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1925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期间，杨庶堪始终不渝地追随孙中山革命，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杨庶堪受孙中山委托回四川任省长，试图把四川建成革命根据地。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杨庶堪受孙中山之命奔走于段祺瑞、卢永祥等军阀首领之间，谋划联合反直，建立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期间，杨庶堪积极协助孙中山联络各方力量驱逐陈炯明，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出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和广东省长等职。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他被迫于1924年5月向孙中山辞职，离开广州。1925年孙中山病重期间，杨庶堪到北京守候在病床边，直到孙中山逝世。
关键词：孙中山 杨庶堪 护法运动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的一生中，曾得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的忠实帮助，杨庶堪便是其中的一位。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前，杨庶堪主要在重庆领导同盟会员从事革命活动，使得辛亥革命在重庆取得了成功。1913年杨庶堪在重庆讨袁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开始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生涯。此间他鼎力支持、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副部长及四川主盟人之一。在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受孙中山委托回四川任四川省省长。1922年受孙中山之命奔走于段祺瑞、卢永祥等军阀首领之间，谋划联合反直。平定陈炯明叛变后，杨庶堪辅佐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出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后任广东省省长。由于国民党内争权夺利，他被迫辞职离开广州。1925年孙中山病重期间，杨庶堪到北京守候在病床边，直到孙中山逝世。本文着重论述1917~1924年间孙中山与杨庶堪的战斗情谊，从而使世人对杨庶堪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做的贡献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的孙中山与杨庶堪
1917年护国运动的余烬还未在中华大地熄灭，护法运动的烈火又在南国熊熊燃起。为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重建共和，孙中山毅然再次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孙中山与杨庶堪、廖仲恺等人决定：反对段祺瑞卖国政权，南下护法。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乘舰到广东，他临行前嘱咐杨庶堪留上海，注意留心四川战争，要想法将四川境内个人权力争夺的斗争，转为推翻段祺瑞政权的护法战争。杨庶堪按孙中山指示详细了解四川境内战争的情况后，决定趁滇、黔、川军阀混战之机，将早年被袁世凯解散的同盟会人的部队召集拢来，成为四川护法的军事力量。在四川重新任第五师师长的熊克武在刘存厚、戴戡、罗佩金的混战中，为保存实力未卷入战争的一方，也对孙中山倡导的护法未表示态度，故杨庶堪向孙中山报告四川战争的原因和可利用的矛盾，并提出请孙中山任命几位拥护护法忠勇爱国的同志，重组革命军的建议。孙中山看了杨庶堪的报告，完全同意。9月10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后，将任命四川诸同志的委任状，寄交杨庶堪转。1917年10月12日孙中山又电杨庶堪：“阳日寄上任命卢师谛川西招讨使、石青阳川东讨使各状，兹得沪电复生函称‘已在沪组国民军，可得有械八支队，请任总司令，卢为副司令，此后委者均归复生节制’等语。即照委，状仍寄兄转。前寄卢招讨使状即取消，但石仍照旧，是否合宜？应否宣布？盼速电复。致方师长电已送。”[1]与他商议四川护法应组织之事。杨庶堪接电报后遵照孙中山的指示提出建议：已组成的四川国民军的全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国民军，以黄复生为总司令，卢师谛为副总司令，石青阳在四川綦江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川东招讨使。孙中山同意杨庶堪建议，发出正式任命后，还专电唐继尧、刘显世两人对四川国民军“量予援助并转各军、师、旅、团长知照外，望即妥速接洽，共策进行”[2]。
杨庶堪鉴于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教训和这次军阀混战后四川仍由北洋军阀所控制的现实，认识到革命党自身必须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和。这首先必须占据四川为根据地，于是他多次向孙中山提出扶植中华革命党人、国民党人已在四川组成的民军，作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在10月20日向川、滇、黔三省提出三省联合形成西南义举，一致对付占据北京的北洋军阀的主旨；还提出川、滇、黔三省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继尧任总司令等重要意见。唐继尧假借孙中山护法之名，以便名正言顺地行侵川、黔两省之实，实现他独霸大西南的野心。唐继尧就任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后，孙中山根据杨庶堪的意见于11月10日特电唐继尧，再次强调：“川事非得民军相助，不足以资提挈。黄复生、卢师谛在沪组织四川民军，兹已任命黄为该军总司令，卢为副司令。石青阳在綦江亦组民军，已任为川东招讨使。关于牵制逆军及调和川军，此三人均可为用，请量予援助。……”[3]
四川情况自滇、黔军以靖国军名义入川攻占重庆后，已复杂化。洪辑麟自重庆及时向广东军政府秘书长谢持报告：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首先得到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承认，唐继尧委任；熊克武有吕超、向传义、王伯常、喻培伦等实力雄厚的团长支持。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等人考虑到川内北军未消灭，外有滇、黔军，不愿与熊克武为争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而造成分裂，采取以诚意感化熊克武的态度。黄、卢、石等人的部队仍以保持四川国民军名义，以团结熊克武。洪辑麟的电报中急切说道：“甚盼沧白（杨庶堪，字沧白）以宣抚名义速归，各路民军为其后盾，时不可失，请转促之。”[4]
为了收拾四川局势，孙中山于1918年3月4日致电杨庶堪，告以四川最近局势，望其兼程返川。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孙洪伊转徐朗西，希望焦易堂出面与杨庶堪接洽，劝他早日返川。“极密，转沧白，吕超电克成都后，同时得锦帆电云：兼程赴省，因先任吕为卫戍总司令代理督军，并电黄、卢、石、陈诸兄，迅速推定继任督军，倘锦帆对军府能表示好意，当然可以推举。此电已去多日，至今无复，有日接唐蓂赓电云：任锦帆为督军兼省长。唐本云南督军，何能任命四川督军、省长？惟此间又不能反对，因复电云：已电询川中各军意见，至省长则主由民选。又电黄、卢、石等，嘱其一面公举川督，请军府任命；一面疏通省议会，火速一致选举执事为省长。望兼程返蜀，联合黄、卢、陈、吕等军，收拾川局，迟恐锦帆权力日增，黄、卢不足以抗。款事另电告。”[5]在这封电报里，孙中山对唐继尧、熊克武的看法及与唐、熊斗争的策略全部告诉了杨庶堪，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杨庶堪的信任和倚重。
孙中山已决心以四川为革命根据地，联合滇、黔两省，以抗拒北洋政府。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遵照孙中山指示疏通省参议会选举杨庶堪为四川省长。3月7日孙中山又电杨庶堪：“接川省议会来电：举锦帆为督军，兄为省长，盼火速兼程返川，迟恐生变。任命状已公布。”[6]杨庶堪考虑到广东、四川政局不稳，熊克武已公开不与孙中山合作，在这种党内斗争复杂的形势下，杨庶堪还是保持他一贯隐退的思想，未动身回四川就任省长职。
在广州，由于受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政学系的操纵，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制。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并发表通电，尖锐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7]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岑春煊等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为七总裁之一，却无实权，气愤之余，安排谢持代处理日常事务，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与杨庶堪会面，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孙中山从这次被逼出广州后，更加深刻认识到两广军阀势力猖獗，影响到革命势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将四川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加以建设，联合滇、黔两省以对抗北方。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孙中山一定要杨庶堪到四川就任省长。杨庶堪表示：不就省长愿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力劝杨庶堪说：“你忠于国民革命大业，在四川有声望，对川中将领既熟悉，交谊又深。熊克武对你有所敬畏，你去说服、影响熊克武，化敌为友，联合滇、黔。目前我们党内只有你去最合适。”[8]杨庶堪最后接受孙中山交给的重任，克服重重困难抵达四川，于10月12日在重庆就省长职。[9]杨庶堪就任四川省长职后，不断地与川、滇、黔等军阀势力进行周旋，试图使四川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但因势单力薄，终究未能扭转四川各地军阀互相倾轧、混战的局面。1920年10月12日杨庶堪被迫致电孙中山辞去四川省长职。
杨庶堪在四川任省长期间，虽然没有达到孙中山所期待的目标，但是杨庶堪在此间为四川人民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例如在“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四川学生的示威游行和爱国商人的罢市与抵制日货运动，并尽力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使他们免遭军阀的迫害；在他任职期间，还积极组织四川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为四川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二、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时期的孙中山与杨庶堪
1920年10月23日杨庶堪回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四川的复杂情况后，孙中山任杨庶堪为中国国民党总部财政部长，具体负责筹划军需、掌握机要和负责接洽南北各方来上海联络的代表。孙中山自离广州到上海后，集中精力写《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等著作，以及探索改组国民党，加强党的建设之路。1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党部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杨庶堪、廖仲恺、居正、谢持等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修改章程的报告，杨庶堪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主张，并努力去实行。11月10日，孙中山任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督军一职。陈炯明通电就任广东省长职，粤军军长许崇智通电请求孙中山赴粤主持大计。孙中山要杨庶堪去广州，负责机要工作。12月25日，杨庶堪随同孙中山及伍廷芳、唐绍仪离开上海经香港，28日到达广州。在广州期间。杨庶堪日以继夜协助孙中山处理各方所来电函，起草党内外文告。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发表对内对外宣言。[10]在广东国民政府里，孙中山为安插各派人物在政府任职费尽苦心，杨庶堪体谅孙中山的难处，不担负任何职务，他对孙中山一再表示：“请先生放心！我本着先生四月十四日在招待全体国会议员的茶话会上发表的讲话，广东财力疲困，应当裁员减政，希望大家‘少做官，多做事’去做！”[11]
孙中山当时在北伐问题上与实力派陈炯明发生意见分歧，陈炯明反对北伐，希望搞联省自治，因此他处处为难孙中山，特别在财政上抑制孙中山的中央政府，在广东截留各种税收，每月只给中央政府10万元的开支，而仅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和政府经费每月必须15万才敷应用。孙中山为了北伐，特委任杨庶堪为中国国民党党部财政部长，其任务是筹措军需和执掌机要，同时代表孙中山接洽南北支持国民党革命的军民等。杨庶堪经常在上海、广州间奔忙，筹措军费送往前线。
孙中山在桂林树起北伐旗帜后，全国形势起了变化。响应孙中山北伐号召的赣军、滇军、黔军一部先期到了桂林；粤军许崇智接着开到桂林，吴忠信、蒋介石也随后赶来。在北方，军阀们被孙中山率军北伐的声势所震慑，企图重新组合。吴佩孚与赵恒惕订立密约，以防止北伐军入湘攻鄂；他们又派代表到广州与陈炯明暗中勾结，以共同反对张作霖为名，掣肘北伐。张作霖也派代表来广州要求与孙中山联合讨直，段祺瑞派徐树诤于12月抵广州商洽讨直计划，杨庶堪接见徐树诤等代表，并将奉系、皖系代表来广州联络情况及时报给桂林筹划北伐的孙中山处理。孙中山获悉后，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与皖系、奉系联合讨直，电令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等与徐树诤接洽。[12]
由于陈炯明千方百计阻止北伐，3月23日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因坚决支持孙中山北伐，被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杀害。这样孙中山更感后方接济乏人，于是决定改道北伐，先行回师广东。为了避免陈炯明部的阻挠，决定秘密回师。廖仲恺到广州，力劝陈炯明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炯明拒不前往，并以电辞各职相要挟。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职，保留其陆军总长一职，希望他能醒悟。陈炯明当晚宣布下野，率总部人员退拒惠州，令其广州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另密电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以对抗孙中山。22日孙中山携宋庆龄、胡汉民、许崇智等抵达广州。孙中山为了避免引起内乱，同时仍希望陈炯明能回心转意，故令北伐军不必进入广州，由三水经清远，开赴韶关、南雄一带集中，候令北伐；另一方面派古应芬等前往惠州劝陈炯明返广州共商北伐大计，并命陈炯明为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辞北伐有关职务仍请病假。他退避惠州后，积极策划武装叛乱，暗中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达成反孙中山的协议。这时，孙中山命杨庶堪到上海联络各方和筹划军饷。6月16日凌晨三时左右，陈炯明叛变，所部四千余人围攻总统府和轰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事先得到密报，离开总统府，抵海珠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孙中山在舰上手拟电报，号召各军讨伐陈炯明。
杨庶堪在上海得到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后，连夜联络各方，召集旅居上海的国民党员一百多人，研讨对策，发动舆论一致声讨陈炯明的叛逆行为，造成反陈的声势。6月18日，杨庶堪、张继等一百六十人联名通电痛责陈炯明。不久，宋庆龄抵达上海，与杨庶堪详谈了陈炯明叛乱的情况和传达了孙中山有关指示。
1922年8月9日，孙中山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确证了北伐前方已失败，于是和高级幕僚商议，认为南雄已经失守，北伐军腹背受敌，固守省河已无益，决定离粤赴沪。8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杨庶堪、张继及上海各团体代表来到码头迎接。8月15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叛变经过：“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本根，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13]陈炯明由惠州回广州，从此广东革命根据地落入陈炯明手中。
广东失守后，杨庶堪在上海尽力协助孙中山讨陈逆，以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他奉孙中山之命，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各方讨陈力量反攻广东以及参加国民党改组的前期准备事宜。孙中山到上海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曾多次交谈，杨庶堪都奉命参加。孙中山虚心接受苏联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心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9月4日孙中山约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廖仲恺、杨庶堪、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等三十五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共产党人陈独秀、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应邀参加。孙中山在会上解释了三大政策。
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杨庶堪的协助下与张作霖达成协议，共同对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同时杨庶堪还协助孙中山组成滇、桂联军和促使联军向广东陈炯明部进攻的军事行动；另着手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改进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2日在上海召集会议，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次日又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前线军事进展顺利，1923年1月16日滇、桂联军攻入广州。至此，广州根据地得以恢复，为孙中山南下广东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1923~1925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孙中山与杨庶堪
1923年2月15日，杨庶堪、谭延闿、徐绍桢等随孙中山赴广州，17日到达。[14]这次孙中山回来，不再回任大总统，而改复大元帅职，当天在东郊农林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3月2日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杨庶堪被任命为大本营秘书处秘书长。
滇、桂联军攻占广州后，各省军人政客纷纷成立粤军、滇军、黔军、桂军、湘军、鄂军、陕军等十三个总司令部于广州。有的司令部完全是挂个空招牌，以图占据机关和大楼。各军分据广州开赌，卖鸦片烟，特别是滇、桂两军不断因争夺广州市的地盘而动武。当时，陈炯明叛军虽然退出广州，但还集结在石龙、东莞、增城、宝安一带及江北以东各地，伺机反攻。孙中山下令各军向叛军残余部队进攻，但各军多是为保存自己实力，阳奉阴违不听孙中山的指挥，以此借故到大元帅府财政部要饷、要枪弹。孙中山不得不亲赴前线指挥消灭叛军，他于5月30日到达石龙即电杨庶堪：“文已到石龙，各部队均向博罗前进。孙文。三十日下午七时发。”[15]
1923年 4月 10日 ,沈鸿英以移防为名，集中部队于花县新街、韶关等地，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杨庶堪得到沈鸿英可疑的情报后，立即向孙中山汇报，并商讨对策。杨庶堪提出：动员滇军杨希闵部作好攻打桂军沈鸿英的准备。孙中山赞同他的看法，重托他去做好滇军将领的工作。杨庶堪与滇、黔军在四川相处几年，对将领都很熟悉并有一定私交。他奉孙中山之命找杨希闵商谈，希望滇军为彻底平定陈炯明、沈鸿英的叛乱立功，进一步谈明滇军要在广东生存、发展必须跟孙中山革命。杨希闵及滇军将领经杨庶堪开导后也认识到：当年被唐继尧击败逃离云南借驻广西的滇军部队，粮饷两缺之时，幸有孙中山收容参加北伐，给款救急，滇军才有今天。杨希闵代表全体驻粤滇军，向杨庶堪表示服从孙中山命令。
4月16日沈鸿英叛变，孙中山亲自率领杨希闵的滇军反击，又调刘震寰部援救广州。5月9日，陈炯明叛军配合沈鸿英叛乱，进攻石龙、增城。10月8日孙中山又要杨庶堪拟急电给许崇智，迅速设法消灭沈鸿英叛军。孙中山在前线忙于应付各种战事时，杨庶堪则留守广州大本营代孙中山处理公务要件和筹饷，供应前方各军作战。
在这段时期里，孙中山除了忙于在前线作战外，继续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领导人保持接触，特别是经过这段作战经历，更加体会出各军的腐败及国民党的堕落，坚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同时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聘请加仑将军协助创建革命军队，在黄埔成立军事政治学校。10月24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智、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
国民党内部围绕改组国民党、召开“一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11月29日，孙中山指示廖仲恺赴沪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并公布了改组宣言和党纲、章程草案。当天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对苏联顾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进行了肆意攻击。孙中山阅后在书信上作了批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16]邓泽如等人受到孙中山的斥责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反共活动。在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这一问题上，杨庶堪对孙中山所执行的政策是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尽量避开党内这场无法解决的矛盾斗争。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孙中山要亲自主持大会，故要杨庶堪留大本营代主持处理政府日常工作。杨庶堪本人非常乐意，因为他已察觉到此次国民党改组，潜伏着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他极愿意避开这场斗争。在代表大会上他未做任何提议和发言，也很少参加会议。有的学者认为杨庶堪对中国共产党可能为苏俄所控制颇有戒备之心，而对我国出现共产党则无反对之意。杨庶堪本人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拥护的，但对靠苏俄的顾问来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怕中国共产党成为苏俄的附庸。在这一点上，杨庶堪与孙中山是有分歧的。[17]
孙中山亲自主持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期间，还特别交代杨庶堪加紧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建立策略上的合作关系——反直三角联盟，这在当时引起了国民党内外对孙中山和杨庶堪的不满。“联盟”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形势分不开的。自1920年7月的北洋直皖两系军阀战争之后，直系曹、吴要以武力统一中国，皖系段祺瑞也四处网罗力量，以期东山再起。奉系张作霖虽然与直系一起联合控制北京政权，但受其排挤，深感不安，很想联络盟友以牵制曹、吴。孙中山为推倒北京军阀政府，也希望联络各方力量一致反对直系军阀势力。孙中山曾多次找杨庶堪商议联盟问题，杨庶堪领会了孙中山的“联盟”目的是想利用军阀的矛盾搞联盟，以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因此坚决支持并代孙中山负责三角联盟一事。但是在广州召开“一大”的前后，孙中山联合段祺瑞、张作霖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上层领导人的反对。
1924年1月孙中山免去杨庶堪大元帅府秘书长职，任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杨庶堪就任省长后，首先大力整顿财政。由于当时大元帅府、党部的行政费用、各军的军费等开支，主要靠广东省政府在广东征收各种税收。当时叛军陈炯明、沈鸿英等部还占据除广州市以外的地区，大元帅府指挥的滇、粤、湘等部还各自为政，在驻地自行收税，开烟开赌，私铸毫银。政府毫无统率能力，因而财政金融的紊乱不可纪报。1924年2月杨庶堪任命为财政部长，郑洪年继任财政厅长。杨庶堪和郑洪年曾拟定一些改善财政办法，并呈准大元帅府设立筹饷处，先统一军费的收支，以统筹兼顾。查财政厅帐册记录，在杨庶堪任广东省长内上半年税入总额为六百三十九万六千元、税外收入九十七万九千元外，税收净额为四百六十二万八元，使广东财政大有好转。”[18]
在杨庶堪任省长期间，国民党内部各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激烈。孙科第一次任广州市长时，陈炯明视广州市为肥缺，多次策划要将孙科搞倒。这次孙科再任广州市长，胡汉民等人又暗中反对。杨庶堪要保住“广州一片净土”，不容内部的争夺在广州发生，他多方抵制胡汉民，保护广州市长孙科。孙中山十分注意广州所发生的一切动向，他对广州的重大决策，都通过广东省长杨庶堪去实施、推行，避免孙科孤立。1924年3月21日大元帅令第一一二号“令广东省长杨庶堪。为令饬事。现在各军云集，需款孔殷，着广东省长迅令广州财政厅长于四月一日起，在该市继征租捐一月，听候指拨用途，仰即遵照办理。此令”[19]。杨庶堪对大元帅关于广州的号令，尽量帮助孙科办好，以免除一些人，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挑剔、攻击。
广东当时为各路军阀部队云集的地方，各部队对百姓敲诈勒索的事不断发生。杨庶堪就任省长后，一为大本营征收各种合理税收，二为保护各行业的正常营业和利益，不断制止各军自行征税和派款，引起不少部队长官对他不满。5月初杨庶堪发现威远炮台的驻军又私自勒收船费，他立即向孙中山报告，必须严处以维持地方治安。孙中山于5月9日发布训令：“呈悉。威远、沙角两炮台胆敢藉口伙食不足，擅向往来船货勒抽费用，实属显违禁令，贻害商旅。仰候令行军政部查明，饬将收过款项退还，并严禁以后不得再行滥征。如违即予拿办，以肃军纪可也。”[20]孙中山这一训令公布后，使乱征税收的部队长官对杨庶堪怀恨在心。蒋介石、胡汉民等借此时机，掀起倒杨庶堪的风潮。蒋介石向孙中山进言：杨庶堪未能尽力促进滇桂军与粤军之合作，致使陈炯明负固东江，久不能勘定。[21]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早有篡夺军政大权的野心，不甘居杨庶堪、许崇智之下，于是蒋介石另打“倒杨”的主意。他摸清杨庶堪和许崇智的关系，利用杨庶堪性格上容让不争懂得宽厚的特点，草拟了一篇《快邮代电》稿，假意泄露给许崇智，代电中有“某要人挟滇军以自重……”等语，影射、毁谤杨庶堪。许崇智中计，将蒋介石拟的《快邮代电》稿送给杨庶堪看，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广东省长，看后果然勃然大怒，决意扔掉广东省长这顶乌纱帽，直接写了辞职报告给孙中山。此时，许多真心朋友来看望杨庶堪，认为广东目前形势复杂，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人不少，僧多粥少，不少人眼睛盯住广东省长这个高位，杨庶堪的声望太高，又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必然遭到一些人的妒忌。由于杨庶堪本人“淡泊名利”、“隐”的性格，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更坚定了他辞职的决心。
此时孙中山对杨庶堪去职和留任都感到为难，他见杨庶堪主动前来辞职，认为免去杨庶堪的省长职务，可缓和一下广东形势，因此便同意杨庶堪的辞职，改任由杨庶堪提名的廖仲恺接任广东省长职。
杨庶堪辞职后，返回上海与老母团聚。这时孙科辞去广州市长，奉命与陈剑如、谢无量到上海准备去沈阳见张作霖，商谈进一步讨伐曹锟、吴佩孚一事。他与杨庶堪会见，转告孙中山要杨庶堪作为北上与段祺瑞联络的打算。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控制了北京局势。10月25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22]又致电在天津的段祺瑞，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23]。孙中山命杨庶堪先到北京联络。杨庶堪到北京后，先与代表双方意见的章士钊、江庸、许世英、叶恭绰等商谈交换意见。”[24]在此期间，冯玉祥几次来恳劝杨庶堪参加新政府的内阁，以达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的目的，杨庶堪表示待请示孙中山才能决定，以此作为借口推脱，其实他已厌倦明争暗斗的官场。接着张作霖特请许世英邀请杨庶堪到天津议事。杨庶堪与张作霖面谈时，又提入阁之事。杨庶堪向他们再三解释无效，只好电告孙中山，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把他请入阁担任总长作为国民党与段、张的三角同盟的具体体现。杨庶堪的电报发到广州大元帅府被汪精卫扣下，未报告孙中山，私自回电不客气地说：“你要去你去。”[25]杨庶堪接电报后误认为是孙中山之意，立即离京返回上海。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杨庶堪向孙中山报告了北京之行的情况，并请示孙中山参加北方新内阁一事。孙中山表示同意杨庶堪加入三角联盟组织的新政府，以便了解他们的情况。11月24日孙中山到达神户这天，段祺瑞欣然接受天津会议决定，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发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六条，组成新的政府。同时公布各部部长，以杨庶堪为农商总长。杨庶堪未去就任。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26日晚北京方面急电上海，嘱孙科和孙中山左右的同人星夜赴京。杨庶堪、孙科等人于2月2日赶到北京协和医院。之后，杨庶堪日夜守候在孙中山的身边，直到孙中山于3月12日与世长辞。[26]
四、结语
本文论述了1917~1925年间孙中山与杨庶堪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的革命历程，重点展示了这一时期杨庶堪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密切配合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孙中山与杨庶堪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革命挚友情谊，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基础之上的。诚然，他们在某些事情的认识上有不尽相同之处，例如对联俄、联共政策的看法上，杨庶堪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不像孙中山那么乐观，对中国共产党可能为苏俄所控制，颇有戒备之心。尽管如此，杨庶堪仍不遗余力地支持孙中山，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与孙中山携手共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者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页。
[2]《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页。
[3]《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4]《民国川事纪要》第一集，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第205页。
[5]《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1~372页。
[6]《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3页。
[7]《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
[8]马宣伟：《杨庶堪传》，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36页。
[9]《民国川事纪要》第二集，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第224页。
[10]《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
[11] 马宣伟：《杨庶堪传》，第185页。
[12]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页。
[13]《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2~523页。
[14]《孙中山年谱》，第310页。
[15]《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4页。
[16]《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459页。
[17] 马宣伟：《杨庶堪传》，第2页。
[18] 马宣伟：《杨庶堪传》，第21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5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页。
[21]《民国川事纪要》第三集，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第810页。
[22] [23]《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251页。
[24][25] 马宣伟：《杨庶堪传》，第231、232页。
[26]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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