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至小北,身着绚丽大花裙黑肌肤身材壮硕的非洲妇女开始多了。
清一色地,她或者他,手里都会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裹或者拖着一个行李包。穿过桥洞直行,几乎被黑色肌肤的人群淹没,天还没黑,但是露天烤肉店和馕店生意已经开始火爆,明晃晃的烟火夹杂着肉香以及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着这方狭小的平地。
一般人不会留意到前方50米小巷处的“宝汉直街”的中英文标识,因为这个路牌着实不太起眼。但是夜幕下拖着行李箱的黑人则从不会忽略这个路牌,因为他们自非洲来,宝汉直街是每一个非洲来客的朝圣地。目前从非洲有三次航班,飞行时间从十多小时到二十多小时不等,风尘仆仆而来,只为赚钱。至于旁人的脸色,无暇顾及。
宝汉直街,再往下走是下塘西路。这里到底住了多少非洲人以及他们具体从哪个国家来的,没有具体可以考据的官方数据,因为绝大部分是持旅游签证过来,停留几个星期采购货物飞回去。也有持商务签证和工作签证在这里长期停留的人。因为非洲人太多,还未到秋交会,宝汉直街的旅馆已经爆满了。每一家旅馆大堂前都无一例外堆满堆成小山的货物。这些都是非洲人采购的货物。绝大部分非洲人在这里吃住简单,力求最大限度地把资金用到买货上。
住在宝汉直街的老街坊们从没想到这里会成为著名的“小非洲”,因为非洲人,广州的小商品市场火爆异常。一同带旺的还有各种零售业以及餐饮业以及租赁业。同样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单间,租给非洲人就要比租给中国人要贵三分之一。
但人多免不了品流混杂。开快餐店的梁姐说,她晚上10点以后就不出门了。宝汉直街居民区风行牛奶店的阿姨抱怨,因为非洲人越来越多,房子都卖不出去。也有街坊讨厌黑人小孩的造次。但他们并不像老广想象的那么穷:能来这里做生意的据说大部分都是小有身家的小老板,至少家族在当地亦是望族,相当一部分人是受过高等教育。因肤色产生的误解,也会让非洲黑人觉得很酸楚。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人在异乡,即便是他们群聚取暖,偶尔也难敌江湖各种“险恶”。
但即便如此,广州对非洲黑人来说,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淘金地。来自肯尼亚的Gasper说,广州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非洲客说
人离乡贱,抱团取暖
下午五六点,新登峰宾馆门口的广场水泥地上已经聚集了大群中国男人,他们清一色地挎着个卡其色腰包,里面都是美元,只要有非洲人走过来兑换,就立马从包里拿出计算器。显然,这个“黑市兑换点”颇得非洲人欣赏,汇率虽然比国际汇率略微低,但胜在方便快捷,深得非洲人信赖。夜色渐浓,宝汉直街人流越发密集,各种小店以及流动摊位把前往宝汉直街的街道围得只剩余一个狭窄的单人过道。
“势单力薄,在广州要团结”
来自肯尼亚的FeiFei比较少在宝汉直街采购,他已经在广州待了两年,广州的大大小小的批发市场几乎一网打尽。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去西村的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学中文。他随身带的笔记本只有巴掌大,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常用句子的拼音。FeiFei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至于汉字到底是飞飞还是菲菲,他并不懂。
宝汉直街上的肯尼亚人并不算太多,不算上那些持旅游签证短期逗留的人,FeiFei和同样来自肯尼亚的Gasper都告诉记者,不过百人以内。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自己的“领导”,这个领导通常由有良好声誉、在广州有一定人脉、对广州情况比较了解的人担当。考虑到人员流动非常大,“领导”也会定期更换,由成员自主选出。
几乎每一个来宝汉直街的人,都会有办法知道这位领导的存在。这个办法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是在晚饭过后的喝啤酒时间遇上,这里的“老”人会向“新”人介绍这一带的情况,每个周日,同是天主教徒的他们会去金沙洲的天主教堂做礼拜,这也是个小型的社交场合,偶尔也会定期举办一下派对。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领导?很简单,势单力薄,在广州需要团结。FeiFei告诉记者。
来自利比亚的Tatiar今年已经47岁了。20年前他开始踏上来广州做生意的旅途,持各种类型的护照,来来去去,这二十年来,他说不清自己来广州多少次了。他是利比亚广州商会的会长,也是传说中的“领导”。他担任此职务多年,应该是最资深的“领导”。
Tatiar的一位同胞过来广州做采购商品,采购了将近4000美元的货品,但是对方收了钱并不愿意发货,于是向Tatiar救助。Tatiar和他一起去派出所找警察处理,最后退了钱。
人离乡贱,唯有同乡情谊可以取暖。这也是为什么在宝汉直街处处可见用母语扎堆闲聊的非洲人,不管是在下午还是在晚饭结束后的欢乐时光。但不同于欧美发达人士的酒吧消遣,士多店门口的一张小木凳,几张塑料椅子,几瓶珠江啤酒就是绝大部分的非洲人的欢乐时光。
遭遇奸商,货财两失
虽有同乡可以依赖,但江湖总还是凶险,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Tatiar的下属、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男生刚刚遭遇奸商暗算。他下了份几万条牛仔裤的订单,但是后来发现里面掺杂了很多烂裤子。因为订单很大,他不可能单凭个人之力逐条检查,损失巨大但也只能硬忍了。去年,他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他去天河的电脑城买苹果手机,买了五台结果回来发现有两台都是坏的,回过头去找,但是档口的人消失了。说起来他很恼火,脑袋一摇一摆的,耳朵上的钻石耳坠也盖不住眼里的怒气。
Tatiar也很气愤,因为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即便是老江湖如他,也会防不胜防。他付了五成订单的货品经常因为厂家恶意搬迁导致货财两失,派出所的民警对此也无可奈何。Tatiar说起来,一张大黑脸还气得青筋直暴。“我觉得广州人很不尊重非洲人。每年大量的非洲人来采购商品,我们对广州外贸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且我们非洲人对中国比西方人日本人更友好,不是吗?”
除了这个,Tatiar说最难以忍受的是警察的强硬:“没人会不尊敬警察,警察是帮我们维持秩序保护人身安全的。但是他们检查护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进自己的做法呢,他们可以先告知身份,说要检查护照,没有必要像对待犯人一样直接把我们摁下双臂反拷。”
Gasper对警察查护照的强硬作风也有点心有余悸。“他们会把门敲得很恐怖。”但他同时也对警察的聪明表示敬佩,“很多是便衣警察,这会让犯罪分子防不胜防。”
“也许再干两三年就会变得很富裕”
像Tatiar这样的麻烦Gasper没遇见过。采购手机也是他最常也最爱做的,因为手机利润是最大的。“假如一台手机是800元买入,基本上可以纯赚800元。就算是那种成人衣服”, Gasper指了指窗外的摆地摊的地摊货,“一件买来十块钱,回去可以卖40-50块”。Gasper不爱去天河电脑城买苹果手机。他自己会去大沙头,买过很多次,都没有受过骗,当然档主也没有玩突然人间蒸发的游戏。
Gasper说,广州生产一切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采购,回去非洲转手就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路途长远不是问题,“船运是800元一平方米,空运稍微贵点,也不过是9美元一公斤。”说到未来,他两眼发光,“我也许再干两三年就会变得很富裕了。”
如今他还住在宝汉直街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单间里,他的父亲是进口车商,转卖日本车,正常情况下,他在广州一年可以赚六万块。运气好的时候,他能接到一些政府的订单,例如警察制服什么的,“去年我就接了100万元的单子,光是佣金就赚了十万元。”Gasper笑得合不拢嘴。
下塘西路的一家清真餐馆是他最常来的地方,每次回家,必须穿过一道狭隘而逼仄的黑巷子。一直往前走,在他住的那栋楼底下,有人开了辆日产的骏逸。他指着那辆黑色的轿车说,“我也想要一辆那样的车子。”
“不要觉得他们活得很底层”
一个本地大妈推着婴儿车从斜坡上走下来。斜坡之下的小巷子出去是下塘西,再往前走是宝汉直街。一个四五岁大的非洲小孩打着赤脚哼着歌迎面而来,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非洲小孩伸出手揪了一把婴儿车上的吊穗,然后旁若无人继续撒着脚丫子跑开。本地大妈脸色陡然一暗,恨恨地骂了一句。
“能来中国的,在当地至少是个小老板”
不同于这位大妈对黑人的嫌恶,梁姐和何姐对黑人倒是非常宽容。
梁姐开了家快餐店,算下来已经开了整整20年。来来往往的黑人大都相互认识,就在记者和她聊天那大半个小时,无数个非洲人从她店门口路过和她点头示意打招呼。她们作为宝汉直街上的一员,目睹了宝汉直街如何从普通的一条自然村逐渐演变成“小非洲”的历史。城市发展的步伐推倒了一个村庄的自然属性,像其他城中村改造一样,宝汉直街就在火车站附近,离几大服装批发市场不过几步之遥,最初,经济不宽裕的非洲人远道而来住不起更好的房子,于是在这里扎根住下。头脑灵活的商家也扎堆而来。
Lulu在一家专门售卖非洲妇女裙子的门店里打工。他告诉记者,他的老板是中国人,老板雇了两个黑人做店员,他会说英文,而另外一个则会说法文。原因很简单,来自非洲的黑人大部分是操着两种语言,皆因早前他们大部分是英属或者法属殖民地。Lulu工资不高,每月1200元人民币。对于这个收入如何在广州生存的疑问,他耸耸肩膀耍了个滑头,说“现在挣钱很难啊,有一点是一点吧”。
同样做服装生意的何姐听了嗤之以鼻。“1200?不能这么算的。他们不是普通的雇员,他们卖的货往往高于中国老板给他们的货的价格,赚中间的差价。”她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盘账:往返机票7000元,加上食宿交通费以及签证费等等,平均一个黑人在广州停留一个月的成本在两万元左右。“能来得了中国做生意的,在非洲当地都至少是小老板,不要以为他们活得很底层”。
在下塘西路,记者见到了一对从刚果(金)来的母女。女儿17岁,高中二年级,英语不错,而母亲则只会简单的英语交流。她们持旅游护照来中国,在香港转机,她们来自刚果(金)首都附近。耳环、小孩子的衣服鞋子、成年人的衣服都是她们采购的目标。顶着广州桑拿天的大烈日,母女俩合抬着一个酒红色的帆布大包,沿着宝汉直街一路走一路采购。在梁姨的快餐店前面一个卖小孩子衣服的流动档口,她们停了下来。年轻的女儿说,她们打算逗留两三周,采购的货物少说也会有几十箱,然后再空运回非洲。
何姐指着这对母女告诉记者,喏,你看,都穿金戴银的,住的旅馆也不便宜,宝汉直街的旅馆要将近200块一天呢。
“非洲人不仅是邻居,更是衣食父母”
在何姐和梁姐的印象中,非洲人大部分比欧美人勤快,但是比中国人更懂得放松。梁姐的快餐店没有周六日之分,经常有非洲熟客和她说,周六日了,你要放假嘛。正说着,一个非洲男人走过来吃饭,梁姐开玩笑,“哟,怎么今天那么早下来吃饭不去扫货?”男人笑了一下,咧开嘴巴边走边用流利的中文说,“这个月我寄了6台手机回国,这个月不用干了。”
何姐的主要客户就是非洲客户,有很多长期在她这里订购服装的非洲客人。从某种程度来说,非洲人对她而言,不仅仅是邻居,更是衣食父母。她并不清楚这些非洲客人从她这里拿货的服装回去售价几何,但是她对非洲人的好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不用假钱。
节俭,甚至是吝啬,是梁姐和何姐对黑人的共同印象。梁姐的快餐几年前卖六块,两菜一肉,随着物价上涨每年涨一块钱,如今最便宜的要10块。来这里吃快餐的非洲人经常耍小聪明,有时候掏出一堆零钱甩给你,最后一数只有八九块。还有一些特能磨人,仗着大家认识,可以站在收银台那里磨个十来分钟,就是为了以同等价格多拿到一份菜。梁姐也觉得挺啼笑皆非的。“这些非洲人就是过来赚钱的,能省就省啊,但也没必要看不起他们,他们的性格就这样。”
也有非洲人娶了中国女孩,“肯定不是广州妹啦,多数都是一些外省偏远地方的。”就在宝汉直街一个清真餐馆,就是一个刚果(金)人和他的中国老婆开的。老婆偶尔会过来梁姐这里聊天,每次都问她有没有看见自己老公带着其他女人来这吃饭谈恋爱。梁姐总是否认。中国老婆总是不相信嗤之以鼻,“你看到都说没看到啦。”梁姐笑。
余下的时间,这个刚果男人像候鸟,定期往返于广州和非洲,女人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当时转手的费用刚果男人没有给全,刚果男人打了欠条,债主时不时会来找一下他的中国老婆。
有脑筋活络的非洲人长居在宝汉直街的,直接开了家非洲餐馆,而另外一些没那么强大的实力的,瞅准了宝汉直街只有一家非洲餐厅的市场空缺,自己在家做非洲饭菜,然后雇了中国人外卖快递。他们不设店,但是会在大街上派名片,有非洲的传统食品fufu,也有一些鸡饭或者鱼饭,盛惠30-40元一份,何姐对这些非洲饭菜印象很好,“分量很足,说是鸡饭就是实打实的鸡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相对于10块一份的快餐,这样的价格已经算高价,但依然有为解乡愁的非洲人点餐。
■记者手记
谦卑的异乡生活
虽然宝汉直街有如此数量庞大的非洲人,但是没多少本地街坊知道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暴发的可怕疫情。但是很多非洲人都知道,只是并不太担心,他们很相信广州机场海关的隔离检疫。
相比非洲人对中国和广州的了解,广州人对非洲的了解远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更不要说在此地生活的数量如此大的非洲黑人社区。但是对非洲黑人,普遍会下意识地把他们和暴力、没有教养等形容词画上等号。但在宝汉直街深入和非洲黑人接触的过程中,记者发现,真正不安分的是极其少数人,而大部分的非洲人谨小慎微甚至谦卑地在异乡讨生活,合法赚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违法对他们而言,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一旦被警察发现就会被遣送回国再不能过来。而广州,对于想凭借努力致富的非洲人而言,太重要了!
正如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的危社工所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广州长时间居住,是时候正视外来社区服务的对接了。研究过美国的唐人街历史的她告诉记者,非洲黑人处境和早期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处境非常相似,也正因为如此,她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服务意识,警察也好,街坊也好,请用平常心对待他们。
文献来源：2014-08-06 新快报-A23 24 25
作者：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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