤而走险，发动骚乱。他们抢劫仓库，烧毁房屋，然后乘船而去。
波斯、大食商人撒离广州后，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兵燹反而有所扩展。760年，江南、广西相继暴发起义，广州通往内地的陆路商道被完全切断。接下来，江南第一都市扬州也遭到叛将田神功的洗劫，外商被杀几千人，损失惨重。广州与扬州间的生意透露出危险的气息，南海舶来品又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市场。
动荡不安的情绪继续蔓延，广州的局势也开始不安起来。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初，朝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年末，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却在广州起兵作乱，驱逐了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容部下大掠广州城，外商损失较大，来华人数锐减，南海贸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吕太一叛乱，经历3年多时间才最终平定。可是，广州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又有厄运降头。大历四年（769）,冯崇道、硃济时在广州发动起义。虽然，这次兵祸马上得到平息，但对广州海上贸易来说，却是雪上加霜。据记载，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很少，每年只有四五艘船而已。
接着，平定岭南有功的李勉担任了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勉较为廉洁，上任之后从不上到海舶检阅货物。外商对广州的信心有所增加，又逐渐回到广州贸易。到李勉卸任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商比大历四年增加了近10倍。
李勉本性较为清廉，虽当官数年，生活仍较俭朴。等到卸任时，船过石门，李勉把家人所藏的犀角、象牙等东西全部搜了出来，抛入江中，以示清节，颇有晋代吴隐之的遗风。因此，广州地方耆老认为李勉可以与宋璟、斐伷先、李朝隐和卢奂相提并论，于是上书唐代宗，要求为李勉塑像纪念。
李勉为广州创造的良好形象维持不了多久，就被一场兵燹给搅了。大历八年（773）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拥兵叛乱，杀了岭南节度使吕崇贲，五岭局势动荡。唐廷任命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兼任岭南节度观察使，封冀国公，负责平叛。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原名剑客，曾在不少地方当过官，此人神通广大，被称为“能人”。他担任神乌令时，参加考核，成绩上上，为全国最好，朝廷因此赐名叫“嗣恭”。这位“路能人”果然厉害。上任后，招募勇士8000名，任用流民孟瑶、敬冕等为将，很快打败了哥舒晃，五岭局势逐告平安。
路嗣恭进入广州后，在巨额财富的引诱下，其贪婪、残暴的本性暴露无遗。他借口海商们与哥舒晃有牵连，就大肆诛杀，没收其家产、财宝，总值达数百万贯，全部收入了自己的荷包。唐代宗为此很不开心，不管他有平叛之功，只赏了一个转检校兵部尚书的头衔，其他再无酬劳。
唐德宗时期，王锷担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当时，广州土地税收入很少，只有靠海外贸易收入，王锷就靠海吃海，每当外商运货到广州，低进高出，尽吞其利。《旧唐书》说他“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王锷将搜刮来的部分钱财以“两税钱”的名义上缴朝廷或送给京城大官，其余的全部进入自己腰包。他除了坐享其成外，还直接参与经商，每天都有10多艘装满犀角、象牙、珍珠的船，出没在各地，一年到头来往不绝。如此这般，几年下来，王锷的财富急剧膨胀，个人收入远远超过广东地方的财政收入。
从758年开始到8世纪结束，除了李勉当政几年外，广州局势基本上处于动荡之中，再加上吏治不洁，使广州逐渐失去了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相反，远在红河三角洲的安南局势较为安定，吸引了不少原先来广州做生意或定居在广州的外商，安南的海外贸易渐渐超过了广州。
德宗贞元八年（792），驻节广州的岭南节度使向朝廷请示说：近来外商多转到安南做买卖，想从广州派一个官员去安南管一管，朝廷能不能派一个太监同去？
岭南节度使的这一招很绝，本意想假借朝廷之手，介入安南市舶贸易。唐德宗对此也不甚了了，欲照批不误，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反对说：各国商贩，唯利是图，处置宽容，他们就来，干扰盘剥，他们就走。广州向来是海舶所凑，现在突然改到安南，如果不是广州吃水太深，他们是不会走的。况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京官、地方官，悉是王臣，为什么一定要岭南而绝安南，重京官而轻地方官呢？[3]
或许，德宗听从了陆贽的建议，此事就再无下文了。
可是，8世纪末9世纪初安南的海外贸易还是碰到了问题。794年,广东西部、广西发生了一连串少数民族起义，直接威胁到安南通往江陵的商道。紧接着，安南相继于803年、819年和828年发生叛乱，邻国环王又趁火打劫，两次发兵来攻。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商人们不得不再次把生意转向广州，岭南节度使又变成了一个肥缺，这在胡证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胡证，字启中，河东人。天宝二年，任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胡证善于敛财，任职3年搜刮了不少“岭表奇货”。史书记载说，胡证生活十分奢侈，畜养的童奴达几百名。胡证还利用岭南浮财，在长安几条街上修筑房屋，连亘闾巷，气势不凡，被人推为京城的“富家”。
幸亏在9世纪初期像胡证这样的官员并不多见,广州相继出现了几个正直、廉洁的官员,他们废除非法税收,减少不必要的进口税,放宽籍没货物的限制,鼓励对南海神的信仰。代表人物有802年至806年在任的徐中、811年至812年在任的郑细、817年至819年在任的孔戣、836年至839年在任的卢钧等，尤其以孔戣、卢钧的史迹最为突出。
孔戣，字君严，冀州人（今河北省），曾中进士。元和十二年（817），担任广州刺史，同授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戣为人刚正，做官清廉，素以厉行改革著称。到广州后，除领取俸禄外，没贪一分钱，同时还严禁买卖妇女，多次奉诏祭祀南海神，一改岭南州官动骚“生蛮”以邀功的做法，使交、广两州秩序井然。
其次，当推卢钧。卢钧，字子和，范阳人。开成元年（836），出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卢钧为人宽厚、仁恕，为政廉洁。他到广州任后，专门请人管理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的市舶事务，自己不染指海外贸易。
主政广州时期，卢钧做了两件有利于缓和当时岭南社会矛盾的大事。第一件是解决了流放岭南官员后代的生计问题。自从贞元年间以来，有不少官员因获罪被流放到岭南。他们自己死于岭南后，后代一贫如洗，即使遇到大赦，也没有能力返回故乡。卢钧用自己的薪俸接济他们，遇到有疾病死丧的，则为之医治殡殓，遇到孤儿稚女的，则为之婚嫁。
第二件事是缓和汉人与少数民族、外人之间的矛盾。当时，广州本地汉人与少数民族、外国人混居，互通婚姻，有时官府加以干涉，常引发民变。卢钧来后，规定汉人与少数民族、外国人分开居住，不许通婚，少数民族、外国人不得购买田地、房屋，以此避免汉人与少数民族、外国人之间的纠纷。这两件事使卢钧得到了崇高的声誉。等到他3年任期满离开广州时，有几千名汉人、少数民族、外国人向朝廷要求为卢钧建造“生祠”，以铭记他的功德。
终唐一代，岭南守臣清官、贪官几乎是间隔出现，前一任是贪官，后一任则有所改变，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岭南吏治的重视程度。其根本原因是广州市舶收入占中央财政的份额在加大，迫使统治者慎重考虑岭南守臣的人选。而岭南吏治时好时坏，直接影响到南海市舶贸易的兴衰，也直接影响到来广州贸易的外商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如果岭南吏治清廉，政局稳定，广州市舶贸易则转向繁荣，外商到港人数相应增加。反之，如果广州官员贪得无厌，政局动荡，市舶贸易则走向衰退，外商到港人数即时锐减，甚至已在广州定居的外商也会离开广州而另寻他处。
唐以前的南海贸易还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当广州海外贸易衰落之时，便是交州海外贸易繁荣之日，广州、交州成为外商们选择来华贸易的两大贸易港，而政局、吏治是外商们选择交易地的重要因素，这对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借鉴之处。
注释：
[1]《旧唐书》卷八九，第2897页，“王方庆”，中华书局1975年版。
[2]《旧唐书》 卷九八，“卢怀慎子免传”；《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附免传”，只举三人，缺斐伷先。
[3]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四，第1606页，“唐记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光宅元年（684）农历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被外商刺杀。起因是路元睿的下属侵吞外商财物，外商跑到路元睿那里投诉，路元睿竟把告状的外商套上枷锁，准备治罪。此举激起外商们的公愤。有一个昆仑奴，衣袖里藏了把短剑，跑到都督府，把路元睿及其身边的10多人都杀了，旁人谁也不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昆仑奴坐船扬长而去。
路元睿被刺事件引起朝廷对广州吏治的重视，武则天派了口碑不错的王方庆担任广州都督。王方庆对外商秋毫不犯，对地方首领严加管教，确保了一方平安。当时，有人议论说：“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1]
王方庆的努力及其后形成的风气，促使广州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742-749），广州官场又传出丑闻，前后两任太守、五府节度刘巨鳞、彭杲皆因“坐赃钜万”而被处死。于是，朝廷又调晋陵太守卢奂为南海太守。卢奂为官清廉，到广州后，整顿吏治，革新舶务，贪官污吏有所收敛，担任市舶使得宦官也不敢干涉，外商得以安宁。当时有人说：“自开元以来40年间，广州节度使清白的有四位，即宋璟、斐伷先、李朝隐和卢奂。[2]
开元时期，中央比较重视广州地方官员的选派，使广州市舶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是，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中原再次陷入动荡。尽管战火没有蔓及广州，但长安、洛阳以及大运河沿岸的繁华城镇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原来以这些城市为主的海外消费品市场消失了，广州海外贸易受到了间接影响，外商也开始考虑寻找新的贸易据点。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一起比70多年前路元睿被刺事件要严重得多的事件发生了。当时，波斯商人与大食商人洗劫了广州城。事件的起因还是地方官吏纵容部属敲诈勒索。波斯、大食两帮商人忍无可忍，置自己的生命、财产及未来的财路而不顾，铤而走险，发动骚乱。他们抢劫仓库，烧毁房屋，然后乘船而去。
波斯、大食商人撒离广州后，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兵燹反而有所扩展。760年，江南、广西相继暴发起义，广州通往内地的陆路商道被完全切断。接下来，江南第一都市扬州也遭到叛将田神功的洗劫，外商被杀几千人，损失惨重。广州与扬州间的生意透露出危险的气息，南海舶来品又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市场。
动荡不安的情绪继续蔓延，广州的局势也开始不安起来。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初，朝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年末，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却在广州起兵作乱，驱逐了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容部下大掠广州城，外商损失较大，来华人数锐减，南海贸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吕太一叛乱，经历3年多时间才最终平定。可是，广州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又有厄运降头。大历四年（769）,冯崇道、硃济时在广州发动起义。虽然，这次兵祸马上得到平息，但对广州海上贸易来说，却是雪上加霜。据记载，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很少，每年只有四五艘船而已。
接着，平定岭南有功的李勉担任了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勉较为廉洁，上任之后从不上到海舶检阅货物。外商对广州的信心有所增加，又逐渐回到广州贸易。到李勉卸任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商比大历四年增加了近10倍。
李勉本性较为清廉，虽当官数年，生活仍较俭朴。等到卸任时，船过石门，李勉把家人所藏的犀角、象牙等东西全部搜了出来，抛入江中，以示清节，颇有晋代吴隐之的遗风。因此，广州地方耆老认为李勉可以与宋璟、斐伷先、李朝隐和卢奂相提并论，于是上书唐代宗，要求为李勉塑像纪念。
李勉为广州创造的良好形象维持不了多久，就被一场兵燹给搅了。大历八年（773）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拥兵叛乱，杀了岭南节度使吕崇贲，五岭局势动荡。唐廷任命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兼任岭南节度观察使，封冀国公，负责平叛。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原名剑客，曾在不少地方当过官，此人神通广大，被称为“能人”。他担任神乌令时，参加考核，成绩上上，为全国最好，朝廷因此赐名叫“嗣恭”。这位“路能人”果然厉害。上任后，招募勇士8000名，任用流民孟瑶、敬冕等为将，很快打败了哥舒晃，五岭局势逐告平安。
路嗣恭进入广州后，在巨额财富的引诱下，其贪婪、残暴的本性暴露无遗。他借口海商们与哥舒晃有牵连，就大肆诛杀，没收其家产、财宝，总值达数百万贯，全部收入了自己的荷包。唐代宗为此很不开心，不管他有平叛之功，只赏了一个转检校兵部尚书的头衔，其他再无酬劳。
唐德宗时期，王锷担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当时，广州土地税收入很少，只有靠海外贸易收入，王锷就靠海吃海，每当外商运货到广州，低进高出，尽吞其利。《旧唐书》说他“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王锷将搜刮来的部分钱财以“两税钱”的名义上缴朝廷或送给京城大官，其余的全部进入自己腰包。他除了坐享其成外，还直接参与经商，每天都有10多艘装满犀角、象牙、珍珠的船，出没在各地，一年到头来往不绝。如此这般，几年下来，王锷的财富急剧膨胀，个人收入远远超过广东地方的财政收入。
从758年开始到8世纪结束，除了李勉当政几年外，广州局势基本上处于动荡之中，再加上吏治不洁，使广州逐渐失去了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相反，远在红河三角洲的安南局势较为安定，吸引了不少原先来广州做生意或定居在广州的外商，安南的海外贸易渐渐超过了广州。
德宗贞元八年（792），驻节广州的岭南节度使向朝廷请示说：近来外商多转到安南做买卖，想从广州派一个官员去安南管一管，朝廷能不能派一个太监同去？
岭南节度使的这一招很绝，本意想假借朝廷之手，介入安南市舶贸易。唐德宗对此也不甚了了，欲照批不误，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反对说：各国商贩，唯利是图，处置宽容，他们就来，干扰盘剥，他们就走。广州向来是海舶所凑，现在突然改到安南，如果不是广州吃水太深，他们是不会走的。况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京官、地方官，悉是王臣，为什么一定要岭南而绝安南，重京官而轻地方官呢？[3]
或许，德宗听从了陆贽的建议，此事就再无下文了。
可是，8世纪末9世纪初安南的海外贸易还是碰到了问题。794年,广东西部、广西发生了一连串少数民族起义，直接威胁到安南通往江陵的商道。紧接着，安南相继于803年、819年和828年发生叛乱，邻国环王又趁火打劫，两次发兵来攻。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商人们不得不再次把生意转向广州，岭南节度使又变成了一个肥缺，这在胡证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胡证，字启中，河东人。天宝二年，任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胡证善于敛财，任职3年搜刮了不少“岭表奇货”。史书记载说，胡证生活十分奢侈，畜养的童奴达几百名。胡证还利用岭南浮财，在长安几条街上修筑房屋，连亘闾巷，气势不凡，被人推为京城的“富家”。
幸亏在9世纪初期像胡证这样的官员并不多见,广州相继出现了几个正直、廉洁的官员,他们废除非法税收,减少不必要的进口税,放宽籍没货物的限制,鼓励对南海神的信仰。代表人物有802年至806年在任的徐中、811年至812年在任的郑细、817年至819年在任的孔戣、836年至839年在任的卢钧等，尤其以孔戣、卢钧的史迹最为突出。
孔戣，字君严，冀州人（今河北省），曾中进士。元和十二年（817），担任广州刺史，同授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戣为人刚正，做官清廉，素以厉行改革著称。到广州后，除领取俸禄外，没贪一分钱，同时还严禁买卖妇女，多次奉诏祭祀南海神，一改岭南州官动骚“生蛮”以邀功的做法，使交、广两州秩序井然。
其次，当推卢钧。卢钧，字子和，范阳人。开成元年（836），出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卢钧为人宽厚、仁恕，为政廉洁。他到广州任后，专门请人管理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的市舶事务，自己不染指海外贸易。
主政广州时期，卢钧做了两件有利于缓和当时岭南社会矛盾的大事。第一件是解决了流放岭南官员后代的生计问题。自从贞元年间以来，有不少官员因获罪被流放到岭南。他们自己死于岭南后，后代一贫如洗，即使遇到大赦，也没有能力返回故乡。卢钧用自己的薪俸接济他们，遇到有疾病死丧的，则为之医治殡殓，遇到孤儿稚女的，则为之婚嫁。
第二件事是缓和汉人与少数民族、外人之间的矛盾。当时，广州本地汉人与少数民族、外国人混居，互通婚姻，有时官府加以干涉，常引发民变。卢钧来后，规定汉人与少数民族、外国人分开居住，不许通婚，少数民族、外国人不得购买田地、房屋，以此避免汉人与少数民族、外国人之间的纠纷。这两件事使卢钧得到了崇高的声誉。等到他3年任期满离开广州时，有几千名汉人、少数民族、外国人向朝廷要求为卢钧建造“生祠”，以铭记他的功德。
终唐一代，岭南守臣清官、贪官几乎是间隔出现，前一任是贪官，后一任则有所改变，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岭南吏治的重视程度。其根本原因是广州市舶收入占中央财政的份额在加大，迫使统治者慎重考虑岭南守臣的人选。而岭南吏治时好时坏，直接影响到南海市舶贸易的兴衰，也直接影响到来广州贸易的外商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如果岭南吏治清廉，政局稳定，广州市舶贸易则转向繁荣，外商到港人数相应增加。反之，如果广州官员贪得无厌，政局动荡，市舶贸易则走向衰退，外商到港人数即时锐减，甚至已在广州定居的外商也会离开广州而另寻他处。
唐以前的南海贸易还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当广州海外贸易衰落之时，便是交州海外贸易繁荣之日，广州、交州成为外商们选择来华贸易的两大贸易港，而政局、吏治是外商们选择交易地的重要因素，这对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借鉴之处。
注释：
[1]《旧唐书》卷八九，第2897页，“王方庆”，中华书局1975年版。
[2]《旧唐书》 卷九八，“卢怀慎子免传”；《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附免传”，只举三人，缺斐伷先。
[3]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四，第1606页，“唐记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文献资料来源：2002年12月 摘自《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
作者：陈学军著
索取号：F752.865.1/2
本馆校对：范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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