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广州市民来说，“农讲所”三个字只是地铁一号线上的一个站点。但在上世纪20年代，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摇篮。
1926年5月，在北伐战争前夕，全国各地300多名革命青年长途跋涉聚到这座位于中山四路42号的庭院，来接受改变中国面貌的革命教育。当年这里的主持者，是年仅33岁的毛泽东，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寻迹
始建于明朝曾是孔庙
从地铁“农讲所”站出来，向东走，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座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建筑。在门楼之间，有一个由花岗岩雕琢的棂星门，正中央悬挂横匾“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字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
农讲所纪念馆馆长助理、陈列部主任曾旅湘介绍，农讲所选址此处前，这里原为番禺学宫（孔庙），始建于明朝洪武三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为适应当时农民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1924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人彭湃等人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1届和第2届选址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第3届至第5届在广州东皋大道1号，因为第6届招生规模扩大，前两处地方不够，便重新选址在中山四路上的番禺学宫。
1926年5月，经过两个月的招生考试，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班，学员总计327人，大多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
“前5届的学员基本上都是广东本省生源，到了第6届，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为配合战争需要，扩大了招生范围，学员们主要来自两湖、江西等北伐的目标地区。”农讲所纪念馆保管部主任王国政说。
讲习所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学员郭绍仪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军事训练的情况：“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学员们迅速起床，在5分钟内要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步枪。整队出发，到东较场进行操练。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演习，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还到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在沼泽地还是在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得立即卧倒，要求很严格。进入课堂、食堂，都要整队；学员都是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外出，必须请假销假。”
如今，在农讲所纪念馆内的草坪上还保留着一个单杠架子，成为当时学员们参加军事训练的见证。
毛泽东图解中国状况
进入农讲所纪念馆内，沿着主干道往前走，有一条宽敞的柱廊，是之前番禺学宫的大成门。据介绍，农讲所开班之后，将中间作为通道，在东西两侧分别用木板搭起简易的办公室，东侧为教务部，是教员们办公的地方；西侧的两个房间是军事教官轮流值班的值班室和职员管理行政事务的庶务部。
大成门两侧各有一个耳房，东耳房便是时任农讲所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靠西墙边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文房四宝和本子，桌子旁边摆着三把椅子；中间的窗户下面有书架及报纸架；靠东墙处是木板床铺，床铺前有一对存放衣物和书刊的竹箱。曾旅湘介绍说，当时使用的竹箱是毛泽东从老家湖南带过来的。
早在1925年10月，之前一直在湖南和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就来到了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为汪精卫）。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并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
第二年，毛泽东被任命为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除了主持考试、招生、日常管理等事务外，还承担了农讲所大部分的课程教授。据王国政介绍，毛泽东讲解的课程包括《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其中第一门共23个学时，是所有25门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相当于现在说的“必修课”。
毛泽东讲课的方法和风格比较独特，喜欢采用他自己调查来的材料和通俗形象的语言来分析宏观抽象的问题。据学员们回忆，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内容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比作一座宝塔，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塔。
他指着塔对学员们说：“你们看，在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泽东的描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部分学员骨灰埋于此处
大成殿是农讲所纪念馆内的主要建筑，当年作为学员们上课的场所。东西两侧则是教员和学员宿舍。位于后面的崇圣殿则被分为两个部分，正间作饭堂，东间设军事训练部。
在大殿前面的院子里，种有多棵龙眼、木棉等超过百年的老树，将整个庭院遮得阴凉凉的。据学员们回忆，当时广州正值炎热夏日，为照顾学员，有时就在院子里上课，大成殿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大家散坐在地上，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后来，一些学员牺牲后，他们的骨灰还埋在了院子里的木棉树下，长眠于此。
曾旅湘告诉记者，在第6届学员中，也有一些来自少数民族的青年。为照顾他们的饮食习惯，毛泽东特意安排了面食和米饭两种食物，并单设了回族学员用餐的桌子。
来自内蒙古的学员高布泽博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乡在院子的水池里洗澡，毛泽东看到后，还叮嘱他在这里洗冷水可能会不习惯，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1926年9月11日，第6届农讲所举行毕业考试，除个别学员中途辍学外，最终有318人正式毕业。根据计划，所有的学员都统一回到原籍，开始组织当地的农民运动，从事革命工作。
从农讲所走出的学员中，很多人在之后的农民运动中成长为革命骨干，如原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但大部分学员已在战争中牺牲，成为了烈士。
在学员毕业时，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当时一些来自北方的学员3月份就抵达广州报到，可是身上的盘缠已花光，当地天气又暖和，于是就将身上的棉衣抵押给了农讲所对面的当铺，换来了一笔钱当生活费。等到秋天毕业要回去时，这笔钱已经用光了，他们没钱赎回棉衣回老家过冬。毛泽东知道后立刻着手申请了一笔经费，帮学员们赎回了御寒的棉衣。
保护
因是红色文物
学宫躲过“文革”
抗日战争中广州沦陷，农讲所所在的番禺学宫的院子被日本军队用来养马，受到一定的破坏。1953年，原址建起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中因为是红色文物的缘故，免遭“破四旧”，番禺学宫也得以完整保存。
1994年，由中共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5年，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命名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农讲所旧址中，当年的所长办公室、教务部、军事训练部、课堂、学生宿舍等均按原貌布置，并辅有《农讲所旧址复原陈列》展览，展示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农讲所的历史。同时，每年会配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举办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专题展览。
与此同时，纪念馆还修复了番禺学宫东路建筑的明伦堂和光霁堂，陈列有孔子塑像、广东贡院模型，复原了科举考试的号房等。还设有《孔子与儒学》、《中国科举文化》等展览。另外，还复原了一整套开笔礼仪，每年接纳各地少年儿童来参与开笔。
对话
在农讲所纪念馆办公室，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农讲所纪念馆保管部主任王国政
国民党还欠毛泽东数月薪俸
羊城晚报：为主持农讲所，毛泽东在广州待了多久？
王国政：从1926年3月起，全国各地的学员们就来农讲所报到了，然后一直到9月份毕业，但毛泽东是在11月份做完了总结报告才离开广州，之后去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后来又去了武汉办了一期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羊城晚报：除了在农讲所，毛泽东在广州期间还住在哪里？
王国政：毛泽东在广州期间住在东山百子横路上一座三层小楼里，当时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来了广州，他们一起住在二楼。杨开慧除了料理家务，还帮毛泽东整理资料、做记录等。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作为毛泽东广州故居的这栋楼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原地还有一块“毛泽东旧居遗址”的牌子。而在农讲所的所长办公室里毛泽东也有一张床，中午在这里休息。
除在农讲所主持工作、教课外，毛泽东在广州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他曾到黄埔军校讲课、演讲、招生等。当时广东是革命的大本营，很多进步青年投奔而来，来后首选是报考黄埔军校，未被录取就来农讲所学习。
羊城晚报：农讲所的历史使命结束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王国政：农讲所课程结束后，1926年冬，教员赵自选在原址番禺学宫组织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农民训练所。后来日本占领广州之后，被日本军队当作养马场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八桂儒林中学的校址。一直到1953年，这里才被辟为农讲所旧址纪念馆，进行修缮复原，当时周恩来亲自为旧址题名，叶剑英是筹办小组的主任。1961年农讲所又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筹建农讲所纪念馆开始，我们就到各地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和文物，但现在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第6届学员确切的名单很难查到，因为前5届学员名单都是公开的，录取之后都会在报纸上公布，但到了第6届，为便于回原籍开展活动，所有学员的名单都是保密的。
羊城晚报：虽然没有对外，主办者内部还是有名单的吧。
王国政：第六届总共有300多人，但目前我们能查到的只有200多，现在还在继续调查。我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一定有完整的名单，现在应该留在台湾那边。
还有个小插曲，据说台湾展出的这一时期的资料中，有几张欠条，是国民党欠毛泽东的薪俸，毛泽东在农讲所活动结束后就匆匆离开广东，有几个月的薪水一直没领取。
根据台湾档案馆最近披露的资料，当时毛泽东在农讲所给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写过好几封信，在信里面，他为每个学员起了代号，以此与组织保持联系，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当时学员们是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原籍，从南到北，范围很广，增加了调查的难度。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学员离开农讲所后各奔东西，加入到了当地的地下革命斗争中，无法相互联系，而且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有很多学员很早就牺牲了，没有留下线索和资料。像在第6届农讲所中，广东籍的学员有两个，但现在我们只确定了一个，叫陈凤鸣，梅州人，是当地的农运骨干，1927年前后就牺牲了。另一个学员的情况至今没查到。
羊城晚报：目前馆内保存文物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哪个？
王国政：当时农讲所给每个学员都颁发了一枚“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证章”，但到目前为止，全国只保留下来了两枚。我们这里有一枚，广西博物馆也有一枚，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农讲所这枚证章的主人是第6届学员解学海，河北人，据说他在牺牲前将证章包好，塞到了墙缝里。后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的后人在翻新房子时发现了。当时我们正好在河北调查，知道这个消息后就直接到他家里把证章带回了广州。
文献来源：2013-10-24 羊城晚报-A24
作者：毛亚美 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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