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老城区的中心,有一片几条街道连结成的街区,是清代广州有名的文化街。它的范围是从现在的教育路南段起,向南至九曜坊、书访街,向东拆入西湖路包含龙藏街,由西湖路折向北沿北京路直至财厅前,形成一个略似马蹄形的街区。在这地区里,书仿与刻字铺鳞次栉比,出版售买各种图书,文化气息十分浓厚。广东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在这里印刷出版的,不仅供应全省,并且运销外地。外省来穗的文人墨客、过往官员也多喜到此流连,选购他们所需的书籍。这条文化街是清代广州城显著的文化标志,也是辐射全省乃至省外的文化基地之一。
广东的刻书,在明代已有“广板”之称,但其时全国刻书重点为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徽州等地,广州只居中下游。入清后,南京、杭州、建宁的刻书业衰落,书仿数量锐减,而广州则不断发展,至道光、咸丰间臻于机盛,书坊数量之多,在全国仅次于北京、苏州而跃居第三位。那末,这条文化街的地位就可见了。
根据现存资料,见于记载的书仿计有
学院前九曜坊有
麟书阁 聚英堂宁经堂
艺仿斋 广文堂 聚升堂
鸿都阁壁经堂 宝经阁
翰墨园合壁斋翰元楼
合成斋传经堂萃经堂
锦书堂翰芳斋聚德堂
信古斋润经堂聚贤堂
翰文堂
西湖街有
富文斋六书斋萃古堂
超华斋绍经堂 博文斋
聚珍堂 心简斋效文堂
正文堂 酌稚楼 留香斋
汗青斋 成文堂墨宝楼
鸿文堂藏珍阁宝珍楼
艺范楼 六云斋 行远堂
龙藏街有
革文堂 华宝阁业文堂
意林斋韶元阁 华文堂
学源堂
双门底有
文选楼 全经阁 味经堂
聚文堂 福芸楼 聚锦堂
儒稚堂九经阁芸香堂
拾莽园 经韵楼三元堂
古经阁集成堂登云阁
壁鱼堂汲古堂伟文堂
古香楼经史阁
以上这些书坊,仅是已见于记载的,有些虽有出书而铺址未明者还未计在内。即使如此,上述位于此街区内的书仿,也已占了广州书仿总数的80% 以上。如果从经营规模和出版质量上来看,更占了绝对优势,因为名店大店均集中于此。而散处城内桂香街、太平新街以及西关等处的书坊,是难以与之相比的。
这里的书坊多是前为店面后作工场的形式,店内既售本铺刊行的书籍,又兼售他处及省外的出版物,到清末,还有代售报纸的。早期的经营,以刊售价廉易销的民间日用书籍为主,如历书、字书、小说、唱本、医书、占卜星相书、闲墨、科举程文等,经史诗文等书籍数量较少。至清中叶,广东学术风气大盛,对经史学术书和诗文集的需求大增,私人著作大量委托书仿代刻,极大地推动了书仿业的发展。由是书仿数量激增,出书范围扩大,增加了学术诗文等书籍和大部头工具书的出版。书籍的品位既大为提高,精品复层出不已,如西湖街聚珍堂承刊的《楚庭考旧遗诗》、富文斋承刊的《听松庐诗略》、《东塾丛书》、双门底瀚墨园刻的《丈选》等均称精善,享誉甚佳。书仿的发展,文化街的兴旺,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提高。
广州书坊还有两个有名的特色。一为刻工较廉而工艺不俗。当然,早期刻本不讲求质量,讹误颇多,每为人所诟病。后来书业发展,竟争激烈,质量不断提高,声誉渐起。其时常有苏州书商运钻书籍来广州,知此地刻工廉宜,便顺带书稿委托广州书仿代刻,然后将书板带回苏州利印,冒充苏板书发行。苏板书素称精良,享誉甚高,粤刻能被作为冒充品,足见质量之佳。其二是套板书蜚声海内,数量亦多。套板书明代盛行于湖州,至清代已衰落无闻,而广州、北京遂乘时并起,称雄海内。一般套板书多为朱墨两色或朱墨蓝三色者,翰墨园所刻的《杜工部集》,正文用墨色印,各家评语则分别用紫、蓝、朱、黄、绿色套印,共为六色,成为套印本中颜色最多的。此本纸色莹白,字大行硫,六色分陈,十分醒目,允为套板书中之精品。翰墨园刊印套板书多而且精,其余如学院前之艺芳斋、双门底之登云阁亦印过套板书,精美颇相伯仲。
是什么原因促使许多书坊集中到一处,从而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化街区呢 这问题似乎还没有人探讨过。另外,它的发展与提高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现在我们试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广东的文化发展过程来考察,以求取答案。
它位于老城区的中心,北面是一字儿排开的许多大街门,从东到西分别是布政司、广州知府、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的衙署。而区内的双门底大街 今北京路北段 则是城中繁盛的通街大道,大小官员、士大夫和学者文人经常出入,老百姓更是熙来攘往。在此设铺售书,地理条件无疑是十分优越的。
广东提学使衙门设在区内的九曜仿 今西湖路南方剧院附近。衙门座北朝南,其前面为书仿街 今教育路南段及书仿街。提学使署是总管全省教育、科举考试的省级机构,因而又是全省各地士子应试和经常出入的地方。在它门前开设书仿自然是最有优势的,而书坊街亦因此而得名。
从整个街区来看,它的东南面有广州府学宫,东北面有番禺县学宫,西南面有南海县学宫,这都是士子应考、听训、聚会、举行祭礼的地方。街区恰好处于三个学宫的中点,相距亦不太远,是读书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自然成为书坊商人设店的首选。
街区附近有多间著名书院双门底有粤秀书院,西湖街有西湖书院,龙藏街有羊城书院,司后街今越华路有越华书院。另外,大马站整条街则遍布各性自设的书院如陈氏书院、黄氏书室等这些名为书院而实非教育部门,它是各姓人士集资兴建,供该姓子弟到省城读书应考时住宿和自习的地方,区内士子云集,设店于此就再自然不过了。
阮元于道光初年在广州建立学海堂,大力提倡经史之学,同时又不废辞章之学,授读杜诗韩文等。广东省的学术风气由是大盛,对于学术典籍、诗文集、工具书的需求遂形殷切,这就有力地促使书坊数量的增加,亦使刊印书籍的范围因而扩大。又因为学海堂学风的影响,学者重视考据训话学问,对于书籍的校雠整理,刻意讲求,所以道光之后翻刻书籍,多有校雠精善者,而新刊之书,由于校核细致,讹误亦鲜。书籍品质的提高,使广版书获得良好的声誉。
清中叶后,广州出现一批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他们竟相刻印有价值的大部头典籍,如潘仕成、伍崇唯、孔广陶、方功惠、陶福祥等,刻书数量大,并且力求精美。书仿承托刊刻,几于应接不暇。
从上述可见,这个文化街区是在优越的地理条件下,浓郁的文化环境中崛起,在蓬勃的学术风气推动下得到发展的。街内除了众多的书坊外,还开有古董店、文具店,使得文化气息更为浓厚。可以说,它在全国出版业中的地位,对广东学术、文化的推动和贡献,都是十分突出的,在广州城市历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
清末,铅印技术已经普及,广州纷纷有铅印书局的开设,对刻书业是个致命的冲击。有些书坊为了适应形势,不得不兼营部分铅印业务。到民国初年,刻书业的衰落已成定局,但如登云阁、墨宝楼、越华斋、聚文堂等著名书仿仍坚持小部分刻书业务。其后书坊业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书局和机器印务局,也多集中于今天的北京路北段、西湖路、教育路一带,直至建国初期为止,亦可见这个文化街的流风绵长了。

清代 广州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