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1925年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唐继尧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此对外扩张，拆孙中山的台；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流落香港，孙中山欢迎唐到广州，对他安抚和争取，但唐仍不卖帐，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孙中山再度争取唐继尧，唐仍执迷不悟，最终为大革命风暴所推翻。
关键词：孙中山 唐继尧 护法战争 大革命
在1917~1925年之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滇系唐继尧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唐继尧的行为对孙中山事业的成败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因此论述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应是研究民国史、研究孙中山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唐继尧其人
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自先世以来，屡代科名相继”[1]。所谓“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2]。唐继尧6岁入私塾，15岁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唐继尧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参与了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的组织工作。1909年，唐继尧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云南，先后任督练公所提调、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及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等职。
辛亥革命时期，唐继尧参与了云南同盟会员发动昆明起义的准备工作。1911年10月30日昆明起义爆发，旋即成功，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唐继尧被任命为云南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1912年初，蔡锷决定派出滇军支援四川、贵州的革命斗争，遂派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出兵贵州。3月，唐继尧率滇军突袭贵阳，在贵州立宪党人、耆老会的支持下，被推为贵州临时都督（后袁世凯正式任命为都督）。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调任北京，11月唐继尧奉袁世凯之命回任云南都督。唐继尧从督黔到返滇之初，政治态度是拥护袁世凯的，并曾屠杀革命党人。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全国各阶级、阶层、派别都卷入了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的斗争中。在举国一致反袁斗争高涨的形势下，云南反袁战争也在积极酝酿。唐继尧在大势所趋下，才投入了反袁斗争的阵营。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以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出蜀，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桂，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护国战争取得了重要胜利，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护国军继续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同时，宣布起义的滇、黔、粤、桂、浙等省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处理军国重事”，唐继尧被推为军务院抚军长。6月6日袁世凯去世，7月14日军务院宣布撤消，护国战争无形中结束了。
护国战争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这点上是值得肯定的，唐继尧参加反袁护国是有功绩的。护国战争是唐继尧一生声望的顶点，也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唐继尧在这种形势下，野心膨胀了，企图利用护国的声威，以图攫取更大的地盘和权利，对外扩张，逐渐堕落为滇系军阀的头子。唐继尧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是贵州和四川，贵州比较轻易地到了手，而在四川却遭到了川系军人的反抗，于是在1917年4月和7月爆发了川、滇、黔军人的两次成都巷战。两次成都巷战，各方争权夺利，残民以逞，是典型的军阀混战性质的战争，也标志着滇、桂系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的正式形成。接着，唐继尧就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三次政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为皖系军阀的头子，大权在握，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扩张军备，蔑弃国会和约法，专横暴虐，使中国成了军阀横行的世界。
孙中山大为失望，遂决定发起反对段祺瑞军事独裁，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运动。然而缺少实力的孙中山，把护法希望寄托于南方，尤其寄希望于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等实力派身上，这是他长期以来“依南讨北”思想的继续。孙中山认为：“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拨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3]为此，孙中山又指出：“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4]
孙中山于1917年7月中旬，率领舰队来到广州，宣布护法，并于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并推举了军政府各部总长。9月10日，孙中山正式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表示“当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5]，从而正式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帷幕，发动了轰动一时的护法战争。
孙中山依南讨北，而南方两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即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对孙中山则采取了两面手段，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护法，壮大护法运动的声势；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以谋自身势力的发展。所以，陆荣廷控制两广，打出的旗号是“自主”。而唐继尧控制滇黔，宣称的却是“靖国”。
1917年7月初，张勋复辟，唐继尧即连发数电，表示誓死拥护共和讨逆，并组织“靖国军”说：“本督军义愤填膺，匡扶有责。为此躬率三军，克日由滇省出发，督将会师武汉，立马幽燕，廓彼妖气，式靖区宇，旌旗卷地而来，霹雳从天而下。”[6] “集中所部，编成靖国军，克日出发。”[7]这就是说，孙中山在酝酿护法之际，唐继尧即打出了“靖国”旗号。为什么叫“靖国”，唐继尧没有明确的解释，而文公直的解释是靖国“含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8]。联系到唐继尧后来的军事行动及内部往来密电，则可以清楚地说明，其“护法”是假，“图川”是真。滇军在川的扩张战争，就是在“靖国”的旗号下进行的。可知，孙中山的护法与唐继尧的靖国，虽然在反对北方军阀一点上有相互交叉之处，而其实际内容和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大不相同的。
当1917年9月1日，广州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后，唐、陆皆拒绝就任。唐继尧在9月7日、8日先后给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各一电，谢辞元帅职务说：“元帅一职愧不敢当。”[9]唐继尧拒绝就任元帅职电报发出后，舆论哗然。滇军军官多人先后给唐继尧电报，请勿辞职。但唐继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
由于反映强烈，唐继尧在9月12日密电孙中山解释说：“自维才望无似，不欲冒君子上人之戒；又惧蒙世俗权利之嫌，故已沥诚奉辞，非敢矫激呜高，实欲循分见志。”[10]孙中山见唐继尧再三推辞，乃决定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亲往云南劝驾，并反复劝唐继尧：“今日国运颠危，吾人以身许国，久无权利之志，义务实不容辞。唯望我公体国步之艰难，鉴于议员之诚意，早日就职，勿为世俗流言所误。”[11] “乞即日宣布就职，以救危亡。”[12]广州非常国会亦致电唐继尧：“望公如岁，愿勿固辞。”[13]可是唐继尧仍不为所动。10月下旬，章太炎经越南到达昆明，“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挑选两个年青力大的人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兼示隆重之意，一时传为美谈”[14]。章太炎到昆明的时间不算短，代表孙中山和广州军政府多方工作，唐继尧虽收下了证书和证件，却仍事事推诿，不愿宣布就元帅职。11月21日孙中山再电唐继尧：“望借屡胜之威，即就元帅之职，以慰国人之向望，则西南基础益巩固，前途发展当可预贺。”[15]又电章太炎转唐继尧，“就元帅职，则西南护法根本上不致动摇”[16]。
1918年1月25日，孙中山不厌其烦地再次敦促唐继尧：“毅然就元帅职，则葸沙山陕，声威愈振，箍颈之效，亦必继起，大局不难迎刃而解。”[17]孙中山痛心之余，在2月22日发出通电指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原。在特定条件下，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垂绝之国脉，赖是仅存一线。然元帅及各部总长多逊让未就，及今半载矣。”[18]孙中山呼吁护法各省首领支持军政府，各省军政府大多不吭声，而滇军将领、广州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即于次日（2月23日）给唐继尧密电，请唐继尧“毅然就职，不为簧言所动”。并说：“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既曰护法靖国无权利之争，何有此徘徊携贰之行？”对此，唐继尧的秘书长竟在电文旁批“胡说”二字”。[19]3月1日，孙中山又致电唐继尧说：“军政府元帅职，公虽受印于前，每以师出有功，自为策动，且必有克成都而后就职之宣言。今兹成都已下，厥功甚伟，岂可再事伪谦，致负国民之望？”[20]唐继尧不予答复。13日，孙中山再电唐继尧，要他“迅践前约，宣布就元帅职，共匡国难，树之风声，犹未得复”。唐继尧在电文上批“酌复数语”，仍不明确表态，如此而已”。[21]
3月29日，孙中山致电唐继尧，希望“当仁不让，即乞即日宣布就职，以救危亡”[22]。4月1日又电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以振军威，而谋统一”[23]2日又电唐继尧：“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文无不可退让。”[24]孙中山连电唐继尧，苦口婆心，耐心劝说。电文之多，可以看作是民国政坛上的一大奇观，可是唐继尧却始终不为所动，拒绝就任元帅职。直到广州军政府改组前夕，孙中山始终未放弃对唐继尧的劝说。
孙中山频频给唐继尧电报劝说就元帅职的同时，还对唐继尧作了若干让步和迁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承认他自称的靖国军总司令，并提出“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公担任，统率既归于一，庶指臂之效可期”[25]。但是孙中山的苦心迁就和耐心等待，终未能达到目的。直到1918年5月，由桂系的主使，滇系的呼应，政学系的表演，终于使广州军政府改组成为事实，排斥孙中山，与北方军阀妥协，使军政府成为议和机关。孙中山十分气愤，乃于1918年5月4日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指出护法之际，“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谓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顾我国之大弊，莫大于文武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见到电文，唐继尧气急败坏，竟然在孙中山电文上批“一片胡说”，“无耻之极”。[26]
然而军政府改组后，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于无权地位。孙中山在绝望之余，于军政府正式改组之次日（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就以失败而告终。曾经拒绝就任军政府元帅的唐继尧、陆荣廷，在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后，即改变了态度，宣布就总裁职。唐继尧于7月7日发出就职通电说：“承推总裁，本不克当，国难方殷，未敢自息。”[27]又表示：“军政府改组，同深庆慰。谬承不弃，托以总裁。自惭德薄，曷克胜此。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黍总兵戎，敢忘私义。谨随诸公，遥领责守。扬鞭立马，敬赞鸿图。”[28]这种积极态度，与他拒绝就任元帅职的消极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唐继尧的“靖国”与孙中山的“护法”在实质上的差异。
唐继尧打起“靖国”的旗号，却拒绝孙中山请求担任军政府元帅职，其关键就在于“靖国”不等于“护法”。唐继尧的“靖国”虽有反对北方军阀的一面，然而其“绥靖”的目的是要向四川扩张。关于这一点，章太炎到云南与唐继尧接触后，深有感触，他指出唐继尧等人搞“西南主义”，其“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确乎，“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收蚕食鹰攫之实效”，而“外人独见其宣布明电，慷慨自矜，而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29]章太炎关于“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
例一，1917年9月16日，唐继尧在致其驻广州之情报联络人徐之琛的密电中，说辞元帅职，是因为“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纷歧，反授人以隙也。”[30]这是唐继尧两面手法的最明白的说明，也是他频频拒绝孙中山要求的自供状。唐继尧给滇军将领张开儒的密电中也说：“组织军政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失其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实欲顾西南局势，非有他意。”[31]这个解释虽然含糊（因张开儒比较坚决支持孙中山），也暴露了唐继尧要与桂系陆荣廷同步的心情。
例二，1917年7月14日，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在广州公开发表拥护护法通电，唐继尧很不满，在收到张开儒的电报后，即批道：“应电饬勿再乱说。”又复电指责张开儒：“该师通电言太激烈，有损无益。”对张开儒的秘书长崔文藻，揭露陆荣廷与冯国璋勾结，召开新国会以及军政府会议等事情，致唐继尧两个密电，唐更加反感，批道：“崔极荒唐，不理！”[32]
例三，张开儒（后任靖国军第三军军长）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政府陆军总长，因张、崔二人拥护孙中山，被桂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18年5月4日，桂系军阀假唐继尧之命，强行剥夺了张开儒的兵权。唐继尧事后得报，竟欣然同意说：“既行发表，惟有承认而已。”5月20日，桂系莫荣新又强行拘捕张开儒和崔文藻，随即将崔文藻枪杀于广州东郊。唐继尧获悉后，不仅称赞莫荣新“处理甚为适当”，而且要求把张开儒押送回滇，“依法处办”[33]。孙中山对此表示：“予于张、崔二君实深惜之。”[34]
例四，滇军入川，初期战事顺利。成都被占领后，唐继尧竟然自行任命四川督军，对此孙中山深感不安说，唐“独行己见，又未就元帅职，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挟征服之威，足生反应之患”[35]。这也反映了唐继尧视四川为自己属地的观念，是其征服四川的“大西南主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对于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有同寄寓”似的没有实权的“影子政府”就采取了若即若离，利用其名声为我用，实际上进行拆台的态度。可以认为，孙中山在护法运动过程中过份地信任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是其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的悲剧原因之一。
三、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进一步把滇军势力向四川及邻省扩张。他公开声明：“尧是决心亲督三军，长驱北上。第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思维北征，宜先靖蜀。”[36]唐继尧即以此为借口，向四川扩张。唐继尧为此在1918年9月于重庆召开了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了“准备北伐案”为名的所谓“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根据同盟书，滇军提出每月需四川协济32万元，黔军提出每月需28万元，这样一年共需720万元。川军熊克武说，四川无力负担巨款，滇军坚持不能少，黔军则减为每月23万。熊克武仍不同意，会议不了了之。[37]这就埋下了1920年川滇战争的种子。
1920年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倒熊的姿态已经很明显。其时滇军驻川，有顾品珍（第一军）、赵又新（第二军）两个军。唐继尧命顾、赵两军联合黔军王文华部发动对熊克武的战争，于是川滇战争爆发。最初，滇黔军虽然把熊克武赶出成都，转往川北，但滇军伤亡亦达5000余人，可见战况之激烈。 [38]是年冬，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络川军各部，分路向成都、重庆两地及川南进攻，滇军再次退出成都。川军乘胜直追，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被打死于泸州郊外。这样滇军全线溃退，驻川滇军全部被赶出四川。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遂以“士兵厌战”为名，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这时，滇军内部不满意唐继尧强驱滇军对外扩张、参加混战的情绪高涨，唐继尧部下纷纷倒戈向顾。唐继尧无可奈何，遂于1921年2月8日率卫队及少数亲信离开昆明，乘滇粤铁路火车南下出走，最后流落香港。顾品珍进入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
这时两广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20年8月，孙中山发动了“驱桂战争”，陆荣廷的桂系势力被逐出广东。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宣布将重组军政府，继续完成护法任务，号召国会议员迅速组织正式政府。一方面，孙中山要扩大广州政府的势力，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另一方面，唐继尧流落香港后，又企图利用孙中山寻找新的出路，因而再度表示了对孙中山的拥护态度。尽管孙中山认为唐继尧“对于南北两方面，向持首鼠两端之态度，只知以己之地位为本位，趋于私利”，因此，“军政府向不信任唐氏”。 [39]但是，对唐继尧的处境仍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对流落香港的唐继尧表示欢迎，还于3月4日致电唐继尧说：“此间政务诸待协商，望即命驾来粤，共图进行无任延。[40]并派代表到香港，迎接唐继尧到广州。
当唐继尧到达广州时，孙中山亲临车站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希望唐继尧有所醒悟。孙中山致词表示欢迎说：“军政府中乃得唐公来规划一切，此西南之成功也。”“昔为云南独有之唐公，今后则为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中华民国之大成功也。”唐继尧则冠冕堂皇地说，自己毅然离滇，是因为“一不忍使地方糜烂，二不屑为权利争夺，三地方政治使地方人共有之”，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共同协调护法大业。[41]因此，护法军政府原有的总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决定坚留唐继尧“在粤执行总裁职务，共维大局。盖以军政府总裁法定人数至少有4人（总裁共7人）负责，始生效力。若唐公去粤，则缺去一人，其影响于政务会议者甚属重要”。唐继尧亦欣然应允，表示“如有重要事件，可以随时面商”[42]。鉴于唐继尧如此表示，广州军政府遂于1921年3月12日设宴欢迎。到会百余人，由孙中山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孙中山热情地说：“唐公离滇来粤，不知者谓其为失败，实则其成功也。何谓成功，可分别言之，一、个人的；二、西南的；三、中华民国的。”以人人而言，唐“能以牺牲权利为天下倡者，此个人之成功一也”，“今军政府中，乃得唐公来规划一切，此西南之大成功也”。今后“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中华民国之大成功也”[43]。这是孙中山对唐继尧不遗余力的争取，表现了宽广的胸怀。
可是，事情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21年4月7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接着撤消了军政府。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这是唐继尧心怀不满，竟认为孙中山主张“独裁制，阴授意已派议员，组织选举会，欲自为总统”。因此，唐继尧暗中支持陈炯明等反对孙中山，并通电解除自己的政务总裁及军政府参谋部长的职务，离广州返回香港去“养疴”了。[44]唐继尧再度拆孙中山的台。
孙中山第二次建立广州政府后，表示希望全国人民“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之进步，“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45]。不过，当时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要进行北伐，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便实现民主共和。孙中山于1921年6月27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系陆荣廷等，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并有任命唐继尧为滇粤桂联军总司令的打算，但唐继尧婉言谢绝。孙中山领导的讨桂军队，在短短三个月内，平定了广西，统一了两广。接着，孙中山于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拟率队进行北伐，积极筹备由桂入湘。
然而，唐继尧不仅不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反而认为，“所谓北伐，在谋地盘”，“纯为私图”。由于“孙之地位，岌岌动摇，不早自谋，终必无幸”，“故籍北伐为名，急谋攫取湘赣地盘，以为安身之地，所谓讨北，当系门面话”。[46]因此极力反对和破坏孙中山的北伐，唐继尧则利用滇军士兵在外征战多年，思乡心切的心理状态，煽动他们拒绝接受北伐的命令，而打回云南老家去。唐继尧所使用的手段，一是封官许愿，二是金钱收买。驻粤滇军师长朱培德为其部下赶走，来到香港，要唐继尧给他一笔款项，他将亲到桂林去抓驻粤滇军，拥护唐氏回滇。其时驻粤滇军已移驻桂林，由总指挥杨益谦指挥。唐继尧当即给朱培德港币20余万元巨款。朱到桂林后，会见了滇军各团团长，每位团长给了3万元，群起赶走了杨益谦，朱培德遂夺得了驻粤滇军总司令职务。[47]唐继尧乃指挥北伐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和在柳州的唐继尧亲信部队李友勋、龙云等汇合集中，唆使他们回滇夺权。另方面，唐继尧又勾结暗中破坏孙中山北伐事业的陈炯明。陈炯明答应，“如贵军移动有阻，决以全力援助，并确实担任饷项”。唐继尧满怀信心地认为，“孙无实力，我复确得陈援，殊不足虑”[48]。
这样，唐继尧决心策动滇军回滇夺权，遂亲赴柳州，发出通电说：“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面主持……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云。”[49]为此，孙中山任命顾品珍为云南北伐讨贼军总司令，而以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50]，勉励顾品珍率师北伐，以表示对唐继尧破坏北伐的谴责。唐继尧完全不顾大局，坚持驱顾反戈回滇时，孙中山忍无可忍，于1922年2月22日发布了“制止令”，谴责唐继尧抗命回滇，是破坏北伐的行为，并令滇、黔、桂各省当局，“严行制止”。孙中山电文说：“本大总统初以唐继尧数载以来，颇知大义；乙卯、丁已两役，不无劳勋。当此大军北伐之时，西南皆一致讨贼，唐继尧身虽在野，自当以其力所及者为国驰驱。自希图回滇之事发生，本大总统就电令来桂，盖深惜其为奸人所惑，思有以启其悔过之机。故于滇、黔议会及各省公团先后电呈（讨唐），均置未答。本大总统之优容如此者，无非为国家惜有功也。旋闻唐继尧抵柳州，擅设总司令部，私自委任各军长；近更调遣军队，自由行动，假名筹备北伐，实冀反戈回滇。兹得确讯，唐继尧已率队取道河池，向东兰、凤山一带前进，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若不迅予制止，势将妨碍北伐进行，而扰乱地方，为害何极。特再通令，着各省长、总司令等，迅即严行制止唐继尧前进，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切切。此令。”[51]与此同时，朱培德受孙中山之命，通电讨伐唐继尧，宣布与唐继尧脱离一切关系。但是唐继尧仍执迷不悟，率领四个军并勾结滇南大土匪吴学显，向云南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
顾品珍部疏于防预，在吴学显部从云南突袭的情况下，顾品珍不幸中弹死去。顾品珍司令部遂失去指挥能力，唐继尧率部轻取昆明。1922年3月，唐继尧返昆，重掌云南大权。这就是唐继尧的“二次回滇”。唐继尧二次回滇，虽然气势汹汹，但毕竟时过境迁，威风已大逊于当年。然而，他却因此忌恨孙中山，并且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之所以敢于1922年6月在广州发动公开叛乱，置孙中山于死地，原因很多，唐继尧的支持不能不是原因之一。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再度遭到失败。孙中山十分痛心地说，革命“垂三十年”，“顾失败之惨烈未有甚于此役者”[52]。其中，唐继尧实难辞其咎。
四、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22年3月唐继尧“二次回滇”后，一方面效法湖南联省自治的榜样，加快了“民治”的步伐，实行所谓“民选”省长，自然绅士们又“暂推”唐继尧为云南省省长。可是此后直到唐继尧去世，“民选”省长始终未能举行。
唐继尧推行“民治”之时，又提倡“废督”（即废除督军）。然而不管“省长”也好，“督军”也好，都是唐继尧把住位置不放。废督、民治之后，还要“裁军”。然而正规军裁减了，唐继尧的私人警卫队却扩大了。这样，裁军口号喊得愈响，扩军的行为就得到了更好的掩护。
“废督裁兵”、“联省自治”、“民治”的响声尚未结束，枪声、炮声又重新高涨。1922年底，唐继尧又与贵州刘显世组织“滇黔建国联军”，自任总司令，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并于1923年底再度控制贵州。
其时，四川内部各派之间发生了战乱。熊克武又与唐继尧和好，邀请滇军入川，配合熊克武部攻下泸州，杨森退往重庆。9月底10月中，滇军又派胡若愚部入川，与熊克武部联合进攻重庆，并攻克了重庆。然而，由于川军内部分赃不均，原来联络在一起的各部又发生战乱，入川滇军支持熊克武。到1924年2月，川军熊克武部与入川滇军战败，熊克武退往广州，滇军再次被逐出川境。唐继尧插手四川内战，实欲趁火打劫，旧梦重温，终于又成泡影。
这时广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多次失败，使孙中山处于绝望之中。“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53]。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开始了重大的转变。
1922年底和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滇桂军打败了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孙中山又于1923年2月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建立广州政权，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旋设大元帅府，为军政执行机关。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联饿、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继续出师北伐。此时处境困难的唐继尧察言观色，觉得有利可图，乃派人到广州向孙中山表示愿意北伐，讨伐曹锟、吴佩孚。孙中山还是希望争取唐继尧，促使唐继尧决心北伐，遂于1924年9月11日，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孙中山同时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令其主持三省北伐军事。同日，孙中山连续两电致唐继尧说：“本日召集政务、军事联合大会，佥谓：公勤劳国家，功勋丕著，宜有崇号，以董戎行。用是推公为副元帅。”“望即宣布就职，以慰歧仰之诚。将率三军，北伐中原，愿共驰驱，以建大业。”又电云：“拟川滇黔联军总司令请公担任，一切出师计划，均请就近主持。”[54]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唐继尧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职，却在联军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削平祸乱，建设国家”，讨伐曹锟“贿选敌政”为名，在昆明召集川、滇、黔、粤、桂、湘、鄂各军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于昆明，自称为七省联军总司令，宣布编制“建国联军”15个军，云南直辖6个军，另在云南特编警卫军4个军，其余6省建国军皆属“总司令”指挥。[55]唐继尧并不满意于“空头”的副元帅，也不满意于仅仅是川滇黔联军总司令的职务。
还在1924年夏秋之间，唐继尧即派人去广西游说李宗仁、黄绍雄，协商派军经过广西去广东，势将危及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李、黄虚与委蛇，密电广州。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粤军陈炯明部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以为大好时机已到，于粤军陈炯明、桂军刘震寰部相勾结，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自然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进窥桂粤”[56]。刘震寰为此还亲赴昆明，邀请唐继尧派滇军入广西，刘震寰则回兵广西，占领广西后合兵东下，推翻广州政府，组织以唐继尧为头子的南方政府。这样，唐继尧遂派第二军胡若遇、第五军龙云率兵3万余人，从南路进攻广西，于1925年2月23日占领南宁；唐继尧又命唐继虞、张汝骥、吴学显率兵4万人，由黔东、湘西，从北路进攻柳州。
战斗尚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善于玩弄两面手法、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于3月19日在昆明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云南就副元帅职。[57]唐继尧是企图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正如《向导》周报指出，“唐继尧忽然就副元帅职，声言加入国民党等等”[58]，是企图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一种尝试。[59]广州政府在3月19日谴责唐继尧的可耻行径，并通电讨伐唐继尧。唐继尧并不甘心，5月又派代表与广州的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人以及英国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政府。6月，广州政府先发制人，“东征军”回师广东，击溃反对广州政府的滇、桂军阀部队数万人，使唐继尧阴谋未能得逞。到同年8月，唐继尧入桂、滇军也遭到完全失败而撤回云南。
这样唐继尧完全走向了反面，在大革命风暴的席卷下，在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的支持下1927年2月6日，云南军人发动了“二六”政变，把唐继尧赶下了台。唐继尧统治云南14年的历史遂告结束。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忧郁愤懑，吐血不治而死去，时年44岁。
1917~1925年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是相当特殊的。唐继尧表面上似乎拥护孙中山，而在关键时刻，却拆孙中山的台，遂导致孙中山两次护法战争的失利，以及后来第三次北伐战争的不顺利；孙中山由于自己缺乏实力，在革命过程中，曾多次设法争取唐继尧，甚至到了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程度，结果仍然事与愿违。孙中山不得不认为，唐继尧的确是一个“首鼠两端”、“趋于私利”的分子，南方与北方的军阀是“一丘之貉”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孙中山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孙中山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最终认识到这一点，成为他晚年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从历史发展来说，也许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注释：
[1]庚恩锡：《再造共和会泽大事记》，云南省图书馆1917年印刷，第4页；《云南首义主干英杰会泽唐公史略》，云南开智公司1916年印刷，第5页。
[2]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震亚图书馆局1925年发行，第1页。
[3]《答广州某报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
[4]《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5]《就海陆军大元帅布告》，《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40页。
[6]《唐继尧驰檄讨逆通告全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合编：《护国运动》（中华民国史档案丛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部分电文，《孙中山全集》未收。
[7]《唐继尧编滇军为靖国军誓为共和通电》，《护法运动》，第6页。
[8]文公直：《最近三十年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二编，第380页。
[9]《唐继尧辞谢元帅职电》，《护法运动》，第415页。
[10]《唐继尧密电》，《护法运动》，第420页。
[11]《孙文密电》，《护法运动》，第420页。
[12]《孙文复密电》，《护法运动》，第421页。
[13]《国会非常会议推举唐继尧为元帅电》，《护法运动》，第424页。
[1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0页。
[15]《复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44页。
[16]《复章炳麟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8页。
[17]《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17~418页；缺字据《护法运动》第478页补。
[18]《通告护法各省军政府首领支持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8~350页.
[19]《张开儒请唐继尧就任元帅职电》，《护法运动》，第493~494页。
[20]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68页。
[21]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93页；又见《护法运动》，第497页。
[22]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5页。
[23]《孙中山催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504页。
[24] 《复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8页。
[25]《号召川滇黔军事统一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30页。
[26]《辞职大元帅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0~472页；唐继尧批语，见《护法运动》第509页。
[27]《唐继尧宣布已就总裁职电》，《护法运动》，第515页。
[28]《唐继尧承领军府总裁电》，《会泽靖国文牍》卷5，第9页，昆明1933年版。
[2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8~589页。
[30]《唐继尧解释不就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422页。
[31] 《唐继尧决定辞去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422页。
[32][33]档案资料，转见拙著《唐继尧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9、96页。
[34]《与广州某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5页。
[35]《致王文华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0页。
[36]《唐继尧致孙中山支持勘定川局电》，《云南档案史料》第1辑，云南省档案馆编，第4页。
[37]《重庆联军会议前后》，见《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38]张廷勋：《赵又新将领传略》，《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8页。
[39]《与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62页。
[40]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1页。
[41][42]《唐会泽莅粤欢迎盛况记》，第8~9、24~25页，原书铅印，无出版地点及出版时间。
[43]《在广州欢宴唐继尧时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44] [49]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震亚图书局1925年印刷发行，第100、104页。
[45]《就任大总统宣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2页。
[46] [48]《唐继尧致张伯群等电》、《唐继尧先致胡、李司令官等电》，原件未刊。转见孙代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和滇系军阀唐继尧》，《辛亥革命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307页。
[47]詹秉忠：《唐继尧回滇复辟二三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3~184页。
[50]《任命顾品珍金汉鼎职务令》，《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8页。
[51]《致马君武等电》，《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87~88页。
[52]《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5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4] 《致唐继尧电》（两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页。
[55]云南省通志馆编：《云南通志续修长编•军务编•沿革之十六》。
[56]独秀：《“反唐”与国民革命》，《向导》周报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出版。
[57]《唐继尧就副元帅职之皓电》，孙耀：《中华民国史料》下册，上海文明书店1929年版。
[58]唐继尧原为同盟会员。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4年再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后，唐继尧即未加入。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唐继尧仍拒绝加入国民党，甚至说什么“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参见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唐又突然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为国民党所拒绝。
[59]小摩：《孙中山死后国民党之前途》，《向导》周报第115期，1925年5月17日出版。
关键词：孙中山 唐继尧 护法战争 大革命
在1917~1925年之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滇系唐继尧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唐继尧的行为对孙中山事业的成败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因此论述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应是研究民国史、研究孙中山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唐继尧其人
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自先世以来，屡代科名相继”[1]。所谓“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2]。唐继尧6岁入私塾，15岁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唐继尧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参与了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的组织工作。1909年，唐继尧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云南，先后任督练公所提调、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及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等职。
辛亥革命时期，唐继尧参与了云南同盟会员发动昆明起义的准备工作。1911年10月30日昆明起义爆发，旋即成功，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唐继尧被任命为云南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1912年初，蔡锷决定派出滇军支援四川、贵州的革命斗争，遂派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出兵贵州。3月，唐继尧率滇军突袭贵阳，在贵州立宪党人、耆老会的支持下，被推为贵州临时都督（后袁世凯正式任命为都督）。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调任北京，11月唐继尧奉袁世凯之命回任云南都督。唐继尧从督黔到返滇之初，政治态度是拥护袁世凯的，并曾屠杀革命党人。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全国各阶级、阶层、派别都卷入了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的斗争中。在举国一致反袁斗争高涨的形势下，云南反袁战争也在积极酝酿。唐继尧在大势所趋下，才投入了反袁斗争的阵营。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以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出蜀，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桂，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护国战争取得了重要胜利，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护国军继续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同时，宣布起义的滇、黔、粤、桂、浙等省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处理军国重事”，唐继尧被推为军务院抚军长。6月6日袁世凯去世，7月14日军务院宣布撤消，护国战争无形中结束了。
护国战争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这点上是值得肯定的，唐继尧参加反袁护国是有功绩的。护国战争是唐继尧一生声望的顶点，也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唐继尧在这种形势下，野心膨胀了，企图利用护国的声威，以图攫取更大的地盘和权利，对外扩张，逐渐堕落为滇系军阀的头子。唐继尧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是贵州和四川，贵州比较轻易地到了手，而在四川却遭到了川系军人的反抗，于是在1917年4月和7月爆发了川、滇、黔军人的两次成都巷战。两次成都巷战，各方争权夺利，残民以逞，是典型的军阀混战性质的战争，也标志着滇、桂系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的正式形成。接着，唐继尧就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三次政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为皖系军阀的头子，大权在握，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扩张军备，蔑弃国会和约法，专横暴虐，使中国成了军阀横行的世界。
孙中山大为失望，遂决定发起反对段祺瑞军事独裁，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运动。然而缺少实力的孙中山，把护法希望寄托于南方，尤其寄希望于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等实力派身上，这是他长期以来“依南讨北”思想的继续。孙中山认为：“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拨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3]为此，孙中山又指出：“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4]
孙中山于1917年7月中旬，率领舰队来到广州，宣布护法，并于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并推举了军政府各部总长。9月10日，孙中山正式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表示“当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5]，从而正式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帷幕，发动了轰动一时的护法战争。
孙中山依南讨北，而南方两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即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对孙中山则采取了两面手段，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护法，壮大护法运动的声势；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以谋自身势力的发展。所以，陆荣廷控制两广，打出的旗号是“自主”。而唐继尧控制滇黔，宣称的却是“靖国”。
1917年7月初，张勋复辟，唐继尧即连发数电，表示誓死拥护共和讨逆，并组织“靖国军”说：“本督军义愤填膺，匡扶有责。为此躬率三军，克日由滇省出发，督将会师武汉，立马幽燕，廓彼妖气，式靖区宇，旌旗卷地而来，霹雳从天而下。”[6] “集中所部，编成靖国军，克日出发。”[7]这就是说，孙中山在酝酿护法之际，唐继尧即打出了“靖国”旗号。为什么叫“靖国”，唐继尧没有明确的解释，而文公直的解释是靖国“含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8]。联系到唐继尧后来的军事行动及内部往来密电，则可以清楚地说明，其“护法”是假，“图川”是真。滇军在川的扩张战争，就是在“靖国”的旗号下进行的。可知，孙中山的护法与唐继尧的靖国，虽然在反对北方军阀一点上有相互交叉之处，而其实际内容和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大不相同的。
当1917年9月1日，广州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后，唐、陆皆拒绝就任。唐继尧在9月7日、8日先后给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各一电，谢辞元帅职务说：“元帅一职愧不敢当。”[9]唐继尧拒绝就任元帅职电报发出后，舆论哗然。滇军军官多人先后给唐继尧电报，请勿辞职。但唐继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
由于反映强烈，唐继尧在9月12日密电孙中山解释说：“自维才望无似，不欲冒君子上人之戒；又惧蒙世俗权利之嫌，故已沥诚奉辞，非敢矫激呜高，实欲循分见志。”[10]孙中山见唐继尧再三推辞，乃决定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亲往云南劝驾，并反复劝唐继尧：“今日国运颠危，吾人以身许国，久无权利之志，义务实不容辞。唯望我公体国步之艰难，鉴于议员之诚意，早日就职，勿为世俗流言所误。”[11] “乞即日宣布就职，以救危亡。”[12]广州非常国会亦致电唐继尧：“望公如岁，愿勿固辞。”[13]可是唐继尧仍不为所动。10月下旬，章太炎经越南到达昆明，“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挑选两个年青力大的人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兼示隆重之意，一时传为美谈”[14]。章太炎到昆明的时间不算短，代表孙中山和广州军政府多方工作，唐继尧虽收下了证书和证件，却仍事事推诿，不愿宣布就元帅职。11月21日孙中山再电唐继尧：“望借屡胜之威，即就元帅之职，以慰国人之向望，则西南基础益巩固，前途发展当可预贺。”[15]又电章太炎转唐继尧，“就元帅职，则西南护法根本上不致动摇”[16]。
1918年1月25日，孙中山不厌其烦地再次敦促唐继尧：“毅然就元帅职，则葸沙山陕，声威愈振，箍颈之效，亦必继起，大局不难迎刃而解。”[17]孙中山痛心之余，在2月22日发出通电指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原。在特定条件下，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垂绝之国脉，赖是仅存一线。然元帅及各部总长多逊让未就，及今半载矣。”[18]孙中山呼吁护法各省首领支持军政府，各省军政府大多不吭声，而滇军将领、广州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即于次日（2月23日）给唐继尧密电，请唐继尧“毅然就职，不为簧言所动”。并说：“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既曰护法靖国无权利之争，何有此徘徊携贰之行？”对此，唐继尧的秘书长竟在电文旁批“胡说”二字”。[19]3月1日，孙中山又致电唐继尧说：“军政府元帅职，公虽受印于前，每以师出有功，自为策动，且必有克成都而后就职之宣言。今兹成都已下，厥功甚伟，岂可再事伪谦，致负国民之望？”[20]唐继尧不予答复。13日，孙中山再电唐继尧，要他“迅践前约，宣布就元帅职，共匡国难，树之风声，犹未得复”。唐继尧在电文上批“酌复数语”，仍不明确表态，如此而已”。[21]
3月29日，孙中山致电唐继尧，希望“当仁不让，即乞即日宣布就职，以救危亡”[22]。4月1日又电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以振军威，而谋统一”[23]2日又电唐继尧：“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文无不可退让。”[24]孙中山连电唐继尧，苦口婆心，耐心劝说。电文之多，可以看作是民国政坛上的一大奇观，可是唐继尧却始终不为所动，拒绝就任元帅职。直到广州军政府改组前夕，孙中山始终未放弃对唐继尧的劝说。
孙中山频频给唐继尧电报劝说就元帅职的同时，还对唐继尧作了若干让步和迁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承认他自称的靖国军总司令，并提出“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公担任，统率既归于一，庶指臂之效可期”[25]。但是孙中山的苦心迁就和耐心等待，终未能达到目的。直到1918年5月，由桂系的主使，滇系的呼应，政学系的表演，终于使广州军政府改组成为事实，排斥孙中山，与北方军阀妥协，使军政府成为议和机关。孙中山十分气愤，乃于1918年5月4日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指出护法之际，“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谓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顾我国之大弊，莫大于文武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见到电文，唐继尧气急败坏，竟然在孙中山电文上批“一片胡说”，“无耻之极”。[26]
然而军政府改组后，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于无权地位。孙中山在绝望之余，于军政府正式改组之次日（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就以失败而告终。曾经拒绝就任军政府元帅的唐继尧、陆荣廷，在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后，即改变了态度，宣布就总裁职。唐继尧于7月7日发出就职通电说：“承推总裁，本不克当，国难方殷，未敢自息。”[27]又表示：“军政府改组，同深庆慰。谬承不弃，托以总裁。自惭德薄，曷克胜此。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黍总兵戎，敢忘私义。谨随诸公，遥领责守。扬鞭立马，敬赞鸿图。”[28]这种积极态度，与他拒绝就任元帅职的消极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唐继尧的“靖国”与孙中山的“护法”在实质上的差异。
唐继尧打起“靖国”的旗号，却拒绝孙中山请求担任军政府元帅职，其关键就在于“靖国”不等于“护法”。唐继尧的“靖国”虽有反对北方军阀的一面，然而其“绥靖”的目的是要向四川扩张。关于这一点，章太炎到云南与唐继尧接触后，深有感触，他指出唐继尧等人搞“西南主义”，其“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确乎，“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收蚕食鹰攫之实效”，而“外人独见其宣布明电，慷慨自矜，而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29]章太炎关于“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
例一，1917年9月16日，唐继尧在致其驻广州之情报联络人徐之琛的密电中，说辞元帅职，是因为“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纷歧，反授人以隙也。”[30]这是唐继尧两面手法的最明白的说明，也是他频频拒绝孙中山要求的自供状。唐继尧给滇军将领张开儒的密电中也说：“组织军政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失其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实欲顾西南局势，非有他意。”[31]这个解释虽然含糊（因张开儒比较坚决支持孙中山），也暴露了唐继尧要与桂系陆荣廷同步的心情。
例二，1917年7月14日，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在广州公开发表拥护护法通电，唐继尧很不满，在收到张开儒的电报后，即批道：“应电饬勿再乱说。”又复电指责张开儒：“该师通电言太激烈，有损无益。”对张开儒的秘书长崔文藻，揭露陆荣廷与冯国璋勾结，召开新国会以及军政府会议等事情，致唐继尧两个密电，唐更加反感，批道：“崔极荒唐，不理！”[32]
例三，张开儒（后任靖国军第三军军长）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政府陆军总长，因张、崔二人拥护孙中山，被桂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18年5月4日，桂系军阀假唐继尧之命，强行剥夺了张开儒的兵权。唐继尧事后得报，竟欣然同意说：“既行发表，惟有承认而已。”5月20日，桂系莫荣新又强行拘捕张开儒和崔文藻，随即将崔文藻枪杀于广州东郊。唐继尧获悉后，不仅称赞莫荣新“处理甚为适当”，而且要求把张开儒押送回滇，“依法处办”[33]。孙中山对此表示：“予于张、崔二君实深惜之。”[34]
例四，滇军入川，初期战事顺利。成都被占领后，唐继尧竟然自行任命四川督军，对此孙中山深感不安说，唐“独行己见，又未就元帅职，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挟征服之威，足生反应之患”[35]。这也反映了唐继尧视四川为自己属地的观念，是其征服四川的“大西南主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对于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有同寄寓”似的没有实权的“影子政府”就采取了若即若离，利用其名声为我用，实际上进行拆台的态度。可以认为，孙中山在护法运动过程中过份地信任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是其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的悲剧原因之一。
三、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进一步把滇军势力向四川及邻省扩张。他公开声明：“尧是决心亲督三军，长驱北上。第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思维北征，宜先靖蜀。”[36]唐继尧即以此为借口，向四川扩张。唐继尧为此在1918年9月于重庆召开了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了“准备北伐案”为名的所谓“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根据同盟书，滇军提出每月需四川协济32万元，黔军提出每月需28万元，这样一年共需720万元。川军熊克武说，四川无力负担巨款，滇军坚持不能少，黔军则减为每月23万。熊克武仍不同意，会议不了了之。[37]这就埋下了1920年川滇战争的种子。
1920年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倒熊的姿态已经很明显。其时滇军驻川，有顾品珍（第一军）、赵又新（第二军）两个军。唐继尧命顾、赵两军联合黔军王文华部发动对熊克武的战争，于是川滇战争爆发。最初，滇黔军虽然把熊克武赶出成都，转往川北，但滇军伤亡亦达5000余人，可见战况之激烈。 [38]是年冬，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络川军各部，分路向成都、重庆两地及川南进攻，滇军再次退出成都。川军乘胜直追，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被打死于泸州郊外。这样滇军全线溃退，驻川滇军全部被赶出四川。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遂以“士兵厌战”为名，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这时，滇军内部不满意唐继尧强驱滇军对外扩张、参加混战的情绪高涨，唐继尧部下纷纷倒戈向顾。唐继尧无可奈何，遂于1921年2月8日率卫队及少数亲信离开昆明，乘滇粤铁路火车南下出走，最后流落香港。顾品珍进入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
这时两广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20年8月，孙中山发动了“驱桂战争”，陆荣廷的桂系势力被逐出广东。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宣布将重组军政府，继续完成护法任务，号召国会议员迅速组织正式政府。一方面，孙中山要扩大广州政府的势力，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另一方面，唐继尧流落香港后，又企图利用孙中山寻找新的出路，因而再度表示了对孙中山的拥护态度。尽管孙中山认为唐继尧“对于南北两方面，向持首鼠两端之态度，只知以己之地位为本位，趋于私利”，因此，“军政府向不信任唐氏”。 [39]但是，对唐继尧的处境仍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对流落香港的唐继尧表示欢迎，还于3月4日致电唐继尧说：“此间政务诸待协商，望即命驾来粤，共图进行无任延。[40]并派代表到香港，迎接唐继尧到广州。
当唐继尧到达广州时，孙中山亲临车站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希望唐继尧有所醒悟。孙中山致词表示欢迎说：“军政府中乃得唐公来规划一切，此西南之成功也。”“昔为云南独有之唐公，今后则为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中华民国之大成功也。”唐继尧则冠冕堂皇地说，自己毅然离滇，是因为“一不忍使地方糜烂，二不屑为权利争夺，三地方政治使地方人共有之”，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共同协调护法大业。[41]因此，护法军政府原有的总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决定坚留唐继尧“在粤执行总裁职务，共维大局。盖以军政府总裁法定人数至少有4人（总裁共7人）负责，始生效力。若唐公去粤，则缺去一人，其影响于政务会议者甚属重要”。唐继尧亦欣然应允，表示“如有重要事件，可以随时面商”[42]。鉴于唐继尧如此表示，广州军政府遂于1921年3月12日设宴欢迎。到会百余人，由孙中山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孙中山热情地说：“唐公离滇来粤，不知者谓其为失败，实则其成功也。何谓成功，可分别言之，一、个人的；二、西南的；三、中华民国的。”以人人而言，唐“能以牺牲权利为天下倡者，此个人之成功一也”，“今军政府中，乃得唐公来规划一切，此西南之大成功也”。今后“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中华民国之大成功也”[43]。这是孙中山对唐继尧不遗余力的争取，表现了宽广的胸怀。
可是，事情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21年4月7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接着撤消了军政府。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这是唐继尧心怀不满，竟认为孙中山主张“独裁制，阴授意已派议员，组织选举会，欲自为总统”。因此，唐继尧暗中支持陈炯明等反对孙中山，并通电解除自己的政务总裁及军政府参谋部长的职务，离广州返回香港去“养疴”了。[44]唐继尧再度拆孙中山的台。
孙中山第二次建立广州政府后，表示希望全国人民“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之进步，“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45]。不过，当时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要进行北伐，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便实现民主共和。孙中山于1921年6月27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系陆荣廷等，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并有任命唐继尧为滇粤桂联军总司令的打算，但唐继尧婉言谢绝。孙中山领导的讨桂军队，在短短三个月内，平定了广西，统一了两广。接着，孙中山于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拟率队进行北伐，积极筹备由桂入湘。
然而，唐继尧不仅不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反而认为，“所谓北伐，在谋地盘”，“纯为私图”。由于“孙之地位，岌岌动摇，不早自谋，终必无幸”，“故籍北伐为名，急谋攫取湘赣地盘，以为安身之地，所谓讨北，当系门面话”。[46]因此极力反对和破坏孙中山的北伐，唐继尧则利用滇军士兵在外征战多年，思乡心切的心理状态，煽动他们拒绝接受北伐的命令，而打回云南老家去。唐继尧所使用的手段，一是封官许愿，二是金钱收买。驻粤滇军师长朱培德为其部下赶走，来到香港，要唐继尧给他一笔款项，他将亲到桂林去抓驻粤滇军，拥护唐氏回滇。其时驻粤滇军已移驻桂林，由总指挥杨益谦指挥。唐继尧当即给朱培德港币20余万元巨款。朱到桂林后，会见了滇军各团团长，每位团长给了3万元，群起赶走了杨益谦，朱培德遂夺得了驻粤滇军总司令职务。[47]唐继尧乃指挥北伐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和在柳州的唐继尧亲信部队李友勋、龙云等汇合集中，唆使他们回滇夺权。另方面，唐继尧又勾结暗中破坏孙中山北伐事业的陈炯明。陈炯明答应，“如贵军移动有阻，决以全力援助，并确实担任饷项”。唐继尧满怀信心地认为，“孙无实力，我复确得陈援，殊不足虑”[48]。
这样，唐继尧决心策动滇军回滇夺权，遂亲赴柳州，发出通电说：“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面主持……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云。”[49]为此，孙中山任命顾品珍为云南北伐讨贼军总司令，而以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50]，勉励顾品珍率师北伐，以表示对唐继尧破坏北伐的谴责。唐继尧完全不顾大局，坚持驱顾反戈回滇时，孙中山忍无可忍，于1922年2月22日发布了“制止令”，谴责唐继尧抗命回滇，是破坏北伐的行为，并令滇、黔、桂各省当局，“严行制止”。孙中山电文说：“本大总统初以唐继尧数载以来，颇知大义；乙卯、丁已两役，不无劳勋。当此大军北伐之时，西南皆一致讨贼，唐继尧身虽在野，自当以其力所及者为国驰驱。自希图回滇之事发生，本大总统就电令来桂，盖深惜其为奸人所惑，思有以启其悔过之机。故于滇、黔议会及各省公团先后电呈（讨唐），均置未答。本大总统之优容如此者，无非为国家惜有功也。旋闻唐继尧抵柳州，擅设总司令部，私自委任各军长；近更调遣军队，自由行动，假名筹备北伐，实冀反戈回滇。兹得确讯，唐继尧已率队取道河池，向东兰、凤山一带前进，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若不迅予制止，势将妨碍北伐进行，而扰乱地方，为害何极。特再通令，着各省长、总司令等，迅即严行制止唐继尧前进，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切切。此令。”[51]与此同时，朱培德受孙中山之命，通电讨伐唐继尧，宣布与唐继尧脱离一切关系。但是唐继尧仍执迷不悟，率领四个军并勾结滇南大土匪吴学显，向云南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
顾品珍部疏于防预，在吴学显部从云南突袭的情况下，顾品珍不幸中弹死去。顾品珍司令部遂失去指挥能力，唐继尧率部轻取昆明。1922年3月，唐继尧返昆，重掌云南大权。这就是唐继尧的“二次回滇”。唐继尧二次回滇，虽然气势汹汹，但毕竟时过境迁，威风已大逊于当年。然而，他却因此忌恨孙中山，并且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之所以敢于1922年6月在广州发动公开叛乱，置孙中山于死地，原因很多，唐继尧的支持不能不是原因之一。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再度遭到失败。孙中山十分痛心地说，革命“垂三十年”，“顾失败之惨烈未有甚于此役者”[52]。其中，唐继尧实难辞其咎。
四、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22年3月唐继尧“二次回滇”后，一方面效法湖南联省自治的榜样，加快了“民治”的步伐，实行所谓“民选”省长，自然绅士们又“暂推”唐继尧为云南省省长。可是此后直到唐继尧去世，“民选”省长始终未能举行。
唐继尧推行“民治”之时，又提倡“废督”（即废除督军）。然而不管“省长”也好，“督军”也好，都是唐继尧把住位置不放。废督、民治之后，还要“裁军”。然而正规军裁减了，唐继尧的私人警卫队却扩大了。这样，裁军口号喊得愈响，扩军的行为就得到了更好的掩护。
“废督裁兵”、“联省自治”、“民治”的响声尚未结束，枪声、炮声又重新高涨。1922年底，唐继尧又与贵州刘显世组织“滇黔建国联军”，自任总司令，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并于1923年底再度控制贵州。
其时，四川内部各派之间发生了战乱。熊克武又与唐继尧和好，邀请滇军入川，配合熊克武部攻下泸州，杨森退往重庆。9月底10月中，滇军又派胡若愚部入川，与熊克武部联合进攻重庆，并攻克了重庆。然而，由于川军内部分赃不均，原来联络在一起的各部又发生战乱，入川滇军支持熊克武。到1924年2月，川军熊克武部与入川滇军战败，熊克武退往广州，滇军再次被逐出川境。唐继尧插手四川内战，实欲趁火打劫，旧梦重温，终于又成泡影。
这时广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多次失败，使孙中山处于绝望之中。“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53]。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开始了重大的转变。
1922年底和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滇桂军打败了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孙中山又于1923年2月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建立广州政权，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旋设大元帅府，为军政执行机关。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联饿、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继续出师北伐。此时处境困难的唐继尧察言观色，觉得有利可图，乃派人到广州向孙中山表示愿意北伐，讨伐曹锟、吴佩孚。孙中山还是希望争取唐继尧，促使唐继尧决心北伐，遂于1924年9月11日，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孙中山同时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令其主持三省北伐军事。同日，孙中山连续两电致唐继尧说：“本日召集政务、军事联合大会，佥谓：公勤劳国家，功勋丕著，宜有崇号，以董戎行。用是推公为副元帅。”“望即宣布就职，以慰歧仰之诚。将率三军，北伐中原，愿共驰驱，以建大业。”又电云：“拟川滇黔联军总司令请公担任，一切出师计划，均请就近主持。”[54]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唐继尧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职，却在联军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削平祸乱，建设国家”，讨伐曹锟“贿选敌政”为名，在昆明召集川、滇、黔、粤、桂、湘、鄂各军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于昆明，自称为七省联军总司令，宣布编制“建国联军”15个军，云南直辖6个军，另在云南特编警卫军4个军，其余6省建国军皆属“总司令”指挥。[55]唐继尧并不满意于“空头”的副元帅，也不满意于仅仅是川滇黔联军总司令的职务。
还在1924年夏秋之间，唐继尧即派人去广西游说李宗仁、黄绍雄，协商派军经过广西去广东，势将危及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李、黄虚与委蛇，密电广州。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粤军陈炯明部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以为大好时机已到，于粤军陈炯明、桂军刘震寰部相勾结，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自然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进窥桂粤”[56]。刘震寰为此还亲赴昆明，邀请唐继尧派滇军入广西，刘震寰则回兵广西，占领广西后合兵东下，推翻广州政府，组织以唐继尧为头子的南方政府。这样，唐继尧遂派第二军胡若遇、第五军龙云率兵3万余人，从南路进攻广西，于1925年2月23日占领南宁；唐继尧又命唐继虞、张汝骥、吴学显率兵4万人，由黔东、湘西，从北路进攻柳州。
战斗尚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善于玩弄两面手法、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于3月19日在昆明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云南就副元帅职。[57]唐继尧是企图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正如《向导》周报指出，“唐继尧忽然就副元帅职，声言加入国民党等等”[58]，是企图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一种尝试。[59]广州政府在3月19日谴责唐继尧的可耻行径，并通电讨伐唐继尧。唐继尧并不甘心，5月又派代表与广州的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人以及英国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政府。6月，广州政府先发制人，“东征军”回师广东，击溃反对广州政府的滇、桂军阀部队数万人，使唐继尧阴谋未能得逞。到同年8月，唐继尧入桂、滇军也遭到完全失败而撤回云南。
这样唐继尧完全走向了反面，在大革命风暴的席卷下，在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的支持下1927年2月6日，云南军人发动了“二六”政变，把唐继尧赶下了台。唐继尧统治云南14年的历史遂告结束。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忧郁愤懑，吐血不治而死去，时年44岁。
1917~1925年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是相当特殊的。唐继尧表面上似乎拥护孙中山，而在关键时刻，却拆孙中山的台，遂导致孙中山两次护法战争的失利，以及后来第三次北伐战争的不顺利；孙中山由于自己缺乏实力，在革命过程中，曾多次设法争取唐继尧，甚至到了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程度，结果仍然事与愿违。孙中山不得不认为，唐继尧的确是一个“首鼠两端”、“趋于私利”的分子，南方与北方的军阀是“一丘之貉”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孙中山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孙中山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最终认识到这一点，成为他晚年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从历史发展来说，也许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注释：
[1]庚恩锡：《再造共和会泽大事记》，云南省图书馆1917年印刷，第4页；《云南首义主干英杰会泽唐公史略》，云南开智公司1916年印刷，第5页。
[2]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震亚图书馆局1925年发行，第1页。
[3]《答广州某报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
[4]《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5]《就海陆军大元帅布告》，《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40页。
[6]《唐继尧驰檄讨逆通告全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合编：《护国运动》（中华民国史档案丛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部分电文，《孙中山全集》未收。
[7]《唐继尧编滇军为靖国军誓为共和通电》，《护法运动》，第6页。
[8]文公直：《最近三十年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二编，第380页。
[9]《唐继尧辞谢元帅职电》，《护法运动》，第415页。
[10]《唐继尧密电》，《护法运动》，第420页。
[11]《孙文密电》，《护法运动》，第420页。
[12]《孙文复密电》，《护法运动》，第421页。
[13]《国会非常会议推举唐继尧为元帅电》，《护法运动》，第424页。
[1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0页。
[15]《复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44页。
[16]《复章炳麟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8页。
[17]《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17~418页；缺字据《护法运动》第478页补。
[18]《通告护法各省军政府首领支持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8~350页.
[19]《张开儒请唐继尧就任元帅职电》，《护法运动》，第493~494页。
[20]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68页。
[21]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93页；又见《护法运动》，第497页。
[22]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5页。
[23]《孙中山催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504页。
[24] 《复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8页。
[25]《号召川滇黔军事统一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30页。
[26]《辞职大元帅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0~472页；唐继尧批语，见《护法运动》第509页。
[27]《唐继尧宣布已就总裁职电》，《护法运动》，第515页。
[28]《唐继尧承领军府总裁电》，《会泽靖国文牍》卷5，第9页，昆明1933年版。
[2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8~589页。
[30]《唐继尧解释不就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422页。
[31] 《唐继尧决定辞去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422页。
[32][33]档案资料，转见拙著《唐继尧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9、96页。
[34]《与广州某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5页。
[35]《致王文华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0页。
[36]《唐继尧致孙中山支持勘定川局电》，《云南档案史料》第1辑，云南省档案馆编，第4页。
[37]《重庆联军会议前后》，见《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38]张廷勋：《赵又新将领传略》，《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8页。
[39]《与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62页。
[40]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1页。
[41][42]《唐会泽莅粤欢迎盛况记》，第8~9、24~25页，原书铅印，无出版地点及出版时间。
[43]《在广州欢宴唐继尧时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44] [49]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震亚图书局1925年印刷发行，第100、104页。
[45]《就任大总统宣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2页。
[46] [48]《唐继尧致张伯群等电》、《唐继尧先致胡、李司令官等电》，原件未刊。转见孙代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和滇系军阀唐继尧》，《辛亥革命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307页。
[47]詹秉忠：《唐继尧回滇复辟二三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3~184页。
[50]《任命顾品珍金汉鼎职务令》，《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8页。
[51]《致马君武等电》，《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87~88页。
[52]《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5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4] 《致唐继尧电》（两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页。
[55]云南省通志馆编：《云南通志续修长编•军务编•沿革之十六》。
[56]独秀：《“反唐”与国民革命》，《向导》周报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出版。
[57]《唐继尧就副元帅职之皓电》，孙耀：《中华民国史料》下册，上海文明书店1929年版。
[58]唐继尧原为同盟会员。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4年再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后，唐继尧即未加入。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唐继尧仍拒绝加入国民党，甚至说什么“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参见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唐又突然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为国民党所拒绝。
[59]小摩：《孙中山死后国民党之前途》，《向导》周报第115期，1925年5月17日出版。
文献资料来源：2001年12月 摘自《孙中山与大元帅府》
作者：谢本书
索取号：K827=6/139
本馆校对：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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