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1810一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号东塾,广东番禺人。他是十九世纪岭南极有名望的学者、颇具创新意识的思想家、卓越的教育家。陈澧一生著书百余种,执教数十年,不仅以其广博的学识、独特的思想、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为岭南学术、岭南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还以其谦虚、平易、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与实践为岭南学术、岭南文化的传播、光大,培养出一大批后继者。本文拟就陈澧对岭南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作一概要论述,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陈澧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为岭南文化又一发展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由于地处偏远,经济开发的时间也较晚,因而岭南文化长期未能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显要地位,只是从唐宋开始,岭南文化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唐宋是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明末清初是其第二个高峰期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后的晚清,可以说是其第三个高峰期。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高峰的出现,自然离不开文化名人的奠基,反过来说,文化名人的大量涌现,即是文化高峰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事实上,唐宋时期岭南文化之所以出现高峰,是与张九龄、余靖等文化名人出现有关也与韩愈被贬潮州、苏轼被贬惠州以及周敦颐任职广东道有关。明代后期至清初出现高峰,则与丘涛、陈白沙、屈大均等文化名人出现有关也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等在肇庆、韶州等地传播西方科技、从而引起东西方文化撞击与交融有关。至于说晚清的高峰期,也是因为当时岭南出现了不少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化名人。而生长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陈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澧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陈善、父亲陈大经都曾任过文吏,官虽不大,但做学问却都有点名气,陈澧自小受家风的薰陶,七岁起入塾攻读四书五经及唐诗等书,九岁已能赋诗作文,十七岁考取秀才,二十三岁考中举人,可谓一帆风顺。但其后连续七次赴京会试均未中,于是决意不再走科举致仕之路。他一生只当过二个月的广东河源县训导,咸丰九年(1859年) 虽被拣选知县,但他“不愿出仕”,专意著述和讲学。一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 他72岁时,“粤督张树声、巡抚裕宽以南海朱次琦与澧皆看年硕德,奏请褒异,给五品卿衔”。次年即病逝。所以说,陈澧一生的功名,并没有什么显赫之处,然而他的卓越智慧和才识却使日呈璀灿的岭南文化大放异采。虽然他在《自述》中曾淡然地说: “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但这只是做学问的人常有的自谦。其实陈澧一生钻研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他博洽群书,勤于著述,学识精湛,除熟谙经、史、诸子外,对于“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骄体文、填词、篆隶真行书,无不好也,无不为也”。如果从学科性质划分,则涉及经学、文学、音韵学、文字训话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哲学、地理学、声律、音乐、书法、诗词、天文学、数学、佛学、教育学等许多门类。在我国古代,象陈澧那样在如此广阔的学科领域里取得成就的学者,实不多见;在岭南学派中更是凤毛麟角。现择陈澧学术成就之较大者作一评述。
一、经学 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它起源于先秦,形成于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正统之学,历来为士大夫们所重视,陈澧亦不例外。如果从著述之多、影响之大来看,陈澧不愧为十九世纪中国著名的经学家。他在经学方面的著述甚多,其中著名的有《汉儒通义》、《朱子语类日钞》、《东塾读书记》等。《汉儒通义》共七卷,“所录皆经部之书。史、子、集皆不录;所录皆汉儒之书,……三国以后之书不录”。这是一部有观点、有取舍的专题语录性的辑本,其宗旨在于“采两汉经师义理之说,分类排纂,欲与汉学宋学两家共读之”。意在调和汉宋之学。《朱子语类日钞》共五卷,其著述的目的也在于打破门户之见,“调和汉宋”。《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取《论语》:学而不思则周,不学则殆之意,后改是名。此书原拟撰写25卷,但到陈澧去世为止,陆续刻成的只有15卷,其余10卷虽有遗稿,但大都未最后完成。此书的宗旨在于“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大旨不分汉宋门户”。可以这样说,这部书会集了陈澧毕生治学的精华,是陈澧最重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学著作。
陈澧在经学上的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著述丰富,而且还表现在他强调经世致用、以学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治学宗旨上,并以自己的学说,扭转了同属岭南文化的白沙学派那种以静坐高于一切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偏向,对以后从广东出发的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陈澧一贯主张汉学、宋学并重,反对独尊一端的片面作法,为此,他为汉儒辩解说: “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陈澧的这番话,其实是有指的,他对于乾嘉盛行的那股埋头训话考据的学风很是不满,尖锐指出: “今人只讲训话、考据,而不求其义理”,这样即使是“终身读诵各书”,实与“不读书等”。所以他自己虽然也致力于训话考据,但其目的在于“得其义理”。归根到底是为了经世致用,有益于社会人生。陈澧一生研究经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整理之、贯串之、发明之,不得已而后辩难之,万不得已而后排击之,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这种从实际出发,以有益有用于世道人心的学术观点,对十九世纪经世致用学派的振兴以及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均起到一定的奠基与启蒙作用。在这方面,陈澧确是功不可没的。
二、文献学、训话学、考据学、音韵学 陈澧推动岭南文化的发展更突出地表现在文献学、训话学和音韵学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为这些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学科,对于弘扬岭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都至关重大,他在注释、整理古籍方面的一些开创性的见解与做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陈澧特别强调训话对于研究和整理古文献的作用,并表示要“明训话之功”。他认为“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语言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话。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话则能使古今如旦暮”。从而有力地阐明了训话的重要性。关于训话的方法,陈澧认为最便捷、最有效的当是“举今以晓古”,他说: “举今以晓古者,即训话之法也。古语则以后世之语通之;古官、古事则以后世之官、后世之事况之”。陈澧还提出了词义的时代性问题,认为“一时有一时字义,说经者不可不据当时字义以晓世人也”。陈澧的这些见解,对训话学、古文献学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陈澧对考证在整理古文献中的重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虽然对乾嘉时期只重考据、不重义理的学风不满,但他绝非否定考据学。相反,他认为: “国朝考据之学盛矣,犹有未备者,宜补直之。”于是著有《声律通考》十卷、《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考正胡氏禹贡图》、《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等,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进行了认真的考证。这些都是陈澧的重要学术著作。
第三,运用图表对古文献进行注释是陈澧整理古文献方面的又一重要贡献。象他研究礼学,就很重视制作图表,曾命侄孙庆修撰集《三礼图》。陈澧还作过《周礼郑氏注》、《老子注》、《公孙龙子注》、《周礼今释》、《谷梁笺》等。他作注严肃、认真,讲求用字精炼、审慎。如《公孙龙子注》一书,虽经多次修改,他仍认为“尚须再阅”,直到他去世后,才由他的学生汪兆铺付印出版,成为《公孙龙子》最精确的一个注本。此外,陈澧还有以“撮其大要,明其指归”,作为整理古籍的重要方法,使后学者可在繁博的古籍中“寻其门径”,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在音韵学方面,陈澧也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28岁就开始撰写《切韵考》。对《广韵》和广州方言的研究造诣尤深。他认为: “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平上去入四声各有一清一浊,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浊,……而广音四声皆分清浊,……”。“至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由此,他首创了“反切用字系联法”用以研究古代的声母和韵母,“取《广韵》切语上字系联之,为双声四十类;又取切语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分列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必使信而有征,故宁拙而勿巧”。这种方法颇为精确,结论也较得当,在对《广韵》声韵母的研究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历代音韵学家所称赞。近人孙玄常曾赞誉说: “对于《广韵》的研究,不能不首推陈氏。”近代著名音韵训话学家黄侃对陈澧的《切韵考》亦推崇说: “信乎今音之管钥,古音之津梁也”;“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并且承认他创立的“古声十九纽”之说,实受陈氏书所启发,可见陈澧学说影响之大。陈澧实不愧为清代后期著名的音韵学家和文献学家。
三、地理学、数学 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陈澧对实用性较强的自然科学也很重视,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律历等学科,均有专门的著述,尤擅长于地理学和数学。
在地理学方面,他著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记三本地图》、《黑水说》、《禹贡道水次第说》等,并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的绘制事宜。在理论上他提出: “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志水道,则可考汉郡县。”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研究地理必须注重地图。认为: “读史不可不明地理,考地理不可无图,……唯以地理之学,水道尤难,乃考《汉志》水道为之图说。” 此外,他还通过精心的考订,指出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一些错误,并作了改正。他说: “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至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20这种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不为贤者讳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数学,陈澧亦很重视,他曾抨击科举只重“时文”,不重算学之弊,说:“澧尝慨今日书院遍天下,皆作时文以应举,其人皆曰:‘尊朱子。’然而朱子之语曰:‘算学甚有用。’若时文整篇整卷作何用耶?徒坏士人精神。尊朱子者知之否乎?”他对于当时精通算学的昊子登、李善兰等人甚为景仰,曾致信昊子登说: “昊君……学问深博,澧所窥见者独算学,惜吾老矣,不能从而学也……”其实陈澧本人在算学上也是有成就的,并著有《弧三角平视法》一卷,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四、诗词、音乐 陈澧九岁即已开始学作诗词,到二十五、六岁时已作得很好。当时著名学者程恩泽曾评论说: “近人诗多困卧纸上”,但陈澧的诗却“能于纸上跃起者!”陈澧原“立志为诗人”,后因专心学问,遂少为诗。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陷广州,面对家国危难的残酷现实,陈澧便以诗作为武器,写了《避寇寓横沙》和《炮子谣》等,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和毒品鸦片的危害。诗风悲凉激奋,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称誉。陈澧一生共作有多少诗词,没有确切统计,门人汪兆铺搜集其词编为《东塾先生遗诗》一卷,汪兆锉搜集其词为《忆江南馆词》一卷,以后汪宗衍又继续“兔逸网遗”,编为《陈东塾先生遗诗》一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集外词》一卷、《续补》一卷,但“仍非全豹”,其散佚者尚不少。
陈澧对诗词理论的研究也很深,在诗评方面著有《识月轩诗话》;词论方面著有《白石词评分等。陈澧认为: “精华不必多”,主张“为诗不摹仿古人诗”,“不随逐时人”。又说:诗如其人,“人之清者诗必清,浊者诗必浊”25等等,均是发人深省之论。
在音乐、器乐方面,陈澧亦颇爱好,著有《声律通考》十卷、《声律余考》、《古乐微》、《古乐余论》、《述乐》、《琴律谱》、《琴谱》、《箫谱》等,其中《声律通考》是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对古今声律的差异进行了精细的考证,意在探求和保存古乐。梁启超曾称誉《声律通考》和《切韵考》为“绝作”。《琴律谱》、《箫谱》等则属于中国古代器乐史的著作。
五、史学、方志学 陈澧的学术著作,虽然没有多少是直接以史命名,但他的不少专著如《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等均可作为通史或专门史来阅读.陈澧认为“为宫不可不读史,读史不可不读《资治通鉴》”,因此他对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特别尊崇,他说:“澧尝窃论北宋之学,后儒皆尊二程子,然司马氏之学不在程氏下。……读通鉴以知天下治乱兴亡,可以为士矣。至平至实至博至约,一坦然如大路而无门户之争也;朗然如日月而无风气之异也。……又窃愿终身敬读之传之后。……吾陈氏子孙世世能读之,则吾家之幸也;士有从吾游者,亦愿人人读之,则吾道之幸也。”可见史学在陈澧的心目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在方志学方面,陈澧不仅有实践,而且还有理论。他曾参与、主持编纂的方志有《广州府志》(163卷,分纂)、《番禺县志》(54卷,分纂)、《香山县志》(22卷,主撰)、《学海堂续志》等。他所提出的“城廓当与官署、津梁之类为一门,而分别子目,不当入古迹;或故城已废者,可入古迹耳”的归类原则,对其后方志的编纂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六、佛学及文化比较、文化交融研究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陈澧时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其间几经盛衰,并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发生了联系,佛学研究也成了传统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陈澧则从佛学研究中,引发了中外(儒佛)文化比较研究的端倪,提出了某些颇具启发性的见解。他的《说佛》一文,就曾对儒佛文化的某些异同进行了对比说明,他说: “余读《南齐书》顾欢《夷夏论》曰:‘佛是破恶之方,破恶则勇猛为贵’。吾于是知佛之说焉。盖佛者,勇猛之至也。吾圣贤之书曰: ‘无故不杀,此饮食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不肉食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虽肉食而不敢滥杀,然而合于饮食之道矣。吾圣贤之书曰:‘乐而不淫,此男女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不婚配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虽婚配而不敢纵欲,然而合于男女之道也。吾圣贤之书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死生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无故而捐其首、割其肉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于其当死而不敢爱死,然而合于死生之道矣。夫人之情,甘食悦色爱生恶死,佛亦岂有异焉,而独矫其情为人所不能为,绝人所不能绝,故曰猛也。……是故圣贤所以为圣贤,以其能为人人所可学也;佛所以为佛,以其能为人人所不可学也。故圣人之道曰中庸,佛之道日勇猛。”陈澧虽然是以传统儒学的角度来看待佛学的,难免有偏爱、曲解之嫌,但在佛儒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却有某种启发意义。在《观佛书偶记》中又说: “中国语顺,外国语倒。”指明了中印语言结构、顺序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流必然引起文化的同化与融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曾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发生过冲突、交流与融合,对此陈澧认为: “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盖学术未有久而不变者。大约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鹜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途,故唐以后儒佛之说有混然不可分别者,……”这些见解,对于正确理解和汲收外来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陈澧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与实践为岭南文化的传播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澧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贡献突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在他一生的事业中,教书育人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执教数十年,桃李遍天下;他和他的学生在学术上建树甚多,并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被世人称为“东塾学派”。
陈澧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他25岁以首选入学海堂为专课生;31岁时以学业精湛被“补为学海堂学长”,“自是遂为学长数十年”。以后又曾往东莞主讲龙溪书院。同治六年秋(58岁),应广东官运使方搏颐的聘请“为菊坡精舍山长”。可以这样说,陈澧为培育英才而贡献其毕生的精力。
陈澧对教育之所以能持之以恒,主要是他在思想上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他曾说过: “治天下者,人材也;教育人材者,学校也”。从而决心以培育人才为己任,即使是外省学子向他求教,他也总是热诚予以指导。如他应江苏学子王宗谏之请,详细地评述了《说文》的体例以及自己的见解他复信给黄芭香,告以“作文之法”在《与周孟贻书》中则告以“读书法”, “当因人而异”,或“专治一经”,或“当于古人中择师”又在《复王峻之书》中指出: “读书则当以读论语为先。……每日读论语,朱注一章,……数十日见识自高,且人品亦因之而高,……” 陈澧任菊坡精舍山长时,虽已年近花甲,但仍亲自讲授阅卷,自觉“虽劳亦乐也”。
陈澧对于教学,历来不囿于成法,在实践中认真进行改革,从而在教育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关键“在乎老师的善于引导”。而教材更显得特别重要,对于入门者来说“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为功较大,而独恨百年以来未有此等书也”。为此,他亲自编著了一套名为《初学篇》的书,内容深入浅出、专供刚入门的学生学习。
陈澧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颇具改革意识,不重时文、讲究实学。在菊坡精舍讲学时“一岁三十课”,增加了不少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则大力提倡“师友讲习”,实际上是主张教学相长,这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实不多见。
陈澧还强调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经世致用,反对读死书、死读书。指出: “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 所以他十分崇信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这句名言,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教育宗旨。当然,陈澧所强调的“行己修养”,并没有超出传统的道德规范;但他那种讲求实效的教学原则与经验,则仍有参考价值。
陈澧对于青年学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并且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 “后生安知不胜于先生乎?世则必知胜于今世也。”事实上,他的门生弟子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待与希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岭南甚至在全国学界都颇具名气,其中著名的有数学家邹伯奇、音韵学家廖廷相、经史学家汪兆墉、训话学家陈树墉、林国赞、文字学家黎永椿等,其他如胡元玉、于式枚等均有一定之成就,为岭南学术及岭南文化增辉。
此外,陈澧在主持菊坡精舍教学的同时,还积极担负整理、刻印图书典籍的任务。其中已刻印出版的有:《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乐书》二百卷;《春秋繁露》十七卷;《孙子》、《吴子》、《司马法》合刊;《百万道人》四种;《菊坡精舍集》二十卷。陈澧自己的著作如《东塾集》六卷等当时亦有印行。这对于保存和弘扬岭南学术、岭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学术、中国文化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澧所处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动荡的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人侵,清政府的软弱腐败,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州三元里人民的奋起反抗斗争,象一幕幕悲凉而又壮丽的历史画卷。“国亡无日”、祖国陆沉的残酷现实,迫使每一个开明、进步、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走出故纸堆,趋向于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经世致用,利国利民。因而这时期所有爱国、进步的学者,都基本上具有经世致用和赤诚爱国两大特色。陈澧当然也不例外。他虽然抱着潜心学术的宗旨,但对于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仍然无比关切。他曾赞扬林则徐到广东查办鸦片。他对编纂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史地概况的巨著《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十分推崇,称赞魏源为“有志之士”;肯定《海国图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自是魏、陈两人相与论学,相得益彰,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在经世致用方面,陈澧也可以说是佼佼者。他怀着一片报国之心,坚持“学以济世”的宗旨,他“七应会试”,目的是想学以致用,“有益于一方”;其后绝意仕途,在书院主持讲学,著书立说,培育学子,也是为了致用。陈澧这种赤诚爱国、经世致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为以后的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渊源。
当然,陈澧毕竟是个学者、教育家,是个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著称的文化名人。他在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里所取得的创新成就不仅是对传统的学术体系、教育体制和文化传统的有力冲击,同时还开创了一代新风,为晚清岭南学术、岭南文化的迅猛发展铺设了路基.他桃李遍夭下,而且不乏有成就者,这对于岭南学术、岭南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光大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他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比如他致用的目的仍是为了维护传统中世纪的统治和秩序等等,但陈澧在清代后期岭南学术、岭南文化上的重要贡献与影响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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