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共广东区委的主要人物中，人们大都以为周恩来是第一任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其实，第一任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是张伯简。
192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指示，已有党员三十人以上的支部，可建立区委，于是，已超过三十个党员的广东支部，即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亦称两广区委）。
区委成立后，进一步健全组织，工、农、青（包括学委）、妇委均选出部和委的负责人，惟独选不出军委书记。
1923年春天，中共中央派来了张伯简到广东担任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
张伯简，云南省白族人，其父是世袭的族长。他秉承了白族人民的刻苦耐劳、顽强拼搏而又善良正直的美德，要求进步，关注外面世界的发展。十岁后便说服父母祖辈，到昆明读书，高中毕业后，只身到上海读大学，半工半读解决生活费和学费，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即投身运动，并随同先进同学，到上海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小沙渡，开展工人运动。他接触了黄包车夫，包身工、搬运工等，惨受中外资本家压迫剥削、生活在人间地狱最低层的工人。他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并发动工人参加“六•三”大示威游行。
1920年，他毅然参加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0年，他赴法勤工俭学，年底到达法国，同行的有在上海加入中共的赵世炎和陈功培（即吴明）。张伯简随即转到德国柏林。
张伯简在柏林一面读书，一面到德国最大的克虏伯厂矿做工。这里有不少是较早来的俭学生，还接近了德国工人中的德国共产党员。按第三国际规定，他也成了德共产党员，经常和他们一起参加组织活动。
张伯简在该厂做工的工时是每天九小时，干的是又脏又累的重活，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病，然而，他对疾病是无所畏惧的，休息了几天，换了工种，又继续拼搏了。
在巴黎，勤工俭学者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和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打内战的斗争，以及进占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等三次大事。通过这些斗争，同学们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对中法的反动官僚（如中国公使陈箓）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反动、欺骗本质深恶痛绝，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把同学引向共产党主义的坚强战斗的严密组织。
在酝酿过程中，中共党员赵世炎、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旅欧学生中发展党组织者）、周恩来、刘清扬（女）和在柏林的张伯简等起了推动和组织作用。1922年6月18日，在克鲁邹、查理王、柏林、圣德田、蒙达尼以及巴黎等地派了代表，在巴黎市郊的一个森林广场召开了代表大会，他们是赵世炎、郑超麟、王若飞、李维汉、周恩来、刘伯坚、熊锐，尹宽、任卓宣、陈延年等十八人。会议三天，通过了党纲、党章、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赵世炎、宣传部长周恩来、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场，由李维汉暂代）等等。（至同年十一月，经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批示：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张伯简在柏林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为勤工俭学同学做了不少的事。还经常写信给云南的同学，向他们介绍勤工俭学的情况，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讯息，为云南省建党打下了基础。
1922年底，张伯简的肺病病情进一步恶化，而被组织强行送回中国，病稍好，中共中央派他为巡视员，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军委书记。
中共广东党组织是陈独秀1921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期间建立起来的，到1921年10月，陈独秀返中央前，由谭平山任支部书记、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
1922年陈独秀已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明确了要改造国民党，与孙中山合作的决策，原来尚执行与陈烔明共处的方针的谭平山三人，中共中央决定调到北京参加学习培训。谭平山，谭植棠去了北京，而陈公博则脱党随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去了美国留学。1925年后回国，由于追逐名利，1927年以国民党农工厅长身份参与二次清党，手中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最后在抗日战争中堕落为汉奸，落得判处死刑的可耻下场。
两谭离开广东后，阮啸仙（区团委书记）也被陈炯明通缉，由杨匏安代理团委书记。
张伯简到广州的时候，遭逢着上述的政局。那是1922年底或1923年春的事。两谭已经调回广州。
他的到来，给中共广东党团带来了蓬勃的朝气，中共广东区委在杨家祠召开会议，欢迎他的到来。
那时的中共广东区委（下称区委），只有三四十人，区委虽然成立，但仍没有机关办公。在张元恺的帮助下，在惠爱中路榨粉横街租赁了一间民居，作军委和张伯简的住处。因房屋浅窄，区委和军委的会议大都在杨家祠召开。
据住在司后街（越华路）杨家祠后座、杨章甫的七妹杨淑珍（市女师学生，与张元恺张婉华同校）回忆：张伯简常来杨家祠，和匏安，章甫谈工作，他手里常拿着一个瓶子，是吐痰用的，他很讲究个人卫生，吐出来的血我见了很害怕，但他是十分利落地处理好。那时，我哥和匏安都患有肺结核，都向他学习处理好污物，以免传染。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是一位十分关怀后代的革命母亲，她常为他们三人煲煎中药，张伯简不来，他就叫杨匏安夫人送去军委。
张伯简的思想作风深入细致，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处事要求准确快捷。在军委活动中，军委委员林增华（又名丛郁）和后来补上的军委委员吴铁若最合张伯简的心意；还有张元恺，它是区团委的反帝大同盟的学运和青运领导人之一。由于他对广州各阶层和军队的情况比较熟悉，且居住德政北路，离军委甚近，故在事实上也成了张伯简的得力助手。（张元恺在广州起义后去了上海，解放后曾回广州居住，在上海龙华区政协委员）。
现综述张伯简任军委书记期间的工作概要：
一、创建云南省中共的党组织
张伯简到广州的时候，广东党员少而分散，张到此后区委的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党员连吃饭的钱也没，有时还靠杨殷同志支持。他们常在街边“斩四两”，斩四两即是在街边买熟番薯当饭吃，或在酒楼门口买“百鸟归巢”（即剩菜）这是梁复然多次回忆的。为此，张伯简曾回云南家乡筹交房租和治病的款项以济困。
张伯简回云南即在昆明他的同学中开展宣传，发展组织，所以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范围，从两广、省港澳、新加坡而延伸到云南，这就是张伯简的功劳，从而广东与云南同气连枝。
二、在打着“援助孙中山”旗号来广州的各派系部队中，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在粤军为主体和各军拥护下回到广州，继行大元帅职权。张伯简的榨粉横街与党员张元恺家——德政北路相距甚近。张家是清末官僚贵族，房屋有百多间，到张元恺时已家势没落。张元恺在广东高等师范大学（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大学）毕业后，即在大新路圣三一（今市三中）中学教书，这是一间天主教会学校，张元恺是反基督大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家便成了军、青、学、妇运的活动的据点。
张元恺的妹妹张婉华是市女师的学生。由于他家好客，也为张伯简解决了不少困难。如张元恺为张伯简找寻串连各军的青年军人到张家集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吸收青年党员。
三、为中共培养工农军事干部、输送党团员学员到黄埔军校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期间，张伯简拖着日益沉重的病体常列席到东山恤孤院路三大会议旁听。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改组。五月，孙中山在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于黄埔长洲岛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共三大后，中央即指令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青年，准备到军校学习。军校筹备期间，军委接区委通知后，张伯简即开展送接工作。其中一个公开报名地点就设在司后街杨家祠。
当年，杨匏安与张伯简的关系十分密切，常派堂弟杨广和杨淑珍去军委送信，张伯简也曾动员杨匏安堂弟杨广参加黄埔军校一期，杨广是丧母后由杨匏安母。陈智抚养长大的，陈智因受“好仔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封建思想影响而不允许杨广学军事，因而没有保送去，而一期生如熊剑雄等则是张伯简保送的。
据梁复然老人回忆：1924年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的第一期毕业学员，均由黄埔军校派教官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学员毕业后发了证书，还参加了后来平定商团和“打田鸡”的战斗，以及郊区农军的建立。这些都是张伯简的努力结果。
1924年秋，周恩来到广东，任区书记，他十分关心张伯简的身体健康和军委工作。并派员协助接卸张伯简的工作，减轻他的精神压力。年底，中共中央派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这时的张伯简已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云南白族的亲人以围在病床两侧。周、陈在百忙中仍抽空慰问，尽了同学和党领导之谊。然而，回天无力，张伯简终于在1926年长眠不醒，在二沙岛梁培基办的颐养院病逝。及后，区委还派林增华等陪同其亲属护送遗体返回云南家乡，以白族头人葬礼，使之安息天命。
张伯简烈士，远离我们已经八十多年了，他从追求革命，而至为共产党主义贡献终生的时光，只是暂短的六七个年头，然而，在这短暂的人生中，却闪烁着共产主义的耀眼光芒，是我们后辈的学习榜样。
谢燕章

张伯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