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园：
风雷激荡
团一大
广州越秀南汽车站对面，一栋红白相间的两层洋楼，在一片灰色钢筋水泥丛林中，分外惹人注目。大门边上，镶嵌着一块长方形石碑，上面刻有两个大字：东园。
这座昔日广东水师提督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策源地。1922年5月，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领袖，聚首东园，制定章程纲领，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建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青年组织，燃点一代青年的梦想。
斗转星移，弹指瞬间。古老的东园，发生着沧桑巨变。当年举行“团一大”时的简陋竹棚，已在岁月的尘烟中湮没。但历史不会忘记，在那个救国救亡的特殊年代，这里曾留下一代青年的满腔热血与梦想。重走东园，仿佛回到那段风雷激荡的青葱岁月……
策划：赵 洁
撰文：梁 婵
摄影：王维宣
从“五四”运动说起
“五四”运动之前，广州是一座思潮活跃、流派林立的城市。它是我国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最深的地区，是国内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的首创地，还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诞生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这一切，还得从“五四”运动说起。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卖国政策，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当北京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消息传来，长期积郁在广东青年和民众中的愤怒，如火山般迸发。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而“五四”运动在广东最早的高潮，是1919年5月11日在东堤东园广场举行的国民大会。
这一天12时以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赴会，学界尤其踊跃。所有广州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几乎全体参加，有数万人之多。东园广场面积虽大，但几无立足之地。会场前后，悬挂白色土布大横幅，正面横幅题写“国民大会”四个大字，两边挂着长约数丈的白布对联：“欲杜强邦，先歼国贼；人伸义愤，曷号公民！”场内旗帜飘扬，写着“誓杀国贼”、“不与汉奸同中国”、“保我国权！”、“不去国贼，鲁难未已！”等标语。
有一个叫拒倭锄奸团的组织，在场中派发传单，向人们号召：所有国贼为虎作伥，均应扑杀净尽。场内又有男女学生数十人，手持国耻纪念土制雨伞，穿梭走动。场东则搭起一座演讲棚，演讲坛上，贴有字句：“国将亡，国将亡；速讨贼，速讨贼！国未亡，讨贼或可救亡；国既亡，讨贼徒自杀身。我同胞要速起讨贼，速起讨贼！”
下午1时过后，国会议员以及各团体领袖，纷纷登坛演说，每说到外交失败、亡国惨痛等地方，台上台下群情汹涌，痛哭流涕，齐声高呼：“杀国贼！”人们演说的重点，多集中在山东问题。与会民众无不高喊归还山东，抵制日货，释放北京暴动学生等。
下午约2时，演说完毕，群众推举出8名代表，在他们的带领下，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他们从西便门出发，经天字码头直入双门底街，再行经惠爱路、大东门，向军政府请愿。他们手持“还我青岛！”“誓杀国贼！”“抵制日货！”的小旗列队而行，沿途向其他群众演说，不少人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南方军政府在压力下，表示“尽力与争”，游行群众才纷纷散去。
东园国民大会以后，广州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爱国斗争，就如决堤的洪流滚滚向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东园等地方，又举行数十次集会，并抵制日货，对销售日货的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进行冲击。25日，民众在东园把收缴的两船日纸，连同以前截获的日本羊毛衣、火柴等日货一起焚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烧毁和安泰日纸”事件。
时尚新思潮
青年皆谈“主义”
“五四”运动后，在广州的进步青年主要有三部分：广州各大中专学校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学生领导人和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在省外读书毕业回广州工作的大学生；从国外游学归来的青年。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推崇新思想，立志改造旧社会。
当时，各种新思想涌入广州。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新思潮成为广州青年中的时尚。在课堂上，在青年团体中，以至在社会交往中，以讲“主义”为时尚。青年学生发行刊物，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巡回演讲，出版报纸，举办平民学校和职工学校等等，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广东空前广泛地传播起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考察广东后惊异地发现，广州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热心地探讨着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
但是，这股社会主义思潮鱼龙混杂，真假兼而有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鼻祖刘师复，是广东香山人（即今天中山人）。1912年5月，他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8号创建的“晦鸣学社”，被称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并创办《晦鸣录》周刊，宣传社会革命的主张。刘师复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倡导自由平等的主张，在青年中引起共鸣，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陈炯明、薛觉先、彭湃等，都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广东也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但并没有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出现在广州的知识界，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广东香山人杨匏安，从1919年11月11日起，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该文连续登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青年开始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两者区别不甚了解。1921年五一劳动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曾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当时永汉路（即现在北京路）曾挂上两个大画像，一个是马克思，一个便是克鲁泡特金，后者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催生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7月，在北京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并在这年11月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办《广东群报》作为宣传刊物。组建之初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明确以哪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因此，一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团体也加入青年团，其中主要是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组织的互助团。
陈独秀三驳区声白
然而，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毕竟有着本质区别。两派的信仰不一致，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达成共识，思想分歧越来越大。无政府主义者每次开会，总是暗自先开会，到正式开会就争论，“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这时，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时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原来，他在当时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再三邀请下，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与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
陈独秀在考察广州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情况时发现，由于目标和原则不一致，“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而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指责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广东群报》上展开激烈辩论。1921年1月22日，区声白首先发表《致陈独秀先生书》，反对陈独秀的观点。在这场论战中，区声白三次诘难，陈独秀三次辩驳，并在其他场合的讲演或文章中，反驳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两派的观点，在论战中界限也越来越清晰，决裂不可避免。
1921年5月，由于彼此政见不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暂时解散。直到这年年底，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逐渐恢复，并且特别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到1922年3月初，广州团员人数已发展到400多人，走在全国前列。
历史走到这里，“团一大”在广州举行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已经成熟。这距离191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仅仅三年。
瞬间，照亮历史
让我们铭记这个时间：1922年5月5日。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同时，在广州东园，举行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青年革命团体宣告成立，一代青年的梦想火光在这里燃点。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黄穗生，向我们讲述了这次大会的前因后果。
黄穗生介绍，到1922年5月，全国成立了17个地方团，其中，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团一大”原定在上海举行，后来改在广州举行，缘于孙中山当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当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致团临时中央局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广州“比较自由”。与上海等地方还处于军阀高压统治不一样，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思想表示同情，担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表面上和孙中山合作，也宣称仰慕新文化，主张社会主义。广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得到孙中山的支持、理解和宽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可以自由到各地公开演讲，有的国民党人也参加。
1922年4月底，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等党团组织负责人，还有达林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云集广州，筹备“团一大”。
1922年5月5日，广州正是春花烂漫的时节。当时的东园，据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梁梅枝老人回忆，园内有一座用茅竹搭起的棚子，面积约有30多平方米，平日里人们用来讲“古仔”（粤语，即故事）和乘凉，竹棚前面是一块空地，东西两旁各有一座四角凉亭，西边还有一座名叫襟江的茶楼。“团一大”开幕式在竹棚举行，它被布置成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挂着一个马克思画像。
当时，来自全国各地“团一大”的25名代表，还有陈独秀、彭湃、达林、全国劳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嘉宾共1500多人，在这里聚首，举行“团一大”开幕式。
这个开幕式很特殊，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张太雷致开幕词，陈独秀和少共国际代表以及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一大”代表等16人发表演讲，开幕式从下午1时一直开到5时多，才在欢呼声中结束。
开幕式结束后，从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在东园的棚房里举行了8次会议。据曾列席会议的谌小岑回忆：“开会时，会场中间挂着大红星，红星下面是主席台，其他人坐在两边，围绕着主席台，张太雷坐在第一排记录。会场上，代表坐一边，列席代表坐一边。”
黄穗生说，历史选择在广州召开“团一大”，是这座城市宝贵的文化积淀。从此，中国的革命青年有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一次以文献形式，表达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精神，表达了建立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意向，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献来源：2008-01-20 广州日报-B1
作者：梁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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