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族是百越族的一支,因其主要活动范围在岭南而得名。它西连瓯骆,东邻闽越,北与吴楚相交,是广东地区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距今十万年前的“马坝人” ,是目前发现的南越人最早的祖先。在南越,夏商时代有过众多的部落联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进人了青铜时代,战国晚期已经开始使用铁器。《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南越王国是岭南越族历史上的显赫时期,尤其是在赵佗统治期间,其接受中原汉文化之迅速、全面,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之强盛,在百越族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商周以来,岭南的越族便与中原商周王朝,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有着日趋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中提到南方各国向商朝进贡物产的事。“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之令日……正南、贩、邓、桂国、损子、产里、进蹼、九菌、请令以珠巩、砒猖、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逸周书》还记载,岭南向周成王进贡的特产中,有“路人大竹”、“仓吾翡翠” 、 “越路之菌”和“南海之拒”。
至春秋时,南越与吴越,特别是楚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左传•襄公十三年》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奄南海”。《国语•楚语上》亦有“抚征南海”的记载,《后汉书•南蛮列传》日“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悟”。总之,这一时期楚国南平百越及其势力南伸,客观上进一步密切了岭南与长江以至黄河流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中原进人阶级社会以后,高度发展的商周文化曾给了南方以强烈影响,同时,南方古代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被中原文化吸收。它们之间相互交往融合,共同缔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共同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据充分的考古资料证明,石器时代,岭南先民曾创造了自己有特色的双肩石器和有段石器。而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则是商周时期由中原传入的,南越先民通过模仿,消化吸收,至春秋战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出现了许多富有特色的青铜器。
迄今广东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饶平县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年代约为商末周初,其次是信宜发现的一件西周铜孟,及曲江马坝的西周铜饶,其式样风格完全与中原相同,可证明不是本地铸造的。而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近八九百件之多。除有部分形状,工艺与中原、楚及吴越等地相同外,已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器具有本地特色,如清远,四会出土的人首方形柱形器,带环钮的圆形或方印形的权形器和编钟,香港、清远、石峡出土的人面纹铜戈、短剑,以及肇庆,广州出土的附耳桶形器和盘口或折唇扁足的越式鼎等。另外,在海丰、揭西、珠海、深圳及香港等地,都发现过东周时期铸造青铜斧、试、鱼钩和铜铃等器物的陶范和石范。这些都有力的证明,至迟到春秋末期,岭南地区已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能够自己利用粤西、粤北丰富的铜锡矿产铸造青铜器,并使青铜铸造业发展成为南越冶金业的主要部门。
《太平寰宇记》载“铜陵县〔今阳春县北八十里〕 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表明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与青铜铸造业的普遍规模,青铜器的铸造和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了社会发展,使岭南告别了原始社会,产生了奴隶制的阶级形态。
如果说青铜器的传人是中原文化对岭南一次大的冲击的话,那么接着而来的铁器的传人及其在农业生产与战争中的应用,则是华夏文明对岭南社会又一次更大的冲击。
铁器对人类的进步,曾起过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人类对铁的发现、冶炼及其应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无可置疑,岭南的铁器最早是由北方传人的,始于何时,至今尚不可知晓。但从广东出土的战国时期墓葬中,已发现较多的铁器,包括兵器与农业生产工具,从其形制来看,主要应是中原传人的。例外的情况也有,平乐银山岭出土的铁器中,发现有本地铸造的铁双肩械、铁刮刀等。这能否说明战国时期岭南就有冶铁业的存在呢 从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还不大可能。据《史记•南城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致使南越王赵佗不惜断绝与西汉的关系,自立为帝,以武力与汉朝对抗。“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遭乘黄屋左森,称制,与中国作。”
由高后禁南越关市铁器,引起赵佗这样强烈不满可以看出,汉初长沙向岭南关市铁器,对南越国起着决定生死存亡的作用也说明当时南越的铁器冶铸微乎其微,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进而显示出当时社会对铁器的需要已经相当普遍。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大型南越式铁鼎,成箱的修冶竹简的铁工具,以及铁剑等数以百计的多种铁武器可以证明这一点。这说明汉初长沙向岭南“关市铁器”已发挥积极作用 南越国这时已掌握锻铸铁器的技术,在农业生产,开发山林,造船架屋和其它手工业生产中已使用铁器。
铁器的输人与使用,本身就是生产力提高的标志,同时也对岭南封建制度的萌芽与初步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南越国的建立,确实使岭南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赵佗统治南越时期,客观上由于避免了秦汉之际的中原战乱,社会比较安定 又由于赵佗本身是汉人,因而较自然地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汉文化。南越国时期,实际上是岭南地区的汉化时期。
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王墓葬中有汉字的“文帝行玺”、“赵昧”、“秦子”、“左夫人印”、“右夫人印”等十几枚金、玉、铜和象牙印章,说明汉文字是南越的官方文字,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应用。
南越王墓凿山为葬,结构分前室,东西耳室、主室,后藏室和东西侧室,与满城中山王墓和曲阜九龙山鲁王墓相类似,墓主仿效汉朝,身着玉衣人葬墓中还发现许多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其中有“长乐宫”、“私官” 、 “泰官”、“厨承”在过去发掘的南越王国官吏墓中,曾发现“居室” 、 “长秋居室” 、 “食官”、“常御”等文字,都可以证明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和宫室名称都是仿效汉朝的。但据余天炽先生考证,南越王国的百官制度以仿秦为主,仿汉次之,自创又其次。这更证实南越国并非全套照搬,而是对外来的文化有所取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从出土的编钟、编罄、编饶看,可以推知南越王国的礼乐制度也是慕仿汉朝的。五色药石和药具的出土,表明南越王国统治者迷信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也同汉朝一样”。其它随葬器物,除一部分带有地方特色外,多数器物的器形、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时期的同类形器物基本一致,显然是在中原内地的影响下仿制或输人的。
学习、借鉴外来文化,首先要在尊重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学到其精华。这一过程是双向的,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不顾本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或完全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全盘地照搬外来文化,是行不通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长期地与自然环境交往、斗争、和协共存,也就是说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习俗,直至文化传统,是与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一种和协。一个民族的文化,会随着人们对环境的改造,或环境的自然变化而改变,也会学习,吸收其它地区,其它民族具有共性的,适合于自身的文化成份,发展进步但不可能完全抛弃本民族的一切文化传统,换一套全新的外来文化。这等于割断了一个民族与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固有联系。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完全脱离自然界,是无法生存的。
赵佗是汉人人主南越,除了大量引进中原汉王朝的文化,保持友好关系外,也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公开称自己是“蛮夷大长”、“弃冠带”,仿效越人的“脸髻箕据”。并鼓励汉越通婚,注意吸收当地越人上层人物参加政权管理,如赵氏王族和南越人承相吕嘉建立起家族联姻。
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不论政治制度、军事、经济实力都大大强于岭南。文化方面,也比岭南先进、优越得多。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总有一种迫使其纳人自己轨道的力量。秦汉王朝,通过军事征服,伴随以强制性的文化输人与改造。秦并天下滴徙民与越杂处。“三十三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是汉越民族第一次融合。第二次,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率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汉高祖和集百越,、注意对越人的不良风习加以改造,使“粤人好相攻击之俗益止”。汉武帝“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人朝,此内诸侯,、太后中国人也,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此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承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黔剿刑,用汉法,此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这一次的内属、去除酷刑、赐官、用汉法,此内诸侯,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东汉建武年间,马援南征越地, “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汉越通婚,行嫁娶之礼。任延任九真太守时“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资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贩助之。”
三
南越与海外其它民族的文化交流,在秦汉时期业已产生,但范围较窄,主要集中于商品、货物的交换贸易。而且仅仅是单向的,即以汉越官民为主导,前往海外进行通商贸易。因为根据南越造船业所具有的水平和贸易商品的类别看,已经具备了这种可能。
百越民族是个“习于水斗,善于用舟”而著称的民族,《吕氏春秋•慎大览》云“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主术训》载“汤武圣主也,不能与越人乘铃舟予江湖。”刘宋人沈怀远《南越志》有“越王造大舟”之说。广东汉墓多次出土木和陶制的船模,有货艇、渡船,还有行驶江河、人货并载的航船,船上有锚、舵等设备。
1974年底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规模巨大,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内有三个船台,各长88 米,其中最大的两滑板中心距为2.8 米,估计可建造宽6到8米,长30 米,载重50 到60 吨的木船。有这样规模的造船业,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南越有相当规模的航海业。据史籍所载交州的对外港口除番禺广州外,还有徐闻、合浦及交趾、日南均在今越南境内。
从汉武帝时起,官办商船队多从徐闻和合浦起程远航民间贸易或许更早些。《汉书•地理志》载船队规模颇大,水手员工多是应募而来,船上有黄门少府附属机构译长,携带大批“黄金杂增”出海,换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船队到过七个海国,主要目的地是黄支国,最终到达“已程不国”。每到一国都受到友好接待,供应伙食,派船接送。但有时遇上海寇,船队遭到劫掠有时碰上咫风,部分船工丧生。经历近三年艰险的海上生活,幸存者才回到合浦、徐闻。这可以说是一条较早的海上“丝绸之路”。黄支国在西汉后期,天竺国印度、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在东汉后期都曾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徐闻、合浦成为当时中外海上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口岸。
番禺城今广州 还是中原、荆楚、黔蜀、闽浙以及南海诸国多种货物的集散地。汉代即已成为全国有数的商业城市。“处近海,多犀、象、毒冒即砒唱、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指中原地区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据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大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来看, “初步可以判断其中有一部分应是从中亚或南亚等地输人的,过去,广州发掘的西汉墓,曾发现犀角模型,玻璃器,玛瑙珠饰、蚀花的玉红石髓珠,经检定,有的不产于中国,有的质料不同于中国所产,有的与中国传统工艺迥异”。甚至还有富豪之家购进的外国奴婢广州汉墓中常有这类奴婢的陶俑,裸体,深目高鼻,头部缠巾,箕踞而坐。
南越族的这一段历史,可以说从刚走出原始状态,就受到外来文化,主要是华夏文明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冲击,从这时起,就开始加人了逐步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在激烈的碰撞中,他们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体现了自身的风格,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增添了几分南国风采。

文化 南越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