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最红的《白蛇传》故事,不是京昆,不是越剧,而是粤剧中的《仕林祭塔》。伶人竞相习唱《仕林祭塔》,哪家剧院上演此戏,门前必有行人驻足,徘徊不忍去。隔墙听曲,也能消磨些许惆怅。
《仕林祭塔》唱段抑扬顿挫,穿云裂帛,韵味浓郁,不是谁都能唱好的。风靡上海滩的这一曲,是粤剧全女班“群芳艳影”正印花旦李雪芳唱红的。
朱孝臧、况周颐、潘飞声、简琴斋等沪上和岭南名士因捧李雪芳被称为“雪党”,他们亦乐在其中。当时的上海滩,是粤剧演出的繁华之地。粤剧既解粤人乡愁,亦令沪人如痴如醉。倏忽百年,恍如隔世。
“北梅南雪”
上海文化名人对李雪芳惊为天人
李雪芳1920年在上海演出时,康有为天天到广舞台当粉丝。梁启超也不吝赞美,在报纸上写戏评,把梅兰芳与李雪芳称为“北梅南雪”。
广东老乡捧场也就算了,上海本地的文化名人,也对号称“雪艳亲王”的李雪芳惊为天人。
李雪芳初到上海时,带着她的另一老粉丝陈洵写的十首词,交与上海报纸作宣传。陈洵诗词脱俗,“神骨俱静”(朱孝臧语)。他描写李雪芳的表演是“蘸语夜潮,回烛风廊,凌波步”,气息轻灵妙曼,可以想见,李雪芳的歌声如夜色中的潮水,又如风廊上的烛光。
上海文人被陈洵的诗词所吸引,纷纷来看李雪芳的戏。陈三立、朱孝臧等名家看了李雪芳的《仕林祭塔》、《黛玉葬花》,为其倾倒。朱孝臧兴冲冲地找当地曲家帮李雪芳度曲。陈三立更是按捺不住欢喜之心,作《雪娘曲》四首赠佳人。“雅步汉宫仪,雅奏广陵散。逢场留白头,谁怜幽情满。”
时居沪上的晚清四大家之况周颐,看了李雪芳的《陈姑追舟》,称赞其“一声一容,自然妙造,故能芬芳悱恻,回肠荡气,迺至沆瀣乎性灵,非饰貌矜情者可同日而语矣。”他为李雪芳所写的《八声甘州》,更是深情凝重,既写曲艺声色,又写流离浮世。“袅珠歌不断是伤心,苕苕入行云。费低徊欲绝,消除无那,省识花真。檀板一声催彻,离合迹都陈。翠雾重烟外,蛾月长颦。对影琼芳雪艳,悄东风红豆,触拨愁根。忍人天恋尽,满目更浓春。赚春衫、无端双泪,暗自惊、犹有未销魂。天涯路、览江山秀,容易逢君。”况周颐以行书手题此词收入《餐樱词》内,现藏上海图书馆。
1920年以前,
粤剧是粤人在他乡的干粮
李雪芳在上海演出时,上海粤剧已进入第二阶段,表演水平开始全面提高。在此之前,从清代同治年间开始出现在上海的粤剧表演,只是聊慰上海粤人的思乡之情,饥不择食,演出较为粗疏。
自1843年上海开埠开始,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广东厨师和粤剧演员也随之而来。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介绍,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已有30多万。
光绪九年(1883)《淞南梦影录》反映了上海“外邦戏”兴起的情景,广东班也在其中。“同治初年,徽人开满庭芳于南靖远街。都人士簪裾毕集,几如群蚁赴膻。而吴下旧伶,渐若晨星落落矣。嗣后京戏甚行,燕台雏风,誉满春江,而徽班遂无人问鼎……此外又有山西班、绍兴班、广东班,时开时歇,论者等诸自郐以下。”
《粤剧春秋》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个广东戏班——‘童伶上元班’来到上海,被安置在南京路的‘富春茶园’演出,戏票一元一张……1874年,在南京路的‘久乐园’,有‘普丰年’男班献艺;在五马路的‘满庭芳剧场’,则连续有童伶‘极丰年’班、‘泳霓裳’班登台,而六马路又有‘永如意’挂牌……”大马路即如今的南京路,五马路即广东路,六马路即北海路,至今仍是繁华之地,也是广东人聚居及做生意的地方。
看戏除了娱乐消遣,还有社交应酬的功能。清代《绛芸馆日记》写道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戊戌,晴……今日为广帮公请前任广东巡抚蒋中丞,招丹桂全班在点春堂演剧,颇热闹。”
然而此时的粤剧表演热闹归热闹,技艺还不甚精湛。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初一的申报刊登了《夜观粤剧记事》一文,提到:“予去粤几及十年,珠海梨园久不寓目。昨荣高升部来沪,在大马路攀桂轩故址开园登场演剧。粤都人士兴高采烈招予往观。予亦喜异地闻歌,羊石风流,宛然复睹也。及门,觉金鼓震天,旌旗拂地。出头,粤人谓之封相,盖即合纵连横之苏季子游说六国衣锦还乡也。其堂皇冠冕,光怪陆离,炫人心目。至锦伞宫灯之旦脚,淡妆浓抹,皓齿明眸,色非不佳,而视金丹两桂固想去甚远。”
这时候的粤剧,只是离乡背井的广东人的一点干粮,聊胜于无,上海人是不大看的。
1920-1937年的上海,
除了京剧观众最多便是粤剧
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有所改观,粤剧表演场地增加,表演水平提高,引起了上海上层社会的关注。
此前,上海的粤剧表演多依附于茶馆食肆,没有专门的戏台。陈薄熙《上海轶事大观园》有“上海之广东戏园”一条,介绍了海宁路鸣盛梨园、虬江路中华戏园等场所。1907年广东人梁炳垣把东鸭绿江路一座货仓改成同庆大戏院,粤剧有了较为固定的表演场所。辛亥革命前,粤商在海宁路、江西北路转角处搭起一些竹木结构戏台。1919年,四川路建起有400个座位的广舞台,特聘李雪芳来沪演出,三日连场,座无虚席。1928年,粤商再建700个座位的“广东大戏院”。此外,上海的月宫大戏院、上海大戏院、香港大戏院也经常上演粤剧。粤剧布景精美,故事新颖,受到上海观众欢迎。1925年2月17日《申报》提到:“如前李雪芳演剧时,沪人观客居十之六。”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记载:“民国九年(1920)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是粤剧在上海活动的兴盛时期……当时上海除京剧外,观众最多的便是粤剧。”《霸王别姬》、《夜偷诗稿》、《陈姑追舟》、《刘备白帝城托孤》、《情波孽海》、《金叶菊》等剧目都被上海观众所喜爱。他们对于粤剧开台戏《六国大封相》的功架,也十分熟悉。一些粤剧名剧在上海被拍成电影,1936年4月1日,李雪芳与冯侠魂主演的《黛玉葬花》在海宁路融光大戏院首映。李雪芳的戏装照,被制作成年画,挂进千家万户。
1925年3月5日《申报》描绘了几名粤剧名伶的的技艺,花旦“银老鼠”是“秾纤得中,体态轻盈,一翦双瞳,尤令观者魄夺。唱功清脆,历历如出谷黄莺,表情媚绝。”花旦郑君是“身材苗条,妙曼绝伦,有活卫玠之目。”丑角姜云侠则“天分极高,俯拾即是,所演各剧,均异流俗。”
粤剧在上海流行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战火令万象萧条。战后偶有剧团回沪演出,亦难以为继,盛景不再。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不管是在上海还是本土,粤剧都一度沉寂。直到1966年,新编红色粤剧《山乡风云》在更名为“上海人民大舞台”的上海大舞台演出,红线女、罗品超、文觉非等粤剧名伶展现了新时期戏曲工作者的风采。粤剧《山乡风云》被当时的戏剧界与京剧《红灯记》并论。《山乡风云》的风光也许是粤剧在上海的新机遇,哪怕只是昙花一现。而传统粤剧在上海——或许不止是上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仕林祭塔》唱段抑扬顿挫,穿云裂帛,韵味浓郁,不是谁都能唱好的。风靡上海滩的这一曲,是粤剧全女班“群芳艳影”正印花旦李雪芳唱红的。
朱孝臧、况周颐、潘飞声、简琴斋等沪上和岭南名士因捧李雪芳被称为“雪党”,他们亦乐在其中。当时的上海滩,是粤剧演出的繁华之地。粤剧既解粤人乡愁,亦令沪人如痴如醉。倏忽百年,恍如隔世。
“北梅南雪”
上海文化名人对李雪芳惊为天人
李雪芳1920年在上海演出时,康有为天天到广舞台当粉丝。梁启超也不吝赞美,在报纸上写戏评,把梅兰芳与李雪芳称为“北梅南雪”。
广东老乡捧场也就算了,上海本地的文化名人,也对号称“雪艳亲王”的李雪芳惊为天人。
李雪芳初到上海时,带着她的另一老粉丝陈洵写的十首词,交与上海报纸作宣传。陈洵诗词脱俗,“神骨俱静”(朱孝臧语)。他描写李雪芳的表演是“蘸语夜潮,回烛风廊,凌波步”,气息轻灵妙曼,可以想见,李雪芳的歌声如夜色中的潮水,又如风廊上的烛光。
上海文人被陈洵的诗词所吸引,纷纷来看李雪芳的戏。陈三立、朱孝臧等名家看了李雪芳的《仕林祭塔》、《黛玉葬花》,为其倾倒。朱孝臧兴冲冲地找当地曲家帮李雪芳度曲。陈三立更是按捺不住欢喜之心,作《雪娘曲》四首赠佳人。“雅步汉宫仪,雅奏广陵散。逢场留白头,谁怜幽情满。”
时居沪上的晚清四大家之况周颐,看了李雪芳的《陈姑追舟》,称赞其“一声一容,自然妙造,故能芬芳悱恻,回肠荡气,迺至沆瀣乎性灵,非饰貌矜情者可同日而语矣。”他为李雪芳所写的《八声甘州》,更是深情凝重,既写曲艺声色,又写流离浮世。“袅珠歌不断是伤心,苕苕入行云。费低徊欲绝,消除无那,省识花真。檀板一声催彻,离合迹都陈。翠雾重烟外,蛾月长颦。对影琼芳雪艳,悄东风红豆,触拨愁根。忍人天恋尽,满目更浓春。赚春衫、无端双泪,暗自惊、犹有未销魂。天涯路、览江山秀,容易逢君。”况周颐以行书手题此词收入《餐樱词》内,现藏上海图书馆。
1920年以前,
粤剧是粤人在他乡的干粮
李雪芳在上海演出时,上海粤剧已进入第二阶段,表演水平开始全面提高。在此之前,从清代同治年间开始出现在上海的粤剧表演,只是聊慰上海粤人的思乡之情,饥不择食,演出较为粗疏。
自1843年上海开埠开始,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广东厨师和粤剧演员也随之而来。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介绍,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已有30多万。
光绪九年(1883)《淞南梦影录》反映了上海“外邦戏”兴起的情景,广东班也在其中。“同治初年,徽人开满庭芳于南靖远街。都人士簪裾毕集,几如群蚁赴膻。而吴下旧伶,渐若晨星落落矣。嗣后京戏甚行,燕台雏风,誉满春江,而徽班遂无人问鼎……此外又有山西班、绍兴班、广东班,时开时歇,论者等诸自郐以下。”
《粤剧春秋》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个广东戏班——‘童伶上元班’来到上海,被安置在南京路的‘富春茶园’演出,戏票一元一张……1874年,在南京路的‘久乐园’,有‘普丰年’男班献艺;在五马路的‘满庭芳剧场’,则连续有童伶‘极丰年’班、‘泳霓裳’班登台,而六马路又有‘永如意’挂牌……”大马路即如今的南京路,五马路即广东路,六马路即北海路,至今仍是繁华之地,也是广东人聚居及做生意的地方。
看戏除了娱乐消遣,还有社交应酬的功能。清代《绛芸馆日记》写道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戊戌,晴……今日为广帮公请前任广东巡抚蒋中丞,招丹桂全班在点春堂演剧,颇热闹。”
然而此时的粤剧表演热闹归热闹,技艺还不甚精湛。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初一的申报刊登了《夜观粤剧记事》一文,提到:“予去粤几及十年,珠海梨园久不寓目。昨荣高升部来沪,在大马路攀桂轩故址开园登场演剧。粤都人士兴高采烈招予往观。予亦喜异地闻歌,羊石风流,宛然复睹也。及门,觉金鼓震天,旌旗拂地。出头,粤人谓之封相,盖即合纵连横之苏季子游说六国衣锦还乡也。其堂皇冠冕,光怪陆离,炫人心目。至锦伞宫灯之旦脚,淡妆浓抹,皓齿明眸,色非不佳,而视金丹两桂固想去甚远。”
这时候的粤剧,只是离乡背井的广东人的一点干粮,聊胜于无,上海人是不大看的。
1920-1937年的上海,
除了京剧观众最多便是粤剧
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有所改观,粤剧表演场地增加,表演水平提高,引起了上海上层社会的关注。
此前,上海的粤剧表演多依附于茶馆食肆,没有专门的戏台。陈薄熙《上海轶事大观园》有“上海之广东戏园”一条,介绍了海宁路鸣盛梨园、虬江路中华戏园等场所。1907年广东人梁炳垣把东鸭绿江路一座货仓改成同庆大戏院,粤剧有了较为固定的表演场所。辛亥革命前,粤商在海宁路、江西北路转角处搭起一些竹木结构戏台。1919年,四川路建起有400个座位的广舞台,特聘李雪芳来沪演出,三日连场,座无虚席。1928年,粤商再建700个座位的“广东大戏院”。此外,上海的月宫大戏院、上海大戏院、香港大戏院也经常上演粤剧。粤剧布景精美,故事新颖,受到上海观众欢迎。1925年2月17日《申报》提到:“如前李雪芳演剧时,沪人观客居十之六。”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记载:“民国九年(1920)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是粤剧在上海活动的兴盛时期……当时上海除京剧外,观众最多的便是粤剧。”《霸王别姬》、《夜偷诗稿》、《陈姑追舟》、《刘备白帝城托孤》、《情波孽海》、《金叶菊》等剧目都被上海观众所喜爱。他们对于粤剧开台戏《六国大封相》的功架,也十分熟悉。一些粤剧名剧在上海被拍成电影,1936年4月1日,李雪芳与冯侠魂主演的《黛玉葬花》在海宁路融光大戏院首映。李雪芳的戏装照,被制作成年画,挂进千家万户。
1925年3月5日《申报》描绘了几名粤剧名伶的的技艺,花旦“银老鼠”是“秾纤得中,体态轻盈,一翦双瞳,尤令观者魄夺。唱功清脆,历历如出谷黄莺,表情媚绝。”花旦郑君是“身材苗条,妙曼绝伦,有活卫玠之目。”丑角姜云侠则“天分极高,俯拾即是,所演各剧,均异流俗。”
粤剧在上海流行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战火令万象萧条。战后偶有剧团回沪演出,亦难以为继,盛景不再。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不管是在上海还是本土,粤剧都一度沉寂。直到1966年,新编红色粤剧《山乡风云》在更名为“上海人民大舞台”的上海大舞台演出,红线女、罗品超、文觉非等粤剧名伶展现了新时期戏曲工作者的风采。粤剧《山乡风云》被当时的戏剧界与京剧《红灯记》并论。《山乡风云》的风光也许是粤剧在上海的新机遇,哪怕只是昙花一现。而传统粤剧在上海——或许不止是上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文献资料来源：2014年5月5日 新快报-B10
作者：钟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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