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上就有三处他的刻石
台风过后的广州，天晴气朗。过午时分，正当暑热，越秀山上人并不算太多。山下的南秀湖畔，同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南明抗清殉节王兴将军墓与明绍武君臣冢比邻而立，绍武君臣冢前所立的“重修碑”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顺德卢乃潼撰文，南海任元熙书，端州梁俊生刻字。
沿着山路来到镇海楼旁，发现一块高2.5米，宽1.4米，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12月的石碑。碑文为行书，记述1927年在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的倡议下，由公务局拨款4万多元对镇海楼进行重修的经过。撰写碑文的人是大学者、广东顺德人黄节，刻石者为梁俊生。
从镇海楼西侧的山路转到山顶的中山纪念碑，在碑的正面，可以看到古隶端庄、金字装潢的石刻《总理遗嘱》，刻石者仍是梁俊生。越秀山方寸之地，稍加搜寻就发现三处梁俊生的刻石作品，此人到底是谁？记者来到越秀山上的广州博物馆中，向副研究馆员、广东碑刻研究专家陈鸿钧请教。“梁俊生可以说是广东目前已知、有名可查的最后一位碑刻大师”，陈鸿钧说，“现在还没有人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但仅从我手边的资料粗略查找一下，梁俊生在广东各地的碑刻就有十几处之多。最关键的是，他的碑刻多为重要纪念地点的重要‘官碑’，碑文撰者、书者皆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学术界人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方面说明他的刻碑技术非常高超，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他与这些精英人物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民国广东政要“专用”碑刻家
记者发现，经由梁俊生凿刻的碑石，书者包括孙中山、林森、胡汉民、陈济棠、邹鲁、胡毅生、于右任、李汉魂、余汉谋、黄节等显赫一时的人物，而且许多都是极重要的纪念刻石,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的“红花岗四烈士之墓”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内的《总理遗嘱》、纪念堂孙中山雕像基座四壁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黄花岗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石、十九路军坟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石、长洲岛东征烈士纪念园中的东江阵亡烈士纪念碑、邓荫南墓园中胡汉民撰写的“邓荫南先生墓表”、广东迎宾馆内曾任广东教育厅厅长黄麟所立的“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等。建国后梁俊生在鼎湖山石牌坊上刻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手书“鼎湖幽胜”是他已知的最后一件作品。
陈鸿钧以及梁俊生之子梁学潜、梁学维对记者表示，不少已知的梁俊生刻石，因为种种原因已经被毁或不知去向了，比如中山纪念碑内原有的数十块刻石。
1928年，中山纪念碑筹委会主席李济深曾撰文说明纪念碑内四旁计划嵌石百块，每块纵约32厘米横约59厘米，以备各省市高级党政机关题字之用。1934年出版的《总理逝世八周年纪念刊》中，就刊登了40幅祝贺中山纪念堂开幕和中山纪念碑落成的题词的碑刻拓片，题词者包括胡汉民、陈济棠、邹鲁、蒋光鼐、林云陔等政界要人。
梁学潜告诉记者，这批刻石当时都是由父亲梁俊生所刻。可惜它们后来都被挖撬销毁，如今在纪念碑下仅能看到四面墙壁上被挖补过的痕迹。
端砚之乡
走出“官碑”
第一高手
梁学潜告诉记者，梁俊生生于1903年，享年72岁，是广东肇庆黄岗白石村人。
“梁俊生可以说是广东最后一个碑刻大家”，陈鸿钧说，中国传统上一般将碑刻家们视为“匠人”之列，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也正因此，很多重要的碑刻，刻工为谁，现在都不清楚。但是梁俊生的作品不仅多，而且有署名，加之其碑刻内容的重要性，对于研究者来说，价值就特别大。梁俊生的故乡白石村，由于受传承千年的端石、端砚文化的影响，涌现了很多石工，其中尤以梁、张两姓为代表，相信这也是梁俊生从事这一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其他“巧如神”的端州石工相比，梁俊生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他一生以精刻名人字画、法帖、碑铭为生，且以此成名。
梁俊生的不少刻石都可称书刻双绝，在艺术史上也可写下一笔。如中山纪念堂的舞台上有一处汉白玉石碑，上面刻有孙中山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的内容。“曹全碑体”的总理遗嘱碑刻是广州近代著名书法家、艺术理论家、油画家吴子复的手迹，由梁俊生镌刻。陈鸿钧特别点出，广东省吴川市育英小学的《育英校记》碑，是梁俊生的一件杰作。这块碑由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所撰。研究者盛赞该碑书法一方面传承了汉魏的精髓，质朴、挺劲、古拙，另一方面又在南北朝民间石刻遗像中吸取营养，方笔折截，结体雄奇，融隶意、楷法于碑中，极富“碑味”。梁俊生镌刻细致，刀法显现，处理手法独具一格，具有极高的雕刻艺术性，可谓书法、刻工、石材三者的至臻合璧。
文献来源：2014-07-19 广州日报-B5
作者：王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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