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汉时期起,广州一直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唯一长盛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市。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而文化交流又往往以宗教文化的传播为先导。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来到广州向中国各地传播。
据历史记载,中国与阿拉伯早有交往。《史记》称阿拉伯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1]而《后汉书》记载:“条枝国城在山上,……临西海,海水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2]两汉时期,我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已有一定的规模。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铁器等远销罗马帝国及阿拉伯,而阿拉伯的乳香、奇珍异宝等也输入中国。
伊斯兰教创建于公元610年。在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交流日益频繁。其通道仍然是西北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来华的大食人多为商人、工匠,还有旅行家。唐代中期后,由于西域的吐蕃势力扩张,西北的丝绸之路一度受阻,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更为通畅,因此,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更多。
当时,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方大港,来广州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为数很多,他们还在广州居住和经商。广州人称他们为“蕃客”,并划出一块地作为他们的居住地,称为“蕃坊”或“蕃市”。为了更好的管理对外贸易和税收,唐政府在广州首设市舶使,这是类似于今天之海关的官方管理结构。
据传,为鼓励穆斯林弘扬正道,增进知识,先知穆罕默德发出一条著名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知”。遵照先知的教诲,穆罕默德的信徒阿布•宛葛素奉命来华传教,定居广州,在广州修建了中国第一个清真寺怀圣寺,还在寺中建了一座阿拉伯式呼礼塔--光塔。而阿布•宛葛素在广州逝世后,教徒为他修建了著名的“清真先贤古墓”。据唐代大食地理学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广府……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他还指出,唐代广州有蕃人12万。史称广州城汉人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广州的光塔路四周,有“蕃汉万家”。广州市内至今仍保存着明代修建的濠畔清真寺和小东营清真寺及回教三忠坟等伊斯兰教文物古迹。
为进一步保护和研究广州伊斯兰文物史迹,增进广州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研究,我们把广州留下的伊斯兰教史迹,介绍于此供有关学者研究参考。
怀圣寺光塔
在光塔路,建于唐初。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为纪念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又名怀圣寺。[3]因寺内有一光身柱形塔,故又称光塔寺。这是一座礼拜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唐代大食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曾记述,他在广州时曾见礼拜寺一座,是否是怀圣寺仍有待考证。但怀圣寺为唐代所创建,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可。怀圣寺在元至正三年(1343年)曾毁于火,至正十年重建;其后明成化、万历,清康熙、道光、同治年间先后重建;现在的礼拜殿为1935年重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歇山顶,绿琉璃瓦顶。台基及月台为明代遗物,砂岩打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3次拨款进行维修。
怀圣寺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966平方米,在主轴线上依次建有三道门、看月楼、礼拜殿和藏经阁;光塔在寺西南角,还有回廊和碑亭。
大门的门额用阿拉伯文书“中国第一座清真寺”;[4]二门门额书“怀圣寺”;三门门额书“教崇西域”。
看月楼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重檐歇山顶,面宽5.98米、进深4.88米,墙身为红砂岩石砌筑,厚0.77米,有收分,四面各开以拱券门,东西拱券门连接回廊。上檐施三跳斗拱,设棋盘形天花;下檐施施四跳斗拱,风格承明制。
光塔始建于唐代,高36.3米,青砖砌筑,塔身圆筒形,向上有收分,表层涂抹灰砂,塔身开长方形采光小孔,塔内设二螺旋形楼梯,双梯绕塔心盘旋而上,各自直通塔顶。塔原有金鸡,可随风旋转以示风向,明初为飓风所坠。顶部用砖牙叠涩出线脚,上砌尖形顶,为1934年重修的。此塔为国内现存伊斯兰教建筑最早最具特色的古迹之一。
寺内3个碑亭,均为歇山顶,清初重修,仍保持早期的特点。
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真先贤古墓
古称“回回坟”。位于解放北路桂花岗(今兰圃西邻)是著名的伊斯兰教早期古迹。
墓园为庭院式建筑,门额上横书“清真先贤古墓”,进门后过了“高风仰止”石碑坊便是墓地。墓室坐北向南,形制上圆下方,宽深约6米,地板砌黑白相间的小瓷砖,东西墓壁各有一小窗,墓壁极厚。室内筑成拱顶,作穹窿形,犹如悬钟,在室内诵经或讲话,回声响亮,故又称“响坟”。墓署唐贞观三年(629年)所建,墓室正面开一小门,门额上书“宛葛素墓”。门前增建一座拜亭,四周绕以石栏杆。
墓园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园内庄严肃穆,整洁幽雅。周围广植花木,墓室西南面还建有拜殿、茶亭、休息室、接待室、莲池等,墓园四周还有几十座历代知名伊斯兰教徒坟墓。
相传唐贞观二年(628年),先知穆罕默德派遣宛葛素(又译苏哈白赛)前来广州,后传泉州、杭州到达长安、翌年,复循原路返抵广州后逝世,葬于此,先贤古墓是极为珍贵的早期伊斯兰教胜迹
1962年7月广东省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蕃坊
中国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发展到唐代,已是相当发达。外国商人到广州通商的很多,聚居之所叫“蕃坊”。当时,广州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都会。来此贸易的蕃商起初因为等候季风、仓储货品或其他原因,在珠江岸边湾泊之地暂住。后来,有些蕃客久居不归,开始在城内建立居处,唐政府成立市舶司管理外贸以后,外商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来广州经商和居留的人数大为增加,居住区域不断扩大,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蕃坊。这些留居广州的外国侨民,以大食(阿拉伯)、波斯人居多,还有不少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真腊(柬埔寨),占婆(越南)等国人;有商人和他们的家眷,也有作劳力的奴仆;“家资数百万缗”富翁比比皆是,一贫如洗无力返回家乡的穷人也有一些。外侨人数在广州居民中占相当大比例,数量惊人。据大食地理学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广州有蕃人12万,又说有20万。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蕃坊达到最盛。史载,广州汉人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光塔路一带,已有“蕃汉万家”。有些蕃客久居蕃坊,与当地人互通婚姻,在广州落地生根。
唐政府在蕃坊建置蕃坊司,设立蕃长,蕃长在外侨中选任,负责处理蕃坊事务和招请外商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宋代,随着侨民的增加,蕃坊内又设“蕃市”和“蕃学”。蕃市供外侨交易,蕃学由地方政府兴办,供外侨子弟学习中国文化。
濠畔清真寺
位于越秀区人民中路濠畔街378号,又名濠畔寺。濠畔街是古西澳(即南濠)边之街道。故称濠畔。广州在唐宋时期,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西城已形成一大片繁华地区,外国商人渊源不绝地来广州进行贸易和居住。所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便在城西一带设立“蕃坊”使之居聚。当时蕃人约达12万,日进船约20艘。因此,西澳便成为船舶码头。据《南海县志》称:“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贾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货运,由西水关人,至临蒸桥(在濠畔街尾),络绎不绝。”
明朝平定天下,一千多回回军进驻广州,为了方便回族军眷作膜拜,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集资兴建了几所清真寺,濠畔寺为其中之一。该寺建筑按南方园林布局,结构精美,占地面积工491平方米,成为广州穆斯林经商、聚礼、传教、办学之所。清康熙四十五年(1709年),因岁月沧桑、殿宇破败,伊斯兰教徒傅云峰慷慨解囊,捐献厚资进行重修,大殿以东南亚采购的珍木为梁柱,殿内造工精细,装饰华丽,上有进士王泽宏题写的“主恩咫尺”横匾。濠畔街是江南客商聚居之地,其中有不少为伊斯兰教信徒,对濠畔清真寺多有捐赠,故该寺过去寺产较丰富。
1949年后,伊斯兰教主麻聚轮回在此举行,后因历史原因,古寺日渐颓破,寺内月楼、南北廊、承房等被拆掉,建起了厂房,现仅存寺门和大殿。1993年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4月大殿修复后重新向穆斯林开放。大殿坐西朝东,宽18.8米,重檐歇山顶,殿内饰卷草花纹,漆金木雕刻飞罩。两侧山墙各开三个供房门,均为六抹头菱形花心隔扇。重新粉饰后嫣红翠绿,金碧辉煌。
回教三忠坟位于广州解放北路先贤古墓的东侧,是明末驻守广州的回教将领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三人之墓。清朝建立之初,在广东曾建有南明政权以抗击清军。顺治七年(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进攻广州,为南明镇守广州的羽凤麒等率领将士拼死抵抗清军,浴血奋战,与清军相持近两个月,后因城中粮尽,羽凤麒知广州城不保,自缢身亡,马承祖等战死沙场。广州的穆斯林人士为他们三人建墓于流花湖附近,称为“回教三忠坟”。1955年,广州市回族人民在坟前立碑,碑文如下:
回族三忠墓碑记
回人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明末殉国之三忠也。根据明史所载,三忠屡建丰功,而以凤麒为著。在宪宗成化年间,三忠奉调来粤,率领回兵四营与俱驻卫广州。绥靖地方,治安赖以巩固。热爱人民,升平得以复见。粤人感之,同声称颂,奈当时明室积弱,清兵进逼日甚,京畿告陷,明帝出奔,中原无法立足。广州亦为清兵所困,三忠孤城抗战,浴血以赴。然后苦守无援,战至弹尽粮绝,旋知大势已去,咸抱牺牲之念。乃同登城内拱北楼,原址即今永汉北路,戎服面西,一死殉国。死后城破,广州惨屠城,罹难而死者甚众,绍武君臣终归泉壤。三忠正义彪炳,浩气凛然,其英勇不屈之精神,诚不失军人之天职,迨后粤人追慕英雄,乃安士于流花桥外先贤清真寺前,筑亭立石,颜曰回族三忠墓,以志悼思。当今人民政府已三忠历史足为后人矜式,乃资助回族人民重建碑亭,以安窀穸而慰忠魂。因以为记。
东营寺
在越秀区越华路,始建于明朝,是由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省回族军士所建。历代的广州穆斯林曾捐赠款进行维修和扩建。由于广州穆斯林殡葬的需要曾集中在此寺举行丧葬仪式,然后在送到广州市郊的回族公墓葬埋。
节烈流芳牌坊位于广州解放北路清真路先贤古墓北侧,是为纪念当时广州陆路提督蔡金章将军的如夫人孙氏而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花岗岩石砌筑,冲天式三间四柱,明间宽2.3米,次间宽0.95米,牌坊前后所刻文字一样。明间额坊上竖刻“圣旨”匾,上额刻“节烈流芳”,次间石额分别刻“铁性”和”冰心”,明间上分别刻“是忠臣家烈妇誓死殉夫日下彤云颁风诰”、“真女子中英雄舍生取义岭南清冢荷鸾旌”,次间柱上刻“故将军劳瘁捐躯岂料泉台来眷属,如夫人从容就义果然巾帼出英雄”,牌坊装饰简朴,柱前后立有抱鼓石。
蔡金章将军。广州穆斯林,于任上身亡,坊上刻有“军门战功卓著,积劳成疾,远归道山。”又刻有“如夫人时年二十有七岁,痛以身殉,事闻于朝”,奉旨准建“节烈流芳”坊于古墓石路中央,以表彰蔡金章如夫人的节烈贞操。蔡金章将军曾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广州的五座清真寺中立碑,碑文内容是重刻乾隆皇帝为伊斯兰教一桩冤案平反的圣旨。
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克广州,当时广州城守将、穆斯林羽凤麒率官兵顽强抵抗,以死报国,被史家称之为“忠烈伟丈夫”,后葬于先贤古墓侧“回教三忠墓”内。此后的一百余年,广州回教徒受到清廷的残酷压迫,及后压迫情况逐渐缓解,但回人人数已经骤减,经济衰落。蔡金章将军所立碑文其实是回民为维护其宗教信仰所采取的一种和朝廷巧妙斗争的方式。
由于蔡将军当时在广州的地位显赫,而其如夫人孙氏的贞烈事迹亦轰动朝野,所以在当时广州回民的极力争取下,朝廷颁旨准建此坊,这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当时广州回民和朝廷的关系已有缓和。“节烈流芳“牌坊是广州唯一保存完整的伊斯兰贞节牌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有关伊斯兰文物史迹开发利用的几点建议:
伊斯兰教的东传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广州在伊斯兰教东传中起了重要作用。怀圣寺和先贤古墓不但在国内的穆斯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不少的影响。许多来广州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官员都会前去瞻仰、礼拜。每年的春秋两届广交会,更有众多的伊斯兰商人来到广州,怀圣寺和先贤古墓也是他们礼拜瞻仰之场所。令人遗憾的是,历经沧桑的这些极为重要的伊斯兰教古迹,附近的历史风貌大都未能保存,周边的环境变化太大,一些伊斯兰古迹被掩盖在现代的“石屎树林“中,使许多人并不知道广州保存有不少伊斯兰文物古迹。因此,为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应加大力度宣传和保护广州的伊斯兰史迹,进一步搞好开发和利用。初步建议如下:
1.修复光塔,搞好怀圣寺的保护和开发。光塔是我国保存最早的伊斯兰古塔。但光塔的外墙批荡大面积脱落,塔身、塔顶也较残破,应尽快进行抢救维修,使其恢复原貌。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兴建的第一个清真寺,它是我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往来的重要文物史迹。但是,其寺外环境很不理想,怀圣寺四周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民居,旁边没有绿化带,影响了古寺的景观。建议对怀圣寺周围进行环境整治。现今古寺的范围太小,在条件许可下应进一步扩大,在寺内筹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和广州伊斯兰教陈列室“。这样,既可以宣传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又可以为国内外穆斯林提供一个优雅的活动场所,这对加强和促进我国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2.整治先贤古墓周边环境。古墓原先在广州城外,但现在已成为闹市,受兰圃公园和其他建筑的前后夹挤,先贤古墓更显得零落。在伊斯兰教界中,有默罕穆德“大贤”四人于初唐来华传教之说。“一贤”(先贤)到广州,“二贤”到扬州,“三贤”、“四贤”到泉州。[5]广州的先贤古墓,是早期伊斯兰教史迹,近年来,愈来愈为国内外穆斯林和史学界所注重。建议对古墓的周边用地进行控制和规划,把保护和开发利用先贤古墓这一重要古迹列入广州城市建设“十年一大变”的总体规划,使先贤古墓成为伊斯兰重要的圣迹。
3.有条件恢复部分“蕃坊”。“蕃坊”是唐宋时期外国人在广州兴建的居住街区,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产物,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它和旧中国的外国租界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国力昌盛的主权国家对异邦他国的侨民的主动接纳,另一个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弱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暴被迫割让;前者蕃汉一家,自由交往,和睦相处;后者界限分明,国中之国,令人蒙羞。但是,作为租界,我们还保留了不少,如广州沙面的大部分英法建筑都保留下来,而“蕃坊”却消失了。建议在蕃坊旧址今光塔路一带有条件恢复部分“蕃坊”,和怀圣寺连在一起,即可以恢复古寺的历史风貌,又为广州增添了一处颇有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
4.进一步修复濠畔街清真寺。古寺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在近代曾作为工厂和仓库使用,在省、市人大、政协多方努力和市政府支持下,工厂等近年已将濠畔街清真寺产权交还伊斯兰教协会,并于1997年进行重修,恢复开放。但目前仅修好了大殿等,还有一些的附属建筑还未修复。应进一步抓好濠畔街清真寺的全面修建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一处完整的伊斯兰胜迹。
作为一座历史上长期对外开放的城市,广州自古以来就与海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唐宋时期起,伊斯兰文化随着穆斯林的东来传入中国,许多阿拉伯商人,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在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架起了跨越国界、民族、文化的友谊桥梁,广州作为中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头堡,留下了不少伊斯兰胜迹。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之机,加大力度保护名城的重要文物景点。它将进一步提高广州的历史地位,也有利于发展广州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
(黄淼章)
注释: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后汉书》卷88《西域传》。
[3]怀圣寺建于唐代。可参见龙非了:《唐代广州怀圣塔寺建筑文化寺》;中元秀:《广州怀圣光塔唐建说》:载《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
[4]怀圣寺正门门额阿拉伯文全文如下:
这是中国第一座清真寺,是先贤宛葛士(求真主慈悯他)奉圣命(求主赐祝他给他平安)来中国传教时所建,后经后人多次重修直至现在(求真主看守他)。它在中国是经学的源泉,中国穆斯林应当以优美的建筑装饰其外表,以聚礼和办学来充实其内容,尤其是本地甘共苦的穆斯林更应珍惜它。祈求真主帮助我们伊斯兰教不受侵犯。阿敏
苏莱曼•本•阿布杜勒卡利毛值理
摘自《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68页。
[5]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载,“(穆罕默德)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据历史记载,中国与阿拉伯早有交往。《史记》称阿拉伯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1]而《后汉书》记载:“条枝国城在山上,……临西海,海水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2]两汉时期,我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已有一定的规模。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铁器等远销罗马帝国及阿拉伯,而阿拉伯的乳香、奇珍异宝等也输入中国。
伊斯兰教创建于公元610年。在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交流日益频繁。其通道仍然是西北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来华的大食人多为商人、工匠,还有旅行家。唐代中期后,由于西域的吐蕃势力扩张,西北的丝绸之路一度受阻,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更为通畅,因此,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更多。
当时,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方大港,来广州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为数很多,他们还在广州居住和经商。广州人称他们为“蕃客”,并划出一块地作为他们的居住地,称为“蕃坊”或“蕃市”。为了更好的管理对外贸易和税收,唐政府在广州首设市舶使,这是类似于今天之海关的官方管理结构。
据传,为鼓励穆斯林弘扬正道,增进知识,先知穆罕默德发出一条著名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知”。遵照先知的教诲,穆罕默德的信徒阿布•宛葛素奉命来华传教,定居广州,在广州修建了中国第一个清真寺怀圣寺,还在寺中建了一座阿拉伯式呼礼塔--光塔。而阿布•宛葛素在广州逝世后,教徒为他修建了著名的“清真先贤古墓”。据唐代大食地理学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广府……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他还指出,唐代广州有蕃人12万。史称广州城汉人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广州的光塔路四周,有“蕃汉万家”。广州市内至今仍保存着明代修建的濠畔清真寺和小东营清真寺及回教三忠坟等伊斯兰教文物古迹。
为进一步保护和研究广州伊斯兰文物史迹,增进广州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研究,我们把广州留下的伊斯兰教史迹,介绍于此供有关学者研究参考。
怀圣寺光塔
在光塔路,建于唐初。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为纪念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又名怀圣寺。[3]因寺内有一光身柱形塔,故又称光塔寺。这是一座礼拜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唐代大食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曾记述,他在广州时曾见礼拜寺一座,是否是怀圣寺仍有待考证。但怀圣寺为唐代所创建,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可。怀圣寺在元至正三年(1343年)曾毁于火,至正十年重建;其后明成化、万历,清康熙、道光、同治年间先后重建;现在的礼拜殿为1935年重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歇山顶,绿琉璃瓦顶。台基及月台为明代遗物,砂岩打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3次拨款进行维修。
怀圣寺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966平方米,在主轴线上依次建有三道门、看月楼、礼拜殿和藏经阁;光塔在寺西南角,还有回廊和碑亭。
大门的门额用阿拉伯文书“中国第一座清真寺”;[4]二门门额书“怀圣寺”;三门门额书“教崇西域”。
看月楼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重檐歇山顶,面宽5.98米、进深4.88米,墙身为红砂岩石砌筑,厚0.77米,有收分,四面各开以拱券门,东西拱券门连接回廊。上檐施三跳斗拱,设棋盘形天花;下檐施施四跳斗拱,风格承明制。
光塔始建于唐代,高36.3米,青砖砌筑,塔身圆筒形,向上有收分,表层涂抹灰砂,塔身开长方形采光小孔,塔内设二螺旋形楼梯,双梯绕塔心盘旋而上,各自直通塔顶。塔原有金鸡,可随风旋转以示风向,明初为飓风所坠。顶部用砖牙叠涩出线脚,上砌尖形顶,为1934年重修的。此塔为国内现存伊斯兰教建筑最早最具特色的古迹之一。
寺内3个碑亭,均为歇山顶,清初重修,仍保持早期的特点。
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真先贤古墓
古称“回回坟”。位于解放北路桂花岗(今兰圃西邻)是著名的伊斯兰教早期古迹。
墓园为庭院式建筑,门额上横书“清真先贤古墓”,进门后过了“高风仰止”石碑坊便是墓地。墓室坐北向南,形制上圆下方,宽深约6米,地板砌黑白相间的小瓷砖,东西墓壁各有一小窗,墓壁极厚。室内筑成拱顶,作穹窿形,犹如悬钟,在室内诵经或讲话,回声响亮,故又称“响坟”。墓署唐贞观三年(629年)所建,墓室正面开一小门,门额上书“宛葛素墓”。门前增建一座拜亭,四周绕以石栏杆。
墓园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园内庄严肃穆,整洁幽雅。周围广植花木,墓室西南面还建有拜殿、茶亭、休息室、接待室、莲池等,墓园四周还有几十座历代知名伊斯兰教徒坟墓。
相传唐贞观二年(628年),先知穆罕默德派遣宛葛素(又译苏哈白赛)前来广州,后传泉州、杭州到达长安、翌年,复循原路返抵广州后逝世,葬于此,先贤古墓是极为珍贵的早期伊斯兰教胜迹
1962年7月广东省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蕃坊
中国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发展到唐代,已是相当发达。外国商人到广州通商的很多,聚居之所叫“蕃坊”。当时,广州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都会。来此贸易的蕃商起初因为等候季风、仓储货品或其他原因,在珠江岸边湾泊之地暂住。后来,有些蕃客久居不归,开始在城内建立居处,唐政府成立市舶司管理外贸以后,外商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来广州经商和居留的人数大为增加,居住区域不断扩大,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蕃坊。这些留居广州的外国侨民,以大食(阿拉伯)、波斯人居多,还有不少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真腊(柬埔寨),占婆(越南)等国人;有商人和他们的家眷,也有作劳力的奴仆;“家资数百万缗”富翁比比皆是,一贫如洗无力返回家乡的穷人也有一些。外侨人数在广州居民中占相当大比例,数量惊人。据大食地理学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广州有蕃人12万,又说有20万。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蕃坊达到最盛。史载,广州汉人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光塔路一带,已有“蕃汉万家”。有些蕃客久居蕃坊,与当地人互通婚姻,在广州落地生根。
唐政府在蕃坊建置蕃坊司,设立蕃长,蕃长在外侨中选任,负责处理蕃坊事务和招请外商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宋代,随着侨民的增加,蕃坊内又设“蕃市”和“蕃学”。蕃市供外侨交易,蕃学由地方政府兴办,供外侨子弟学习中国文化。
濠畔清真寺
位于越秀区人民中路濠畔街378号,又名濠畔寺。濠畔街是古西澳(即南濠)边之街道。故称濠畔。广州在唐宋时期,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西城已形成一大片繁华地区,外国商人渊源不绝地来广州进行贸易和居住。所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便在城西一带设立“蕃坊”使之居聚。当时蕃人约达12万,日进船约20艘。因此,西澳便成为船舶码头。据《南海县志》称:“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贾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货运,由西水关人,至临蒸桥(在濠畔街尾),络绎不绝。”
明朝平定天下,一千多回回军进驻广州,为了方便回族军眷作膜拜,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集资兴建了几所清真寺,濠畔寺为其中之一。该寺建筑按南方园林布局,结构精美,占地面积工491平方米,成为广州穆斯林经商、聚礼、传教、办学之所。清康熙四十五年(1709年),因岁月沧桑、殿宇破败,伊斯兰教徒傅云峰慷慨解囊,捐献厚资进行重修,大殿以东南亚采购的珍木为梁柱,殿内造工精细,装饰华丽,上有进士王泽宏题写的“主恩咫尺”横匾。濠畔街是江南客商聚居之地,其中有不少为伊斯兰教信徒,对濠畔清真寺多有捐赠,故该寺过去寺产较丰富。
1949年后,伊斯兰教主麻聚轮回在此举行,后因历史原因,古寺日渐颓破,寺内月楼、南北廊、承房等被拆掉,建起了厂房,现仅存寺门和大殿。1993年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4月大殿修复后重新向穆斯林开放。大殿坐西朝东,宽18.8米,重檐歇山顶,殿内饰卷草花纹,漆金木雕刻飞罩。两侧山墙各开三个供房门,均为六抹头菱形花心隔扇。重新粉饰后嫣红翠绿,金碧辉煌。
回教三忠坟位于广州解放北路先贤古墓的东侧,是明末驻守广州的回教将领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三人之墓。清朝建立之初,在广东曾建有南明政权以抗击清军。顺治七年(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进攻广州,为南明镇守广州的羽凤麒等率领将士拼死抵抗清军,浴血奋战,与清军相持近两个月,后因城中粮尽,羽凤麒知广州城不保,自缢身亡,马承祖等战死沙场。广州的穆斯林人士为他们三人建墓于流花湖附近,称为“回教三忠坟”。1955年,广州市回族人民在坟前立碑,碑文如下:
回族三忠墓碑记
回人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明末殉国之三忠也。根据明史所载,三忠屡建丰功,而以凤麒为著。在宪宗成化年间,三忠奉调来粤,率领回兵四营与俱驻卫广州。绥靖地方,治安赖以巩固。热爱人民,升平得以复见。粤人感之,同声称颂,奈当时明室积弱,清兵进逼日甚,京畿告陷,明帝出奔,中原无法立足。广州亦为清兵所困,三忠孤城抗战,浴血以赴。然后苦守无援,战至弹尽粮绝,旋知大势已去,咸抱牺牲之念。乃同登城内拱北楼,原址即今永汉北路,戎服面西,一死殉国。死后城破,广州惨屠城,罹难而死者甚众,绍武君臣终归泉壤。三忠正义彪炳,浩气凛然,其英勇不屈之精神,诚不失军人之天职,迨后粤人追慕英雄,乃安士于流花桥外先贤清真寺前,筑亭立石,颜曰回族三忠墓,以志悼思。当今人民政府已三忠历史足为后人矜式,乃资助回族人民重建碑亭,以安窀穸而慰忠魂。因以为记。
东营寺
在越秀区越华路,始建于明朝,是由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省回族军士所建。历代的广州穆斯林曾捐赠款进行维修和扩建。由于广州穆斯林殡葬的需要曾集中在此寺举行丧葬仪式,然后在送到广州市郊的回族公墓葬埋。
节烈流芳牌坊位于广州解放北路清真路先贤古墓北侧,是为纪念当时广州陆路提督蔡金章将军的如夫人孙氏而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花岗岩石砌筑,冲天式三间四柱,明间宽2.3米,次间宽0.95米,牌坊前后所刻文字一样。明间额坊上竖刻“圣旨”匾,上额刻“节烈流芳”,次间石额分别刻“铁性”和”冰心”,明间上分别刻“是忠臣家烈妇誓死殉夫日下彤云颁风诰”、“真女子中英雄舍生取义岭南清冢荷鸾旌”,次间柱上刻“故将军劳瘁捐躯岂料泉台来眷属,如夫人从容就义果然巾帼出英雄”,牌坊装饰简朴,柱前后立有抱鼓石。
蔡金章将军。广州穆斯林,于任上身亡,坊上刻有“军门战功卓著,积劳成疾,远归道山。”又刻有“如夫人时年二十有七岁,痛以身殉,事闻于朝”,奉旨准建“节烈流芳”坊于古墓石路中央,以表彰蔡金章如夫人的节烈贞操。蔡金章将军曾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广州的五座清真寺中立碑,碑文内容是重刻乾隆皇帝为伊斯兰教一桩冤案平反的圣旨。
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克广州,当时广州城守将、穆斯林羽凤麒率官兵顽强抵抗,以死报国,被史家称之为“忠烈伟丈夫”,后葬于先贤古墓侧“回教三忠墓”内。此后的一百余年,广州回教徒受到清廷的残酷压迫,及后压迫情况逐渐缓解,但回人人数已经骤减,经济衰落。蔡金章将军所立碑文其实是回民为维护其宗教信仰所采取的一种和朝廷巧妙斗争的方式。
由于蔡将军当时在广州的地位显赫,而其如夫人孙氏的贞烈事迹亦轰动朝野,所以在当时广州回民的极力争取下,朝廷颁旨准建此坊,这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当时广州回民和朝廷的关系已有缓和。“节烈流芳“牌坊是广州唯一保存完整的伊斯兰贞节牌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有关伊斯兰文物史迹开发利用的几点建议:
伊斯兰教的东传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广州在伊斯兰教东传中起了重要作用。怀圣寺和先贤古墓不但在国内的穆斯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不少的影响。许多来广州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官员都会前去瞻仰、礼拜。每年的春秋两届广交会,更有众多的伊斯兰商人来到广州,怀圣寺和先贤古墓也是他们礼拜瞻仰之场所。令人遗憾的是,历经沧桑的这些极为重要的伊斯兰教古迹,附近的历史风貌大都未能保存,周边的环境变化太大,一些伊斯兰古迹被掩盖在现代的“石屎树林“中,使许多人并不知道广州保存有不少伊斯兰文物古迹。因此,为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应加大力度宣传和保护广州的伊斯兰史迹,进一步搞好开发和利用。初步建议如下:
1.修复光塔,搞好怀圣寺的保护和开发。光塔是我国保存最早的伊斯兰古塔。但光塔的外墙批荡大面积脱落,塔身、塔顶也较残破,应尽快进行抢救维修,使其恢复原貌。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兴建的第一个清真寺,它是我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往来的重要文物史迹。但是,其寺外环境很不理想,怀圣寺四周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民居,旁边没有绿化带,影响了古寺的景观。建议对怀圣寺周围进行环境整治。现今古寺的范围太小,在条件许可下应进一步扩大,在寺内筹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和广州伊斯兰教陈列室“。这样,既可以宣传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又可以为国内外穆斯林提供一个优雅的活动场所,这对加强和促进我国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2.整治先贤古墓周边环境。古墓原先在广州城外,但现在已成为闹市,受兰圃公园和其他建筑的前后夹挤,先贤古墓更显得零落。在伊斯兰教界中,有默罕穆德“大贤”四人于初唐来华传教之说。“一贤”(先贤)到广州,“二贤”到扬州,“三贤”、“四贤”到泉州。[5]广州的先贤古墓,是早期伊斯兰教史迹,近年来,愈来愈为国内外穆斯林和史学界所注重。建议对古墓的周边用地进行控制和规划,把保护和开发利用先贤古墓这一重要古迹列入广州城市建设“十年一大变”的总体规划,使先贤古墓成为伊斯兰重要的圣迹。
3.有条件恢复部分“蕃坊”。“蕃坊”是唐宋时期外国人在广州兴建的居住街区,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产物,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它和旧中国的外国租界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国力昌盛的主权国家对异邦他国的侨民的主动接纳,另一个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弱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暴被迫割让;前者蕃汉一家,自由交往,和睦相处;后者界限分明,国中之国,令人蒙羞。但是,作为租界,我们还保留了不少,如广州沙面的大部分英法建筑都保留下来,而“蕃坊”却消失了。建议在蕃坊旧址今光塔路一带有条件恢复部分“蕃坊”,和怀圣寺连在一起,即可以恢复古寺的历史风貌,又为广州增添了一处颇有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
4.进一步修复濠畔街清真寺。古寺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在近代曾作为工厂和仓库使用,在省、市人大、政协多方努力和市政府支持下,工厂等近年已将濠畔街清真寺产权交还伊斯兰教协会,并于1997年进行重修,恢复开放。但目前仅修好了大殿等,还有一些的附属建筑还未修复。应进一步抓好濠畔街清真寺的全面修建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一处完整的伊斯兰胜迹。
作为一座历史上长期对外开放的城市,广州自古以来就与海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唐宋时期起,伊斯兰文化随着穆斯林的东来传入中国,许多阿拉伯商人,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在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架起了跨越国界、民族、文化的友谊桥梁,广州作为中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头堡,留下了不少伊斯兰胜迹。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之机,加大力度保护名城的重要文物景点。它将进一步提高广州的历史地位,也有利于发展广州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
(黄淼章)
注释: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后汉书》卷88《西域传》。
[3]怀圣寺建于唐代。可参见龙非了:《唐代广州怀圣塔寺建筑文化寺》;中元秀:《广州怀圣光塔唐建说》:载《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
[4]怀圣寺正门门额阿拉伯文全文如下:
这是中国第一座清真寺,是先贤宛葛士(求真主慈悯他)奉圣命(求主赐祝他给他平安)来中国传教时所建,后经后人多次重修直至现在(求真主看守他)。它在中国是经学的源泉,中国穆斯林应当以优美的建筑装饰其外表,以聚礼和办学来充实其内容,尤其是本地甘共苦的穆斯林更应珍惜它。祈求真主帮助我们伊斯兰教不受侵犯。阿敏
苏莱曼•本•阿布杜勒卡利毛值理
摘自《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68页。
[5]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载,“(穆罕默德)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文献资料来源:2007年5月   摘自《广州:岭南文化中心地》
作者:李明华主编
索取号:K296.5/118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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