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乐是个只有百把年历史的新兴民乐乐种, 却有几个不难弄清的问题自50年代以来被音乐界一些专家学者们作出有违历史真相的论断, 且长期没获得澄清, 粤乐界人士对此很感无奈。本文谨就下述三个问题作点剖析以就教音乐界高明。
一、关于广东音乐与粤乐、高胡与粤胡的名称问题
广东音乐与粤乐、高胡与粤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对粤乐而言,广东音乐与高胡, 明显不是理想的名称, 然而自50年代起, 却偏偏舍弃本来是恰当的粤乐、粤胡之名不用, 统一称为广东音乐与高胡,这就有点儿舍本逐末。
粤乐从形成乐种至本世纪50年代前, 是没有一个统一名称的。那时,普遍把它称为谱子, 人们演奏一般称为玩音乐或奏谱子。但二三十年代即已有粤乐的名称了, 如当时出版的大量琴谱曲集, 就有粤乐新声粤乐精华粤乐荟萃袖珍粤乐选等是以粤乐冠名的。二三十年代是粤乐史上的鼎盛期, 涌现出众多的著名演奏家和作曲家, 大量地不断地有新创作乐曲问世, 并灌制成唱片广为传播。粤乐的曲子也深受外省人民群众的喜爱, 他们不知道这些曲子属于什么音乐,但知道是广东的,因此广东音乐的名称是首先由外省人叫起来的。
广东音乐与粤乐两个名称, 后者较前者准确贴切和简炼。因为广东省内有三大地方乐种, 在潮语地区的称潮乐, 在客语地区的称汉乐, 那末, 在粤语地区的称粤乐,就很统一规范。再者,在珠江三角洲诞生的三大地方表演艺术品类, 地方戏曲称粤剧, 地方曲艺称粤曲, 那末, 把地方民乐称粤乐, 也是既统一又合乎情理。反观广东音乐一名, 是必须加引号才能成为特定乐种的名称, 而现今在一些文章中特别是书刊的封面中见到的广东音乐是没有加引号的, 严格来说是欠妥的。
再说高胡与粤胡的名称。众所周知, 这件乐器是粤乐一代宗师吕文成在20年代首创出来的。由于它在音色、音量和音域方面的优越性,不仅迅速成为粤乐最重要和最具地方色彩的标志性乐器, 而且也成了本地戏曲和曲艺乐队的头架(相当于首席)乐器。该乐器问世后, 其名称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吕氏二胡仍称二胡, 而把原二胡改称南胡;另一种是把吕氏二胡称粤胡, 原二胡名称不变。50年代, 我国各地的民族乐团(队) 普遍吸收吕氏二胡用于弓弦乐高音部, 于是才有高胡的名称。
吕氏二胡原有的粤胡名称本是最恰当的, 个性鲜明, 已成为乐种的标志性乐器。舍本地特有名称而用高胡的共性名称, 该乐器的个性标志就被冲淡或消失了。况且, 这个乐器在粤乐和民族乐团(队) 中的应用,无论乐器的型制、持琴姿式, 演奏手法、音色控制以及在乐队中所担负的功能,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 故把粤胡改称高胡反为不妥。现今港澳和海外的粤乐民乐界, 一直有人坚持把吕氏二胡称为粤胡。演奏家余其伟在台湾及海外登台演奏, 当地就有称他为粤胡演奏家的。
在94羊城国际广东音乐节期间举行的有近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的粤乐学术研讨会上, 基本达成一项共识广东音乐和高胡对本乐种而言, 不是理想的名称,提倡今后在不否定仍用广东音乐、高胡的称谓的前提下,多使用粤乐和粤胡的名称。现今, 使用粤乐、粤胡名称的人已日渐多起来了。
二、粤乐是否来源于粤剧
粤乐来源于粤剧过场谱一语, 是1957年出现的关于粤乐来源问题的最早断语。从那时到现在, 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稿中的粤乐来源于粤剧的观点比比皆是, 但都是只写有一两句话的结论式断语, 未见有一文对此论点作出过具体论证。自80年代以来, 在陆续有质疑粤乐来源于粤剧论、正面阐述粤乐历史沿革的论文发表的情况下,那个只有一两句话的粤乐来源于粤剧的断语, 却依然被编入百科全书音乐辞典的国家权威性典籍,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粤乐与粤剧是从珠江三角洲同一片沃土中诞生出来的姐妹艺术。两者长期存在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极其密切的关系,但不存在谁派生出谁的问题。查粤剧自形成剧种至19世纪末, 其唱腔音乐只有梆子、二五、弋昆牌子曲三大类。粤剧吸收使用小曲小调始于清末民初。在19世纪中晚期, 粤乐已开始形成乐种了,其标志是:群众性器乐演奏活动蓬勃发展,产生众多民间乐社;涌现出作为乐种的代表性人物、开乐种创作先河的著名演奏家兼作曲家何博众(1831年诞生) 、严老烈(约1832年诞生) ; 开始出现本乐种特有的雨打芭蕉饿马摇铃旱天雷连环扣到春雷等优秀代表性曲目; 开始形成乐种的独特色彩风格的旋法和乐汇。
粤乐是由中原古乐、以江南地区为主的小曲小调以及弋昆牌子曲这三种外省音乐文化传入广东后, 经过长时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受本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的影响, 并和本地的民间歌谣曲调相融合的产物。珠江三角洲民间向有喜好器乐演奏的风尚, 不少人自置有一两件乐器休闲时在家中自娱自乐。早在明代, 即出现由音乐爱好者相聚活动而形成的民间乐社, 本地俗称私伙局(聚集一起玩音乐或唱曲称开局, 在私人的厅堂内, 各人拿着私人的乐器参加开局, 便称私伙局)。广东文献记载, 香山人王佐( 1490 1566) 是著名文献学者和音乐理论家, 他为了检验自己的音律理论而把他的学生组建成一支实验乐队, 这可算是500年前的民间乐社了。番禺人王隼(1644 1700) 是著名诗人和琵琶演奏家、作曲家, 他和他的妾侍、女儿、女婿在300年前组成过一个一家四口的家庭私伙局。清代中晚期, 民间乐社星罗棋布, 涌现出许多著名私伙局和培养出众多粤乐人才。粤乐奠基人之一的何博众于清道光年间把番禺沙湾大厅辟作私伙厅(今已列为粤乐文物保护点), 以乐会友, 并收徒授艺,并在此培养出被誉为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这三位粤乐杰出代表性人物。成立于清道光末年的中山小雅山房乐社, 始建于清代晚期的广州市民镜和济隆两个乐社等, 均是历史悠久和人才济济的著名乐社。民间器乐演奏活动及民间乐社的蓬勃发展, 是形成粤乐的关键条件。它是外省音乐文化与本土音乐文化进行融合的载体, 是孕育诞生粤乐的温床。
持粤乐来源于粤剧过场谱论的人, 多是以弦歌必读一书为依据。这是找了错误的依据而导致作出错误的断语。查弦歌必读乃粤乐早期著名人物丘鹤俦( 1880 1942) 于1916年编著出版, 书中刊出称为粤剧过场谱的曲子20首, 另刊出称为大调的曲子5首。从丘氏在书中所写的说明得知, 他明显存有两个误点:其一是混淆了某些音乐名词的概念, 他把较长的曲子称为大调, 把较短的曲子称为小调, 把有曲肉(指唱词) 的曲子, 不论长短都称为小曲, 把没有曲肉的曲子称为过场谱; 其二是他不仅对过场谱的定义含糊不清, 更不问乐曲的来源而把当时粤剧曾用过的曲子笼统地称之为粤剧过场谱。
从丘氏所列的20首称为粤剧过场谱中就能找出是吸收自粤乐的例证。如其中到春雷一曲, 它是粤乐奠基人之一的严老烈用小曲到春来为骨干音, 采用加花扩充旋律手法而创作出来的粤乐曲子。再如其中原是中原古曲的小桃红琴弦乐谱第一辑以及粤乐汇粹等曲集刊出该曲时, 均有注明该曲本是古人丧礼时奏曲, 节拍极慢, 其声也哀。该曲很早已传入广东, 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已衍变成曲调流畅的粤乐早期名曲了。粤剧吸收使用小桃红始于本世纪初演出的排场戏吕布窥妆, 用该曲烘托吕布与貂婵两人一大段没有唱也没有口白的对手做工戏。可以判断出, 吕布窥妆只有吸收使用已衍化成粤乐的曲子才能适应剧情的需要, 绝不可能吸收使用节拍极慢, 其声也哀的原始曲调。仅举上述两例,足能反证粤乐不是来源于粤剧过场谱, 相反的通常却是粤剧吸收粤乐曲子用作过场谱、气氛音乐和用作曲牌填词演唱。
三、粤乐是否深受帝国主义文化侵蚀
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空穴来风, 无的放矢。因为在文革十年浩劫结束了20多年的今天, 在本地和全国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们公开发表的文稿中, 以及在一些教科书中,仍屡见有出现粤乐深受帝国主义文化影响侵蚀的论调, 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甚至感到愤懑。
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 只因广东邻近港澳, 被认为是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早和最严重的地方, 是阶级斗争的前线, 从而认定广东的地方民族民间艺术是深受帝国主义文化影响侵蚀外, 更被多扣上一顶所谓深深打上殖民地化商业化的烙印的帽子, 其所受左倾祸害的深度和广度, 在全国来说是至为严重的。这个时期, 粤乐的作品被强加的各种莫须有罪名批判得体无完肤。二三十年代的粤乐鼎盛时期, 却被定性为殖民地化商业化时期。四人帮头子、大野心家江青也曾对粤乐胡言乱语, 诬蔑粤乐是靡靡之音, 不可救药, 给予全盘否定。
广东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 人民群众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粤乐诞生于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19世纪中晚期, 是受到包括新旧两个范畴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哺育成长发展起来的。因而:粤乐具有典型岭南文化的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特性; 粤乐的代表性人物, 从何柳堂到吕文成, 都是具有浓烈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者; 整个粤乐作品库, 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内涵的曲目占居绝大多数; 20至40年代期间, 粤乐还产生出恨东皇樱花落泣长城齐破阵凯旋等一批直接反映反帝抗日题材的作品。上述这些都是在我国民间音乐中甚为难得和罕见的。
粤乐作为优秀乐种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粤乐曾向西洋音乐借鉴吸收养料, 受到过爵士音乐一定的影响, 更曾大量吸收使用西洋乐器, 但这不等于是深受帝国主义文化侵蚀。粤乐自出现营业性演出和灌制了大量唱片推出市场,就不可避免有个商业化问题, 它刺激了创作的繁荣, 产生出大量好作品是主流, 而受过度商业化影响产生过一批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作品则是支流。粤乐受商业舞场影响而一度出现过的精神音乐(用小提琴、萨克斯风、木琴、电吉它, 加上一套架子鼓的乐器组合, 演奏节奏较强烈轻快的曲子), 乐师演奏时有轻狂动作, 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毛病, 也不应成为大罪状。粤乐艺术质量低下的曲子可列出一大批,但思想内容不健康的作品只是极少数。过去批判粤乐必被点名的标题很吓人的性的苦闷曲子, 它是终生不娶的独身主义者、粤乐著名演奏家作曲家何与年所作, 该曲可能是作者青壮年时期有性的苦闷的心态的流露, 然该曲从来没见有人去演奏, 即使算作坏作品,却不曾对人民群众产生过不良影响, 更与帝国主义文化侵蚀挂不上钩。
在左倾思潮泛滥成灾年代, 音乐界个别中左毒较深的人, 就是杯弓蛇影地根据粤乐发展历程中出现过的一些问题和缺点, 上纲上线大扣乱扣帽子而炮制出所谓粤乐深受帝国主义文化影响侵蚀, 深深打上殖民地化商业化烙印的荒唐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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