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传说是列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是岭南见于文献记载最早，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最近，由于整理该项目资料入志，考证了两个相关问题，录之如下。
一、最早记载五羊传说的是顾微还是裴渊的《广州记》？
现时所见著述，关于五羊传说所载最早文献，多指为晋代顾微《广州记》。
广州市越秀区文化馆填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项目简介”一栏述及五羊传说“历史渊源”称：“关于五羊传说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晋代，顾微的《广州记》云：‘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之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以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申报单位如此填写，并非率意，而是因为述及此题论者有不少持此说。
麦英豪为《五仙古观》一书所作序《五羊五仙与羊城穗城》称：“在广州的史志文献中，有关五羊、五仙的传说最先见于晋人顾微的《广州记》：‘广州厅梁上画五羊，又作五谷囊，随羊（按：‘羊’为‘像’误）悬之’。”孙卫明《五仙古观》篇首语也称：“‘战国时广州属楚，高固为楚相，五羊含谷至其庭，以为瑞，因以五羊名其地。’晋代顾微的《广州记》，是最早记载五羊传说的古代典籍。”此处引号内之文显然不是顾微《广州记》引文，又没有标明是别的什么版，从上下文看，难免让人以为是引文。此且不论，就论断而言，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晋代顾微的《广州记》，是最早记载五羊传说的古代典籍”的观点。
也有认为记载此传说最早的文献为晋裴渊《广州记》的。如《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五羊仙人传说”条目称：“此传说典出晋代裴渊的《广州记》（已佚）。后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元代陶宗仪《说郛》、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等均有引述。”
以上皆为今人所言。再看看旧志籍是如何说的。
明嘉靖黄佐纂《广东通志》对坡山“其阳为穗石为洞”下注文称：“裴渊《广州记》：‘高固为楚相，时有五仙人乘五羊，各持谷穗一茎六出，衣与羊色各如五方。遗穗与州人，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南宋《方舆胜览》“五仙观”条注述及五仙传说所引典籍则只称《寰宇记》。此后一些地方志籍如《羊城古钞》“五羊城”条目也称引自《寰宇记》。《寰宇记》为宋代书籍，宋人书引民为据，固然可靠性大一些，但从文献的时间上说，显然未及晋代《广州记》早。
记载五羊传说的最早文献，究竟是裴渊的《广州记》还是顾微的《广州记》，宜作考证。
据《汉唐方志辑佚》：“《广州记》，晋裴渊撰。渊，里籍、始末俱未详。”“《广州记》、《寰宇记》引作‘顾徽’，《舆地纪胜》引作‘顾微之’,均误。微，《吴县记》已著录。《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均著：顾微《广州记》。”“微，字子欢，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巴东太守，著有《广州记》等。”是则顾微与裴渊均为晋人，均著有《广州记》，其所著《广州记》亦都已佚。只能从辑佚的书中作做一步考察，钧沉稽核。
《汉唐方志辑佚》从《太平御览》辑裴渊《广州记》五羊事条：“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年（按：“年”为“羊”误）衔谷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是书亦辑有顾微《广州记》佚文，却未见有五羊事条。
顾微的《广州记》五羊事条辑佚出自于《说郛》。《说郛》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编纂，多选录汉魏到宋元的各种笔记汇集而成，为历代私家编集大型丛书中较重要的一种。陶宗仪《说郛》抄本被数家收藏。七十年后，郁文博借阅《说郛》，觉是书“备载无遗，有益后人”，但抄录者马虎潦草，字多讹缺，遂费时近十年校勘重编成100卷。清顺治陶珽扩编为120卷。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郁文博所编百卷，已晨宗仪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国朝顺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令人不少载籍引用晋顾微《广州记》载：“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以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顾微《广州记》久佚，此条目为《说郛•墨饿漫录•番禺杂记》所转引，且其记述五羊事条文字与裴渊《广州记》极相似，不排除后人修订《说郛》时采用本属裴渊《广州记》的事条而稍加修订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得出如下结论：
迄今所见，五羊传说最早记载文献为晋人所撰《广州记》。晋人裴渊与顾微的《广州记》均佚，鉴于裴渊生平无考，顾微也未有生卒年记述，两人之先后无法做比较。只能以辑佚两书的类书做比较。后人辑佚五羊传说条目，裴渊《广州记》的条目是由宋《太平御览》所辑，顾微《广州记》的条目是由始纂于元末明初的《说郛》所辑。《太平御览》不仅早于《说郛》，且不像《说郛》那样迭经修改。因此，述及记述五羊传说最早的典籍，当以裴渊《广州记》更为权威。此应是明代大学者黄佐纂《广东通志》时，为五羊作注只引用裴渊《广州记》而不引用顾微《广州记》的原因。
因此，述及记述五羊传说的最早文献，宜指称晋裴渊《广州记》。
二、广州刺史是“晋吴修”、“吴滕修”还是“晋吴滕修”
五羊传说的起源，涉及两个人物，一为楚相高固，一为广州刺史滕修。高固是否真有其人早有质疑，滕修却是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在五羊传说的种种说法中，关于滕修所处朝代，有晋、吴二说。
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载：“旧志，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今州厅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这五羊城。”
北宋政和四年（1114）广南东路经略使张劢撰《广州重修五仙祠记》碑文；“广人因即其地为祠祠之，今祠地是也，然所传时代不一，或以谓繇汉赵佗时，或以谓吴滕修时，或以谓晋郭璞迁城时。说虽不一要其大致则同。汉距今千三百余年，而吴、晋亦九八百余年，前此未之有改也。”
此两说均为吴说，但提及广州刺史，一称吴滕修，一称吴修。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五谷神》：“晋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止州厅梁上。其后州厅梁上图画以为瑞，号广州曰五仙城。”在此出现“晋吴修”的说法，如理解为晋朝吴修，由仍属晋说。
今人孙卫明《五仙古观》一书中，“五羊传说诸版本”移：“还有一段为吴滕修做广州刺史时为背景的传说，……说是吴滕修在赴任路上就有官差来报……吴滕修急忙赶到，……见吴滕修到来，五仙微笑着拂袖而歌……吴滕修率众拜倒在地，……”这里的“吴滕修”是姓名，显然是受屈大均《广东新语》“晋吴修”的影响，只不过将吴修的名字修正为姓吴名滕修。
事情变得复杂了。要破解这个谜，只有从稽查历史上滕修其人及吴、晋时任广州刺史者入手去理清头绪。
查现存最早的《广州府志》，为乾隆《广州府志》。该志记述三国时，吴国孙皓天纪期间（277-280）任广州刺史的有滕修、徐旗、闾丰，晋初太庚二年（“庚”为“康”误，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为公元281年）任广州刺史为滕修。吴、晋两朝广州刺史中，同名的滕修是否为一人，此两任中间，为何又隔有两任吴国广州牧？
《晋书》有滕修传，记载滕修为南阳西鄂人，仕吴为将帅。孙皓主吴时，滕修代理广州刺史，“甚为威惠。征为执金吾。广州部曲郭马等为乱，皓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未克而王师伐吴，修率众赴难，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缟素流涕而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候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请葬京师，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谥曰声”。其传至此并未结束，还记载：“修之子并上表曰：亡父修，羁绁吴壤，为所驱驰，幸逢开通，沐浴至化，得从俘虏。据戎马之要，未觐圣颜；委南藩之重，实由勋劳，少闻天听故也。年衰疾笃，屡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陨。臣承遗意，舆榇还都，瞻望云关，实怀痛裂。窃闻博士谥修曰‘声’，直彰流播，不称行绩，不胜愚情，冒昧闻诉。帝乃赐谥曰‘忠’，并子含，初为庾冰轻车长史，讨苏峻有功，封夏阳县开国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在任积年，甚有威惠，卒谥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修曾孙恬之，龙骧将军、魏郡太守，戍黎阳，为翟辽所执死之。”可知滕修在孙吴时代理过广州牧，调任朝中。后正式任命为广州牧，回广州平乱。乱未平，而孙皓己降晋。滕修闻风挥师北返，至巴丘（今江西峡江）得知孙皓降晋，只好与苍梧太守一起降晋。晋朝仍封他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加封武当侯，这是借重于滕修在广州一带的威望和治理的经验，以起维稳作用。此后，他果然平定了南方之乱，镇守岭南积年，甚有威惠，死于任上，获赠谥号“声”。滕修之子觉得这个谥号与他的行绩不相称，上书申诉，终获重新封赠谥号“忠”。滕修的儿子滕含后来又任广州刺史，与滕修一样，“在任积年，甚有威惠”。滕含侄子即滕修侄孙滕遯官任交州刺史，曾孙恬之任魏郡太守（从官职所在地看，此应在晋灭吴之后的事）。《三国志》记载，左丞相陆凯临终前向孙皓进言，举荐几个“社稷之桢干，国家之良辅”重臣，其中就有滕修，此可为滕修在广州刺史任上“甚有威惠”之佐证。胡守为认为：“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来广州的故事，裴渊说出自春秋时高固，但没有其他材料可供佐证，而滕修在州厅梁上画有其图像，则各书都同样记载，确凿无疑，故事源于滕修在广州任上绘的五仙五羊五谷，它的含义也清楚，……这个故事很可以说明滕修在广州重视农业，他获得‘威惠’的名声，恐与此有关，而广州却因此获得‘五羊城’的称号。”
综上所述，滕修在吴、晋都任过广州刺史，统治南方积年，甚有威惠。其家族三代在岭南连任要职，亦“甚有威惠”。五羊传说附于滕修，有其历史基础。也明白了作为广州刺史的滕修，为何有吴、晋两朝之说，滕修任吴、晋广州刺史一职，为何中间还间隔有其他人。
从任职广州刺史的角度上说，无论称“吴滕修”还是“晋滕修”都说得过去，但因五羊传说是滕修“未至州”之事，因此，五羊传说所称的就应该是吴滕修。屈大均《广东新语》称“晋吴修”其实不当，应该为“吴滕修”，或与《南部新书》一样称为“吴修”，而不应加“晋”字。至于将吴作为滕修或修的姓，则是搞错了。

五羊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